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将红将多少级能带:“673”支队

 噬人恶魔“673”细菌支队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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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噬人恶魔“673”细菌支队之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中国时犯下了许多滔天罪行，其中只得注重的一条就是日军用生化武器残害中国人民。日本法西斯主义是二战中唯一①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也是使用生化武器次数最频繁、实效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在长达8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的生化武器战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日寇人为地制造致命的，恐怖性的流行疾病，毫无人性地杀害无辜的百姓，毁灭性地破坏大自然生态环境，其罪恶之深同德国法西斯的种族灭绝政策如出一辙，心照不宣，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抹杀的一页，其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1932年秋，日本关东军沿龙逊官道入侵孙吴，在“北边镇护”国策的昭导下，疯狂扩军。1941年7月，日本关东军第四军司令部迁至孙吴，拥兵9.8万人②，约占侵华日军精锐兵力的七分之一。同年9月伪满日军“731”部队孙吴“673”细菌支队建立，并步入常规性试验阶段。日寇的细菌部队最臭名昭著最残忍的就是完全用活人做细菌试验的材料，来杀害被俘的抗联战士，八路军指战员，劳工及抗日反满嫌疑分子。从1940年4月至1945年8月，不到6年的时间里，“673”支队通过各种细菌试验直接致死者达278人，年均死亡46人③，间接死亡24人。
1935年，日军参谋部和陆军省根据天皇敕令，正式组建了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秘密部队，一个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个是关东军兽疫预防部。时有2000人，8个分部。1940年12月2日，日本天皇裕仁又发布敕令，要求在进攻苏联的各个战略要地建立细菌战基地， 创建七三一本部及各个支队，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紧接着，在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签署的《关于建立和分布石井部队四个支部的命令》中说④：“在石井部队下，分设有许多由日本关东军各部队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队，它的任务是准备在战争中，实际使用该部队的细菌武器。”日本参谋本部对建队的时间、驻地以及配置人数都提出要求，规定每个支队名额为300人，雇员人数不得超过各队全员的30%，日本陆军医院和“七三一”部队定额抽出医生、专家和士官派往各地支队工作。
早在1938年，日寇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实现大东亚共荣，开疆扩土，入侵苏联远东地区和外蒙的目的，不惜违背国际法和世界舆论的遣责，灭绝人性地搞细菌武器的生产施于战争，开始改建扩编防疫给水部，同年6月，细菌部队特别军事区划定在哈市平房附近。1940年，被称为加茂部队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对外称呼为“东乡部队”⑤。以3000人之众进驻平房，建立了一支在世界战争史上规模庞大的特种部队，为掩人耳目，该部队总称为“满洲731部队”。其下设有牡丹江支队为643部队，林口支队为162部队，海拉尔支队为543部队，孙吴支队为673部队。
孙吴地处边陲要塞，位于大兴安岭东麓，北安与黑河之间，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在孙吴县城西，有一条叫做西牡丹江的小河从南山坳淌出，湍急的细流绕过一道岗湾，略宽一些的水面就舒展开了许多。潺潺流水，春风吹拂，静影沉月，阳光反照，波光涟涟，哗哗地在布满细沙与鹅卵石的河床上奔流，好像急于探寻遥远的溪泾，簇拥着匆匆穿过西牡丹江小桥，弯弯曲曲奔向北郊，最终在青龙桥岔口处汇入逊别拉河。这条小溪曾使多少孩童为之留恋。距县城中心也只有一公里的这条小溪，水清的可爱，绿的可爱，凉的可爱，夏日里，小伙伴们来到小溪边，如同一只只小青蛙似的，“扑通、扑通”跳下去，手一划，脚一蹬，一使劲就游出好几米，脸紧贴着浪花，好像婴儿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一样，久久不肯出来。偶尔，一部分河水聚在石头中间，不时打起一道道涡漩，许多条被叫做“柳根儿”的小鱼在其中轻轻地游动着，也象孩子似地相互追逐着，嬉戏着。小河滋润着四周的农田，暖风挟着泥土的芳香，把一大片一大片庄稼吹得微波荡漾，小河的两岸是一个平缓的台地，青松翠绿，花草繁茂，风和日丽，是一个景色绝佳之地。
