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套票有收藏价值吗: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重庆经验（上） - 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重庆经验（上） -...

　　作为一种人类理想，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方式不可能一模一样。在坚守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历史任务。

　　一、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各级政府与中国人民一直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与所处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道路。回首过去60年，中国已经跨越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并在各个阶段探索出相对而言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迈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的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匮乏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一直持续到1978年。按1990年国际不变价格计算，在这个阶段，中国的人均GDP从500美元左右持续攀升，但一直低于1000美元。把这个阶段称为“匮乏阶段”，是因为其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其产出仅够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为了在剩余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经济，中国在这个阶段采取了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为的是把不多的剩余集中起来，优先发展重点产业与关键社会事业。与此同时，在匮乏阶段，当人均收入十分低下、人们普遍贫穷时，尽量保证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是那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唯一途径。由于人均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存，如果分配不均，势必有人连基本生存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在分配政策上，那个时期中国十分注重公平，往往采取票证的方式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式社会主义1.0版本固然有缺陷（如物质生活水平改善缓慢），但其成就是不容抹杀的。且不说新中国成立后仅3年，经济就迅速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其间还与世界头号强国在朝鲜打了个平手），从1953年到1978年，GDP年均增长率也高达6.5％，虽然比不上同期东亚的日本与四小龙，但放在世界范围内也相当亮丽。更重要的是，1.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为其后的发展奠定硬、软两方面的基础。有人经常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话批评大跃进，但他们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森对中国这一时期的总体评价：“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几。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但到改革开放前，“印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

　　197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进入“温饱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公有制的一统天下逐步被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所替代，计划经济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不过，规划依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分配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打破了“铁饭碗”，端走了“大锅饭”，希望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式，激励所有人、所有地区千方百计摆脱贫困、创造财富。

　　在温饱阶段，既然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足以维持生存，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途径是：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另一方面，扶贫减贫。这正是中国式社会主义2.0版本的精髓。

　　在经济发展方面，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6％，大大快于前30年的6.5％。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如果说在匮乏阶段，人们还吃得不太饱、穿得不太好；在温饱阶段，随着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逐步增加至4000美元，绝大多数中国人已有条件吃得越来越有营养、穿得越来越体面。

　　中国在扶贫减贫方面的成就也许更值得称道。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了4亿。换言之，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赞叹道：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

　　当然，2.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也有缺陷。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阶段，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公平、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让人们普遍感到不安全、不平等、不舒适。

　　2002年，中国人均GDP跨越了4000美元大关，进入“小康阶段”。新阶段一定会催生新版社会主义。那么3.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与2.0版本会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说在温饱阶段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福利改善的话，那么，进入小康阶段后，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已不再是社会福利改善的主要动力，它与社会福利改善的正相关关系开始递减，甚至走向反面。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1958年，加尔布雷思发表了《丰裕社会》－书。他敏锐地观察到，当时美国的丰裕只是私人产品与服务的丰裕，而公共产品与服务实际上相当贫乏。为了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加尔布雷思强调，进入丰裕阶段后，社会必须大幅度增加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投入。不过，加尔布雷思的忠告并没有在美国产生多大效果。1998年，在为《丰裕社会》出版四十周年纪念版写序时，他不胜欷歔地感慨道：“我的批评仍然有效。不错，政府确有公共开支，但往往用于购买杀人武器，或用于给大公司种种好处。除此之外，限制公共支出的压力像以前一样十分强大。结果，虽然我们的私人消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裕，但我们的学校、图书馆、公共娱乐场所、医疗保险、甚至执法力量都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与过去相比，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差距可以说是越拉越大。”

　　社会主义的中国理应能够做得更好。在基本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之后，3.0版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应探索如何加大对那些能切实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领域（如公共住房、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生态保护、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基础设施、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的公共投入。具体而言，“衣”、“食”问题基本解决后，还需改善“住”（宜居）、“行”（畅通）问题；私人的衣食住行问题解决后，还需解决公共消费问题（平安、生态、健康）、人类安全问题与社会平等问题。

　　在这些方面，重庆近年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作为一个内陆省级单位，重庆比沿海发达省份更像中国的一个缩影（表1）。因此，它的探索也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重庆可以做到的事，其他绝大多数省份也一定能做到。重庆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五个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国民共进”、“群众路线”。体现在这些关键词中的重庆经验不仅创造出中国式社会主义3.0的新要素，也包含着中国式社会主义2.0和10的宝贵遗产。

　　表1重庆与全国（2008年）

　　人均GDP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城市居民   农村居民   城市化  HDI

　　人均可支配  人均纯   家庭恩格尔 家庭恩格尔  水平

　　收入（元） 收入（元） 系数         系数

　　重庆 18025.0  14367.6     4126.2    39.1        53.3       50.0  0.783

　　全国22698.0 15780.8      4760.6    37.9         43.7      45.7   0.79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重庆统计年鉴，2009年》。

