邻居同居ldk 大结局:提督蒋玉龙1

（1854年3月—1872年11月）

　　图片说明：猪拱箐位于毕节市西北部青场境内，主峰海拔二千二百余米，三面绝壁，唯有一路通往大山北门，地形雄奇险峻、巍然磅礴，易守难攻，是清朝末年苗族云、贵、川三省农民起义军总部遗址。1982年4月被贵州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朝咸丰十年八月，苗民陶三春、陶新春兄弟率众于赫章县韭菜坪起义，九月挥师转移到毕节市猪拱箐建立义军根据地。咸丰十一年二月，太平军石达开部开往毕节，与苗族义军会合，推动了猪拱箐苗族农民起义。之后十多万义军在清军的倾力剿灭之中，坚持抵抗时间长达七年之久，创下了我国农民起义史上的奇迹。 
   当时，猪拱箐的半山以上为内营，居住苗族精兵与亲属；山以下为大营，混居白彝、土僚、龙仲、蔡家等各族义军。中间以大路为隔，苗为首，各族人的大小村寨星罗棋布，景象繁荣，俨然一个山城都市，故而时称“苗王城”。同治五年三月，云贵总督劳崇光上奏朝廷：“贵州毕节猪拱箐地方，苗、号各匪据为老巢，上年窜陷云南镇雄州，并分扰彝良、昭通一带，蔓延甚广，若不亟筹剿办，势将不习复制”。朝廷4月下令，调集云、贵、川、桂、湘五省兵力“会剿”猪拱箐。然而持续剿苗一年余，清军仍不能取胜。最后，损失惨重的清军改变了强攻战术，利用“剿抚兼施”、“派遣间谍”等手段，成功收买义军内部将领王长毛，于深夜寻机砍掉陶三春帅旗，鸣枪为号，里应外合，突然发起猛烈进攻，义军尸横遍野、惨遭失败。最终使号称“陶帅苗王城”的猪拱箐根椐地于同治六年六月十九日全部陷落。

    一、起义的爆发

    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有汉、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壮、瑶等十多个民族。由于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在清王朝封建统治下的贵州各族人民，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

    雍正、乾隆时实行“改土归流”后，贵州名义上废除了土司统治，实际上形成了“土流并存”的局面，各族人民遭受流官和土司、汉族地主和本民族地主的双重压迫。“土司、通事挟其诈力，剝剥无已。一切食米、烟火、丧葬、嫁娶、夫马供应之费，无不取之于苗民。……借事勒索，不倾其家不止，而苗民之生机绝矣。”少数民族地区大量肥田沃土被屯军侵占，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也以种种残酷手段榨取财物，掠夺土地。少数民族农民失去土地，被赶进深山老林。所耕之田，皆山头地角，收获很少，往往劳累一年，全家不得温饱，甚至“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能得一粟入口”，“而差徭采买，仍出于原户”，以致“当秋冬催比之际，有自掘祖坟银饰者”。

    在残酷的封建统治和剥削下，贵州各族人民已经难以活下去了。“犯法可以赊死，忍饥则将立毙”，为了生存，只有起而反抗。

    1854年3月，布依族人杨元保领导本族农民在独山的丰宁上司起义，揭开了贵州各族人民起义的序幕。起义军先后向都匀、荔波、独山等地进军，因遭清军和团练围攻，被迫退往广西。当年5月，杨元保被俘遇害，起义失败。