侵华日军进驻孙吴后，沿逊别拉河两岸开始军事工程的庞大规划。当勘测到这块台地的时候，五花草塘中有一种花草，花开的格外耀眼，形如铃铛，叶片浅蓝，侵略者就将此花命名为“铃兰花”，将此地命名为“铃兰台”。噬人恶魔们特别倾睐这块宝地，“673”细菌实验基地就选在了“铃兰台”（今孙吴县西兴乡兴建村西山自然屯）。惜日里这一风光秀丽，景色怡人的台地，就要成为人间地狱。
关东军“731”本部选择孙吴建立细菌之队，其理由是⑥：一是孙吴人口稀少，地势优越，其地依山傍水，山林茂密，驻扎区域内无沼泽，没有大块岩石之类的自然障碍，孙吴四周有重兵把守，并筑有大量的军用设施，仓库、碉堡、暗道交织纵横，对外显得更加高深莫测。二是驻扎地靠近铁路，又距县城很近，便于战略据点间的网络联系，且有仿若奥斯维辛集中营式管理的数万劳工，制造细菌所需的人力、设备、实验对象，都能给以充足的供应。三是孙吴当时被划为“国境线”，创建细菌试验基地容易保守机密，这里距中苏边境只有百余里，筑有被日本关东军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即东北边境地带，东起吉林珲春，西至内蒙古海拉尔长达1700公里14处要塞群之一的“胜山要塞”。“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关东军即拟定了侵略矛头直指前苏联的《对苏攻势作战计划》，其基本内容是锁定在前苏联远东滨海地区，首先从东正面突破，得手后，再向贝加尔湖进军。直到1944年9 月关东军奉命停止对苏攻势作战准备为止（因日军在太平洋战事连连失利），始终未变。故日军所研制的细菌武器用到实战上去极为便利，且有进攻苏联并扼制其南下和用来向英美进行讨价还价的战略地位。四是对于细菌战的主要武器，鼠疫的研究，这里有适宜的土地和资源，且鼠类众多，有黑线鼠、花色鼠、白鼠、黑鼠、灰色鼠、小眼鼠、大眼鼠，有野鼠，也有家鼠，还有瞎半鼠和水老鼠等，以致在细菌武器的研制正式出成果之前，用活人做试验都很方便，有抓来的劳工，有被俘的八路军指战员，抗日反满进步人士，也有异国俄罗斯人、蒙古人、朝鲜人等⑦。
基于以上诸因素，日本关东军加速“673”支队的实施计划。从1940年4月开始，日寇调来大量劳工日夜抢修，仅用8个月的时间，于当年12月完工。建有青灰砖房屋300余间，有15间用做饲养试验用的动物，其余为支队官员办公室、化验室、训练室、守卫部队营房及食堂、仓库、汽车间、锅炉房等。并有环山公路、电力电讯，自来水管线等设施。673驻地东侧的西牡丹江河岸，筑有2米高的大坝，铁丝网密布，基地的西侧筑有军事重仓十八处，当地百姓后来一直把此地叫做“十八仓库”。基地四周有多处卫兵把守，尽管是“673”支队的人员也不准随便出入，行踪极为诡秘，真可谓与世隔绝的人间鬼域。
“673”支队的生活区和水源井⑧。孙吴细菌支队军用地东南角有四个水泥槽，这就是细菌部队的解剖消毒室。这四个槽呈南北向，其中东槽宽1.35米，西槽宽2.7米，余下两槽均为0.75米。在四槽南部还有两个小槽，方形，边长1.35米，与大槽结构相同，间隔80厘米，在四槽周围散乱堆积有残砖，水泥板片，残瓷片，烧凝的玻璃和许多两厘米厚白色涂料的水泥板残片，两个大槽都留有手术台的痕迹。小槽为消毒池，各种解剖的污血、污水最后被倒进消毒池。生活区位于军用地东北约500米处，由南向北排列七栋东西向的青砖房，每栋房间隔20米，其中南四栋房水泥抹面，为673细菌部队家属房，北面3栋房为守备队营房。正南方向的四栋房是军官和士兵宿舍。673部队的水源地位于今日的西兴乡西地营子村逊别拉河坝南100米处，现今日军供水设施仅存一口水井和南面废弃的小屋。这口井就是当年整个细菌试验基地和家属区的饮用水源。井台呈圆柱形，高50厘米，直径为6.6米，水泥砌筑。井口方形，建在井台南端，四周用水泥抹面的围墙，长宽均为1.05米，井筒为圆柱形，井壁亦为水泥面，井口距水面高度为3.55米，水深2—3米，井水来源于地下水，水质甘甜清澈，和附近井水的水质明显不同。水泵应设在离水井五米远的房屋中，通过地下管道供应用水，旁边废弃的小屋应是看守士兵的住地。
在“673”支队之前，孙吴境内还有一个早在1938年动工修建的细菌试验基地，对外番号是2645⑨部队，驻扎在县城东郊（即现在孙吴交警大队至乳品厂一带），有化验室和制药厂等配套设施，并有房屋15间，养鼠室10间，饲养的动物有：灰鼠、小白鼠300只，兔子40多只，以及麻雀、江豚等。负责化验室的有5名工作人员。这里有两个大型水泥养鼠池和三座生物制品地下储存井，这一基地后来也就是“673”支队的一个辅佐，其主要任务就是大量制造鼠疫，同“673”一起源源不断地向“731”本部提供所制病菌并抽取动物和广大劳工的血。他们以检查身体为名从这里的3000多名劳工中获取大量的血清⑩，用以研制防疫菌苗，并与“673”串通一气，将有病的劳工秘密押送给“673”，进行各种细菌培养观察试验的活体解剖。
现今社会随着医学的飞速发展，世界性倡导的义务献血是为了充盈血库，造福人类，而日寇强抽人血干的又是什么勾当？是用人血研制杀人武器，真是可恶至极。
“673”支队初建时○11，其人员都来自哈尔滨 “731”总部，首任队长是佐佐木大佐，1942年初，由哈尔滨“731”总部派来西俊英中佐接任，并同时兼任哈尔滨本部的训练部长。孙吴“673”支队初始人员有30多人。1941年增至80多人，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已达120多人。按照支队的业务和职务，分为军官、药剂师、卫生军官、技术军官、教官、下士军官、士兵、卫生兵、财务文职人员和武装警卫等。管理人员中，金泽少尉负责培训学员，每年培训两批，两年中训练细菌研制人员50多名。管理劳工的叫“金子”，管理水泵的叫“一条” ○12，管理锅炉房的叫“大熊”，管理汽车库的叫“多井”。和“731”本部一样，“673”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和繁殖散布细菌用的寄生虫，其大量生产鼠疫、霍乱病菌，用动物人体双重试验，最终研制细菌武器用于实战。
