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睿签名怎么写:拍案不惊奇：刑侦支队张建岳秉公执法却被省纪委双规！无奈逃亡公安部！

[导读]今盗墓人数超过两万，古代墓葬集中的村庄，30-50岁之间的男人，半数以上有过盗墓经历，以至法不责众。在全民盗墓的乱局中，逐渐形成了“支锅”的组织模式和“宋家通吃”的垄断。

凤凰周刊2011年第12期 总第397期

盗墓，是一种文明自毁现象。盗墓的猖獗，往往说明社会的动乱、文明的沉沦，从古埃及到旧中国莫能例外。

在社会安定、人文发达的今天，盗墓的猖獗却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盗墓成为全民意淫的时尚，这几乎是一种不可理解的现实。

正如在当今的洛阳或山西发生的，洛阳铲的阴影已经从墓地伸向整个文物保护、研究、市场体系，造成珍品流失、作伪横行、保护废弛、学术堕落，最终将掏空华夏文明的器物根基。当文物珍品只能在国外博物馆中寻找，当每一次重大考古发现都面临作伪的拷问，“文明古国”的匾额，似已无从悬挂，而文化复兴又何从谈起。

盗墓，是生与死的问题，对于逝者，对于历史，对于文明。这是我们不吝篇幅，去揭示盗墓现场及其后浓重阴影的原因。

据悉，目前在洛阳龙门石窟发生的文物盗窃案，引发了国家文物局重视，要求河南警方彻查。本月初，河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派员到洛阳督察。笼罩在洛阳盗墓现场上的帷幕，或将被揭开。

光天化日之下，近20名黑衣男子，人手一把长柄铁铲，着力向地下捣去，带出圆形的泥土。另有几人张望把风。

挖出的圆柱体泥块一排排整齐堆放着，像极了北方农村刨红薯的场景。挖到一定时候，有人拿起泥块仔细查看，以确定是否下有古墓。

两天功夫，一块400亩地的农田被捅成了马蜂窝。埋于地下的墓穴一个接一个地被探明，掘开，抛弃。

这不是文物部门组织的勘探，而是公开的盗掘。洛阳周边，同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多数情况下，盗墓选择夜深人静，但急功近利之下，招摇过市亦有之。

2011年初，一月之内，最少有三条人命因盗墓而亡。更有甚者，洛阳铲已伸向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的核心保护区，一伙盗墓贼使用原始机械盗运一扇庞大的唐代雕花石门、国家一级文物，险些得手。这桩文物大案近期竟以单纯的盗窃罪起诉，知情者称水深莫测。

盗墓，这个近年随畅销小说以及鉴宝节目流行的热词，牵动了泛滥的公众想象，背后则是号称10万之众的从业人群和黑色的暴利。

洛阳，13朝古都，众多王朝连同它们的财富器物掩埋于地底。绵亘几百里长的北邙山，密麻麻叠压历代贵族的坟墓，以至“无卧牛之地”。地上文明衰落后，盗掘成为继起的变态繁荣。一柄洛阳铲，开辟了另类的现代历史。

80年代以来，洛阳遭受三次盗墓潮，而今处于最新一波。盗墓人数超过两万，古代墓葬集中的村庄，30-50岁之间的男人，半数以上有过盗墓经历，以至法不责众。在全民盗墓的乱局中，逐渐形成了“支锅”的组织模式和“宋家通吃”的垄断。

盗墓贼的保护伞牢不可破，甚至压倒了打击他们的洛阳市公安局。公安部督办的大案不了了之，主张严打的洛阳市公安局长和专案组干警被迫脱去警服或失去自由，一度躲进公安部写申诉材料。近期的龙门石窟盗案背后，仍旧浮动宋氏兄弟的身影。

盗墓，没有《鬼吹灯》里地下的诡异情节，但地上的殊死争斗和利益黑幕，却是一部不该上演的当代传奇。

阳光下的盗墓贼

2011年2月17日，元宵节下午，小李村。

这个距洛阳市区3公里，属廛河区廛河乡的村庄位于北邙山脚下。多数人相信，大名鼎鼎的洛阳铲是该村一个叫李鸭子的村民发明的，该村因此闻名。

记者乘坐的出租车穿过村口古牌坊时，一辆摩托车迎面驶来，载有两名男子，后座上的人扛着一副长长的工具，一头是3米长的木棍，一头是锛形铁器。

“洛阳铲”，记者脑海中闪出这个名字时，摩托车驶进右侧的一块空地，出现了本文开头的场景。

地头一个又一个被挖出的盗洞表明，这块地内至少有10座以上的古墓被挖开。

一个放羊人赶着一群绵羊悠闲地放牧。进村道路的左侧，同样的场景也在上演。三拨盗墓者在相邻的地方干活儿，一台工程车就在旁边掘土，相安无事。

这块面积约400亩的农田在2010年秋天被一家广东企业征用，即将建设为一个物流园区，村民趁开工前突击盗墓。

眼前和平的场景，是一层一捅即破的表象。3天前，37岁的村民巴利克与人伙同盗墓，因分赃不均产生口角，被小他14岁的同伴操双趾铁扒刺死。

河南的《大河报》报道说，2011年1月10日凌晨，郑（郑州）卢（卢氏县）高速公路宜阳段施工人员在没有经过文物部门普探的情况下，纠集8名村民盗挖一座古墓时突然塌方，致3死1伤。

1月20日前后，与小李村相隔10公里左右的孟津县送庄镇莫庄左寨沟村深夜闯入一伙9人的盗墓贼，盗洞打到七八米深时被村民发觉。

知情人称，村民多次拨打送庄派出所电话报警，不见动静，又向相邻的平乐派出所报警。警车赶到后，9个盗墓者落荒而逃，一人跌入深沟不治身亡。

吊诡的是，盗墓贼在春节前这天全部获释，处理只是8名生还者赔偿死者家属8万元丧葬费。

2010年秋天，送庄镇凤凰台村的村主任郭某领着几个村民挖开一座唐代古墓，将文物倒手后得赃款15万元，遭举报后被拘，也于春节前获释，处罚措施仅是没收赃款。

不久前，盗墓者的洛阳铲伸向了世界文化遗产地龙门石窟，险些盗走一扇唐代浮雕石门。

龙门石窟管理方报案后，洛阳市政府责成公安局破案，洛阳市公安局龙门分局成立专案组，不久之后，11名盗墓者分别从洛阳以及商丘被抓获，他们又交待出了自己的30余名同伙。

警方查明，这些盗墓者分属三个团伙，常年跨区盗掘古墓，除了常年在洛阳各地盗墓外，还经常到西安、郑州、焦作等地跨区作案。被交待出的盗墓案件数量有数十起之多。办案民警受到鼓舞，准备顺藤摸瓜。

被盗掘的石门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根据中国的法律，盗窃一级文物，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2月中旬，侦办该案的专案组被强行解散，被抓的10余名嫌疑人被当地按照普通盗窃进行起诉。

“案子不让查了，被交待出的人也抓不成了，已经取保的人不让再说，不再提文物的事情。你说这是个什么世道，抓了一伙盗墓贼，打招呼说情的都是警察！”一位专案组民警愤惋。

心有不甘的警方，依然在案卷中附上了被盗石门照片和文物部门的一级文物鉴定书。

半公开的盗墓行当

洛阳东郊的马坡小李村，村头的牌楼上方就是销售洛阳铲的广告牌。

60多岁的老葛在公路边开了家店，门头上写着“老葛探铲”和他的手机号码，两侧的铁门上，“探铲、扎杆、铲刃在此”的字样格外醒目。

店内有盗墓用的全套工具，每个上边都标明了价格，用于探测取样的小铲每把70元，掏洞的大铲每把110元。

对于陌生的外来者，老葛只肯介绍每个盗墓工具的用途和使用方法，不愿多谈销量及主顾情况。他只淡淡地说：“没法判断买家身份。”

另一家“孙记洛阳铲”，不但在孟津开了一个家门店，还在淘宝网上开了一家网店，古铲、普探铲、泥（套）探铲、破砖铲、掏沙铲、平铲、撬铲、灰桩铲、炮眼铲、刷铲、取土样铲、考古手铲、筒子铲一应俱全，科考探针、扎杆、带土样针、高强度考古绳子和地下金属探测器应有尽有。

尽管该店特别注明“严禁用于非法盗墓”。但不可否认，绝大多数洛阳铲被盗墓者所购。

在洛阳，一家作坊每个月销售出3万元的洛阳铲很平常，大的盗墓团伙一个月就会有数万元的订单。

公开销售的不仅是洛阳铲，在洛阳的一些古玩市场，盗墓时能用上的矿灯、各种型号的手电筒和修复文物所用的各种电动工具（电动刻字机、台式磨光机等）也有专门柜台出售。

洛阳有文博城、天子驾六、三砚居和民俗博物馆四大古玩市场，记者在上述市场调查时发现，古墓中出土的文物也是在半公开的状态下出售的。文博城一位商户指着记者手中的一件三彩马说：“你手里这个是现代仿品，旁边那个是刚从墓里挖出来的。”

业内人士称，在市场内地摊中摆放的都是现代人做出的工艺品，而有柜台和门面的基本上都有真东西，只是精品不是摆在柜台上或店里，懂行的人看到一些配件或是通过朋友介绍才会交易。

