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璐幡:弃考与被弃考：高考生死结

重压之下的高考生：不少人呼吁改革高考制度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戏”又一次落幕。今年，南科大45名学生成为焦点，他们弃考的行为被反复争议。当然，他们毕竟是异数。…[详细]
昨日，湖南一位高考生考试前跳楼的图片在微博上广为流传，一位贵州考生则因为迟到被拒进场的图片引发了腾讯网17万网友的热议。
南科大学生拒考并自称愿作为“教育改革的小白鼠”。湖南考生与贵州考生的遭遇，则让上万的网友痛批高考制度，认为应该改革了。
这背后又折射了什么呢？
迟到被拒考场外的贵州考生
录取率越来越高，高考压力却依然很大
有一个截然相反的事实：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国报考人数570万，录取27万，录取率仅为4.7%，但是家长、考生的心态都相对平和；2011年，全国有933万考生参考，录取率将比去年增加近4个百分点，达到72.3%。但是，“高考焦虑症”却盛行，历年来因为高考压力而抑郁、甚至轻生的学生不少。
这是因为，虽然招生机会多了，但是重点学校却很少。考虑到将来的就业问题，学生的压力自然大。当然，除了想要进入好学校而外，家长和学子还可能有如下的考量：
1.面子因素。在“人人皆是大学生”的时代，不上大学面子上挂不住。
2.就业考量。有不少单位的招聘启事都会注明要求本科学历以上，尤其国企、事业单位这样的“好单位”，不少甚至要求硕士；从近年来公务员的招聘情况看，专科以下的学历几乎都被挡在了门外，所以上大学是必然的，而公务员的招考尽管存在不公现象，但是无疑，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社会上升”渠道。…[详细]
症结：“一考定终身”的焦虑
尽管不少人在说现在不是“一考定终身”了，还有人连续参加了15次高考呢，但是：1.复读不仅时间成本高，还会带来心理焦虑，许多复读生都存在专业不理想的问题；2.专升本等渠道代价高、机会不多，想要转学更是不太可能。3.成才的多元化只是相对的，比如2009年全国有84万人放弃高考，其中出国留学者达21.1%；2010年弃考人数近100万，其中20万人出国留学，他们相较于将千万的高考人数还算小群体。并且他们中不少来自富裕家庭，本来就在社会阶层金字塔的中上部甚至顶部。…[详细]
曾经，有学者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得出我国自解放以来实行的35次高考促成了1354.05万人的上向流动。而之所以能够促成这样的结果就在于它相对公平（尽管存在加分不公、高考移民、地域歧视等现象）。高考是为数不多的能促成人们向着社会更高阶层流动的制度。所以大家一窝蜂地在高考独木桥上挤过。
但是，贵州考场外痛哭的学生也好，因为子女高考而万分焦虑的家长也好，甚至于历年来因高考压力而选择轻生的人，他们无疑都被这逼仄的“独木桥”折磨得要死，于是很多人认为是时候进行高考体制改革了。如何改革？南科大当然就是个万众瞩目的尝试。
吃螃蟹的南科大：他们是希望吗
南科大学生的自信来自底气
南科大学生的弃考意味着他们拿不到教育部承认的学历证书，性质就相当于在一个社会培训班里度过了四年光阴，为此，许多评论为这45名孩子担忧，认为他们是在拿自己的“青春赌明天”，如果失败的话，他们会成为这场改革最大受害者。然而，南科大学生的公开信里却分明透着自信，除了盛赞这些90后孩子的勇气与独立精神之外，我们不妨从功利角度考量这股底气何来：
1.本是优质生源：据悉，南科大的生源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去年报考了中科大少年班，上了一本线但没有被中科大录取的学生；二是全国向往南科大的高三学生，以校荐或者自荐的方式申请，经过筛选参加南科大的自主招生考试。他们中甚至有好几个算是小有名气的“神童”。另外，这45名学生中有一半左右都来自教师家庭。
2.虽然没学历，却享受到了最好的教学资源：为了对得起这些冒险读书的学生，朱清时致力于提高教学质量——不仅从全球请来教学上最好的老师，还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精心来为学生编排课程。教师中，有MIT的人类学教授，有院士，也有原明报主编等。南科大的学生也在公开信中表示了课程设计的完美。而这批学生不仅能够在南科大接受免费教育，每年还能够拿到1万元的奖学金。这样优厚的教育资源，实在让人想放弃也难。
3.有的学生未来打算出国升造，不看重国内文凭：“我的想法其实很实际，将来我准备出国读书，国外很多大学本身也并不认可国内本科文凭。而南科大有知名教授和良好学习资源，报考竞争没有清华北大激烈，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南科大一位学生私下对《法制周末》记者透露的。…[详细]
当然，不可否认这些90后学生愿为教改当小白鼠的可嘉精神，只是这股底气绝不是凭空而来的。
抛却拿不到正规学历，其实他们和清华、北大“自主招生”学生是一类
前阵子闹得轰轰烈烈的“北约”、“华约”、“同盟”这些高校自主招生联盟囊括了第一批国家重点投入的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为目标的“985高校”的80%以上。被这些自主招生考试录取的学生绝对是占有了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资源，而这也成为了中国最好的高校们争夺“尖子生资源”的戏码。清华大学今年公布的自主招生名单中有七成的学生来自大中城市。专家组综合考虑了考生平时的学业水平、特长爱好、获奖情况、中学或外部专家的推荐意见等方面因素。而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孩子则是“自主招生”的边缘人群。…[详细]
症结：这样的自主招生制度很容易让人害怕不公平，公平二字本是高考最可贵的
南科大的45名学生的勇敢行为被不少人赞许，然而也被不少人质疑。问题在于：想得更远的人认为，假如允许南科大不经高考就招生，而且它“自授”的学历学位又经国家认同的话，那么，读不好书的权势者子女、有钱的纨袴子弟今后便都可以随意拿到南科大文凭、学位，届时，朱清如校长能坚持“原则”吗？这和许多的“自主招生”考试为人诟病的一样，人们都很担心这又造成新的权力寻租空间，形成新的不公平。…[详细]