在细菌武器研究上，不知日寇何时看准了老鼠与跳蚤这一连带关系的两个物种。伪满时期，关东军“673”支队强迫群众交老鼠，责令学生停课捕捉老鼠，人们背后议论着：“日本人要这么多老鼠干什么？”然而，在“673”部队的15间鼠舍的地下，都建有贮存饲料的地窖，共收养一千多只老鼠，还有十多只老鼠，俗名“大眼贼”，是属于松鼠科田鼠类的原宗。另有兔子50只，羊3只。
当真相大白之后，人们称日本关东军细菌部队为“老鼠部队” ○13。在他们看来老鼠的用途很广泛，它既可以培殖用于传染鼠疫的跳蚤，还可以做细菌试验的材料，同时用它的血还可以培养细菌。因此“673”支队把培养鼠类当做一项重点工作来做。“八一五”光复时，“673”支队的遗址还可以看到。曾在孙吴县委党校任职的离休干部孙书志回忆：光复那年秋天，日本兵都跑了，我们几个孩子在西山玩，发现有一排烧焦了的房框子，从东面门洞进入，不远处有埋积成山一样的老鼠笼子垛，西南一座大型房屋旁边是一方形洞口，上边盖着镶有把手的大约一平方米的铁板，掀开它，踏着十几个台阶下去，便是一条宽敞的走廊，走廊两侧各设五个房间，左侧的第一个房间里散放着几根木头橛子，其余房间都在工作案台上摆放着数不清的玻璃试管和圆形玻璃盘，盘的直径10厘米，两个为一组上下摆在一起。这显然是细菌研究室，当时我们几个小孩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在孙吴县建设委员会做过房产工作的退休干部杨乐先○14曾目睹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初，他偶然到了“673”遗址，那时还有不少残墙断壁。在一处墙角阳光照到的地方，他发现有一团一团白色的球状的东西，似乎在蠕动，近前一看，真叫人反胃，原来是一只只肥大的虱子抱成一团。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在当年“731”部队的中国劳工中曾流传着“养虱子老头”的奇闻，大致是1940年的某一天○15，“731”细菌工厂建设工地的日本人来到劳工住处，挑选出10个年过半百的老头，让他们背上自己的行李来到一座黑房子里，日本人对他们说：“你们年纪大大的，就在这里休息吧，不用干活了。但是你们每天要交上100个虱子，必须是大个儿的，这就是你们的工作。”一周以后，每天有穿白大衣的日本人来，分别在10个老人的开花棉袄和棉裤里捕捉火柴头大小的虱子，放进小铝盆内，对小个的虱子也不掐死，继续留在棉衣裤里养大。这样，日本人每天都要从这里带回上千只的大虱子。当然，这都是秘密进行的，后来这十个“养虱子的老头”都被杀害。再有，居住在孙吴县西兴乡西兴村的老农迟连升说，在西兴村附近的原日军“673”细菌支队驻地的西山脚下，50多年前，亲眼看到了  掩埋的中国被害者的白骨一百多具。
西兴村在伪满时叫“西窑地”，当时只有12岁的迟连升○16在窑地挖沙子，做苦工。1944年他15岁，赶上西南沟小河涨水，冲下来不少鱼，他抓了些到城里去卖。为了避开警察他绕道从小南山回家，走到山坡下通往细菌部队的道路西边，看见有一群猪在一个大坑里拱什么，他走近一看吓了一跳，只见一大片白花花的人头骨，人骨架，足有100多具，这人骨不会是日本人的，也不会是中国人的坟。后来，同村的另一个老人孙国正也回忆伪满时他看见一个中国人趴在细菌部队的铁丝网上死去。迟连升的40多岁的儿子也回忆起解放后跟着大人去“673”遗址在解剖池边看见过死人脑瓜壳。战后当地农民在西山脚下耕种，经常在犁耙过后发现白骨，历史作证，往日的冤魂今日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1944年5月，日本陆军省命令关东军增加细菌武器的生产，以满足日军统帅部在太平洋地区大规模推行细菌战的需要。为特种部队增添了最完善的可供连续生产细菌的新设备，孙吴、海林、林口等支队也相应建立了大量培育细菌的生产系统。这样，一旦“731”本部的设施在战争中被催毁，各支队可确保正常运转。日寇的担心还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二战结束前，日军为消灭罪证，炸毁了“七三一”及各支队细菌基地大部设施，并将实验材料移交美军，后被用于朝鲜和越南战场，对战后西方细菌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可见帝国主义野心狂的共同面目。
1938年10月，日本速战速决战略破产，被迫停止战略进攻，1941年6月下旬爆发苏德战争后，关东军随即于同年7月初大规模启动了“关特演”行动，迅速将原来只有30余万人的关东军扩编至70万，伺机而动。当德军受挫于莫斯科城下时，到1941年末，日军对苏开战的决定已毫无可能。日本针对美国对石油的禁运，9月6日和11月5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决定进行南方作战，“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发动太平洋战争，妄想把战事搅乱，可谓背水一战，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日寇为迎合其最大限度地多杀人这一猖獗之心，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微生武器的实效上。