在三砚居古玩市场内，来自孟津县平乐镇的一位商户告诉记者，在洛阳搞古玩，手里没几个真家伙肯定混不下去。他每个星期都回老家一趟，从盗墓者手里边买东西。

鱼龙混杂的大陆古玩市场，洛阳能在全国文物藏家眼中保持稳固地位的根基正是真文物多，数量大。

这位商户的固定合作伙伴来自广州、郑州、西安等地，遇到价值高的文物，他也会带着主顾直接找盗墓者看货。

该商户家所在的平乐镇及相邻诸乡镇以古墓聚集闻名，在1980年代开始的一轮盗墓风潮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挖过墓”。 一位28岁的村民说，他上小学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盗洞，经常有贪玩的孩子不小心坠入其中，浑身泥土地出现在教室内。

当年的盗墓者中，有一部分开始在洛阳开店，上述商户家所在的村里有5个人开了古玩店，每人在洛阳都有三套以上的房产。

在记者走访的一些村庄中，一些装饰气派的小楼随处可见，而这些楼房的主人都是农民身份，无外出从商和打工经历。接受本刊采访的盗墓者称，“盗墓发家的在我们这儿不稀罕，大多数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管风险大，但运气好了，一个晚上就能盖楼取媳妇。”

与平乐镇相邻的送庄镇凤凰台村，村头一块刚浇过的麦田里，记者看到17个盗洞，平均每两三米远就有一个，这些回填过的盗洞过水后均出现了塌陷迹象，向导告诉记者，盗洞是他春节走亲戚时才发现的，都刚挖不久。

送庄镇的莫庄村，一位放羊老汉说，他经常能看见一群人手持洛阳铲，“这儿捣捣，那儿捣捣”。村民们说，现在一些十七八岁的年青一代，“经常钻进挖过的盗洞练手艺，有不少靠这个自学成才。”

一位从业者称，洛阳的当代盗墓行业，已经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产业化，甚至，盗墓的产业化是在一种半公开状态下进行的，从盗掘到贩卖的渠道基本畅通。

“这是一场浩劫！”前述的洛阳市文物官员一边大发感慨，一边又诉说无奈，“文物部门没有执法权，警察都管不了的事情，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宋氏兄弟崛起

1978年后，大陆经济复苏，一些人称“老广”（来自广东，故名）的文物贩子开始云集洛阳，寻找各自的代理人，收购隐于农家的古物。

不少人一夜暴富，但家藏的文物很快被收购一空，人们开始想到挖墓，传出了“要想富，挖古墓，一夜成为万元户”的顺口溜。

此前，从大陆解放开始，盗墓行当在洛阳已经中断30年。通过一些健在的盗墓“前辈”指点，年轻人很快掌握了从探墓到挖掘的一系列技术。

邙山下古墓密集，农民们最初在自家的房前屋后、责任田里挥舞洛阳铲，之后成群结队在田野里盗墓。

曾在1980年代当过刑警队长的一位老警察回忆，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令警方不知所措。“咚咚放两枪，农民一哄而散，你一走，他们又来了，跟打游击似的。”

1982年中国通过了《文物保护法》，其中只规定“盗掘墓葬的，以盗窃论处”。

1987年5月，洛阳市公安局在古墓众多的几个县区分局设立缉私队，专门打击盗墓及文物走私活动。

同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征针对盗掘古墓和走私文物出台司法解释，最高量刑是死刑。10年后，新刑法在“妨害文物管理罪”下中列出了“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法条。

各公安分局缉私队成立之初，盗墓之风得到了遏制，人民日报副刊整版报道了洛阳郊区公安分局缉私队队长郭勇的事迹。数年后，郭勇却由于盗卖文物被枪毙。

郭先是和四川来的文物贩子交朋友，将查扣的文物通过后者转卖，随后干脆带民警挖起了古墓。1990年8月，郭勇亲自带队，5名民警下铲挖洞，将盗出的10多件文物卖给文物贩子。

1990年，郭勇因人举报案发。几乎所有县区的缉私队都被发现和文物贩子、盗墓者存在关联，这些缉私队长或被判刑，或被劳教，或被开除公职。

郭案之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在洛阳叱咤风云的盗墓人物锒铛入狱，余者成散兵游勇，行业一度沉寂。

但到了1998年2月，其中1名盗墓者闯入偃师景山，炸开埋葬武则天太子李弘的唐恭陵，将宝藏洗劫一空，此事惊动了国务院，警方快速侦破该案，其中1名盗墓者在同年10月被枪毙于恭陵。

外界这才意识到，洛阳的盗墓活动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实际上洛阳盗墓行业“改朝换代”，一批新的“大哥”已经诞生。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对宋姓亲兄弟，老大宋彦彬和老三宋彦庆。宋父曾为洛阳名厨，生有四子，老大宋彦彬起初也在国营饭店掌勺。

1990年前后，宋彦彬开始走街串巷收购文物。当地农民对这位宋家老大印象不差，“他为人和气，来村里见人都打招呼、让烟，跟老头老婆们一聊就是半天，不强买强卖，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宋彦彬通过一个盗墓者，先后以低价收购了刚从墓里挖出来的一些精美文物，转手以高价卖给南方来的文物贩子，积累了第一桶金。此时他的三弟宋彦庆开始介入这个行当。宋彦庆原在火车上跟人掏包，行事风格和老大迥异。

宋彦庆手下有一帮马仔，负责联络各个村庄相熟的人，四处打听线索。知情人说，老三的手下只要一听说哪个村子的盗墓者得手了，第二天就带着两面包车的马仔找到对方家里，要求以低价买走，对方只能就范。

宋家四兄弟之中，另有两位厕身警界。宋家老四娶了一位市领导的女儿，随后进入公安局工作，现任缉毒队长；老二则进入警校任武术教官，后任孟津县公安局长。二人曾对媒体称他们对老大、老三参与盗墓毫不知情。

据传老三及手下拥有一项绝招：他们威胁盗墓者说，如果东西不卖给宋家，就把你交给警察，送去收容审查或劳动教养。这种威胁往往会在第二天应验。

宋氏兄弟崛起，带来了洛阳第二次盗墓高潮。

红黑道通吃

1995年前后，大陆尚未全面禁枪时，宋家老三的手下们经常会带着双管猎枪去各个村庄收文物。

老三的马仔陈某和郝某分别致死一人，但只坐两年牢便获释，之后一直是老三的得力干将。

被洛阳警方查实的案件还有，1997年秋，宋彦庆为争夺一块北魏石棺板，组织十余人携带猎枪闯入盗墓者家中，强行从另一文物贩子手中“买”走。2000年秋，宋家老三一名手下花l万元买了一对梅瓶和一个瓷碗，随后发觉是假文物后，带领一帮打手，持铁棍、尖刀将卖主绑架到西工明苑宾馆，将其一条腿打断，逼其退回l万元。

这种暴力做法，破坏了贩卖文物“靠眼力，买假认命”的行规。一时间无人敢再卖给老三假货。

一些因为盗墓被抓的人请托宋氏兄弟，不是免于刑事追究，就是从轻处罚。几番较量下来，大大小小的盗墓团伙开始以宋氏兄弟马首是瞻。

征服洛阳的盗墓者后，宋氏兄弟的视线开始盯住外来的文物贩子。他们通过掌控的网络，清楚地获知每一个外地文物贩子的行踪，然后利用警界的关系网去抓捕，自己再从中调和。

广东的文物贩子詹移民如此和宋氏兄弟成为“最佳拍档”。2000年5月，外号“詹老大”的詹移民被缉私队抓获，家人欲花百万元赎金取保未奏效，最后找到了宋彦庆，只花了3万元，人就给放出来了，此后缉私队“再未找过麻烦”。

澳门文物贩子李永佳以及绰号叫“福建王”的福建王姓男子，通过差不多的情形和宋氏兄弟成为了固定生意伙伴。

对于未经宋氏兄弟渠道卖出的文物，缉私队往往南下广州、深圳，全力追缉。到后来，文物贩子不经宋氏兄弟就不敢在洛阳轻易收购文物了。2001年8月，广东文物贩子“阿明”在洛阳15万元购买了6件文物，带回广州卖了2件，当别人得知文物来自洛阳，没有通过宋氏兄弟，竟无人再敢要。“阿明”不得不将剩余的文物又拿到了洛阳，通过宋氏兄弟的“下线”卖出。

宋氏兄弟在洛阳坐大，又将洛阳铲伸向远处，老大宋彦彬的手下汤建强（又名汤富顺）带着人去了巩义市盗墓，由宋提供资金。

汤手下有30多个人，每人又带5个“干活的”，加上在当地招募的盗墓者，有一两百号人，每次购买盗墓用的钢钎（又称扎杆，直径1厘米，3米长，通过螺丝口可连接在一起）就要花两三万元。

汤在巩义市（归属河南省会郑州的县级市）的站街乡几处山岭收获颇丰，其中一块2亩大的农田内就挖出了27座唐墓，《凤凰周刊》记者在巩义探访时，当年密密麻麻的盗洞尚清晰可见。汤的大名尽人皆知，其中一道山岭被整个翻了一遍，墓葬盗掘一空，人称“富顺岭”。

汤富顺在巩义盗得一个唐代的邢窑瓷像，被英国一家博物馆收藏，并将其印制在一本收藏类图书上，这个瓷像的估价是1700万英镑。

知情人回忆，仅其中一次，宋老大和汤富顺就在巩义挖开20座古墓，盗取胖妮（唐三彩女俑）几百件，白陶上万件。

汤进入巩义后不久，宋彦庆手下闻讯而至，人手比汤的更多。据称，当地一些警察受到了贿赂，宋氏兄弟手下们在巩义盗墓数年，竟无一人遭处理。

之后，宋家的洛阳铲逐步伸向山西、陕西，又通过洛阳的警界朋友同这两地的缉私队长们接上关系。

由此开始，每年数以万计的非法出土文物汇集洛阳，宋氏兄弟通过郑州机场的一个内线，能顺利将文物空运到广州、深圳等地。此外铁路、公路亦畅通。文物贩子“詹老大”、李永佳、“福建王”在广东接受宋氏兄弟发来的文物，倒卖出境，流向国内藏家的只是小部分。

