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白马大道:关于高、饶问题

　　摘自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作者：薄一波　著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党就揭露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这是建国初期党内发生的一场严重的斗争，也是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场斗争的胜利，对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起了重大作用。　

(一)高、饶政治野心的膨胀


　　我们党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改、镇反等民主改革的任务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便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52年8月，邓小平同志由西南局来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高岗、饶漱石和邓子恢、习仲勋同志也陆续从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我们党在干部任用上，历来主张搞“五湖四海”，既量才使用，又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邓子恢，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和我等十几人)，安排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当时高岗是很受器重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他担任主席的国家计委亦有“经济内阁”之称。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职位处在少奇同志之下，一直耿耿于怀。进京不久，他就把少奇同志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材料，进行传播。他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觉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少奇同志有不同的看法，心中暗暗窃喜，以为少奇同志今后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就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他写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一文，把少奇同志阐述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的处理问题的观点等等，一概当作所谓“党内的右倾思想”而加以批判。

　　1953年初，毛主席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现象。根据他的意见，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并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总理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互助合作工作，由邓子恢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是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是高岗、饶漱石竟错误地认为，这是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而此时他们在盘算什么呢？他们以为自己的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在不断提高，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务，于是更加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

　　在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主席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也会作相应调整。高、饶认为这是实现他们权力野心的好机会，便迫不及待地向党发难了。
　　(二)高岗向党发难 　高岗向党发难，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1953年下半年。这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是他进行阴谋活动的场所之一。前面已经讲过，高岗利用财经会议批判新税制错误之机，利用党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在会上进行时而隐蔽时而半公开的串联、鼓动，首先把攻击矛头对着我，并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实施他的“批薄射刘”的诡计，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少奇同志。这一点，他在1954年4月29日写的《我的反省》中作了交待。他说，他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高岗还对人说过：“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高岗对少奇同志的怀恨和反对由来已久。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后不久，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高岗不仅不去思考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反而不择手段地进行报复和攻击，甚至公然在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后来还一度担任过财经方面的总顾问)面前造谣中伤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科瓦廖夫随即写信告诉了斯大林。高岗访苏回国以后，又向人散播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他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用“一箭双雕”的手法，把少奇同志的许多话加在我头上进行批判。他还把少奇同志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了的缺点错误说成是一贯的、系统的，是路线错误。他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高岗还把搜罗到的所谓少奇同志的“错误”，集中起来，作为攻击的资料。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后，要他找少奇同志直接谈清问题。他不予理睬。少奇同志两次主动找他谈话，并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诚恳的检讨。他却对人说，刘少奇不肯进行自我批评。他污蔑少奇同志搞宗派，划“圈子”，指名道姓地说某某人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物。他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他自己迷上了“圈圈”主义、宗派主义，在他的眼里，自然这也成了“圈圈”，那也成了“圈圈”，一切正常的事情都被颠倒了。他这种种飞短流长、故布疑阵、谣言惑人的把戏，都是为他的分裂党、篡党夺权的活动服务的。党内出现了这种人，就不得安宁了，许多的鬼事、怪事和歪风邪气都会冒出来，党内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1953年2月，党中央为加强集体领导，拟将中央书记处下属的办公机构加以调整，委托少奇同志找人商拟调整方案。少奇同志考虑，可以试行中央各部部长集体办公的制度，并征询高岗的意见。高岗竟以为这是少奇同志想把握书记处的权力，不予合作。

　　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同志转达了毛主席同他的谈话内容，说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同志未经中央授权，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名单。政治局委员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写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同志和中央正副秘书长名单。安子文同志将这个名单给高岗看过，也向饶漱石谈过。高岗又疑神疑鬼，认为这个名单准是刘少奇授意向他进行试探的。于是，他抓住这件事在高级干部中大做文章，编造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而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并挑拨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组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等。

　　高岗还经常在他的住地，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拉拢干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制造党内不和。他时而说毛主席现在不满意某个人了，对某某又进行批评了，时而捏造说毛主席讲过某个同志为恶霸，时而又吹嘘说毛主席对他如何器重，如何依靠他去做经济工作，如果他离开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如此等等。以此来攻击别人，抬高自己，造成人们对他的错觉，损害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

　　明显表露高岗反党意图的是他散布的“军党论”(即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他公开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企图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把军队变成他分裂党和篡党夺权的工具。高岗说，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作出结论。他别有用心地把我们党的干部分为两部分，说毛主席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他还制造所谓“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就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人物，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应当彻底改组，由他来掌权的谬论。并煽动说现在白区干部要篡夺党了，妄图蒙骗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追随他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财经会议结束后，党中央提出了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成熟，比以往更加迫切地走向前台公开活动起来。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少奇同志，捏造说刘少奇已不被毛主席所重视。还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可是，他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担任。他还要陈云同志去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意见，遭到了陈云同志的拒绝。