日寇的细菌专家们处心积虑地从老鼠等动物、寄生虫和病菌这三者之间显然悟出了许多道理，那么制造生物武器用于实战的关键一步，就是他们所认为的用人体直接尝试各种细菌实验，则是靠细菌扭转败局的唯一赋有实效的捷径。关于用活人进行实验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远东军事法庭的“公审材料”中看到。孙吴细菌部队支队长西俊英中佐在供词中说○17：“1945年1月，‘731’部队的安达实验场，在我的参与下，由第二部部长碇中佐及该部的技师二木两人，对10名中国战俘进行传染坏疽病的试验。将中国战俘绑缚在间隔10至20公尺的木桩上，然后通过电流，将装有坏疽病的榴散弹爆炸，结果10人全部被带有细菌的碎片炸伤，同时染上了坏疽病，折腾了一周后痛苦地死去了”。他又看到石井部队拍的影片里面，有许多人在冰天雪地里，把赤裸的双臂展开，听任寒风吹袭，实验者用木棍敲打以确定是否已经冻僵。
用活人做试验的再一确凿证据，就是日寇的“特别输送”“马路大”。日军把细菌试验的受害者称作“实验的材料”，日语的发音“马路大”，意为“剥了皮的圆木”。中国人一旦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就很有可能被送到细菌部队当做实验对象。凡是进了“673”监狱的“犯人”除了有各自代表性别的符号和一个编号外，一律统称为“马路大”。和旁边关在笼子里实验用的老鼠属一个档次，即日寇不把你当人看，把人看作是木头，有任意砍削之意。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在他的著作《魔鬼的乐园》中，道出了实验对象的又一个代名词“满洲猴”。 在731部队的技师里，前金泽医大细菌学教研室的二木秀夫博士是核心人物。自1938年以来，他在拟定的课题中，关于探索“孙吴热”病原体的研究上，一直执刀宰杀“满洲猴”，干得相当利落。据悉，在“731”细菌部队和“673”细菌支队的监狱里，一旦你成为“马路大”被关，根本就没有活着出来的，与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
2000年，有关专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并公布了七三一部队用活人作细菌试验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别输送档案”，是该部队败退时来不及销毁而意外留下的，是侵华日军进行人体试验的直接罪证，并清理发现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
据史料记载，供实验用的“犯人”即“马路大”，是由驻满日本宪兵队和日本特务机关来掌握的。向“731”部队移送“犯人”的工作，主要由哈尔滨宪兵队负责。为了保密，宪兵队正式文件里都使用着“特密办理”、“特殊移送”、“特别移送”等字样。在由苏军缴获的满洲日本档案中，发现有日本宪兵队本部正式公文，其中有在1939年负责按“特别移送”手续把犯人押送给石井部队的关东军宪兵司令城仓少将所颁发的第224号命令，以及平野宪兵队的第1号作战命令等文件。今将其抄录如下：
关东军宪兵队作战命令第224号关东军宪兵队命令8月8日16时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
（一）依据关东军宪兵队作战命令第222号所派第二批“特殊输送”人员约90名，于8月9日抵山海关站，到达山海关站后即派客车一辆输送，客车于8月10日11时15分由山海关站出发，13日零时13分抵达孙吴站。
（二）由山海关至孙吴站间沿途护送前项人员之责，由锦州宪兵队长担任。被输送人员中除留60名应送达目的地外，其余诸人在到达哈尔滨站时，立即交付石井部队长。因此，须事先将应交付石井部队长的人员区分出来，以免在交付时发生延误。
为护送前项被输人员，应由承德宪兵队派出军官一名，平野部队派出下士官兵25名，关东军宪兵教导队派出卫生军士一名负责。由锦州宪兵队派翻译一名随往。
（三）哈尔滨宪兵队长须与石井部队长取得联系，保证在哈尔滨站及以后途中竭力防范外国间谍，并采取必要监督办法。
                      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
城仓少将
平野宪兵队在接到宪兵队司令部的224号命令后，立刻下达了由部队长平野大尉签发的第1号作战命令。详细部署了这次任务，包括平野部队派出一部分人员实施第二批“特殊移送”。由稻邑曹长率宪兵24名和卫生军士1名，由长春出发，到达山海关后，听从锦州宪兵队长指挥。出发之前还特地在宪兵司令部领取了刑具。脚镣81具，手铐52具，捕绳40根，护送绳25根，另有沈阳宪兵队领取的手铐30具，护送绳40根。
从上述作战命令看，“特别移送”准备是充分的，计划是周密的，戒备是森严的，行动是迅速的，目的是讳莫如深和别有用心的。
1939年8月9日，一列由客车和闷罐车混合编组的列车抵达山海关车站。早就等在那里的日本宪兵立即把挂在列车尾部的一节车厢包围起来。车厢里关押着90名中国被俘人员，这是一次为“731”本部及孙吴“673”支队运送活体试验者的非同寻常的大规模“特别移送”。由承德宪兵队、平野宪兵队和关东军宪兵教导队派出官兵，由锦州宪兵队担负主要任务。稻邑曹长在山海关于锦州宪兵队长处办好交接手续后，立即把这节车厢挂在山沈线的列车上。列车进了哈尔滨站，被押下的30名被俘人员被强行推上了早已等在站台上的“731”部队的特别囚车。其余60名仍锁在闷罐车里，沿着滨绥线，北黑线行驶，于8月30日零点到达孙吴站，随即将这60人关押在军管区的监狱内○18。日寇肆无忌惮地在这些“马路大”身上做霍乱、斑疹、伤寒、鼠疫及冻伤前后的观察试验，同时进行了多种传染病菌的培植和传染力度的研究。日军为避免自己的士兵染上病毒，就从已经得了“孙吴热”，正在发高烧的病人身上抽取血液，进行培植免疫菌苗的试验和制做。依上述看，不知有多少次这样的“特别输送”，不知有多少中国人被当成细菌战和毒气战试验的标本，不知有多少“马路大”惨死在那伙狰狞露骨操刀者的试验台上。