警方分析，依托宋氏兄弟建立的盗墓体系，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以洛阳郊区、孟津、偃师农民为主。他们以各自居住地划分势力范围，在附近乡镇的田野盗掘古墓葬。

第二层是“支锅”。他们一般为倒卖文物惯犯，有相对固定的下线，组织盗掘古墓或负责收集“圈外”的文物。一些骨干成员还充当打手。

第三层是宋彦彬、宋彦庆兄弟。他们为第二层人员提供活动经费，疏通文物通道，建立固定的倒卖文物网络，组织倒卖文物活动。

第四层以广东文物贩子为主要成员。有詹移民、李永佳等人，与宋氏兄弟形成较为固定的文物“生意”关系，并与境外人员密切联系，进行倒卖、走私文物犯罪活动，致使大量文物流失海外。

作为世界第三大文物交易市场，本港也是亚洲最大的中国古玩集散地。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买卖文物合法。宋氏兄弟将文物偷运入港，依靠的是“詹老大”们的秘密通道。

在洛阳，宋氏兄弟名下有一个颇具影响的纵横文化城，作为倒卖文物的平台，旗下产业还包括银桥洗浴中心、葡京酒吧等经济实体。

落败的公安局长

“心死了。”谈起与宋氏兄弟斗法失败，原洛阳市公安局警官张建岳黯然语塞。

今年2月21日，张建岳来到河南省会郑州，向老领导、原洛阳市公安局长张太学汇报了龙门石窟失窃案。56岁的张太学坐在河南省人防办办公室的沙发上，喃喃说了句：“我们最终还是没能斗过这帮人。”

张太学曾是河南警界的传奇人物。在商丘当局长时，他曾一力促成将雇凶杀人的前市委书记之子枪决，并把自己两名亲戚送进了监狱，之前的周口任上，当地群众仿效宋朝清官包拯为其打制两口铡刀——虎头铡和狗头铡，没做龙头铡的原因是张的官太小。

2002年调任洛阳之后，张太学遇上了“12.10”专案。

当年11月，一封署名“一名爱国的文物爱好者”的举报信邮寄到中国公安部。举报者自称在广州文物圈有一定名望，他的一个展姓朋友是个文物贩子，经手文物都托其“掌眼”。

2001年春天，展领其去了洛阳，“在洛阳老城附近的一栋民宅里，我看到里面存有汉唐文物二百多件，其中几十件均为国家一级以上文物，我研究了一辈子文物也没亲眼见过如此精品。洛阳市博物馆里收藏的文物与宋家在广州私存的文物，无论从数量还是品位都是无法相比的。”

举报信说，宋家老大和老三是洛阳文物走私的大哥大，洛阳的文物走私从盗挖到收购、运输基本上都是宋家控制。而展某在接受宋氏兄弟宴请时，作陪的竟然是洛阳市公安局的一位缉私队长。

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白景富当即作出批示，并于2002年12月成立“12.10”专案组。洛阳市公安局长张太学为专案组具体负责人。

经办此案的警官回忆，张接手该案后，曾找多位下属了解宋氏的情况，不少人噤若寒蝉。张大骂手下软蛋，安排刑侦支队侦办该案。涉案的91名嫌疑人被抓获，警方掌握该团伙各类刑事犯罪案件164起，缴获各类文物565件。查出宋氏兄弟涉及盗掘古墓、倒卖文物案件152起，涉及文物1125件，交易额达1363.3万元。宋家老三宋彦庆被抓，老大宋彦彬出逃。

警方判断这只是揭开宋氏兄弟罪行的冰山一角，准备继续深挖。2003年8月，公安部确定该案为挂牌督办案件。

此时，一场意外不期而至。

盗墓者蔡武堂在狱中供述，其长期同省纪委一位官员有经济往来，要求面见公安局长张太学并举报该官员。最后一份笔录做完后的2004年4月，省纪委的调查组进驻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突查小金库。

“12．10”专案主要办案民警、刑侦支队党委委员张建岳和政委王宗文被“双规”，公安局副局长、刑侦支队支队长李小选和专案组材料内勤尤益民被叫走谈话。

“6个武警轮流着看押我，三天里不让我吃，不让我睡，极度的饥饿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我尝到了生不如死的感觉。”张建岳说。

情急之下，刑侦支队的一干领导带上公章和打印机奔赴公安部，躲在公安部招待所内紧急打印出了一份“汇报材料”。张建岳则从“双规”的宾馆逃脱，跑到北京与李小选会合。

此后不久，洛阳市公安局长张太学被调任河南省人防办。“来了才知道管挖防空洞的，可我的特长是破案啊！”

2011年3月，张太学周口老家，记者见到的虎头铡和狗头铡锃亮如故，但已失用武之地。

李小选离开了警察队伍。其他专案组民警均被调离刑侦支队，从事交警、看守所工作，期间有多人被“双规”，最长的时间达两年之久，但并未查出违纪违法问题。“小金库”案件最终不了了之。

2004年9月，宋氏兄弟的老三宋彦庆，被判处5年6个月有期徒刑，罪名系倒卖文物及非法拘禁，但只过了2个月，宋被保外就医。洛阳文物交易市场之一的文博城商户说，宋家老三在出狱后的当天，就穿着病号服在市场内闲逛。

知情者告诉《凤凰周刊》记者，2006年之后，汤富顺等涉案者多数已出狱。现在仍被网上通缉的老大宋彦彬经常在洛阳出现，老三宋彦庆仍在倒卖文物。二人的多数手下依然从事盗墓活动。根据警方查实，此次龙门石窟窃案中，盗墓者中有数人曾为宋家的马仔。

知情人称，宋家兄弟现在仍然控制着洛阳的文物盗卖市场，宋家老大与汤富顺之间保持着联系。

2009年，洛阳东花坛的盗墓者老尤在驻马店正阳县盗了几座商代古墓，将东西全部卖给了宋彦庆，价值700万元。

宋家老三的一个手下去年秋天“支锅”在淇县挖了一个商代晚期墓，出土了很多青铜器，干活的人都分了几十万元，挖出来的东西值几百万元。

该团伙还在这座古墓中发现了一个大鼎，因为盗洞口小，没法取出来，目前正准备再找人手二度前去，挖开封土起出大鼎。

消息人士称，眼下老大宋彦彬和老三宋彦庆的几个手下正带着人在巩义和荥阳交界处盗墓。

在公安部的历年通报中，洛阳“12．10”专案一直被列为未办结督办案件，尽管该案已搁浅七年之久。

当初的专案组民警们，依然以专案组的名义不断在互联网上申诉，相关帖文已达到2000万的点击率。一些民警坚持每个月都向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领导邮寄实名控诉材料，所发信件逾千封。

“12．10”专案，成了无人敢碰的烫手山芋。原专案组警员们坚持认为，这是引发眼下第三拨盗墓潮的直接原因。

核心提示：洛阳盗墓现象已经迹近疯狂，一座重点文物皇族陵，居然被炸出个大型盗洞。公安部挂牌督办的专案查到保护伞后搁浅数年，专案组民警被纪委以小金库为由“双规”。

　　这里，有随处可见的盗洞（用来盗墓的洞），经常有小孩子一不小心就摔了下去。

　　这里，流传着许多一夜暴富的盗墓故事，“警察斗不过盗墓贼”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当地的“行内”人说，自打几年前一件曾经轰动全国、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盗墓大案不了了之，盗墓之风就愈演愈烈了。

　　这里，就是6代24帝长眠之所，陵墓多得“几无卧牛之地”的古都洛阳。

皇族陵，亦可盗

　　洛阳地处河南省西部，中国历史上近三分之一的皇帝埋葬于此。洛阳城北的邙山，因被认为风水上好，土厚水低，宜于殡葬，更是历来被帝王将相、富商巨贾视为理想的安息之地，正如唐代诗人王建的诗所说，“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　“这些只是明面上的，暗地里的事更多。其实要不是出了人命、被人捉住或者行为太恶劣，没准儿这些事也就过去了。”李芒说。

　　在他的带领下，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盗墓工具“洛阳铲”的发源地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小李村。在村外一块空地上，记者在50米左右的距离内，就找到了六七处盗洞。古物的残片与古人的骸骨散落在一个个盗洞周围，探洞更是随处可见，每隔几十厘米就有一处。李芒称：“从这里的汉砖和墓室的大小来看，应该多是汉代平民墓。”

　　“没人报警阻止他们吗？”中国青年报记者问。

　　“没用啊，反正抓进去过两天就出来，我们也就见惯不怪了。”这位村民回答。

　　平民墓填不饱盗墓者的胃口，盗墓者将“洛阳铲”伸向了权贵者的墓。在瀍河区史家湾村附近，有一座占地百平方米的汉代古墓，古墓周围密布着方方圆圆的盗洞。据当地村民称，此墓应已在多年前被盗空，但至今无人过问。

　　“这还不算是最骇人听闻的，这几年，有些人连皇族陵都敢动。”李芒告诉记者。

　　4月18日，记者来到了孟津县送庄镇护庄村，一座高20米左右、长宽超百米的巨大陵墓坐落在村南。记者从两位坐在陵墓旁的老人口中得知，这是一座“皇帝”陵，但是记载“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陵墓其他详细信息的石碑，却在几年前就被人砸了。