　　后来，他南下杭州、广州进行游说。在杭州对陈正人同志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1953年10月间，他对设立总书记表示不赞成，而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并反对少奇同志当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惟恐自己当不上副主席，曾对陈云同志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意思是将刘、周、陈、高都包括在内。遭到陈云同志断然拒绝后，他又反咬一口，诬陷陈云同志。毛主席生病，罗瑞卿同志对高岗说，我们大家都要劝主席多注意休息。高岗却幸灾乐祸。他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起来。毛主席12月要休假，提议由少奇同志临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实际上，过去毛主席离京外出，中央的工作都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少奇同志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轮流。唯独高岗表示反对，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其用意就是要使少奇同志降格。十分清楚，高岗阴谋活动的本质，就是要推倒少奇同志和周总理，而由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第一副主席，同时担任政务院总理。他后来在《我的反省》等书面检讨中，承认他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高、饶问题的政治性质是严重的。1980年3月19日，小平同志在同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志谈话时，把高、饶问题的实质讲得很清楚。他说：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三)饶漱石紧密配合 在一些同志的印象中，饶漱石是个谨慎小心的人，曾受到少奇同志的器重。可是，他一当上组织部部长，就一反常态，同高岗串通一气，反对少奇同志，政治野心昭然若揭。他到职才几个月，就对组织部原有的领导干部进行打击和排斥，发动了对安子文同志的无理斗争。之后，在全国财经会议、中央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又配合高岗反对少奇同志，阴谋篡党夺权。正像毛主席后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新官上任，刚来即斗”。小平同志也指出，饶漱石同高岗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他们互相呼应，配合得十分默契。

　　安子文同志未经中央授权草拟的那份政治局人选名单，饶漱石得知后，私下里在许多人中间进行传播。在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捏造说：某某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刘少奇是他们的支持者。在安子文同志就名单问题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处分后，饶却抓住把柄不放。并散布说：财经会议上斗了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圈”中的安子文。果然，他未经中央同意，就制造各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他指责安子文同志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同志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少奇同志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但他根本听不进去，在组织部召开的两次部务会议上，继续向安子文同志开火，斥责他向少奇同志反映问题是“胆大妄为”。

　　1953年9、10月间，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可是，饶漱石却在会上兴风作浪，扭偏会议的方向。在讨论安子文同志作的工作报告时，他和一些人故意夸大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大批安子文同志，并进而把矛头指向少奇同志。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不顾大局，继续诬陷安子文同志，破坏团结。当他受到批评后，又一反常态地对安子文同志说：我说你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其实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刘少奇。这就透露了他“讨安伐刘”的政治诡计。后来他在检讨中承认，在中组部斗争安子文，目的也是反对刘少奇，以取得高岗的信任，进行政治投机。

　　毛主席1955年3月在全国党代会上指出：虽然高岗、饶漱石之间没有订立文字协定，但是他们的思想、目标和行动的一致，说明他们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毛主席的话切中要害，完全符合高、饶反党活动的实际。这里再概述几个事实：(1)饶漱石一向被认为是尊重少奇同志的，可是在高岗发动“批薄射刘”斗争时，他却另辟一个“讨安伐刘”的战场予以配合。他后来承认：“我不否认我们两个在行动上、目标上都是反对少奇同志。”(2)关于“名单问题”，毛主席说，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散布者恰恰就是高岗、饶漱石两人。他们会上会下广为传播这份名单，造谣惑众，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3)高岗推荐的干部，饶漱石一概同意；高岗反对的干部，饶漱石一律排斥。饶漱石还说，今后中组部要以原东北局的组织部长为核心。(4)饶的问题被揭露后，高两次找毛主席，要求保护饶。高岗问题被揭露后，饶也为高伸“冤”。毛主席曾风趣地说：“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当年党中央把他们称为“高饶反党联盟”不是没有道理的。   （四)高、饶问题的揭露和处理 　从全国财经会议后期开始，毛主席已逐步察觉高、饶的活动不正常。他在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说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线错误，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错误的说法。借“东北一党员”的信和鞍钢检查组两件事批评一波同志，也不能成立。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再强调加强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毛主席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绝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针对高、饶散布的所谓“圈圈”、“宗派”问题，毛主席在向各大区负责同志的讲话中，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和军队干部成长的情况，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但是，高岗无视毛主席的告诫，跑到华东、中南等地区变本加厉地进行破坏团结的分裂活动。这就更加引起了大家的警觉，许多同志陆续向中央进行了揭发。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对高、饶的阴谋活动提出了严重警告。