请看1945年8月10日，世岛松夫的供词○19：“1939年7月，我在孙吴宪兵分队任庶务计主任、军曹。据情报透露，有1名由苏联派遣的谍报员，男性，30岁，中国人，潜伏在曾家堡。分队长毛利幸三大尉命令坂口三藏曹长等3名宪兵前去逮捕，我给他们准备了汽车，押回分队监禁时，我指挥宪兵看守。经过审讯将其定为‘特别移送’对象，上级批准后，分队长命令福田夫军曹带领宪兵将其送交北安宪兵队。再送往石井部队。关于“特别移送”命令是我向福田夫军曹传达的。我还知道，1940年6月，北安宪兵队和田昌雄中佐命令孙吴分队逮捕了苏联谍报人员刘相征，中国人，审讯后，送往石井部队予以杀害。世岛松夫还供认：1941年3月，北安宪兵队的宪兵在北黑线301次车上，检查发现赵殿清携带的是苏联颁发的居民证，和田昌雄中佐命令部下跟踪侦察。渥美清志少尉又令本部的奥田胜翻译官，带领两名宪补（中国人），从龙镇上车，先沿着北齐线跟踪，后又跟至通北车站，没有发现同伙，于是饭原金丝军曹将其逮捕，押回北安宪兵队本部审讯，然后送往石井部队杀害。
今关喜太郎供认：我曾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备班任职。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我先后三次将关东军宪兵怀念官指示东安宪兵队等向石井部队输送5名抗日人员的命令，译成密码电报发出。1940年12月至1941年6月，孙吴宪兵队长提出拟将15名抗日人员送到石井部队的报告，我签署了“电报呈请事宜，准予执行”的意见，经司令官批准后，下达给上述部队。
战犯日野需供认：“1943年底，我在黑河省孙吴县特务股工作时，将两名中国爱国者送孙吴日本细菌研究所作了细菌试验。”（注：“孙吴日本细菌研究所”是指731部队孙吴第673支队。）
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和所属军政机构、翻译、工头等，利用蒙骗、抓捕等手段，如同强捕劳工与“军事管制”、“治安肃正”结合起来，源源不断地向细菌工厂输送实验“材料”，在特别输送的人员中以从战场抓捕的抗日军人和抗日嫌疑分子为主，是从关内“特殊输送”到哈尔滨731细菌部队总部或各支队做试验的，等待他们的只有痛苦和死亡。
日本关东军孙吴宪兵队多次执行“特别移送”的命令，将在黑河境内被抓捕的抗日爱国人士及其它人员移交到731细菌部队进行人体试验。《细菌与毒气弹》一书中提到孙吴日军宪兵队特别移送的人员，现转引如下○20：
1、陈农一，男，工作名陈鹏一，时年20岁，职业劳工，原籍山东省昌邑县北塔，住所不定。1941年9月23日被孙吴宪兵分队捕获，同年12月2日，孙吴宪兵队以孙宪高第23号申请特别移送，有关指令待进一步查找。
2、张立山，男，原籍河北省箕川县，住黑河省山神庙仁禾村，马车夫，于1943年12月14日上午9时，被孙吴宪兵队抓捕，时年54岁。同年12月31日，孙吴宪兵队以孙宪高第60号文件，向关东军宪兵队提出对其实施转移申请，1944年1月7日，关东军宪兵队下发了特别指令。
3、李怀显，男，时年28岁。原籍山东省郓城县刘行村，1944年4月3日被嫩江宪兵队逮捕，5月7日孙吴宪兵队向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提出特移申请，有关指令待进一步查找。
4、李福林，男，时年23岁。原籍山东省郓城县刘行村，1944年5月7日，孙吴宪兵队向关东军宪兵队提出特移申请，有关指令待进一步查找。
5、姜荣泉，男，时年40岁，劳工，原籍山东省东平县零孤村，住黑河省鸥浦县城齐札街，1943年11月18日被捕，1943年12月15日孙宪高第565号提出特别申请，12月22日关宪高第619号下发特移指令，1943年12月30日在特移押送中逃走。姜荣泉，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位在特别移送途中逃脱魔掌的抗日人士。
6、顾福先，男，别名顾鸿乡，时年31岁，原籍山东省掖县，住黑河省乌云县上道干，1941年8月16日被捕，北安宪兵队于8月18日以北安宪高第471号，申请特移，关东军宪兵队于1941年9月4日从关宪高第881号指令实施特别移送，孙吴县宪兵队在对其特别移送之后，以孙宪高第174号文件向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呈送了报告。
7、葛焕清，男，时年30岁，原籍北安省绥化县龙家崴子村，前住所黑河省汉河县额穆尔东蒙公司，1941年8月14日被捕，8月20日以瑷珲宪高第159号提出特移申请，1941年8月29日以关宪高61号指令批准特移，孙吴宪兵队以孙宪高第146号文件，向关东军宪兵队报告特别移送实施完毕。
8、甄永书，男，时年26岁，原籍山东省桓仁县，住址北安省海伦县。1941年7月14日被捕，北安宪兵队于同年7月19日以北宪高第665号文件，申请对其实施特移，关东军宪兵队以关宪高第752号指令，批准特移。孙吴宪兵队以北宪高第30号文件，向关东军宪兵队做了特移实施完毕的报告。
9、戴鸿河，男，原籍山东省安邱县，时年35岁，住黑河省瑷珲县黑河新兴里314号职业是妓馆主。1941年7月22日，在黑河街被捕，孙吴宪兵队以孙宪高第124号申请特移，1941年9月10日关东军宪兵队以关宪高第902号指令批准特移。1941年9月16日孙宪高第194号文件报告已将其移送给哈尔滨宪兵队本部。