　　记者在陵墓周围发现，此墓周围有两处盗洞，一处已被填埋，另一处因位置隐蔽，还未经处理。攀爬至陵墓顶端，记者发现有一处大型盗洞，据随行盗墓专业人士称，此盗洞系用炸药爆破形成。

　　据了解，此区域属邙山陵墓群，2001年6月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处陵墓应属汉代皇族陵。

　　随后，记者在李芒的带领下，走访了送庄镇内其他两个类似的陵墓，都发现了盗洞的存在。“我通过‘圈内’的朋友得知，这些洞都是最近几年挖的，听说有一个挖出了一卡车东西，整个‘行内’都为之震动。以前我们说皇陵不可盗，指的就是这些文物保护单位不能盗，因为一旦追究起来，老百姓害怕啊。可现在，撑死胆大的。”李芒说。

　　法律的威慑有多大

　　诚如斯言，在巨大的利益诱惑的背后，盗墓者事实上面临的法律制裁是相当严厉的。

　　“盗挖行为，最轻的也要治安处罚，而最重的，则是要判处死刑。”洛阳市某基层派出所前所长钟某告诉记者。

　　现行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法律还明确规定，有下列四种情形之一的，将被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四种情形分别是：（一）盗掘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集团的首要分子；(三)多次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四)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或者造成珍贵文物严重破坏的。 　即使将于今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盗墓行为的死刑，也仍然保留着最高无期徒刑的法律威慑。

　　此外，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文物犯罪已没有太多法律漏洞可钻，而且，我国对于文物犯罪的惩戒力度也在逐步加大。但在这种情况下，近期在河南郑州召开的全国文物安全与执法督查工作会议上，再度证实了中国文物安全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据公安部刑侦局的数据，盗掘古墓葬呈上升态势。根据记者走访得知，在古墓较多的洛阳农村，多数青壮年村民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过盗墓。

　　为何盗墓者行为非但不销声匿迹，反而抛弃了以前谨小慎微的规矩，而敢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冒着最高为死刑的危险，疯狂地去盗挖古墓呢？

　　在一次与一位专卖“洛阳铲”的商人的对话中，记者找到了答案：“死刑，有用吗？反正现在也没人管，怎么规定都没事儿。”

　　仿佛为了印证这位商人的话，当记者发现邙山陵墓群中有现代盗洞而向当地送庄镇派出所报案时，得到的回复是“这事我们一般不管”和“我去请示一下领导”。

　　当记者再次致电送庄镇派出所询问“请示领导”的结果时，对方回答，如果能证明是现代盗洞的话，警察就可调查此事。

　　“现在文物案件我们不想搞，也不愿意去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洛阳市基层派出所领导如是说。他称，这并不是说警察都与盗墓者有勾结，“平时抓住的盗墓者我们却很快因为种种压力就得放掉，这样抓来抓去的，也办不出什么事情来。上面没人组织，下面也不积极。”

　　今年年初发生的一起盗挖事件，就证实了这位基层派出所领导的话。2011年1月16日，孟津县送庄镇莫庄左寨沟村深夜来了一个9人的盗墓团伙，在村头准备盗一座汉墓，中途被村民发觉。村民多次拨打送庄派出所电话报警，不见动静，又向相邻的平乐派出所报警。警车赶到后，盗墓者落荒而逃。被抓后，这伙盗墓者在不久后全部获释。

　　“作为一名警察，您为何不想去碰文物案件？为何不在压力面前坚持？”中国青年报记者问。

　　“因为我们怕斗不过盗墓贼。”这位民警回答。

　　“怎么会呢，难道盗墓者能把警察怎么样吗？”记者追问。

　　“能。”

　　在这位民警口中，“能把警察怎么样”的事情指的是在洛阳乃至河南公安系统与文物界都赫赫有名的“12·10”特大文物犯罪案件。曾参与此案件侦办工作的现洛阳市公安局监管支队副支队长张建岳告诉记者，“如果非要把这个案子简短些来说，那就是个‘警察斗不过盗墓贼’的事情。”

　　在原“12·10”案件专案组成员提供的资料下，记者还原了当年这一离奇的案件。

　　2002年11月底，公安部接到了一封举报信。一位自称文物爱好者的人士称，他发现洛阳市倒卖文物现象猖獗，“我收藏了一辈子文物也没亲眼见过如此的精品”。这些文物经广州过香港而流失海外。这位爱好者称其所见之文物，无论数量和价值，“就连洛阳市博物馆展示馆藏，也难以匹敌”。他在信中还提到，洛阳市的文物走私一条龙基本都由洛阳市的宋家兄弟控制，而他所见的文物，都是宋家兄弟存放的。

　　2002年12月4日，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作出批示：“组织专门力量，精心设计指挥，尽快一网打尽。”

　　2002年12月10日，公安部责令刑侦局召集河南、广东两省公安厅领导召开专门会议，要求以河南警方为主，两地侦查部门组织侦破、查清涉案犯罪事实，彻底斩断河南的文物走私通道。这就是“12·10”专案。

　　2002年12月13日，时任河南省公安厅厅长张程锋也作出批示，务必高度重视，确保一网打尽。

　　盗墓行业也随着古人的厚葬之风延续了千年。据长时间从事盗墓的李芒（化名）说，“前些年（盗墓行为）还收敛些，这几年到处都是挖的。本来，行内的人都认行规，不动皇陵，不闹出人命，不光天化日下挖。现在，大家都挖疯了，不管了。”

　　盗墓行为之频繁，从最近公安机关的调查资料中可见一二。

　　2011年1月13日，一伙盗墓者在洛阳宜阳县盗墓时，因墓坑发生坍塌，3人毙命。

　　2011年1月16日，9名盗墓者在洛阳孟津县平乐镇左寨沟村旁盗挖一座汉代古墓。当天夜间，村民被惊醒后报警。盗墓者在逃窜中，有3人跌入深沟，一死两伤。

　　2011年2月14日，洛阳邙山镇，5个盗墓者因分赃不均发生争执，一人被当场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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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情况，在公安部门了解的事实中，只能算“小盗”。

　　2010年11月2日，龙门石窟核心保护区被盗，一块精美的唐代石刻被挖出。

　　此外，这里人们对文物的疯狂，甚至到了明抢的地步。2009年4月12日，在洛阳孟津县平乐镇金村的金龙寺，一伙人将寺院管理人员控制后，把一尊北魏时期的石佛抢走，至今仍未追回。 在盗墓行业有名的宋家兄弟指的是宋彦彬（宋家长子）、宋彦庆（排行第三）。宋家其他两位兄弟，老二和老四均供职于洛阳市公安系统。经“12·10”专案组查证，宋彦彬、宋彦庆兄弟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涉足倒卖文物活动，并形成了盗掘古墓、倒卖、走私文物“一条龙”犯罪网络，逐步控制洛阳地下文物流通渠道，垄断了洛阳倒卖文物黑市。

　　专案组相关材料显示，经过前期侦查，该案涉案人员达200余人，案件涉及陕西、山西、河南、广东及港澳等地，大批国家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给国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此外，专案组亦掌握了该团伙涉及刑事犯罪案件164起，已达到起诉条件的43起；起获各类文物565件，其中国家三级以上文物144件。

　　“12·10”专案组由时任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杨德胜为组长，省公安厅刑侦、技侦和洛阳市公安局刑警为主要力量组成。

　　2003年1月13日晚，专案组采取首次抓捕行动。1月28日，老三宋彦庆被抓捕归案，老大宋彦彬潜逃至今。截至目前，专案组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91名。

　　2003年8月，该案被列为公安部挂牌督办大案。

　　随着案件调查的不断深入，专案组发现了宋氏兄弟背后“保护伞”的线索。专案组在侦查中发现，警方一中层领导与涉案主要人员关系密切，与一些案件有牵连。

　　2004年3月，被专案组抓获的蔡武堂为立功赎罪，要求面见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局长、“12·10”专案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张太学。当年4月16日，张太学带领办案人员提审了蔡武堂。专案组调查资料显示，蔡武堂揭发了其长期同一位副厅级官员有不正常经济关系。

　　就在专案组调查取得进展之际，事情起了变化。

　　当年4月18日，河南省纪委调查组对“12·10”专案组具体工作负责人张建岳和主要领导李小选进行“双规”，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大队原副大队长、“12·10”专案组材料内勤尤益民被要求到纪委接受调查。不久，参与专案组工作的刑警支队原政委王宗文也被“双规”。这一切行为的理由，是洛阳市刑警支队涉嫌私设“小金库”。

　　“我被通知到省纪委驻洛办公地接受问话时，工作人员很少问‘小金库’问题，反而一直逼问我专案组工作情况。”张建岳说。

　　专案组其他被“双规”和调查的工作人员也反映，说是查刑警支队“小金库”的问题，但被“双规”的多是专案组人员，其中还有与钱完全无关的材料内勤等岗位人员，且他们被问的最多的是与专案组工作有关的情况，其中一些人反映自己还受到了非正当待遇。“他们轮着看押我，三天里不让吃、不让睡，我觉得生不如死。”张建岳说。