    同年9月，汉族斋教（白莲教支派）领袖杨凤（隆喜）和参加过杨元保起义的舒裁缝，领导群众在桐梓县九坝起义，一举攻占桐梓县城，创建“江汉”政权，改九坝为赛波府。杨凤被推为都督大元帅，舒裁缝为皇帝。他们发布文告，声讨清王朝的罪行，提出了“复明灭清，吊民伐罪”，“扫清四海，杀尽八旗，以除暴虐，以安民［良］善”的战斗口号。不久，起义军攻占仁怀，人数发展至二万以上，建立了以赛波府（九坝）为中心，包括桐梓、仁怀和遵义城郊的根据地。后又分兵进攻绥阳、正安、黔西，席卷黔北，威逼贵阳。云贵总督罗绕典率滇军入黔镇压，因作战失利，惊吓而死，起义军声势大振。1855年1月，兼署贵州提督的四川提督万福率川军入黔，向起义军根据地进攻。起义军作战失利，南走黔西，接着采取流动作战，转战于都匀、平越（治今福泉）等府州的广大地区；因遭川、滇、黔三省清军和地方团练围追堵截，力量损失很大。4月22日，起义军在石阡葛彰司战败，杨凤身负重伤，自刎而死。余部由舒裁缝率领，进入铜仁府、松桃厅，又由思南府回到遵义府境。6月2日，舒裁缝战败被俘，惨遭杀害，起义失败。

    杨元保和杨凤、舒裁缝领导的两次起义虽告失败，但他们在贵州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推动了各族人民的起义。因此，“歼除首要之捷甫奏，而上下游之变蜂起”。在黔东南，台拱（今台江）苗民在张秀眉、包大度等领导下首先发难。接着，潘新简领导水族农民起义于荔波县九阡，姜映芳领导侗族农民起义于天柱县执营乡，潘名杰领导苗民起义于麻哈州（今麻江）坝芒，罗光明领导汉族农民军活动于都匀、八寨（今丹寨）一带。在黔北，白莲教领导的汉族农民相继起义。同时，又先后爆发了黔西南回民起义和黔西北苗民起义。这些起义汇成一股洪流，冲击着清王朝在贵州的反动统治。

    二、起义的胜利发展

    咸丰初年，清王朝倾全力镇压太平军，在贵州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贵州绿营兵额设三万六千余名，因调赴湖北等地与太平军作战，所存无几，而且战斗力极弱。杨元保等起义之后，与贵州相邻的云南、四川、湖南等省先后派兵入黔，但为数不多，且多在边境一带活动。这种情况，为起义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苗军控制黔东南地区

    1855年4月30日（咸丰五年三月十五日），张秀眉和包大度、李鸿基等人在台拱首举义旗，黄平、清平等地苗民起而响应，起义很快扩展到整个黔东南苗民聚居地区。起义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张秀眉主动与各地起义军联合，积极向清军进攻，很快就占领了台拱、黄平、清平、丹江（今雷山北）等地清军的大部分汛堡。7月16日，张秀眉指挥苗民起义军智取岩门司，毙署古州厅（治今榕江）同知彭汝玮、署龙里县知县陈毓书等多人。接着，起义军又相继攻占了施洞（镇远南）、重安驿（今重安江）等地。“岩门失而黄平危，施洞失而镇远危，重安失而驿道塞”。这些军事要点的占领，对清军造成很大的威胁，使其占踞的城市更加陷于孤立。清军因补给线被切断，粮饷短缺，以致“草根树皮剥食殆尽，孑余之众，骨立菜色，守既无力，逃亦无路”。于是，各地苗军乘机进攻困守城市的清军，10月23日克丹江厅城，12月6日克下江厅城（今从江西）。1856年，苗军更加壮大，先后攻克了永从（今黎平南）、凯里、施秉、清江（今剑河）、台拱、黄平、清平等厅州县城和军事要地，歼灭了大量清军和地主团练武装，并经受了战斗考验和锻炼，提高了军事素质。