　　二、“五个重庆”

　　2008年7月，重庆将自己正在实施和计划实施的政策重点概括为“五个重庆”，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一个月后，“五个重庆”的规划相继出炉；几个月后，跨系统的“五个重庆”建设领导小组分头成立。

　　1.宜居重庆

　　“衣”、“食”无忧后，“住”对普通民众福祉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因此，“五个重庆”中排在首位的是“宣居重庆”，其领导小组由市长牵头。“宜居重庆”包含“居住条件、公共空间、服务设施”三方面内容，其目的是改善居住条件（包括保障住房、商品住房、住宅品质、社区服务四部分）、优化公共空间（包括城市广场、市容环境、特色风貌三部分）、完善服务设施（包括商业、文化、市政三部分）。

　　改善居住条件是“宜居重庆”的重点，其目标是到2012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2008年的27.34平方米提高到30平方米；同时，逐渐淘汰农村不安全的土坯房、石头房，让砖混结构以上住房比例达到95％，有卫生间的农房比例达到70%；农村新建房屋中“巴渝新居”推广率达到40%。到2017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要进一步达到35平方米；农村新建房屋中“巴渝新居”推广率达到60%.

　　人均住房面积扩大并不能保证人人都有房住。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而不是“居者有其产”）的理想，重庆改变了住房由市场单一提供的体系。重庆市政府把住房建设分为三类，并采取了“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限制”的策略。

　　第一，1 0％的高收入人群购买高档商品住房；这些人不仅要支付高房价，今后还可能要支付“特别房产消费税”。

　　第二，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住在普通商品住房。近年来，重庆经济高速增长，但房价保持平稳态势，与全国其他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重庆计划在未来让城市双职工能用其6年半的收入买得起中小套型、中低价位的商品住房。

　　第三，30％的中低收入群体由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宜居重庆”的关键是“穷人”也可享受宜居。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反复强调，帮“穷人”造房是政府的责任。基于这个理念，该市保障性住房实施“5＋1”模式，即过去采用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农民工公寓五种保障方式，与公共租赁房这种新的保障方式并举，充分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前五种保障方式的着眼点是困难人群与农民工，公共租赁房的居住者则着眼于未列入廉租住房保障行列、又暂时买不起商品房的中低收入人群和新就业人员等“夹心人群”。重庆规划三年内完成2000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未来10年，将建设4000万平方米的公共租赁房。

　　2.畅通重庆

　　如果说“宜居重庆”着眼于解决“住”的问题，“畅通重庆”则着眼于解决“行”的问题。“畅通重庆”在“五个重庆”中的重要性仅次于“宜居重庆”，其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市长挂帅。

　　众所周知，重庆主城区是着名的山城，主城区以外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独特的地理形势使得重庆“行”的问题一直是妨碍人民福祉提高的绊脚石。

　　“畅通重庆”旨在一举改变这种状况，其总体目标是通过跨越式发展，把重庆建设成为全国最畅通的城市之一。这里“畅通”是指主城区畅通，整个重庆城乡畅通，与整个大西南畅通，与周边省份畅通，与长三角、珠三角、东南亚畅通，与全国、全世界畅通。

　　与中国的其他大中城市一样，实现主城区畅通的关键是“排堵”。重庆的做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实行“公交优先”；另一方面，提高城市的交通管理水平，到2012年，重庆将实现“半小时主城”。

　　为了让全市城乡之间畅通，重庆正在推进农村公路“乡通畅”、“村通达”。“乡通畅”工程建设，目的是构筑一个覆盖城乡的公路网络。近几年，重庆市全年新建、改建农村公路2万多公里；到2010年底，全市的乡镇通畅率、行政村通达率双双达到100%。重庆还加快构建农村客运网络，2010年，全市乡镇和行政村客车通达率分别达到98.7%、72%。几年后，重庆任何一个行政村都会有客车服务，通过农村公路与高速公路网，把它们与整个重庆连接起来。到2012年，重庆将实现高速公路市内4小时通达。

　　除了让内部畅通起来外，重庆还在加快高速公路、铁路、水运、空运建设。到2012年，重庆将变成大西南综合交通枢纽，周边省会城市8小时通达；到2015年，实现铁路周边省会城市4小时通达，长三角、珠三角、东南亚8小时通达；长江黄金水道成为西部内陆出海主通道；江北机场成为国际性空港。

　　3.森林重庆

　　自古以来，人们就很清楚衣食住行的重要性，但直到经济增长挂帅导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以后，人们才意识到山川秀美、空气清新也同样重要。为了改善重庆的生态环境，“五个重庆”把“森林重庆”排在第3位，其领导小组由市长牵头。