　　张建岳等专案组成员纷纷以各种形式逃至北京，躲在公安部招待所内写材料，反映情况。警察，变成了上访户。

　　此后，纪委的调查结果表明，“小金库”属于体制遗留问题。该账户收支明细管理规范，警察个人在经费使用上均未出现违规，所有“小金库”支出都开销在办案上。

　　证明清白后，张建岳一行回到了洛阳，“但干扰调查的无形力量并未因此放弃。”张建岳说。 从2004年5月起，洛阳市警方疾风骤雨式的人事调整开始展开。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局长、曾是河南警界的传奇人物、素有“青天”之称的张太学被调任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公安部正在组织学习洛阳公安的先进经验。

　　此后，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支队支队长、专案组负责人李小选脱下了警服，调至政法委；原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党委委员、专案具体负责人张建岳，调任洛阳市高新区公安分局任副局长；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大队原副大队长尤益民调入巡警支队任副大队长。此外，其他专案组骨干成员也在很短的时间内调离。

　　之后，专案组成员中又有多人被“双规”，最长的达两年之久，但最后并未查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查出来的话，我们也就不在这儿了。”尤益民说。

　　记者多方了解，在2004年“12·10”专案组骨干队员被调离之后，再无关于该案实质性进展的任何公开信息。公安部挂牌督办的“12·10”专案，几近搁浅数年。

　　中国青年报记者联系洛阳市公安局及河南省纪委了解上述情况，但截至发稿，均未得到回复。

　　如今，宋家的老二宋彦海是河南省孟津县公安局局长，老四宋彦宏在洛阳市公安局禁毒队当队长，二人通过媒体否认自己充当兄弟的保护伞，称对他们盗卖文物的情况毫不知情。

　　警察斗不斗得过盗墓贼？

　　“知道最后的结果，我们心里凉嗖嗖的。”洛阳某基层派出所前所长钟某对记者说，“到最后，连局长都没留下。”

　　2003年9月，宋家老三宋彦庆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收监两个月后，宋彦庆被保外就医。

　　“这些事已经变成了警察心里的疙瘩。”李芒说，“现在盗墓，警察都不一定敢抓，除非是大案。就算抓，抓的其实也都是干苦力的，是盗墓体系的最底层。上面‘支锅’（出钱组织盗墓）的老板，后面有门路、有渠道的大老板，能抓的，很少。”

　　2010年11月2日，龙门石窟核心保护区被盗后，公安系统也成立了“11·2”专案组。但据此前媒体报道，“11·2”专案组几乎遇到了与当年“12·10”专案组一样的困境。在第一次向洛龙区检察院移交案件时，检方退回案卷，要求继续深入侦查。专案组4名办案民警，已有一人被调离。剩下的3名办案成员，据称被要求只巩固现有证据，其他线索不再追究。

　　在媒体报道后，4月7日，河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领导要求洛阳市洛龙区公安分局龙门派出所继续追查“11·2”案件，但据洛阳市公安局某位干部透露，至今追查工作并未进行。

　　这位干部还告诉记者，从“12·10”案件搁浅后到现在，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很少对文物案件进行过立案侦查。

　　在这里，谁能让盗墓者敬畏法律？

　　在这里，谁能让法律惩处盗墓者？

　　谁能解开洛阳警察心里的疙瘩，让他们安心地保护着6代24帝长眠之所古都洛阳？

核心提示：在非法文物买卖的暴利之下，手握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被腐蚀的例子在洛阳亦有先例。1990年左右，洛龙区公安分局缉私队队长郭勇，因倒卖没收文物，最终被绳之以法判处极刑前述熟识盗墓行业的老庄的话，或也证实了公权力在盗墓及文物走私中的某种关联，“现在抓得那么紧，没有点关系，你敢干这行啊？”老庄说。

警方7年前揭开宋氏兄弟盗墓文物走私链，至今却“胜负未分”

2009年残冬，洛阳东山古墓一片肃杀之气。在古墓周边，洛阳铲凿出的探洞又出现了。凿洞的并不是考古人员，而是民间称为“摸金校尉”的盗墓贼。

对于此情景，洛阳市公安局原刑警支队党委委员张建岳只能无奈摇头“这一管道还是畅通的。”他所说的“管道”，是指盗墓及文物走私。

盗墓，这个几乎与墓葬同时出现的古老行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沉寂，1980年代后又随着文物流通及收藏风潮而重新活跃，与之相伴的则是文物走私。

7年前，在暗流涌动的古都洛阳，警方曾与盗墓走私文物团伙一番角力，但名为“12·10”专案的较量却被洛阳市公安局原刑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尤益民形容为“一件最窝囊的事”。

2003年12月10日，在公安部督办下，河南警方对洛阳的盗墓及文物走私团伙进行全力打击，当案件进入侦办关键时刻，却因种种原因致使专案组核心警力解散，搁浅至今。

尤益民从警20余载，办案件无数，这个跟斗实属预料之外。他甚至认为，这番较量“(有点)涨了盗墓贼文物走私贩的志气，灭了警察的威风”。

这是一个警方打击盗墓及文物走私的悲情故事。悬案背后，演绎的却是盗墓及文物走私团伙编织的地下江湖。

专案搁浅

一项绝密的抓捕计划在晚间铺开，但“大鱼”并未落网

2008年下半年，河南警方得到消息：网上通缉4年有余的“詹老大”，有意在广东投案自首。

“詹老大”原名詹移民，广东文物贩子，涉嫌倒卖及走私文物而被通缉。他作出自首之势，被认为是一种刺探性的举动。事后，因河南警方未能及时派出警力而不了了之。

“他们就是想看看，这个事现在还有没有人管嘛。”洛阳市公安局原刑警支队党委委员、“12·10”专案组具体负责人张建岳说，打击洛阳盗墓及文物走私，这似乎没人再愿意多加过问了。

“12·10”专案缘起一封揭发信。

2002年，一封密函放在公安部相关领导的案头。一位海外华侨指出，中国众多文物流失海外，与河南洛阳猖獗的走私、倒卖文物行为紧密相连。

揭发信引起高层重视，不久，公安部责令河南警方侦查，河南警方对相关线索的秘密调查因此启动。

2003年12月10日，公安部再次责令刑侦局召集河南、广东两省公安厅领导召开专门会议，要求两地侦查部门组织侦破、查清涉案犯罪事实，彻底斩断河南文物走私通道。该案便定为“12·10”专案，以时任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杨德胜为组长，该省公安厅刑侦、技侦和洛阳市公安局为主要力量的专案组得以成立。

部督“12·10”专案组的核心力量，系洛阳市公安局。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局长的张太学为领导小组负责人，副局长兼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小选、刑警支队党委委员张建岳等人，成为了专案组的具体负责人。

李小选向南方都市报记者介绍，根据蛛丝马迹，警方曾先后辗转于广东、浙江、湖北及山西等省市，秘密侦查一年。

据彼时专案组调查材料显示，洛阳市存在一个盗墓及文物走私犯罪集团，涉及人员203人，较为固定成员90余人，涉及各种犯罪案件161起———其中，149起与盗掘古墓、倒卖文物案件有关。而且，这些案件集中在两三年内发生，“这表明该团伙作案已近疯狂的地步”。

团伙的首脑是宋彦庆、宋彦彬兄弟，除了盗掘古墓葬及倒卖文物外，该团伙还涉及绑架、伤害、非法拘禁及非法持有枪支等多项犯罪。

2002年基本摸清疑犯底细，2003年1月13日晚，一项绝密大抓捕铺开。

为了保密，行动指挥部设在洛阳市郊邙山的一个部队招待所，但行动至翌日凌晨，“大鱼”并没有落网。据参与行动的一名刑警回忆，得知主犯都逃脱，专案组领导小组负责人张太学黯然落泪。

“有‘内鬼’。”张建岳说。事后，专案组曾调取案犯何健康的手机通话记录，记录显示何在该时段曾与洛阳市公安局某警察多次联络，而此人也与宋彦庆兄弟等人熟识。

10余天后，专案组赶赴外省，将潜逃的宋彦庆抓捕归案，其兄宋彦彬则逃脱，至今仍在网上通缉。

截至2004年3月，专案组共抓捕涉案犯罪嫌疑人91人，其中，重要涉案犯罪嫌疑人43人；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43起。此外，缴获各类文物565件，其中三级以上文物144件，查封冻结主要涉案疑犯赃款赃物、房产及有价证券等价值700余万元。

警察在抓捕疑犯，另一项针对警察的调查，也在悄然进行。

2004年4月，在“12·10”专案侦办期间，河南省纪委分别对专案组主要负责人张建岳、干警尤益民等人进行询问“双规”。

不久，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被查出存在“小金库”。一场疾风骤雨式的人员调整也因此展开———2004年5月，洛阳市公安局局长张太学被调任河南省人防办副主任。专案组其他主要侦查刑警也被相继调离：李小选被调往洛阳市政法委工作；张建岳调出市公安局，调任某分局副局长；尤益民调离专案组，调入巡警支队任副大队长。此外，其他核心侦办警力也做了调整。

至此，刑侦支队领导班子全面瓦解，“12·10”专案组侦查工作被迫中断。

对于“小金库”，原洛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小选称，这是当时体制不健全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涉及违法犯罪，“这也是专案组成员，并无一人受到法律制裁的原因”。

2004年初，检察机关开始对宋氏兄弟犯罪集团疑犯进行起诉，批准起诉14人，被法院判刑11人。此外，已捕另案处理2人，经劳动教养部门批准劳教16人。

时年9月，被检方指控为洛阳盗墓及倒卖文物集团主要分子的宋彦庆，被判处5年6个月有期徒刑，罪名系倒卖文物及非法拘禁。2个月后，宋保外就医。

弟弟保外就医，哥哥畏罪潜逃，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洛阳“12·10”专案首犯的宋氏兄弟因此获得“自由”；而因专案组侦办主力被拆散，案件搁浅至今，该盗墓及文物走私犯罪团伙，事实上亦并未被彻底摧毁。

