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邱进:钟祖康：长期统一导致今世落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7:50:23
中国全国一统，任何一个命令，无论何等荒谬，都得举国奉行。戴蒙教授说，中国最终被欧洲凌驾之谜，就在于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
圣诞节北上挪威第二大城市伯尔根与妻子的家族欢渡节日，再次感到这个高度富裕、文明和现代化的社会，人伦间的关系明显比华人社会来得成熟，以「发乎情、止乎理」居多；他们手牵手围着圣诞树不分老少都随便唱得出多首传统歌曲，其乐融融，其情感人。
我在摄氏零度左右于屋前的北海垂钓，起码一公斤的鳕鱼（cod）、青鳕（pollack，挪威语lyr），几乎垂竿可得，而且只是用金属造的假饵（这里的人钓鱼罕用真饵）。在夏天，更不用走到屋外，在阳台垂钓即可。北海除了给挪威带来每天三百万桶时值一亿美元的石油，还有巨量渔产。国人若见此状，必发出「得天独厚」之类惊叹，而不知中东、非洲等地的巨量石油只成为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发财工具，加上滥采导致油产日减，并未能像挪威、加拿大或美国那样的惠及平民；另外，国人亦无视全球许多渔米之乡包括中国许多地方，由于竭泽而渔和疏于保育，已变成不毛之地。在这心境下，我展读当今演化生物学大家JaredDiamond教授（戴蒙教授）的巨著 Guns, Germs andSteel（《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各社会的命运》），戴蒙教授要解答一个问题，就是为甚么是欧洲人征服美洲、澳州、非洲，甚至亚洲，而不是欧洲人被他们征服？
戴蒙教授说廿五年前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演化时，当地甚孚民望的土著领袖Yali问他：「为甚么总是你们白人生产出那么多货物，带来新几内亚，但我们黑人却自己只能炮制出那么少的东西？」的确，正如作者说，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其实无比艰深。当时他没有答案，却在往后廿多年萦绕于怀，不断追寻，方有所获，他说这本书算是给Yali 的一个答案。但从笔者看来，戴蒙教授不但回答了Yali的问题，也解答了许多中国人的疑惑。诚如当代生物学泰斗威尔森Edward OWilson教授评该书说「对社会议题思考之深、表达之清晰，无出其右。」笔者以为，此书夺得一九九八年普立兹奖，仍未足以说明其份量。
万年前最后冰河期决定人类分野
戴蒙教授称，当前人类发展的不均，关键起点在一万三千年前人类最后的一个冰河纪之后，自那时起，在不同大洲之上的人类发展差异明显增大，有些地方发展出使用文字和金属的工业社会，另一些则只发展出没有文字的农业社会，再等而下之者，还保留着石器时代的狩猎社会状态。这个不均的历史发展最后成为现代世界的模版，因为使用金属和文字的社会其后征服甚至灭绝了其它社会。而征服者的武器不仅是刀枪，也包括细菌，例如十六世纪初西班牙以六百士兵攻陷阿兹特克帝国（Aztec），其后再以不足两百士兵轻取印加帝国，靠的就是当地土著没有免疫力的天花。
戴蒙教授深刻研究了人类社会在过去一万三千年的发展后，总结出几个左右一个地方或一个大洲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第一大因素是，这个大洲上有多少适宜于大量繁殖的野生动、植物。原因是只有发展农牧业，才可以令社会上一批人无须为口奔驰，可以专心发展其它专业、钻研治国之术或专职从军。但各大洲可供大量繁殖的野生动、植物数目其实不多，分布也极不平均，譬如澳州只有一种动物可供畜牧，而当地土著也没有将之驯服。