    咸丰帝对贵州的局势大为恼火，以“剿办不力”，“调度无方”等罪名将云贵总督恒春、贵州巡抚蒋霨远“革职留任”，命贵州提督孝顺“督办全省军务”。

    1857年初，苗军又主动出击，以扩大胜利。在黔南方面，杨大六、金干干、柳天成等领导的苗军与罗光明、潘新简领导的汉族、布依族、水族起义军活动于都匀、麻哈、独山一带，不断向清军进攻，迫使贵州提督孝顺困守都匀城一隅，一筹莫展。3月，起义军数万人合攻丁家山营，孝顺亲自督战，兵败自杀。其后，新任贵州提督佟攀梅以数千之众，株守麻哈州城。1858年2月，清廷以“拥兵株守”的罪名，将佟革职，“仍留军营差遣委用”。3月7日，苗军金干干和柳天成部攻入麻哈城，歼敌二千余人。已革提督佟攀梅、署知州何铤等文武官员悉被击毙。起义军乘胜南下，于3月14日攻占黔南最大的城市都匀，毙署知府高廷英等数百人。总兵巴扬阿连夜向贵定逃窜，起义军跟踪追击，直至贵定瓮城桥，于是龙里告急，省城贵阳震动。

    在东线，早在1856年底，苗军即挺进到湘黔边境的锦屏一带。1857年春，苗军进图镇远府，在镇远附近与援黔川军参将蒋玉龙部对峙。1858年2月，蒋玉龙补授贵州提督，离镇远赴思南镇压号军。苗军乘机进攻镇远府卫二城。镇远府城东、西、北三面依山，南临镇阳江（今阳河），卫城与府城仅一水之隔。1858年9月，苗军包大度部北攻卫城。署知府吴登甲率川军和练丁抗拒。10月5日，苗军趁川军因饷乏擅自向思南溃逃之机，一举攻占镇远卫城，并连夜渡江直扑府城。清军兵练惊恐四散，署知府吴登甲、署知县杨淮等均被击毙。苗军随即占领了湘、黔大道上的军事要地镇远城，控制了镇阳江、清水江等水路交通线，使黔东南苗军和其它民族起义军同黔东北号军的占领区联成一片，各部起义军得以互相支援，配合作战。

    经过三年多的起义战争，至1858年底，苗军基本上控制了东起湘黔边、西至贵阳城下的黔东南大片地区。

    （二）号军建立根据地和围困贵阳

    号军是白莲教支派灯花教组织的起义武装，因用不同颜色的头巾裹头（号褂和旗帜颜色亦各不相同），有红号、白号、黄号等名称。

    贵州东部白莲教组织比较普遍。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王朝令各地举办团练，白莲教徒即利用办团练的合法地位，公开发展武装，准备起义。1855年11月，铜仁府举人徐廷杰、梅济鼎聚众起义，突入铜仁府城，刘世美和田宗达、吴灿奎等也分别起义于江口和印江，是为红号。不久，起义失败，田瑞龙、包茅仙等继起，坚持斗争。1858年1月，年近八旬的白莲教教主刘义顺和油匠何冠一等在思南府城北面的鹦鹉溪率众起义，称为白号。3月，杨和风、贺济泮、胡胜海在安化（今思南）、婺川（今务川）一带分别起义，称为黄号。

    号军攻破了不少城市，但均弃而不守，只占据一些险要的堡寨，往来游击。新任贵州提督蒋玉龙虽奉命率川军由镇远前往思南等地镇压，但见号军势盛，驻军于偏刀水（今凤冈南琊川）大营，坚壁自守。1859年11月，白号军攻占偏刀水川军大营，增修营垒，据为根据地。蒋玉龙退至遵义城东要隘三渡关。11月17日，白号军攻克湄潭县城，接着乘胜进捣三渡关，大败清军，兵锋直逼遵义近郊。

    1861年4月，城头盖（今思南西）号军经由文家店渡过乌江，占据荆竹园（今思南西南）等地。荆竹园周围数十里环山拱卫，峭壁悬崖，形势险要，黄号便以此为根据地。不久清军由思南来攻，号军以攻为守，主动出击，逼攻石阡和思南府城，使敌人顾此失彼。号军荆竹园根据地在斗争中逐渐巩固起来。此外，余庆轿顶山，瓮安玉华山、平越尚大坪，也是黄号军的重要根据地。