公安部督办“12·10”专案，警察所面对的，是何等厉害的对手？

盗墓团伙

依靠旁人道不出的“能量”，宋氏兄弟渐成洛阳文物黑市“老大”

一切的故事，最先是由一把洛阳铲开始。

清末民初，一把半圆筒形的铁铲，因洛阳马坡村村民李鸭子用于盗挖古墓而名扬四海。洛阳铲是盗墓贼最实用的工具，在殷墟、商城等古城址的考古挖掘中也居功甚伟。

古谚云“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历史上，据称有近三分之一的皇帝埋在了洛阳，王侯将相更是不计其数。邙山“几无卧牛之地”，道出了洛阳城北陵墓坟冢之多。

古墓多，盗墓贼也多。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洛阳盗墓现象曾一度断绝，但据“12·10”专案组民警介绍，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收藏文物风潮兴起，盗墓死灰复燃，迅速达到猖獗，彼时，洛阳民谚有云，“要想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

1990年代初，宋彦庆等人也开始涉足倒卖文物的活动。洛阳土著宋家有四兄弟，大哥宋彦彬，老二宋彦海，宋彦庆系老三，小弟名叫宋彦红。颇值得玩味的是，老大和老二被公安部“12·10”专案指控为犯罪集团主犯，而宋家其他两位兄弟，均系洛阳市警界中人。

据专案组成员称，宋氏兄弟刚涉足文物(古玩)领域时，最先是买卖一些世传的文物。依据现行《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世传的文物(1949年前出土)可以交易。“但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传世的文物？”前述专案组民警称，倒卖文物分子获取文物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盗挖地下“宝藏”———古墓葬中的陪葬品。

洛阳铲，由此重出江湖。据专案组相关汇报材料描述，行动极其隐秘，但难度不高。“直接盗墓的人多是当地的农民，他们懂点风水，会辨识古墓葬。”原专案组民警尤益民介绍说，有些墓葬，一把洛阳铲“咕咚咕咚捣几个小时，很快就可以挖出宝贝了”。需要长时间挖掘的，在洞口盖个掩盖物再铺上一层薄土。“在还有‘青纱帐’的季节，他们甚至敢在白天挖掘。”

洛阳北郊洛龙区商屯村村民张彦森、张利杰等人，就是盗挖古墓的农民。他们被专案组认定系盗墓及文物走私犯罪团伙的最底层。

“他们不是骨干，是比较松散的。”原专案组负责人张建岳说。盗墓农民以此为“副业”，在洛阳市的市郊(邙山地区)、孟津及偃师等县市，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

月黑之夜或阴雨天，一把把洛阳铲便开始向古墓凿进。盗墓贼通常是三五人，一人在远处放风，其余人挖土，挖到棺椁或墓室后，由身材较瘦小者钻进盗洞取出陪葬品。

熟识盗墓行业的老庄(化名)对南方都市报记者称，盗挖古墓通常分两种方式。一种是盗墓人探到古墓后自行挖出文物；另一种行话称为“支锅”或“包坑”，则由文物收购商指定盗墓者去挖掘古墓葬，先预付全额款项，不管挖得多少陪葬品都归“支锅人”(包坑人)所有。

“胖妞”(唐代仕女佣)、“三彩”(唐三彩)、各式的金银器物、瓷器、青铜器等被盗墓贼的洛阳铲刨出土后，随即进入了“12·10”犯罪集团的第二层流通网络：文物贩子。

张彦森、张利杰等盗墓农民挖出文物后，都卖给了一个叫海干民的人。据警方查实，仅在洛龙区商屯村，海干民组织盗墓的农民有10余人。

专案组相关案情材料分析，如海干民此类位居第二层网络者，有固定的下线，组织盗掘古墓或者搜集“圈外”盗掘古墓葬犯罪人员手中的文物。如宋氏兄弟的手下何健康等人，有时也会到民间零星收购。

而犯罪集团的第三层，系整个集团的核心，即宋彦彬、宋彦庆兄弟，他们除了为第二层网络的疑犯提供活动经费外，也是直接促成文物外流的主要分子。

宋氏兄弟并非等闲之辈。1990年代，洛阳文物黑市风起云涌，盗挖古墓葬、倒卖文物的疑犯，大都不同程度受到警方打击，此两人却是例外。据专案组相关材料显示，宋氏兄弟的手下若因盗墓倒卖文物被抓，也往往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依靠这种旁人道不出的“能量”，宋氏兄弟渐渐成为洛阳文物黑市上公认的“龙头老大”，而犯罪集团的触角，也伸出了河南，探往地下文物众多的山西、陕西等省份。

“12·10”的主要涉案人员蔡武堂，在洛阳文物黑市颇有名气。河北甚至远在山东的盗墓者都会将文物卖给他以期获得好价钱。1994年4月，河北省钟祥市“娘娘坟”被毁，在被盗掘52件文物中，蔡武堂即涉嫌倒卖了46件。为了插手山西的文物黑市，宋氏兄弟甚至给手下汤建强购置汽车和房产，以便让其安心在山西监控货源。

“鬼货”江湖

这个地下网络，明处有堂而皇之的经济实体，暗处有血腥暴力

团伙主要固定人员90余人，涉案人员200多人，宋氏兄弟用近10年时间，编织起一个盗墓走私倒卖文物的江湖。

这个地下网络，明处有堂而皇之的经济实体，暗处有血腥暴力。

前述熟识盗墓行业的老庄向南都记者介绍，现时的盗墓者，根本就不是文学作品所描写的，进入墓葬很少遇到所谓“人点烛，鬼吹灯”的事，“甚至很少用炸药，一是怕被发现，也怕震坏了宝贝。”老庄说，洛阳铲挖出的宝贝，行话叫“鬼货”，买卖时暗语用“1块钱”表示“1万元”。

“鬼货”既出，得进入文物流通领域才能变现。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文物古玩市场再度红火，如北京潘家园等，为文物交易提供了场所。

在洛阳，宋氏兄弟也曾投资兴建了一座名为文化城。在名为“洛阳纵横文化城”的3楼，曾是当地第二大文物古玩交易市场。“他们正是以合法的实体作掩护。”张建岳称，宋氏兄弟倒卖文物的交易，多在文物经销专柜内完成。此时，宋彦庆也有了另外一个身份，中国、河南省两级收藏家协会会员。

据“12·10”专案组查实，宋氏兄弟在洛阳文物黑市坐大，与其他各种类型犯罪团伙一样，都离不开暴力。在宋氏兄弟的得力马仔中，陈兵及“郝孬蛋”，都曾身负命案，陈兵在收购文物时曾开枪打死过人。

1997年秋，获悉文物贩子马好强在洛阳白马寺董村欲收购一块北魏时期的石棺板，为了抢夺，宋彦庆带领手下何健康等10余人手持猎枪等凶器闯入盗墓人董红杰家中。见对方来势汹汹，马好强只好退出，甚至还被迫为宋彦庆等人先垫付了24万元。

无论是盗墓者还是文物贩子，获得宝贝若不通过宋氏兄弟之手，几乎都会遭到报复。在邙山地区有个叫盘龙冢的村庄，村里有个废弃的地下窑洞。“对于不服从的人，他们就把人抓到那里拘禁、殴打。”专案组主要负责人张建岳说。

2000年秋，团伙骨干成员何健康花了1万元买了一对梅瓶和一个瓷碗，事后发现是赝品，他带领一帮打手将卖主绑架至某宾馆，除了逼其退钱，还打断一条腿以示警告。

2001年8月，广东省一名绰号叫“阿明”的文物贩子，在洛阳花了15万购得6件“马上人”，带回广州出手2件之后，当地其他买家得知该文物并未通过宋氏兄弟之手后再无人问津。后来，“阿明”只得将其余4件文物带回洛阳，通过宋氏兄弟的手下才得以卖出。

仰仗暴力，宋氏兄弟在洛阳文物黑市“威慑力”日增，巨额财富随之而来。盗挖古墓走私文物的利润有多大？李小选向南都记者举了个例子：一个从盗墓者手中收购的“瓶子”(古瓷)也就几千一万元，但走私拍卖后价格却可能是以千万元计，“利润比贩毒还高得多！”

走私秘道

广东文物贩子“詹老大”等是宋氏兄弟的固定“生意伙伴”，他们通过秘密渠道将文物运至香港

从盗墓到实现暴利，文物走私链条中与宋氏兄弟联结的，还有重要一环———“广东文物贩子为主要成分”的疑犯。

据专案组侦查，宋氏兄弟犯罪团伙倒卖文物，流入国内私人藏家的是小部分，大部分文物则通过广东中转香港流失海外。作为世界第三大文物交易市场，香港也是亚洲最大的中国古玩集散地。更重要的是，买卖文物在香港是合法行为。

前述试图投案自首的广东文物贩子“詹老大”詹移民，就是宋氏兄弟固定的“生意伙伴”。此外，还有李永佳以及绰号叫“福建王”的神秘文物贩子等人。

“12·10”专案组相关材料，描绘出这样一个文物走私路径：

随着宋氏兄弟在洛阳坐大，并在山西、陕西等地形成一定势力，每年数以万计的非法出土文物会汇集洛阳。在郑州机场，宋氏兄弟有一名何姓内线，可专门将文物通过空运的方式安全发往广州、深圳等地。此外，宋氏兄弟还通过铁路运输等方式，将文物发给在广东接货的“詹老大”“福建王”及李永佳等。