当然，如果南科大是个彻彻底底的体制外学校，是所私人办学的学校，那么它爱怎么招生，怎么授予学位都是这所学校的自由，这是学生和家长们用脚投票的结果。偏巧南科大的出资人是深圳市政府，也就是说它是所公办大学。那么，目前的背弃体制、破釜沉舟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详细]
人们对自主招生的诟病，关键还是在——害怕践踏公平。这说起来像是段绕口令——人们因为高考能公平地提供上升机会而一窝蜂选择，却又为此焦虑，呼唤改革体制；有吃螃蟹者改革时，人们又害怕这会践踏公平。
还有不该遗忘的一类人：贫困的“被弃考生”
“入不敷出”：农村孩子弃考主因
09年开始，媒体就不断关注高考弃考现象。而这些弃考者中，最大的群体就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他们当然不是因为“多元化的人生选择”而弃考。尽管在以前也有很多弃考的现象，但是主要还是因为高考的录取比例实在太低，许多人（当然，也包括城市孩子）都因为录取无望而不想去考。在“人人皆是大学生”的今天。这些农村的弃考者却出自于最为实际的投入与成本考量：读大学需要投入不菲的金钱，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却很严峻。这笔“账”算下来，放弃高考是“明智”的选择。他们算是“被弃考”。…[详细]
症结：通过了录取之门，却挡在了找工作之门
如果说扩招之前，是录取机会的微薄阻碍了农村学生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的话，现在则是打开了录取之门，却让从这道门汹涌而来的人流阻塞了找工作之门。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扩招是退步，毕竟它给农村学生打开了第一道门。如何解决第二道门的阻塞问题，恐怕还是要从“公平”二字找答案。如果我们不能把这道门做得更宽的话，至少让各阶层的学生在通过时更公平些，这样还可以扩大农村学生向上流动的机会，一定程度减少“被弃考”。
但事实上，去年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也做了一份大型调查，将毕业生的家庭阶层分为产业与服务业员工、管理阶层、农民与农民工、无业与退休及专业人员四种类型，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中分别有35%和2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详细1]…[详细2]
如何解开“高考生死结”
前提：改革高考离不开现实环境
学者秦晖曾经指出，无论如何“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比之凭门第、出身、关系、背景，凭财力，凭有权者或其他人主观色彩浓厚的举荐等等来取人，都要好得多。尤其在一个社会机制不健康、举荐容易流为黑箱操作的环境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我们能找出某些国家用非考试的办法分配教育资源而取得成功的事例，也需要考察这些国家与我们不同的社会背景。我们不能脱离社会背景来谈教育，脱离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来孤立地谈“教改”。如果一般地讲考试作为分配教育资源的办法属于不得已的“最不坏”之举，那么在我国的特定条件下恐怕更是如此，如今我们恐怕倒是应当更严格地限制举荐之类的“非考试办法”才是。…[详细]
教育学者熊丙奇也认为，我国要深入推进高考改革，目前比较适合的方式是以统一高考为基础，实施大学自主招生，这就是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不再实行按分数和志愿先后投档录取的集中录取制度，而是学校自主确定分数要求，达到分数要求的学生自主提出申请，大学独立自主招生。这是妥善处理政府管理、学校自主、社会公平这三者之间关系的较好选择。…[详细]
在“统一高考”的前提下，以下的措施很重要：
1.撤销私人教育办学障碍，扩大教育资源。撤销限制私人办学的人为障碍，鼓励社会投入办学，这样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情况会缓解，高校的整体教育质量也会提高。…[详细]
2.放低高考门槛，但是大学“宽进严出”。在根本改革高教体制及社会上的用人体制基础上效法国际流行的“宽进严出”之制也许是唯一出路。放低高考门槛，筑高大学毕业门槛，变孤注一掷式的“竞争”为平缓的过程式竞争，这比简单地排斥“应试”要好得多。…[详细]
3.加大对社会底层的教育资源倾斜。韩国高考相对公平，因为对贫困家庭政策有着相当的倾斜，这一政策的初衷就是能够给底层人在社会上上升的渠道。这里的大学，当然也指的是“好大学”。
根本：教育问题的根源在教育之外——在于如何创造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
不妨看看香港的经验。1970年代的香港，中产阶级大量形成，这也意味着，这个时代使各阶层特别是底层依靠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去改变命运成为可能，门第裙带等不再是底层向上流动不可逾越的鸿沟。主要在于三点：一是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期；二是社会因成立廉政公署日益走向公正、开放和廉洁；三是政府开始推行公屋、义务教育、新市镇等系列民生政策，香港社会日益向现代化转型。
在向上流动的机遇面前，你要做的就是勤奋努力和发挥潜力，而非依靠门第裙带、投机取巧，更不可能是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事实上，这种“可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社会氛围和人生信念，在今天的香港依然很普遍。据介绍，香港科技大学的本地学生中，70%以上在“公屋”或“居屋”（相当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长大，公平的社会环境对于草根阶层改变命运至为关键。…[详细]
一位智利女诗人说：“许多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等待，但孩子不能等。”高校改革势在必行，而怎么改，当然要立足于社会现实和人们对公平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