第二大因素是，鉴于大部份社会的科技、政治制度，以至用作畜牧的动植物，大都来自其它社会，而不是由自己发明或发现，所以一个社会是否具有便于器物发明、思想和动植物传播（diffusion）的条件，非常重要。这一点与我历来的观点不谋而合，即自由传播思想和充份善用发明，往往比发明本身重要，这已从中国的所谓四大发明得到最佳印证。器物、思想、动植物之传播，要视乎地理上有多少天然阻隔、地理上的主轴是由东而西，还是由南而北等等。若是由东而西，即广大幅员在相同纬度之上，气候接近，则动植物、风俗习惯传播容易，如亚、欧；反之，若主轴是由南而北，即地域横跨多层纬度，气候处处不同，传播艰难，这是非洲特别是美洲难以在洲内快速传播文明的重要原因。
第三大因素是大洲的面积大小与人口多寡。地大、人多意味着会有较多发明，较多互相竞争的社会、和不求改革即被歼灭的压力。
中东肥沃月湾粮区变成沙漠
所以，作者说，中东和中国各样条件其实不坏。在地中海之东的一片平原，土壤极其肥沃，气候温和，迅即成为人类产粮重镇，人称「肥沃月湾」（Fertile Crescent,即今天的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带），为中东日后的领导地位埋下种子。从公元前八千五百年到公元前五百年，欧亚洲（Eurasia）西面的发明，几乎都是来自「肥沃月湾」或其周边。一直到公元十五世纪，科技还是主要从伊斯兰世界输入欧洲。但为甚么「肥沃月湾」自十五世纪逐渐失去领导世界的地位呢？主要原因就是，「肥沃月湾」变得越来越不肥沃。从考古资料可见，原来「肥沃月湾」曾大部份为森林所覆盖，但由于伐林造田、或滥伐木材，而当地的降雨量偏低，和大量羊群觅食，树林来不及再生，卒将「肥沃月湾」变成沙漠，世界文明中心亦随之逐步由「肥沃月湾」一带移往西欧及北欧。作者说，生态破坏与文明衰落、权力转移关系甚大，这也是另一个文明｜马雅文明｜没落的重要原因。今天，许多人每将中东地方寸草不生的沙漠当作是与天地并生的无妄之灾，是「祸从天降」，其实都是人祸！考古学家更发现，甚至是撒哈拉沙漠，在公元前九千至四千年之时亦非沙漠，而是处处草木、湖泊、野鸟之地！滥伐林木和沙漠化，不正是中国自古而然、于今为烈的大问题？但作者不从这角度去解释中国的没落。他提供了一个令中国民族主义狂热者更尴尬的答案。
郑和与哥伦布故事的启发
戴蒙教授说，中国的发展条件相当不错。譬如像「肥沃月湾」那样早就发展农业；从南至北，从沿海到西藏高原，孕育了多种多样的谷物、动物和技术；地大，可养活大量人口；和「肥沃月湾」比较，没有那么干燥，生态环境没有那么脆弱，令中国的密集农业可垂一万年之久。这些优势令中国一度在科技发展方面领先全球。直到十五世纪初，中国派郑和七下西洋，在一四零五年的首航中，有「宝船」六十二艘，最大者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随行二万七千八百多人，比哥伦布早八十年，规模亦非哥伦布可及万一。但其后由于权力斗争而「罢宝船弊政」，中国的航海探索事业开始了廿八年后戛然而止。对于这段历史，中国民族主义者无不扼腕叹息。
但戴蒙教授发现，原来哥伦布的航海探索事业也一波三折。生于意大利的哥伦布为了张罗船只出海探索，转而效忠葡萄牙国王，但葡萄牙拒绝给他船只出海时，他去请求Medina-Sedonia公爵，被拒后，再去求Medina-Celi伯爵，再被拒，最后跑去西班牙国王那里要船，国王拒绝了他，但最后让他上诉，并予接纳。戴蒙教授说，要是当时欧洲由头三位拒绝哥伦布的统治者任何一位一统天下，欧洲人的美洲殖民历史怕要改写。戴蒙教授说，正因为欧洲四分五裂，哥伦布可以周旋于各国之间售计，就像中国春秋战国时的思想家和谋士周游列国、大放异彩那样。而当西班牙开始殖民美洲时，其它欧洲国家眼见财源滚进西班牙，其它六国也加进殖民美洲的事业，情况跟欧洲其它的事物如大炮、电灯、印刷术的引进一样∶最初某些地方或会由于一些古灵精怪的理由而不肯创新，但在邻国的压力下，还得就范。
但中国则全国一统，任何一个命令，无论何等荒谬，都得举国奉行。戴蒙教授说，即使现代中国还摆脱不了这种遗毒，譬如文革期间领导一声令下，全国学校即关闭了五年。因此，他说，要破解中国最终被欧洲凌驾之谜，窍门就在于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这跟葛剑雄教授在《分裂与统一》巨著中提出的「乱世的魅力」之说，交相辉映。若以金融投资譬喻，欧洲的发展属于分散投资型，不会全败，也不会全胜，正如十个统治者不容易个个都是废人痴汉屠夫，也很难个个是圣人，但长远而言，分散投资通常是大赢家。中国的全国一统、极度集权则属于孤注一掷型，一赢全赢，一输全输，属病态赌博。短期而言，孤注一掷或有昙花一现的灿烂，但从中长期言，倾家荡产、家散人亡，非常正常。