而“詹老大”、“福建王”、李永佳等人获得文物之后，即通过秘密渠道将文物非法运至香港。

“只要文物抵达香港，就很难受控制了。”河南一位对文物市场颇有研究的人士称，走私的文物，经佳士得、苏富比等拍卖行拍卖后流失世界各地；有些甚至“出口转内销”，在香港“洗白”后返回大陆交易。

宋彦庆等人以24万元强买的北魏石棺板，通过郑州的文物贩子“小安”以75万卖给了澳门的买主李某，李再以100万元卖给了台湾的王某，至今下落不明。在“12·10”专案中，涉及的文物达1116件，但警方查获追回的文物仅565件。

而这只是中国流失文物的一小部分。流失海外的文物几何？吴树在其《谁在收藏中国》一书中写道：

“联合国教科文提供数据：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总量超过了国内馆藏文物的总和；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大约是馆藏数量的10倍以上。换句话说，按照最保守的统计，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至少在1700万件以上”。

面对洛阳走私文物之猖獗，公安部不得不责令河南、广东两省警方彻底斩断河南文物走私通道。但遗憾的是，在经过2002年秘密侦查、2003年初进行大抓捕、2004年初对部分疑犯进行审判以后，2004年5月，“12·10”专案即因核心侦办警力的调离而搁浅至今。

“只是轻轻地触动了一下。”张建岳甚至认为，“打击”都谈不上，在盗墓文物走私链至关重要的两个环节(即前述第三和第四层)，主要疑犯至今仍未归案。

如今，曾经被劳教或判刑的盗墓者及文物贩子，也大多已经刑满释放。

权力阴影

有人称警方凭空夸大捏造了一个盗墓文物走私大案，张建岳等人则称，乃因受到更高层级官员干扰

“12·10”搁浅的直接原因，是洛阳市刑警支队“小金库”问题的暴发。但深谙当地官场的一名人士分析称，在查案关键时刻办案人员却被调查“这是一出官场演义”。

事实亦表明，该专案在侦办乃至被迫搁浅的过程中，权力的阴影笼罩案件始终。

除了宋氏其他两位兄弟均身在洛阳警界的特殊背景以外，据“12·10”专案组侦查得知，宋氏兄弟与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原缉私大队队长曲某有某种联系。相关办案民警向南方都市报记者提供了几个查实的细节。

在曲某的办公室内，曾摆放着一件根雕，后来不知所终。而在抓捕疑犯宋彦庆时，该根雕却赫然摆放在宋的住处内。

此外，在曲担任缉私大队长期间，多有涉案文物贩子被处理，而宋氏兄弟哪怕涉案却少有受到惩处。一个背景是，在曲某领导打击洛阳文物盗卖的10年间，正是宋氏兄弟发家坐大时期。

另据专案组调查得知，曲某还曾与宋氏兄弟多次同去香港。“发给宋家兄弟的邀请函，就发到他(指曲某)的办公室传真机里，你说这是什么关系？”一名原专案组办案人员称，作为缉私队长，曲某曾在1995年追查流失到香港的唐代石碑(狄仁杰父亲邛州刺吏狄公的墓碑，国家一级文物)而与香港警界相关人士相识。此后，曲亦认识了香港其他身在文物古玩市场的人物。

2003年下半年，专司打击文物走私的曲某并未加入专案组，其对外宣称被借调到河南省纪委工作。对于专案组查案过程中发现的蛛丝马迹，2004年底，曲某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认为，“宋氏兄弟案根本就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文物案，而关于他本人是保护伞的传言，更是无中生有。”但曲同时承认，宋氏兄弟系其打击文物走私活动的线人。

在专案组的调查中，曲某并不是涉嫌与疑犯有关级别最高的官员。据前述团伙主要涉案人员蔡武堂的口供显示，河南省纪检系统的某位官员曾为其文物走私提供过相关便利，并存在利益交换行为。

2004年3月，羁押在派出所的疑犯蔡武堂为立功赎罪，要求面见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局长、“12·10”专案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张太学。4月初，张太学带领办案人员提审了蔡。彼时，蔡武堂除了交代本人的犯罪事实外，还举报了河南省纪委系统的前述某官员。

时年4月16日，由专案组具体负责人张建岳提审蔡武堂。但两天后，张建岳即被河南省纪检部门“双规”。此后不久，专案组负责人李小选、刑警支队政委王宗文、负责保管专案侦查材料卷宗的民警尤益民等人，相继被纪委部门问话“双规”。

2004年5月，随即爆发开篇所述“小金库”问题，“12·10”专案侦办工作由此中断。事后证明，刑警支队的“小金库”系因办案经费所需，且“来源和用途是经过市领导协调”。

张太学被调离洛阳市公安局不久，“12·10”专案卷宗等相关资料移交河南省公安厅。由于侦办小组实际已经解散，该案至今沉寂。

对于案件搁浅，洛阳坊间有人称警方凭空夸大捏造了一个盗墓文物走私大案；而张建岳等人则称，乃因受到更高层级的权力部门及相关官员的干扰。

2006年5月，李小选、张建岳及尤益民实名联名，向中央有关部门检举前述河南省纪委系统某官员阻挠专案组侦办案件的相关情况。

“没有铁证，我们怎么敢贸然实名向上举报反映？”从警20余年的张建岳等人说。

在非法文物买卖的暴利之下，手握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被腐蚀的例子在洛阳亦有先例。1990年左右，洛龙区公安分局缉私队队长郭勇，因倒卖没收文物，最终被绳之以法判处极刑。

前述熟识盗墓行业的老庄的话，或也证实了公权力在盗墓及文物走私中的某种关联，“现在抓得那么紧，没有点关系，你敢干这行啊？”老庄说。

古都遗恨

“还有那么多疑犯没有归案，还有那么多线索可以继续追查”，但原专案组已“无能为力”

依据中国公安系统的惯例，对于部督案件，地方公安部门每年必须向公安部汇报相关案件侦办进展。南都记者从接近河南省公安厅的人士获悉，已搁浅数年的“12·10”专案，河南省厅曾试图将2004年侦办的结果进行结案，但公安部并不同意。

2004年，“12·10”专案被迫搁浅的消息传回公安部，该部刑侦局相关官员曾表示将继续侦办。但该案侦办中断后至今再无更多进展。

“还有那么多疑犯没有归案，还有那么多线索可以继续追查。”2004年4月，尤益民因“拒不到市纪委接受调查”受洛阳市纪委警告处分，而后调离专案组。“这是我参与的最窝囊的一个案件。”尤强调说，不少专案组刑警原本是专司大案要案的警察，可如今只能眼看着案件搁浅却无权过问了。

千年帝都洛阳城，在绵亘100多里的邙山山脉，埋葬着各朝帝王的陵墓，达官贵人的坟冢亦不计其数。延续了几千年的盗墓行当仍是经久不衰。

对于打击盗掘古墓及文物走私，“12·10”专案组具体负责人张建岳称警方往往力不从心。对于盗掘古墓葬，除了需要疑犯指认墓葬的地点外，还需要文物专家确认墓葬的年份等程序。

通常情况下，疑犯如果保持缄默或忘记作案地点，将成为警方破案最大的障碍。至于文物倒卖走私，由于必须见到实物，这让警方的取证陷入困境。“很多案件时间跨度长，不少盗卖文物在国内不但已无迹可寻，有些早已流失境外。”张说。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发生盗挖古墓的案件有10万余起，被毁坏的古墓约20多万座。而洛阳市也已是“十墓九空”甚至是“百墓九九空”，面对这一现实，一位文物考古人士如此向南都记者哀叹：那么多古墓，怎么保护？考古挖掘需要层层审批，“但盗墓者只要一把洛阳铲。”近期一个印证的事例是，“曹操墓”最先并非考古发现，而是盗墓贼挖掘而现。

2009年12月4日，全国文物安全与执法督查工作会议在河南郑州召开。该会议透露的一个信息是，中国文物安全形势严峻，盗掘古墓的现象也几近疯狂。据公安部刑侦局最新数据，2008-2009年9月，中国文物犯罪立案1768起，其中盗掘古墓葬的犯罪案件占了47%，为848起。

对于这一切，原“12·10”专案组成员已无能为力了。“往事无需再提。”尤益民幽幽地说，曾经想写一部反映这一案件的纪实文学或小说，但现在还不是动笔的时候。

“小说的名字，就叫《平手》吧。警察和盗墓走私文物分子打了个平手，也不是件光彩的事吧？”尤说。

2011年03月31日 09:30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金明大、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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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就是个阴谋，他们都是被暗算的”

日前，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黄祖跃曾表示，近年来，受暴利驱动，以文物为侵害目标的盗掘、倒卖、走私案件时有发生，“特别是盗掘古墓葬犯罪有所抬头。”

对此，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也曾透露：“据这几十年来的初步统计，中国光是被盗的古墓就有20万座左右。”

面对如此猖獗的盗挖文物犯罪，公安机关本应严厉打击，一查到底。但是，洛阳龙门石刻盗案为什么悬疑重重，最终草草收场？洛阳文物犯罪为何屡禁不止、有抬头之势？

洛阳市公安局监管支队队长张建岳称，这一切，都与9年前那起公安部督办的文物大案有关。

“公安都不敢管”

说起洛阳文物犯罪的屡禁不止，洛阳长期关注文物保护的民间人士薛发贵（化名）向《瞭望东方周刊》坦言：“都是最近几年才乱起来的。”