    刘义顺虽为白莲教老教主和各部号军的共同首领，但实际上并不能统一指挥互不统属的各部号军。这种状况，成为号军继续发展的障碍。因此，刘义顺等推举冒充明代皇帝朱氏后裔（冒名朱明月，一作朱民悦）的遵义人张保山为秦王（又称朱王），并继续采用杨隆喜的“江汉”年号。不久，又立朱明月为嗣统真主，铸印铸钱，并提出了“灭此胡党，宏我汉京”的政治口号。刘义顺自封为大丞相，以下有王、公、侯、乡正、元帅、将军、千里等职，分别拥有武装。此后，号军各自为政的局面虽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各部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有的还与苗军等友军联合行动。

    1863年，罗光明部起义军占都匀，苗军潘名杰部据贵定，号军何得胜部占开州（今开阳），彼此联合作战，对贵阳实行长期围困。清军将领哀叹：“我军若右出都匀，则罗光明据其前，（潘）名杰袭其后，左出平越，则（何）得胜据其前，（罗）光明、（蓝）三寿袭其后，都难得志。若中出贵定图麻哈，则（潘）名杰据其前，罗、何左右夹击，更难得手。数年来贼踪不常，我军无可如何”。12月，潘、何联军在贵阳以北黑石头大败赵德昌部清军，进逼贵阳。“附郭一带，烽火相望，阖城皆惊”。但贵阳城池坚固，又有重兵防守，起义军一时难以攻下，潘名杰、何得胜部遂时分时合，活动于城周各地。其后虽数次攻城，终未能下。

    在此期间，号军活动地区逐渐扩大，除黄号何得胜部在贵阳附近活动外，白号势力发展到遵义、大定（治今大方）二府的广大地区。1864年和1865年，先后攻下桐梓、仁怀、黔西、大定、正安等城，整个黔北地区都成为号军的势力范围。

    （三）黔西南回民军和黔西北苗民军的节节胜利

    1858年12月，黔西南普安厅（治今盘县）回民在张凌翔、马河图等领导下起义，后队伍迅速壮大，并粉碎了兴义府（治今安龙）署知府胡霖澍的多次进攻。兴义府的回、汉、布依、苗等族群众纷纷起义响应。

    1859年秋，张凌翔联络张福田（回族）、涂令恒（汉族）、陆王松（布依族）、杨树森（苗族）等部起义军围攻新城（今兴仁），并设伏全歼前往救援的团练。困守新城的清军闻援兵溃败，加之粮饷匮乏，水道又被起义军截断，军心离散。11月28日夜，清军兵练开城取水，埋伏在城下的起义军乘机攻入城中，占据新城。

    新城三面环山，形势险要，为黔西南的军事要地。张凌翔、马河图等便以此为根据地，建立了大元帅府。张凌翔为大元帅，马河图为副元帅，总理全局。另设都督、将军、都统、参军、中郎将、营长、先锋、队长等职。张凌翔、马河图一面派人与太平军和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联系，一面在新城扩建城垣，修碉挖壕，准备长期坚守。

    1860年，太平军曾广依部由广西进入黔西南，牵制了大量清军兵力，使回民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861年，回民军由新城向周围清军发动进攻。4月，攻占贞丰州城。7月1日，攻入普安县城，因城中无粮，旋即退出。1862年1月，在苗族群众的配合下，回民军攻占册亨城。4月，张凌翔率军攻克兴义府城。9月，回民军再次攻克普安县城，10月1日攻占普安厅城，11月15日攻占安南（今晴隆），11月20日攻占兴义县城。至此，黔西南兴义府和普安厅所属广大地区均为回民军占领。

