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衣冠4.0李靖技能:日本地震凸显的中国民情

日本地震凸显的中国民情

谌洪果

公元2011年3月11日，日本附近海域发生9级强烈地震并引发特大海啸，导致7000多人死亡和一万多人失踪，强震还导致日本福岛核电站安全危机。就在日本地震前一天的3月10日，中国云南盈江县发生5.8级地震，死亡25人，250余人受伤。再往前推3年，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地区发生8级地震，死亡近7万人，失踪一万八千多人。

正如有人指出，“在天灾面前总有人在挑动我们最敏感的神经，不断复刻，越刻越深”。中日之间因为历史记忆而形成的情感矛盾，似乎已成为解不开的死结。与以前围绕战争道歉、保钓行动等问题而发生的各种抵制抗议不同的是，这次地震毕竟主要涉及的是生命在自然面前的脆弱及人类如何面对自然的共同处境和命运问题，中国人对此也感同身受。然而，当各种复杂纠结的政治和民族立场再次附加在一个自然事件之上，那些本来可以公开理性探讨的救灾运作机制等问题，也变成了敏感的话题甚至话语的禁忌。在这个时候，的确有必要总结一下这次日本地震所凸显的各种中国民情，从而为我们更冷静的思考和省察提供初步的基础。

之所以我想写这篇文章，还有两个极为个体化的理由，一是四川地震之后我曾带学生深入灾区调研过十多天，参与观察到不少既感动又忧虑的状况，而之后的玉树地震、云南盈江地震让我感觉我们的救灾模式并没有实质性的改进，日本的地震使我有了一些比较的体会，平添了许多的感受；二是一个更直接的动因，在3月14日，我收到了一个研究生发来的短信，他写道：“老师，我都有些迷惑了，日本的一个地震把我和许多朋友的感情已经割裂开来。我只不过在校内网上传了些日本地震的照片，说了些祝福日本人的话，然后，许多以前玩得很好的朋友就群起而攻之，骂我，诋毁我，我担心我们的感情会因此更加恶劣，所以不想再去解释些什么，可我心里又是那么委屈难过，难道一个地震就把我们的心灵也震对立了，我说不清楚，到底谁对谁错……”

我是教师，我有责任为这位困惑的学生给出一个解答，可是我实在不知从何安慰。因为，我也为这种人心的撕裂而困惑。最终，我只能告诉他：如果你的朋友仅仅因为你在他们之外还对他们“讨厌的人”表达了关心之情，就肆意对你谩骂攻击，那么你真的可以想想这样的友情是不是值得珍惜。但是，我知道作为教师我不能再进一步了，学生是有思考和判断能力的成人，最终的选择和把握，还得靠自己。而我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观察到的“民意”呈现出来，并尽量提供一种较为清晰的分析。

我把日本地震后国人的民意大体归纳为四类：

第一，同情派：认为在这种大灾难面前，对生命的尊重和人道应该放在民族立场之上，为日本灾区人民祈福，为逝去的生命痛惜。还有人指出，四川地震时，日本救援队也曾展现出对生命充满敬重的令人感动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表达同情，是合乎情理的。对同情派持批评态度的观点主要有三：一是认为民族大义才是更重要的；二是认为同情如果沦为煽情，就未免过于矫情；三是如果连云南地震都不去关心，而关心遥远的生命，这也有违人性之常情。对于以上反驳意见，如果同情派简单以灾难的规模大小作为同情与否的辩护理由，那是很糟糕的逻辑，而且也说明这种同情的背后可能蕴含着无情。所以有人点出，“普世价值是好东西，不过给这种教条化的论调糟蹋了”。况且，同情派如果丝毫不顾及那种民族情感所具有的真诚性一面，也就不能说是彻底的尊重生命的立场。对于这样的争论，也有人理性指出，尽管首先关心自家事务和亲人苦难是正常的情感，但如果“信息被人为阻断，云南地震详情难以获知，中国人的同情心自然会更多地分配给日本震灾。如果每天的报道都是高度重视的领导和情绪稳定的灾民，那还有什么表达同情心的余地？”（张雪忠）

第二，叫好派：旗帜鲜明认为小日本就是活该，要能把整个日本都地震完蛋更好。叫好派秉持的当然是彻底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并深深陷在民族仇恨的情感当中。叫好派的一个重要说法就是报应论，认为这是上天对日本的惩罚。遗憾的是，这种报应论其实是毫无根据的，首先，报应论必须承认上天是有人格意志的，但叫好派的大多数都是无神论者；其次，即使承认地震来自天意，但天意并非人意所能妄加测度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地震之间并不能人为建立某种因果关联；第三，更切近的，四川地震比日本强震死的人更多，而且死的人基本是无辜的百姓，如果报应，那是不是要因此推论中国人更该被报应？这当然是很荒唐的说法。四川地震后，美国著名影星莎朗·斯通就曾因发表报应的说法而引发国人的愤怒，那今天我们怎么就能把报应的观念适用于另一个民族呢？叫好派把不相关的事情放置在一起，除了逻辑的混乱外，也因为极端忽视生命本身的基本尊严，而在无形中堵塞了自身走出仇恨困境的出路。毕竟，叫好派如果真是爱国派，那么他们就必须为自身言论可能会不负责任地针对政府行动而警惕，因为中国政府对日本地震进行了积极援助，胡主席也亲自去日本大使馆吊唁，这种普世人道的做法难道不是政治的基础，难道不是大国的尊严所在？