薛发贵称，洛阳盗挖古墓现象，古已有之，历史上也是“闻名天下”的。

只不过，以前一直在严厉打击，不仅对文物盗挖者毫不手软，对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犯罪的公职人员也坚决清除。

薛发贵告诉本刊记者，90年代初期，洛阳市曾经发生了著名的“洛阳缉私队全军覆没”事件。

当时，洛阳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管缉私队)郭勇，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出卖、倒卖文物，非法获利26万多元，被执行死刑。

不久，洛阳市其他缉私队长也陆续因为文物犯罪被依法处理，洛阳缉私队因此“全军覆没”。

受此严打影响，洛阳文物犯罪此后明显收敛，盗挖古墓、盗掘文物现象大幅减少。

但是后来，特别到了2004年以后，洛阳文物犯罪才逐渐死灰复燃，再次抬头，“你看看老百姓地里那密密麻麻的盗洞就知道了，简直是肆无忌惮！”

因为从2004年起，面对文物犯罪，洛阳市公安民警唯恐避之不及，“都不想管，也不敢管”。大家都担心会因为文物案而连累自己，“毕竟有过前车之鉴。”

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位民警向本刊记者透露，前不久的龙门石刻盗案为何会草草收场？也是存在这个问题！

这位民警透露，一方面，有些领导跟文物犯罪分子有着复杂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也不敢深查，怕翻出更多的案子，引火烧身。

上述民警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12.10”大案造成的负面影响。

搁浅9年的文物大案

据了解，“12.10”大案是指发生在2002年的一起公安部督办的特大文物案。

当时，公安部收到一封匿名的“海外华侨”密信，举报洛阳宋氏兄弟大肆走私文物，“小小的宋家兄弟所私藏的文物，数量之多、品位之高，竟远远超过了洛阳市文物博物馆。”

以这封信笺为线索，2002年12月10日，公安部刑侦局密召河南、广东两省公安厅的领导进京，随即下令两地侦查部门迅速组织侦办力量，彻底查清河南洛阳经由广东向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走私倒卖文物的特大犯罪团伙。此次专案，以“12.10”命名。

随后，时任洛阳市公安局长张太学，带领一个由百余人组成的办案队伍，全力开展侦破工作。

于是，2003年1月13日晚，在经过缜密侦查后，洛阳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发起针对案犯的大规模抓捕行动。随后又在广东、浙江、湖北等省警方配合下，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追查。当年一年，专案组抓捕涉案犯罪嫌疑人91名，其中重要涉案犯罪嫌疑人43人。

通过到案人员交代及证据固定，专案组掌握了该团伙犯罪案件161起，缴获各类文物565件，其中三级以上文物144件，查冻主要涉案疑犯赃款赃物、房产及有价证券等，价值700余万元。

截至2004年初，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涉案人员27人（另案处理已判决11人），经劳动教养部门批准劳教16人。

然而，正当此案进入关键时期，公安机关准备“收网捞鱼”时，意外却出现了：专案组成员全部“有问题”了。

这些“有问题”的专案组成员，有的被调离，有的被“双规”，“12.10”大案也因此被搁浅至今。

当事警察“下场很惨”

2004年3月前后，河南省纪委突查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小金库”。几天之后，支队财务、会计、秘书科科长尤益民均被“双规”。4月，支队政工科长张建岳被“双规”。

受“小金库”问题影响，2004年5月前后，直接管理账目的工作人员，如会计、出纳受到相应处罚、处分。尤益民调出支队，进入巡警支队任职副大队长。张建岳调出市局，调任公安分局副局长。6月，洛阳市公安局局长张太学突然接到调令，调任河南省人防办副主任（副厅级）。同年年底，洛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小选调出公安系统，进入市委政法委，任副县级调研员。

由于尤益民当时负责文物一案的全部案卷和材料，张建岳此前任支队大案大队队长，时任文物案的主办侦查员，李小选任刑警支队支队长，张太学是专案组总指挥，这些人都属于专案组的骨干力量，他们的突然被处理，自然使得专案组“不撤自销”。

“查‘小金库’是幌子，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整人，阻止我们继续查案！”2011年3月21日，张建岳激动地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小金库”问题究竟真相如何？一份来自专案组成员一方的材料，对此进行了说明：“实事求是地讲，刑警支队在财务管理上存在一些问题，当时刑警支队每年需要经费250万，但财政拨款每年只有40万元左右。经争取，市局给予支队‘返还罚没款40%’的政策；同时，经市领导和局领导协调，支队和烟草局、电业局联合成立办案中队，每年由两部门各提供50万元的办案经费；和交警部门开展防盗抢业务，每年收入90万元。”

并且，“以上经费的来源和用途是经市领导协调，市公安局领导同意，刑警支队党委集体研究，并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每年都经审计、财务部门审计。”

不论他们如何解释，这些人最终还是受到了处理，黯然离开了专案组。

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小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件事就是个阴谋，他们都是被暗算的。

另外一名被处理的专案组成员则叹息，我们自己感觉“技不如人”，“公安机关干不过文物贩子。”

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秘书科科长尤益民，略含自嘲地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自己经历了这件事也好，将来老的时候可以天天念叨，免得被人说是老年痴呆，“毕竟还能说些思路清晰的话。”

宋氏兄弟竟然双双漏网

究竟谁在有意拆解专案组？“12.10”大案背后有何内幕？

“12.10”专案组当时认定，以洛阳人宋彦庆、宋彦彬兄弟为首的文物犯罪集团，形成了四层体系的盗卖网络：

第一层以洛阳郊区、孟津、偃师的部分农民为主，负责盗掘古墓葬。第二层以识文物、懂交易的倒卖文物犯罪人员为主，负责组织盗掘古墓或收集“圈外”文物。第三层是集团首犯宋彦庆、宋彦彬兄弟。他们为第二层人员提供活动经费，疏通文物通道，建立固定的文物倒卖体系，组织倒卖文物犯罪活动。第四层以广东文物贩子为主，他们与宋氏兄弟形成较为固定的文物“生意”关系，同时与境外走私犯罪分子联系，进行文物走私，致使大量文物流失海外。

调查还显示，宋氏兄弟四人身份特殊，“两黑两红”。宋彦庆在家排行第三，宋彦彬是其大哥，两人从事文物犯罪活动。

而家里的另外两位亲兄弟则均为洛阳当地警员。老二宋彦海现任洛阳市孟津县公安局局长；老四宋彦红，原为洛阳市刑警支队民警，2004年调入洛阳市公安局新成立的禁毒支队任职至今。

2003年1月13日晚的大抓捕，本来是一次绝密行动。但是当晚，列为抓捕首要对象的宋氏兄弟竟然双双漏网。

专案组后来查实，宋氏兄弟在闻风逃跑时，其同车逃犯何健康竟与局里缉私大队一位领导频繁通话。而在此之前，宋氏兄弟还多次与这位领导一同出境。

此后，一些案犯在接受审问时，也交代了与该领导的接触认识过程。

此后，先是专案组成员突然遭到纪委调查，接着“12.10”大案相关嫌疑人陆续恢复自由。

自认为受到“暗算”的几位专案组成员，事后一直在呼吁、申诉，他们认为，宋氏兄弟的文物生意之所以在洛阳扎根多年，正是受到缉私大队这位领导的直接庇护。

与此同时，看到“12.10”专案组成员如此悲惨的下场，洛阳市其他公安干警面对文物犯罪案件，自然发生了态度转变。

当事局长的“惋惜”和“希望”

3月24日，《瞭望东方周刊》联系上了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局长张太学。

现年55岁的张太学，自2004年调离洛阳以后，一直担任河南省人防办副主任。

这位以“打黑除恶”家喻户晓的老公安，由公安局长调整为人防办副主任，现在的工作状态如何？

张太学笑着回答，“挺好挺好”，很轻松，闲暇时间很多，可以和家人团聚了。张太学说，这样的工作调整，对他个人来说是好事，但在业务方面，已经荒废了，“有点惋惜”。

当年，突然接到调令的张太学感到十分意外，因听到“人防工作需要他”的传言，他曾专门反问有关组织，“为什么公安工作就不需要我呢？”

关于当年的案子，张太学不愿再谈，说组织培养自己这么多年，基本觉悟还是有的，“顾全大局”。

只不过，对于专案组其他几位民警的工作变动，张太学感到十分“惋惜”：他们当年都是办案精英，一点错都没有，是“功臣当成罪人整”，太委屈了！

张太学回忆，当年抽调他们进入专案组，经过了严格的挑选，履行了相关程序，“都是组织推荐的。”

张太学说，他当时制定了三条选用标准：政治上必须坚定，不能犯一点错误；业务上熟悉，必须办过大案；第三，籍贯上不能是洛阳人，也不能是孟津人。

“他们原本都是我提拔的对象！”没想到，后来，他们不仅没有被提拔，还受了不少委屈。张太学叹息，自己年龄已大，马上该退二线了，无所谓了，可是他们还年轻，这样太浪费人才了。

关于这些人是因为“小金库问题”而被处理的传闻，张太学突然很严肃地说：“纯属无稽之谈！”

张太学说，后来不是证明了吗，他们一点问题没有。政治上很清白，经济上很干净，办案上很认真，业务上很熟悉，“都是非常好的同志。”

对于将来此案的进展，张太学表示有“四点希望”：那些受委屈的同志不再继续受委屈；那些该打击的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打击；那些该保护的国家文物、文化遗产得到妥善保护；我们党的形象应该得到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