被确定为“特别输送”的犯人，在被送到细菌部队的途中，他们被关在闷罐车里，戴着手铐脚镣，受尽折磨。曾参加运送“木头”的原日本宪兵军官阴地茂一回忆说○21：“1943年，他参与押送了两名中国犯人，在押送过程中，两个人的双手都被铐上了，而且两个人的鞋子又都丢了，在押送时只光着脚走路，当时天很冷，阴地茂一还想，天这么冷，这两个人没鞋穿可怎么办，但负责押运的山口说：“没关系，反正他们早晚都得死。”
日寇细菌部队以活人做试验的另一有力事实，即“孙吴热○22”的由来。1939年8月，日军123师团大部去东北松花江（哈尔滨市下游四十公里）进行渡河演习，之后回到中苏边境的孙吴驻地。同年9月至12月，出现了二十多名士兵以发热，蛋白尿出血为主症的病人，并有6人死亡。当时认为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临床病名很难确定。遂暂按发病地名命名为“孙吴热”。
在日本侵略军中，相继在虎林、二道岗、绥芬河等处发生了与“孙吴热”相同的疾病并有死亡。当地日军医院曾诊断为斑疹伤寒，急性出血性肾病，异型腥红热等病名，到1941年在一百万侵华日军中就有1万人罹患此病，经查明仍为“孙吴热”同一类疾病。从而引起日本上层的严重注意，日本陆军少将军医伊次目雄撰文说：“由于各地相继发生并且死亡，中央对在满洲发生的不明疾病的研究也很注意，深感对此要有紧急的对策。”1942年12月19日，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卫生部首脑们对此病进行了协议，认为目前对本病尚未达到十分明确的领域，在对本病理确诊之前，可以本病的主要症状命名。鉴于发生地域并以地名称呼本病不妥，虽然也提到了“传染性出血性紫斑病”或“地方性紫斑病热”等命名。为确切起见，又鉴于属流行病范畴，则正式命名为“流行性出血热”。同时，制定了第989号文件。
附：陆普第989号
北满及东满发生的以发热、蛋白尿及出血素质为主症状的所称孙吴热、虎林热、地方性紫斑病热暂称的病名疾病，对此流行病定如下病名：
病名：流行性出血热。
至此，孙吴县成为我国流行性出血热最早的疫区之一。
“731”细菌部队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在东京关东军医官会议上和一九四O年三月陆军军医学研究会上做了专题报告。之后，在关东军的军医机关中先后发表了七篇有关该病的研究报告，最权威的研究乃是“七三一”部队长北野政次中将的研究。军医少将伊次目雄于一九四二年在日本军医团杂志上发表文章说○23： “加茂部队对此进行了解剖，阐明了特有的变化，将其血液对猿及豚鼠进行注射，获得病毒移植成功，其发烧、浮肿及出血症状传种九代。”从而引出加茂部队曾用猿及豚鼠进行了生物学发病试验。在日本的各种文献中有的说用猿，有的说用满洲猴，有的说用志愿者，有的直接道出用中国人做试验。请看下面一段文字。“731”细菌部队的北野政次于1942年在孙吴地区曾捕获40只黑线姬鼠，在鼠身上收集到耶氏历螨203只，将螨制成悬液注入黑线鼠体内，25日后将鼠杀死，用鼠的肝、脾、胃再制成乳状液，经病毒过滤后，将此乳状液注入猿身上，十九日后引起发病，再把已发病的猿的血液注入另一猿体内，亦引起同样的出血热。于是确定出此病是由病毒引发的○24。
这里的猿到底是何物呢？我们可以肯定是人。只不过是日寇对外掩人耳目而已。其理由是：（一）解放后在我国、我省均用猴及其同类对出血热进行了活体感染试验，实验证明，这类动物对出血热病毒不敏感，绝不能重复出北野政次拿猿做实验传染九代的结果。（二）1983年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撰文《流行性出血热的新进展》中说：“日本学者四十年代在中国东北用人的志愿者试验，发现了从人到人的传播的感染因子，1945年日本战败后，所有的资料和记录被遗弃。”显然道出了是用人来做试验的。而其中所谓志愿者，不可能是日本人，中国人也绝不可能去志愿做这种实验，实际是被日本人关押的中国爱国者和一些外国人。（三）许多历史文献都充分证明：“731”及“673“细菌部队都曾用“马路大”做细菌实验。针对“孙吴热”“731”本部曾先后三次派出专题调研小组来孙吴。第一次是菌苗班长渡边带领。第二次由安东洪次博士牵头。第三次是北野政次挂帅○25。日寇上层人员的陆续到来加重了被试验者所要遭受的各种苦难。1941年底，在北野主持的新组建的研究班中有一个代号为A的军医少佐，就是一个细菌研制方面的骨干人物，他在孙吴地区用注射器，采日本兵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血液，注射到两名中国劳工身上。几小时后，被置于实验台上的人的症状清晰地出现了，全身突然出现斑点……，请看A军医如是说：“我尽管做了试验，但也全部进行了治疗。”可见他们用人体进行的野蛮试验。
冈本班中的一名细菌战罪犯回忆○26，在他们的“马鲁大”中有名妇女被传说是中国某抗日将领的夫人，她在监狱中生了个孩子，当她被送到解剖台前时，曾用悲伤的语气哀求到：“你们让我怎么都行，只要绕了我的孩子，可爱的孩子……”。不管她如何哀求，这位二十四五岁的妇女还是和她的孩子一起被活生生地解剖了。
通过一系列的人体试验，北野政次、岩田茂、渡边共同发表文章《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27，山内和木村发表《以肠内病原性兔血做凝聚素及补体结合物质之消长》一文，证明超声波制菌的极佳效果。石井命令山内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生产细菌疫苗。山内丰纪在供认材料中又写到：1940年9月，孙吴发生鼠疫，石井四郎紧急要求大张旗鼓地防疫，由菌苗班制鼠疫菌苗，日夜不停地工作。后因设备不足，于1940年12月，菌苗班全体人员包括山内和他研制的4台超声波制菌设备，由孙吴迁往大连。