    当各族起义军在黔东南、黔北和黔西南各地蓬勃发展的时候，在黔西北也爆发了农民起义。1860年5月，苗族农民陶新春利用一万四千余苗、彝、布依族群众在韭菜坪（今赫章县境）举行降仙大会的机会，发动起义。起义军一举摧毁三个土司衙门，攻占黔西北要隘七星关，控制了黔、滇、川三省的交通咽喉。1861年2月，清军参将李有恒指挥湘军、滇军和团勇各一部向七星关进犯。陶新春率苗军坚守月余后，主动撤向毕节县西北的猪拱箐。猪拱箐地处滇黔边界，地势险峻，自然条件非常优越。苗军在此修建房屋，开垦耕地，在险要关隘修筑营垒，派兵据守。不久，李有恒从七星关进至猪拱箐东南峰顶山下，多次进攻未逞。同年夏，太平军曾广依部经由大定府北上，李有恒闻讯，慌忙回守毕节。陶新春率领起义军积极配合太平军围攻毕节县城，为太平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李有恒龟缩城内不敢出战。由于长期未能攻克毕节，加之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已率领大军到达四川东南，曾广依决定率部入川与之会合。6月19日，太平军从毕节撤围，拟取道黔西、仁怀、桐梓等地前往四川，陶新春便率苗军和太平军伤员退回猪拱箐。

    1863年，石达开部将李福猷率太平军经过黔西北，陶新春将其迎至猪拱箐休整。在太平军的帮助下，苗军整顿了队伍，逐步建立起各种制度，加强了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在斗争中，苗军的领导核心逐步形成，陶新春自任统兵元帅，周国瑞（汉族，太平军成员）、基哉先生（彝族）为军师，陶三春、杨应再、熊万顺、杨八、张项七、张项八（均为苗挨）、罗幺大（布依族）等人为将军，顾朝礼为经略，此外还设有掌柜、宰辅、巨帅、礼师等职。这样，黔西北苗军逐渐壮大，猪拱箐根据地日益巩固起来。

    陶新春部苗军以猪拱箐为根据地，活动于贵州大定、黔西、威宁、毕节以及云南镇雄、彝良、大关、昭通和四川边界地区，与各族起义军互相配合，不断打击清军。1864年，黔北号军向贵州西部发展，先占仁怀县城，11月13日又占黔西州城。贵西道沈西序令署大定知府刘正朝率军从大定赶往黔西救援。岩大五领导的苗、彝、布依族联军与黔北号军乘大定空虚，于12月14日袭占大定府城。陶新春率部由猪拱箐来到大定府城，与岩大五及号军领导人共同商定，分区作战，互相配合。由于陶新春部苗军与黔北号军、岩大五部苗军等密切配合，主动向敌人进攻，清军往往不战而溃。

    至此，各族人民起义的烽火燃遍了贵州全省，使当地的统治阶级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清政府也为之忧心如焚。

    三、起义军转入防御作战

    （一）清军的谋黔方略与湘军三路“进剿”的破产

    1864年7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和贵州各族人民起义仍在蓬勃发展。1865年3月，清廷以“江浙肃清，东南底定”，令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就滇、黔两省“妥为区划”，“不以地属边陲，稍存漠视”。4月，曾国藩奏称：“滇省于天下为最远，黔省于天下为最贫。……谋滇当以蜀为根本，即以筹饷责之四川总督；谋黔当以湘为根本，即以筹饷责之湖南巡抚。蜀之南多与滇邻，湘之西多与黔邻，进剿即所以自防，势有不得已者，义亦不得而辞。惟既令其专谋一方，则不能兼顾他省。”曾国藩提出的川、湘两省各谋一方，“谋黔当以湘为根本”的方略，得到清廷的认可，但由于这时太平军余部还在福建等地活动，湖南当局尚需预防太平军由福建经江西入湘，暂时还无力大举援黔。