　　1954年2月，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主持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26页)。针对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少奇同志不点名地说，如果他们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坚决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27页)。会上，朱德、恩来、陈云、小平等同志都发了言，严肃批判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希望他们翻然悔悟，改正错误。

　　但是，高岗、饶漱石执迷不悟，不作深刻检讨，不愿痛改前非。高岗以自杀(未遂)来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为全面查清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央书记处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核实了他们分裂党、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事实。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专门会议，对高、饶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自绝于党，于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药自杀。

　　1955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同他们斗争的经过，以及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这场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得到了维护和加强。   (五)应该记取的教训 在我们党内，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类似高、饶的玩弄阴谋诡计，搞两面派，分裂党，妄图篡党夺权的事件。从历史事件中应当记取哪些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这里，仅就几点谈谈我个人的认识。

　　第一，全党同志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延安整风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连续取得震撼世界的辉煌胜利，我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不搞宗派，形成了全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一点，连我们的敌人也是承认的。在胜利的形势下，威胁党的团结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我看主要是党的高级干部中发生骄傲自满情绪。在延安时，毛主席就讲过，我们党内出现过几次大的骄傲，结果都吃了大亏。进城之前，毛主席已预见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可能滋长，并谆谆告诫全党同志要力戒骄傲。但是，骄傲的问题仍然发生了。高岗、饶漱石之所以走上分裂党的道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在胜利面前骄傲了，利令智昏了。因此，七届四中全会把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突出地提到了全党面前。毛主席在修改《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时，郑重地加上了：“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全会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党的团结，要求全党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一样，去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斗争。这就抓住了党内生活中一个最重大的问题，不仅击中了高、饶的要害，而且对全党具有普遍的、深远的教育意义。我深感，要维护党的团结，一是要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同语言，这是团结的基础。二是党内的政治生活要正常，真正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三是要有严格的党的纪律作保证。对那些破坏党的团结(特别是对那些用阴谋手段来破坏党的团结)而又坚持不改的人，决不能熟视无睹，必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直至把他们清除出党。四是要谦虚谨慎。这是我们保持政治上的青春与活力、加强相互团结的必备条件。古往今来，凡有志于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者，无不以戒骄奢为要义。谦逊勤敏，团结未有不固，事业未有不兴；骄矜放逸，团结未有不坏，事业未有不衰。总之，我们要始终记住毛主席的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越是在胜利的时候，越要居安思危，常怀临深履薄之惧，戒骄戒奢戒惰，兢兢业业工作，这样才能免于颠坠之戾，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共产党人不可追求个人的权力、地位。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辛亥革命后，他目睹许多国民党人变成了军阀、政客，腐朽堕落下去了，感到十分痛心，说出了这句有深刻意义的话。我们共产党人是要解放全人类的。在执政以后，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必须树立无产阶级的权力观，想问题、做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党的根本宗旨，不要忘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任何时候都不可追求个人的权力、地位，一切言行都要服从党的最高利益。权力、地位可以使人卓有成效地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也可以使人狂妄和堕落，是最能考验人的一关。有些功劳很大、资历很老的高级干部，常常因为经不住这一考验而沉沦下去，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高岗、饶漱石就是这样的人。拿高岗来说，他在开辟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东北解放区的革命和建设，在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以及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经济建设等方面，曾经是做过大量工作的，是有贡献的。那时，党中央、毛主席对他也是器重并注意培养的。但是，高岗自我改造甚差，旧意识浓厚，斤斤计较个人得失。随着地位、职务的升高，他的政治权欲和野心就急剧膨胀起来，已经不满足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等职务了。完全摆错了个人和党、个人和群众的关系，“老子天下第一”，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最后陷入了野心家的黑暗深渊，再也不能自拔。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里，我还要引用陈毅同志一句名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这句名言说明了一个道理，任何时候，共产党员都不要向党伸手要官。如果硬要伸手，就必然会身败名裂。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应牢牢记住的。

　　第三，党中央处理高、饶问题是稳妥的和慎重的。高、饶问题暴露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他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与过去党内曾经发生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完全不同。七届四中全会从增强党的团结的愿望出发，提倡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也期望高、饶能够承认错误，真诚悔改。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在高岗检讨完之后，对他的工作还要给予适当安排。但是，高岗“患得患失，泄气动摇”，终于采取自杀的方式来对抗党。饶漱石虽作检讨，但避重就轻。即使这样，对他们的问题也没有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对受高、饶影响而犯有错误的同志，中央在处理时也是非常慎重的。当时毛主席强调，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小平同志在1980年3月19日的谈话中，再一次肯定了这次党内斗争中的正确做法和成功经验。他说：“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