　　“森林重庆”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种一些树。在人称“大火炉”的重庆多种一些树，当然有助于美化城市景观、调节小气候，增加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使他们的生活更舒适、更健康，使他们眼光所及，满目青山、赏心悦目。但更重要的是，在75%以上面积是山地和丘陵的重庆，提高森林覆盖率可以减少土壤侵蚀，减少水土流失（尤其是流入三峡库区的泥沙）；增加森林资源还有利于涵养水源、净化水质（尤其是确保三峡水库的水量和水质）。

　　除了环保意义以外，大规模植树造林还可以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碳汇经济，把重庆那些大片的荒山、穷山，变为秀山、宝山，变为生态旅游的福地，为农民提供增收致富的机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飞跃。

　　2008年8月启动的“森林重庆”包含城市、农村、通道、水系、苗圃基地以及长江两岸等六大森林工程，其分阶段发展目标可见（表2）。

　　表2森林重庆发展目标（1996－2017）

　　1997    2008    2012    2017

　　森林覆盖率（％）       20     34     38     45

　　建成区绿地率（％）      18     34.5    37       39

　　林业总产值（亿元）      13     174     250   500

　　农民人均林业收入（元）  20      336   500     >1000

　　活立木蓄积量（亿立方米） 0.78    13       1.46   1.72

　　固碳（万吨碳当量）      1419    2298    2568    3041

　　释放氧气（万吨）        1030   1668    1863    2206

　　从2008年8月到2009年底，重庆在植树造林方面投入178亿元，是前10年总和的2.7倍，种树798万亩，比前10年总和还多出129万亩，森林覆盖率已达35％，由过去全国的第17位提升到第13位。2010年初，重庆已经被住建部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在44个申报城市中名列第1。但重庆并未满足，而是把“森林重庆”提速，“还要用一年时间种十年的树！”到2012年，让全市森林覆盖率从原计划的38%提高到40％。

　　4.平安重庆

　　在“五个重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安重庆”。重庆的“打黑除恶”、“灭枪治暴”、“跨区域破案追逃”等社会治安综合整治专项战役深得人心，让重庆市民的安全感明显增强。国家统计局第九次全国群众安全感入户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重庆群众安全感指数达96.62％，居全国第9，居4个直辖市之首。无怪乎，公安部对重庆市公安局予以全国通令嘉奖。

　　不过，“打黑除恶”只是“平安重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其全部。实际上，“平安重庆”不只是个社会治安问题，它被界定为“五大安全”（社会安全、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交通安全、居住安全）和“两大建设”（法制环境、执法队伍）。换句话说，与“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一样，“平安重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改善和保障民生，它关注的是人民群众的食、住、行与工作安全问题。

　　“平安重庆”有一整套指标体系，包括群众安全感指数、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就业人员10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万车死亡率、火灾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食品中毒死亡事故、民间纠纷调解成功率、符合条件又有援助需求的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面、群众对执法队伍满意度等等，并且规定了到2012年各个指标应该达到什么水平，如到2012年，各类事故总死亡人数比2007年下降36%。

　　5.健康重庆

　　重庆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非常典型的城市，贫困人口多、低保人口多，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居民的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作为社会主义3.0的重要内容。

　　“健康重庆”的“健康”是广义的健康，包括体质、饮食、生育、行为、精神五个方面的健康。为了促进五个方面的健康，重庆确立了“发展体育运动、增进体质健康”，“严格食品安全监管、加强饮食健康”，“加强妇幼保健、保障生育健康”，“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倡导行为健康”，“加强心理卫生服务、重视精神健康”，“建立健全健康服务体系、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健康服务”六大重点任务，并为每个重点任务设定了具体的指标。

　　“健康重庆”的总体目标是：第一，市民健康素质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第二，市民健康保障水平处于西部前列；第三，市民健康行为基本养成。为了实现这些总体目标，充分发挥政府各部门的主导作用，广泛动员全社会的积极参与。重庆专门制订了“健康重庆”的卫生行动计划和体育行动计划。这两个行动计划共设有几十项具体目标或行动内容，并明确了相应的牵头部门、协作单位、资金保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重庆不仅强调“野蛮其体魄”，同时也强调“文明其精神”，强调激发全市人民的精气神，保持精神健康。过去，重庆不少人闲来无事便无休无止地打麻将、“斗地主”。更有甚者，一些人（包括一些党政干部）理想信念淡漠、价值观扭曲、精神萎靡、腐败堕落。为了扶正祛邪，重庆大力倡导社会主义价值观，并把它与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结合起来，相继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并千方百计让“唱读讲传”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这些活动被一些媒体简化为“唱红”。但也引来少数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对此，市委主要领导的回应是：“有些人说重庆的‘唱红’是搞‘左’的一套，不能这么认为。实际上，‘红’讲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为老百姓服务，这是共产党当时建党的本意。共产党成立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所以，‘唱红’这个概念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