第三，学习派：认真比较日本地震和中国地震中的各种细节，客观承认日本在灾祸中表现的平民的文明、媒体的理性、政府的务实、救援的科学、建筑的质量等等，甚至进而承认在这背后并非其民族天性如此，乃是长期制度培育的结果。同时，学习派并不是没有看到日本救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不去刻意美化或掩饰，比如日本民众集体盲从心理导致死亡的惨重、政府在救灾过程中同样存在的各种不力等等，但学习派重在学习，而不把人家的这些问题作为我们自己开脱甚至贴金的理由。学习派和同情派的关注重点显然有所不同，但也面临叫好派的攻击。就像笑蜀所说的那样，“评说日本地震，还发现极左愤心灵极脆弱，哪怕仅仅陈述日本人如何镇定从容，都会让他们受伤，说这是贬低中国，是逆向种族主义。但对真正的逆向种族主义，比如断言中国国民素质不配搞民主自由，中国人活该被管，尤其对属于逆向种族主义的歧视性排他性制度安排，他们却安之若素，承受能力极强大。”这一反驳意见体现了学习派理性爱国的立场。学习当然和卖国、奴性扯不上什么关系。拒绝学习、缺乏谦卑，不愿看到别人好的一面，而只想找到别人差的一面来作为自己扬眉吐气的理由，不配称为爱国。学习派也隐含着对自己国民的批判，就像极右反华的石原慎太郎批评日本人“自体意识过于着重自我，凡事以私欲为主。这次海啸可以清洗这些执念”一样，其骨子里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正如有人评论：“能够宽容这种极端说法，足见日本社会成熟。”而我们也应该有善于学习、善于检讨的精神，尽管学习是需要勇气的。

第四，冷淡派：对日本地震持漠不关心的心态，对什么国家民族大义问题也无从关心。作为普通的百姓，为自己的生活奔波操劳都顾不过来了，哪里还有心思考虑别的问题？那都是吃饱了撑着的事情。冷淡派在这次日本地震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因为核辐射危机而听信谣言抢购食盐。对于他们来说，下一顿有没有盐，才是与自己生命切身相关的事情。有人戏言冷淡派是“盐荒子孙”，的确指出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焦虑、缺乏安全感，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恐惧和不信任的心态。冷淡派从另一个维度反映了民族的悲情，但因此指摘冷淡派的抢盐行为是盲从愚昧、素质低劣，就未免有些过了。毕竟，就如日本民众对地震的反应文明冷静并非天性一样，中国人缺乏冷静从容的心态是可以通过信息的流畅、制度的完善等而加以改善的，“在嘲笑、挖苦和鄙视之后，起码我个人看到了进步。”而许多人之所以没有疯狂采购，不过是我们幸运地知道得更多一点而已。在这种时候，更需要放下我们居高临下的启蒙者心态，而平实这些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人们。就如宫铃女士说的那样，在天灾面前，我们都同样无力，所以聚集在此，“同是天涯沦落人，程度不同罢了”。

以上我简要描述了四种民情，这些民情落实在具体个人身上，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同情派很可能也是学习派，冷淡派也完全可能持有叫好派的心态；更值得注意的是，同情派和叫好派表面对立，但如果偏于立场而昧于反思，则他们都会拥有同样的“冷酷”的逻辑。此外，冷淡派也可能成熟为学习派，而同情派、学习派或叫好派也都会具有冷淡派身上同样的焦躁不安。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试图从主观立场出发，排斥其他的价值和观点，并为别人的不同观念而感到痛苦愤恨时，我们或许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民意民情在每个人身上或许都是正态分布的人格特点，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同时具有上述四种不同心态的烙印，或强或弱而已。

面对这种令许多人担忧的民情分裂的局面，怎么办？我承认，在这种普世价值和民族尊严互相纠缠、自然与政治错综复杂的事态面前，卷入了太多的情感因素，因此，它不是一个事实问题和真理问题，而是一个伦理和政治上如何站队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种站队往往不是自觉选择的结果，而是具有某种命定的成分。在这个领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立的各方其实缺乏辩论的前提，沟通理性往往没有效果，所以最终的结果是谁也无法说服谁。这是善与善的冲突，同时也是恶与恶的冲突。我们每个人都既善又恶。但是，观念如此不同甚至隔阂，是不是就意味着势同水火，是不是就因此感到悲观绝望？我想也不见得。为此，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健全我们的思考，修复我们的裂痕：