“孙吴热”的早期研究史，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侵华史，也是充满了中国人民深重的血泪史，这页历史是一切善良和爱好和平的人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正因为当年日寇在孙吴大量开发细菌研究，导致多年来留下了细菌污染的祸根。直至60年后的今天，人们听说谁得了“孙吴热”都闻之色变。在这个现今仅有8万多人口的边陲小城，每年到了入冬季节，就是此病的高发期，成为当今对孙吴居民危害最大的地方病。
2006年6月，据孙吴县医院病案室提供的资料看，从1984年以来，孙吴县城乡居民，特别是青壮年患出血热的人数高达600余人，其中死亡24人。
在1984年孙吴县出血热的高发时节，从浙江省来孙吴县西部山区养蜂的一家人○28，老少七口，举家北迁，正值8月，山花盛开。不说蜂养的如何，不久，他家就有三口得上了出血热，先后死去了。剩下四口之家很快离开了这块不祥之地。流行性出血热是否和日军“673”细菌支队当年研制的鼠疫传播有关？的确是这样的。孙吴县原医院院长、主治医师王实敏所著的《孙吴热的今昔》一文，对此做出了权威性的解答。流行性出血热，是由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简称出血热。传染源为病鼠，通过寄生在病鼠身上的螨虫咬人传染。流行季节一般在10月至次年1月，本病潜伏期约1—2周，起病急，常突然畏寒发热，发冷时犹如卧在冰块上，继之发热，又好象坐在蒸笼里，体温常达四十摄氏度。主要症状可归纳为“六期、三痛、三红”（即“潜伏期、发热期、低血压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和恢复期”、“头痛、腰痛、眼眶痛，有时全身痛”、“颜面、结膜、颈胸皮肤潮红，似酒醉状”），口腔粘膜，眼底以及胸背、腋下等处皮肤有出血现象，发热多在三至五天消退，热退后症状反而加重，出现血压下降，脉波微弱，烦燥不安，胡言乱语等休克现象。由于出血和低血压使肾脏受到损伤，造成尿中毒和酸中毒等，严重时危及生命。本病目前尚无满意的治疗方法。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病定名为肾综合症出血热，该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汉坦病毒属，是经啮齿动物传播的一种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六年有一次高峰。本病主要分布于欧亚大陆，在我国已有半个多世纪的流行史，全国除青海和台湾省外均有疫情发生。我国本病年发病数已逾10万，已成为除病毒性肝炎外危害最大的一种病毒性疾病。在朝鲜被称作“朝鲜出血热”，在前苏联称“出血性肾病肾炎”，现今在我国仍沿用“流行性出血热”这一病名。
“731”本部及孙吴支队成立之前，细菌试验活动就已经在孙吴这个地方进行了。有史料证明的就是1934年辰清河上的传染事件○29。早在1933年初，关东军兽医部长渡边就指示关东军临时病马研究所着手研究细菌。这就是后来迁徙到长春市孟家屯的关东军第100部队，部队长是细菌专家兽医专家若松次郎少将，集聚了日本陆军中的生物、植物、细菌、微生物、解剖学、化学、药物、农艺学等方面的专家。这种负有特殊使命的部队总部在长春，支队分别设在佳木斯、克山、大连等地，人员保持在600至800人左右。1950年，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渡，在苏联伯力战犯法庭受审时供认：为了增强细菌武器，我曾下令，大批繁殖鼻疽、炭疽热、牛瘟、羊瘟、马瘟等细菌。
由于日寇不间断地毫无休止地生产细菌，如同“孙吴热”病菌泛滥肆虐一样，在其周边地区难免不发生泄漏和扩散。
请看中村文三卫生上士的供词○30：“1943年8月29日，在北黑线辰清车站附近掩埋用炭疽病菌杀死的中国马百余匹，此系研究细菌而进行的实地试验造成的。我接受消灭罪证任务后，亲督民夫10至15名，用时5天完成了掩埋工作。为了制造和扩大疫情，又将一匹死马故意扔到站北的河里，制造辰清河下游的疫情。当时在河里有一日军士兵钓鱼一条，生吃后不日死亡。
半个多世纪以来，据地方卫生防疫部门的调查，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还发现有鼠疫菌抗体阳性，检查结果表明在这些地区鼠疫菌依然存在。而在孙吴这个地方，鼠疫病菌仍然在活动，鼠疫再发生的可能性将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回头看来，马瘟、牛瘟、羊瘟等一系列牲畜的传染病菌的再发，也与日寇当年疯狂歹毒、愈加露骨的所作所为有关吗？天知道，历史自有公论。
大量史实证明，“731”部队不仅研制细菌战武器，也在战场上使用了细菌武器。不仅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汉事件中使用，在中国的中部宁波、承德、金华等地大肆的用细菌武器残害人民○31。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材料中说：“准备使用细菌武器。”这是与事实不符的。请看战犯西俊英供词：他亲眼看过拍摄日本细菌战部队攻击中国军队的秘密纪录片。他供认说，有一次在银幕看到，好几架飞机的机翼下挂着一些特别的器皿，里边装有传染鼠疫的跳蚤……，地面上有一个村庄，看到有中国军队在移动。银幕上后来映出了“任务完成”几个字，只见石井和碇常重两人从一架飞机上走下来。接着介绍这次行动的结果，映出了一张报纸，说是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