（钟祖康：香港政评家，现移居挪威）
圣诞节北上挪威第二大城市伯尔根与妻子的家族欢渡节日，再次感到这个高度富裕、文明和现代化的社会，人伦间的关系明显比华人社会来得成熟，以「发乎情、止乎理」居多；他们手牵手围着圣诞树不分老少都随便唱得出多首传统歌曲，其乐融融，其情感人。
我在摄氏零度左右于屋前的北海垂钓，起码一公斤的鳕鱼（cod）、青鳕（pollack，挪威语lyr），几乎垂竿可得，而且只是用金属造的假饵（这里的人钓鱼罕用真饵）。在夏天，更不用走到屋外，在阳台垂钓即可。北海除了给挪威带来每天三百万桶时值一亿美元的石油，还有巨量渔产。国人若见此状，必发出「得天独厚」之类惊叹，而不知中东、非洲等地的巨量石油只成为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发财工具，加上滥采导致油产日减，并未能像挪威、加拿大或美国那样的惠及平民；另外，国人亦无视全球许多渔米之乡包括中国许多地方，由于竭泽而渔和疏于保育，已变成不毛之地。在这心境下，我展读当今演化生物学大家JaredDiamond教授（戴蒙教授）的巨著 Guns, Germs andSteel（《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各社会的命运》），戴蒙教授要解答一个问题，就是为甚么是欧洲人征服美洲、澳州、非洲，甚至亚洲，而不是欧洲人被他们征服？
戴蒙教授说廿五年前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演化时，当地甚孚民望的土著领袖Yali问他：「为甚么总是你们白人生产出那么多货物，带来新几内亚，但我们黑人却自己只能炮制出那么少的东西？」的确，正如作者说，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其实无比艰深。当时他没有答案，却在往后廿多年萦绕于怀，不断追寻，方有所获，他说这本书算是给Yali 的一个答案。但从笔者看来，戴蒙教授不但回答了Yali的问题，也解答了许多中国人的疑惑。诚如当代生物学泰斗威尔森Edward OWilson教授评该书说「对社会议题思考之深、表达之清晰，无出其右。」笔者以为，此书夺得一九九八年普立兹奖，仍未足以说明其份量。
万年前最后冰河期决定人类分野
戴蒙教授称，当前人类发展的不均，关键起点在一万三千年前人类最后的一个冰河纪之后，自那时起，在不同大洲之上的人类发展差异明显增大，有些地方发展出使用文字和金属的工业社会，另一些则只发展出没有文字的农业社会，再等而下之者，还保留着石器时代的狩猎社会状态。这个不均的历史发展最后成为现代世界的模版，因为使用金属和文字的社会其后征服甚至灭绝了其它社会。而征服者的武器不仅是刀枪，也包括细菌，例如十六世纪初西班牙以六百士兵攻陷阿兹特克帝国（Aztec），其后再以不足两百士兵轻取印加帝国，靠的就是当地土著没有免疫力的天花。
戴蒙教授深刻研究了人类社会在过去一万三千年的发展后，总结出几个左右一个地方或一个大洲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第一大因素是，这个大洲上有多少适宜于大量繁殖的野生动、植物。原因是只有发展农牧业，才可以令社会上一批人无须为口奔驰，可以专心发展其它专业、钻研治国之术或专职从军。但各大洲可供大量繁殖的野生动、植物数目其实不多，分布也极不平均，譬如澳州只有一种动物可供畜牧，而当地土著也没有将之驯服。
第二大因素是，鉴于大部份社会的科技、政治制度，以至用作畜牧的动植物，大都来自其它社会，而不是由自己发明或发现，所以一个社会是否具有便于器物发明、思想和动植物传播（diffusion）的条件，非常重要。这一点与我历来的观点不谋而合，即自由传播思想和充份善用发明，往往比发明本身重要，这已从中国的所谓四大发明得到最佳印证。器物、思想、动植物之传播，要视乎地理上有多少天然阻隔、地理上的主轴是由东而西，还是由南而北等等。若是由东而西，即广大幅员在相同纬度之上，气候接近，则动植物、风俗习惯传播容易，如亚、欧；反之，若主轴是由南而北，即地域横跨多层纬度，气候处处不同，传播艰难，这是非洲特别是美洲难以在洲内快速传播文明的重要原因。