第一，我们可以走出恨而迎接爱。一个陷入仇恨的人，最大的伤害就是他本人，而不是他所仇恨的对象。走出仇恨，不是说不要公义。但必须知道，仇恨使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沉淀成本里面，而看不到了生活的前景。陷入仇恨，就看不到战争时代和和平时代的人际游戏完全是不一样的，看不到在和平时代的复仇更需要某种反仇恨的正当化理由，也看不到仇恨这笔账本来就无法算清。就如网上有一个段子所说：“陕西地震了，河北人对陕西人说，你们地震了我好高兴啊。陕西人回复：滚蛋。河北人咆哮道：两千多年前的长平大屠杀，我赵国人被你秦国人活埋四十万。忘记历史等于背叛。秦国余孽，我赵国子民与你不共戴天。”可见，仇恨并非生活的全部，在喊打喊杀之外，一个人赢得尊严的方式还有多种，尤其是以爱的方式赢得尊严。并且，更重要的是，爱本身就是人最重要的尊严所在。

第二，我们的不同价值观可以共存。就如韦伯所揭示的那样，我们必须承认这是诸神时代，人的终极价值观念往往不可调和，但这仅仅是在终极意义上的，它不能取代人生在不同层次上加以展开的丰富而有意义的过程。我们可以在人际交往中、在市场贸易中，在制度平台上，在司法层面上，共同开展多方面的交流互动，从而实现某种我们渴慕的集体的、民族的、共同体的生活。所以，不要把别人的价值和言论作为自己伤害的来源，否则就是在跟自己过不去了。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错误往往在于我们认为自己是绝对不会错的。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必要时时刻刻都带入那种极端的、非此即彼的、非友即敌的思维，要知道我们都是在边际上进行选择和权衡的。

第三，我们需要就事论事的思维。两夫妻吵架，最忌讳的是一吵架就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都搬出来。这样的吵架没完没了，对错永远纠缠不清，这样的婚姻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处理中国和日本这样的邻居关系，同样如此。尽管在历史上我们有痛苦的记忆，尽管我们曾经受到极大的伤害，也尽管作为民族生存的法则，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必要的警惕——对方“亡我之心不死”之类，但是，毕竟，在解决人类情感矛盾时，“就事论事”的原则是根本的，日本为战争当负的责、当道的歉，我们有充分的正当性要求追究，但如果把这一点当成了心灵的重负，而在任何事情上都扯到民族大义的高度，那也不是出路，而且，根本没有实际的效果和意义。

第四，我们能够走向独立、开明、健全和理性。无论你是什么派，重要的是不要以自己的喜好和厌恶取代了别人的喜好和厌恶。人是需要发展自己的个性和自由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尊重别人的痛苦、信念、情感、偏见、偏好和各种根深蒂固的东西。这里还有密尔意义上的“涉己”和“涉他”的自由问题。80高龄的富兰克林在制宪会议上说：“活了这么大的年纪，我已经历过许多场合，由于获得更佳信息，或经过更周密的思考，责任心驱使我改变原来的观点，哪怕是在重大问题上，原来以为自己正确，后来恰恰相反。”而一个人是否健全理性，关键就要看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他该如何经营自己的幸福观和人生使命。伊壁鸠鲁说过，对于关心灵魂的健康来说，谁也不会是为时尚早或者为时过晚。

以上简单勾勒的四个完善心灵的途径，不是道德标杆，也不是实用指南，而是不同民情可能相互宽容并寻求共识和共同生活的起点。我的好友仝宗锦在针对日本地震的民情冲突问题时，说了一番富有见地的话，他说：“全部工作，其实在于期待我们成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人，还是基于具体历史情境的人，还是二者得兼？一般说，在天灾面前，应强调普遍价值立场，而在国家竞争问题上，则不应舍弃民族立场。自由主义者多强调前者，但也容易忽略民族主义复杂性。比方可能反对党化民族主义时拒斥了爱国民族主义。”

宗锦兄充分注意到了这种复杂的民情态势，我非常赞同，但是有一点小小的保留意见。在我看来，无论天灾面前还是国家竞争面前，一个人持有的普遍价值立场抑或民族立场，都不是宗锦所谓的“应强调”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应然的规定性问题，而是一个个人选择的现状问题。这种选择或许不是对立的，甚至不是互相消解的，即便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下，甚至即便是在关乎中日关系这样的敏感问题上。这可能也是我的一种意蒂牢结。

作为倾向于学习派和同情派的人，我同样要说，学习派和同情派往往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包容、那么有关怀。而对于叫好派和冷淡派而言，生存忧患可能被过分夸大了，即使其行事逻辑有问题，也因为利益、面子等而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正害怕被摧毁的是一个人塑造起来的情感和信念，是每个人作为一座身心城堡对于安全的本能护守。情感信念的城堡一坍塌，人也就完了。这就是最大的事实。这就是我们需要尊重不同立场的理由。因此，我看来，修复心灵废墟也许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修复的过程是自我成长和自我救赎的过程，然而，比这两者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漫长的灵魂之旅不是你一个人在寻找，在行走，所有与你持有相同或不同观念的人，都是你的同路人。

所以我们注定在路上；所以我们寻找，就有寻见的希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拥有有一盏脚前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