除了前面提到的“673”支队在北野政次直接指挥下，在孙吴用中国人进行“出血热”病理研究外还采取出血和不出血的方法从染病程度不同的人体中取出肝、脾和肾脏的罪恶行径。在孙吴区域内，日寇至少有两次大规模施用细菌的事实。据日军细菌部队成员加地信证实，1941年“731”本部会同孙吴“673”支队在孙吴毗邻的德都县传播霍乱菌和炭疽菌，造成人畜大量死亡。日本医学教授卢田说：“此次发生的马炭疽病相当严重，时间不长却死掉马匹数千。”七星泡村仅50余户，有30多人感染霍乱菌死亡。村长魏志清饲养的50头牛，死的仅剩下5头。据记载，1937年，日本兵强行给居住在浦拉口子的鄂伦春人注射“防疫药剂”，结果一次死亡50多人，占这个县鄂伦春人总数的1.8%○32。
可见日寇杀人的技术堪称一绝。有学者统计，二战期间中国至少有30万人○33惨死在日本实施的细菌武器战，另据战后日本细菌战犯的交待，当时第“731”部队及各支队生产出细菌数量和细菌战的能力，如果外部条件具备的话，是可以毁灭全人类数次了。
伴随着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本不应该滋生的“673”细菌基地这颗毒瘤，终于到了被彻底根除的时候了，为天皇而效忠的武士们此时因大局已败不得不极不情愿地放下手中的屠刀。1945年8月，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命令“731”部队○34和“100”部队立即爆破各自的一切实验室和设备，迁往汉城。8月11—12日，“731”直属各支队也纷纷行动起来。逃往长春的石井部队长用关东军总部的电话通知孙吴、海拉尔等地的支队，立即销毁一切细菌试验罪证。
1945年8月17日，在孙吴西山，“673”细菌试验基地一片混乱○35。支队长西俊英中佐特地从长春赶回孙吴，组织残兵向大兴安岭撤退并处理断后事宜。此时的“673”支队还有100多名主力队员和50名家属。支队长西中佐以下有军医大尉金泽一久，医药少尉井上正男，主见梅罔孝，第一分队军曹神田信雄以及二、三、四分队的伍长铃木菊一，河野孝树，船奥勇。锅炉班的大熊带领4人把机密文件、研究资料、各种数据、图片、实验小动物塞进锅炉里烧掉。井上少尉爆破军用建筑。
接下来，“673”支队全体人员集合在操场上，听西中佐的训示。西俊英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并极力掩饰心中的惊恐，说了一些不战胜，毋宁死等之类的空话，激励他的部下为了大东亚圣战的光荣，为了表现出“八弘一宇”的武士道 精神，不成功，便成仁。于是，给每人发了一瓶青酸甲里毒药。士兵东条明一下子就把剧毒药喝了下去，两眼僵直，倾刻毙命。那一边冈崎幸夫拉响了手榴弹，轰地一声粉身碎骨。“673”支队还组织了一次集体自杀。当时只有20岁的卫兵清水正弘○36站在人群后排，机枪一响他被倒下的人压住，没有死成。50多年后，他又来到孙吴悼念死去的同乡。旧地重游，看到眼前似曾还熟悉的残迹，他的泪水夺眶而出，感慨万千，是悲痛，是悔恨，是内疚，是警醒……
由日本引发的这场侵略战争，原本他是想凭借其国力和先进的军事装备妄想称霸。然而日本错了，并不是说一切侵略者都将遭到失败的下场。而是，日本当权者们错在了起战争绝对作用的并不是单指武器如何如何。否则等到世界各国都研制出原子弹的时候，何谈地球和人类还能否存在呢？双方战争吗，用常规武器造成些人员伤亡尚可理解，然而你偏要用卑鄙的手段，要多杀人，要灭掉这一民族，可真连人类的一星点文明都没有了，甚至禽兽不如了，如同将人的大脑装在了野兽的驱壳内，就更让人觉得可怕。二战期间，由于英美超级大国根据全球的利益，调整远东政策，给予日本以姑息和纵容，善良的中国人民由于内部战乱的拖赘或迷惑而自顾不睱，在“同文同种”氛围中忽略了日本人的处心积虑。加之二战前后以至两国邦交正常化前后，日本军界的战无不胜和一些政客的“神国”思想，“民族优越论”、“脱亚入欧”思潮，“八弘一宇”武士道观念，“主宰亚洲瓜分世界战略”等在隐瘾作崇。总有那么一些官员、学者、民众媒体等社会力量，反华、仇华、侵华的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总怀有敌视中国并吞中国的狼子野心，至今成为日本对华关系领域里的一股暗流，一直阻碍着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他们不断制造和践行侵华思想，不是随战争的结束而销声匿迹，而是一代一代进行着历史传承，浸染与熏陶。日本东京“招魂社”即“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历次战争中死亡的军人的牌位，甚至把在国际军事法庭上已被判刑的二战甲级战犯也作为“为国捐驱”的烈士去祭拜，是毫无道理的。也因此成为日本与亚洲关系紧张的触发点。而以石井四郎为首魔的一伙所谓细菌武器专家，竟然以特种部队的细菌武器研究资料数据、图片等全部呈送美国为交换条件，被美帝国主义当权者免除了他们的战犯罪，逃脱了人民的正义审判，就更是天大的不公。而当今日本对后代进行正视历史教育的时候，使之过去的丑恶的历史行为能有一个正确认识和反省都没做到，还时时地讳言侵略，拒绝道歉，为侵略历史掩饰，辩护。致使反华思潮明目张胆，侵华思潮残迹潜伏，沉渣暗藏。中国人民受辱固然可悲，那么，受辱背后竞不知如何受辱方为真正的可悲。警惕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