第三大因素是大洲的面积大小与人口多寡。地大、人多意味着会有较多发明，较多互相竞争的社会、和不求改革即被歼灭的压力。
中东肥沃月湾粮区变成沙漠
所以，作者说，中东和中国各样条件其实不坏。在地中海之东的一片平原，土壤极其肥沃，气候温和，迅即成为人类产粮重镇，人称「肥沃月湾」（Fertile Crescent,即今天的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带），为中东日后的领导地位埋下种子。从公元前八千五百年到公元前五百年，欧亚洲（Eurasia）西面的发明，几乎都是来自「肥沃月湾」或其周边。一直到公元十五世纪，科技还是主要从伊斯兰世界输入欧洲。但为甚么「肥沃月湾」自十五世纪逐渐失去领导世界的地位呢？主要原因就是，「肥沃月湾」变得越来越不肥沃。从考古资料可见，原来「肥沃月湾」曾大部份为森林所覆盖，但由于伐林造田、或滥伐木材，而当地的降雨量偏低，和大量羊群觅食，树林来不及再生，卒将「肥沃月湾」变成沙漠，世界文明中心亦随之逐步由「肥沃月湾」一带移往西欧及北欧。作者说，生态破坏与文明衰落、权力转移关系甚大，这也是另一个文明｜马雅文明｜没落的重要原因。今天，许多人每将中东地方寸草不生的沙漠当作是与天地并生的无妄之灾，是「祸从天降」，其实都是人祸！考古学家更发现，甚至是撒哈拉沙漠，在公元前九千至四千年之时亦非沙漠，而是处处草木、湖泊、野鸟之地！滥伐林木和沙漠化，不正是中国自古而然、于今为烈的大问题？但作者不从这角度去解释中国的没落。他提供了一个令中国民族主义狂热者更尴尬的答案。
郑和与哥伦布故事的启发
戴蒙教授说，中国的发展条件相当不错。譬如像「肥沃月湾」那样早就发展农业；从南至北，从沿海到西藏高原，孕育了多种多样的谷物、动物和技术；地大，可养活大量人口；和「肥沃月湾」比较，没有那么干燥，生态环境没有那么脆弱，令中国的密集农业可垂一万年之久。这些优势令中国一度在科技发展方面领先全球。直到十五世纪初，中国派郑和七下西洋，在一四零五年的首航中，有「宝船」六十二艘，最大者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随行二万七千八百多人，比哥伦布早八十年，规模亦非哥伦布可及万一。但其后由于权力斗争而「罢宝船弊政」，中国的航海探索事业开始了廿八年后戛然而止。对于这段历史，中国民族主义者无不扼腕叹息。
但戴蒙教授发现，原来哥伦布的航海探索事业也一波三折。生于意大利的哥伦布为了张罗船只出海探索，转而效忠葡萄牙国王，但葡萄牙拒绝给他船只出海时，他去请求Medina-Sedonia公爵，被拒后，再去求Medina-Celi伯爵，再被拒，最后跑去西班牙国王那里要船，国王拒绝了他，但最后让他上诉，并予接纳。戴蒙教授说，要是当时欧洲由头三位拒绝哥伦布的统治者任何一位一统天下，欧洲人的美洲殖民历史怕要改写。戴蒙教授说，正因为欧洲四分五裂，哥伦布可以周旋于各国之间售计，就像中国春秋战国时的思想家和谋士周游列国、大放异彩那样。而当西班牙开始殖民美洲时，其它欧洲国家眼见财源滚进西班牙，其它六国也加进殖民美洲的事业，情况跟欧洲其它的事物如大炮、电灯、印刷术的引进一样∶最初某些地方或会由于一些古灵精怪的理由而不肯创新，但在邻国的压力下，还得就范。
但中国则全国一统，任何一个命令，无论何等荒谬，都得举国奉行。戴蒙教授说，即使现代中国还摆脱不了这种遗毒，譬如文革期间领导一声令下，全国学校即关闭了五年。因此，他说，要破解中国最终被欧洲凌驾之谜，窍门就在于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这跟葛剑雄教授在《分裂与统一》巨著中提出的「乱世的魅力」之说，交相辉映。若以金融投资譬喻，欧洲的发展属于分散投资型，不会全败，也不会全胜，正如十个统治者不容易个个都是废人痴汉屠夫，也很难个个是圣人，但长远而言，分散投资通常是大赢家。中国的全国一统、极度集权则属于孤注一掷型，一赢全赢，一输全输，属病态赌博。短期而言，孤注一掷或有昙花一现的灿烂，但从中长期言，倾家荡产、家散人亡，非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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