    1866年初，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均遭失败，清王朝便调集湘、黔、川、滇、桂等省大量清军，向贵州各族起义军大举进攻。早在1865年，四川总督骆秉章即派刘岳昭率湘军六千五百人援黔，先后攻占了正安州城和绥阳县城。1866年初，清王朝一面令已升任云南巡抚的刘岳昭率湘军向黔西、大定、毕节一带进攻，一面令湖南巡抚李瀚章筹划进黔事宜。李瀚章系曾国藩的老部下，李鸿章的胞兄，与湘军的渊源甚深。湘军攻陷金陵后，大批被裁撤的湘军官兵回到原籍，李瀚章从中选练兵将二万余人，分三路向贵州“进剿”：新授贵州布政使兆琛负责黔东军事，于湖南辰州府（治今沅陵）、沅州府（治今芷江）招集旧部五千人，编为“龙武军”十营，进驻贵州镇远，督同贵州黔军与湘军分途“进剿”，是为中路；已革浙江按察使、原湘军统领李元度与总兵王永章、候选知县李光燎等率兵六千人，由湘西麻阳（今麻阳西南）进驻贵州铜仁，向号军进攻，是为北路；总兵周洪印原率二十营湘军计万余人防守湘黔边界，待李元度等进至铜仁后，即由天柱直趋清江、台拱，与中路湘军成犄角之势，合攻黔东南苗军，是为南路。

    面对清军的进攻，苗、号等起义军互相支援配合，利用当地山深林密的自然条件，节节阻击，迟滞和打击敌人。虽然起义军处于防御地位，但黔东南苗军采取“深入疾归”的战法，插入湘西敌后，袭扰湘军后方，牵制敌人，配合了号军等起义军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妄图一举消灭黔北号军和黔东南苗军的阴谋。

    1866年夏，李元度等率部自铜仁向号军根据地分进：李元度、王建章出印江大坝场、何家寨攻大小屯，李光燎自石阡西攻荆竹园。号军在思南南八十里的高家田进行防御。由于大小屯号军首领投敌，形势突然逆转，高家田号军被迫撤退，荆竹园便暴露在敌军面前。为了救援号军，包大度等率领一支苗军由镇远进至铜仁，于12月1日猛攻府城，迫使北路湘军回援。当敌军迫近时，苗军迅速撤离铜仁，转向湘西。1867年1月，苗军由湘西回到铜仁，在离府城二十里的马脚岩击溃湘军罗建章部，毙参将周洪福，迫使李元度等再次回援。由于苗军的支援和配合，号军顶住了敌人的攻势，守住了荆竹园根据地。

    在北路湘军向号军进攻的同时，兆琛率中路湘军由玉屏、青溪沿镇阳江西进，总兵周洪印率南路湘军由天柱西进，向黔东南苗军发起进攻。苗军依托险要地势节节抗击，并派兵袭击湘军后方粮路和驻地。湘军进展缓慢，迟至1866年11月，周洪印部才进至邛水（今三穗）以西的下德明、横坡地区，企图与兆琛部联络一气，共同向台拱地区进攻。12月，苗军以四五千人猛攻龙西坡湘军军营，并由高寨绕出敌后，径扑邛水城垣。另一部苗军六七千人深入湘军后方玉屏县，攻击洋坪湘军营地，然后进入湖南，逼近湘西晃州厅（今新晃东北）城，后又直薄沅州府城下，迫使天柱地区的湘军李金榜部回师湘西。1867年2月，清江、台拱地区苗军向东南方向出击，攻克了锦屏县城，威胁南路湘军的后方，周洪印急忙回军湘西。

    兆琛、李元度、周洪印等部湘军三路入黔作战，不仅未能消灭号军、苗军，反而招来了苗军经常东进湘西，袭扰湘军后方，使湖南籍和在湖南的官吏大为不满。1867年11月，清政府给予兆琛“先行开缺，交部议处”、周洪印“降为参将”、李元度“降为二品顶戴”的处分，宣告了湘军三路“进剿”计划的破产。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