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小型张什么意思: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重庆经验（下） - 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重庆经验（下） -...

　　重庆市共有40个区县，呈现“一圈两翼”的格局。“一圈”是指以重庆主城区为中心、以1小时车程为半径的“一小时经济圈”，涵盖23个区县，它集中了全市近六成的人口，资本、产业密集，基础设施完善，科研力量雄厚，GDP占全市总量的80％左右。“两翼”则是指以三峡库区为主的渝东北（含11个区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渝东南（含6个区县），有人口近1000万人，面积占全市的2／3，境内80％为山地丘陵，人均耕地仅为全国的2／3低产田比重高达80％。不过，“两翼”林地资源优势突出，共有林地4700万亩，占全市的77％，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潜力。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两翼”的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人均收入低下、贫困人口集中。2009年，“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低1250元，比“一圈”低1877元。“两翼”也是我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17个区县中有15个贫困区县，14个国家重点贫困区县，贫困人口达113万人，占全市贫困人口的80％。

　　社会主义要求共同富裕。很明显，重庆发展的“短板”在“两翼”。“两翼”落后的问题不解决，实现“五个重庆”的总体目标就要大打折扣。建设社会主义新重庆必须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帮助“两翼”尽快脱贫致富，缩小与“一圈”的差距，这是中国式社会主义2.0的宝贵遗产。

　　2007年，重庆就分别编制了“一圈”与“两翼”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关于建立健全一圈两翼对口帮扶机制的意见》，明确了“一圈两翼”总体发展战略。“一圈”在产业、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方面具有优势，而“两翼”在自然资源、劳动力等方面具有优势。独具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对口帮扶机制力图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一方面，促进“一圈”产业升级，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加快“两翼”人口转移，疏解环境压力，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具体而言，除了运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让“一圈”带动“两翼”齐飞，重庆还在“一圈”与“两翼”之间构建了产业、投融资、基础设施、人口转移四个对接联动机制。

　　这些措施已经开始产生效应，“一圈”与“两翼”之间的收入增速差距开始缩小，协调发展态势开始显现。例如，从2008年10月开始，“两翼”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开始接近“一圈”，两个月后实现超越。到2010年4月，“两翼”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已连续16个月超过“一圈”。

　　为了进一步加快“两翼”的发展，重庆市于2010年2月正式启动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意图是到2012年时实现三大目标：一是“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8％左右，年均增加800元以上，达到6400元；二是“两翼”农户纯收入在2009年基础上户均增加1万元，达到25000元；三是“两翼”农村有劳动能力的农户，95％要实现万元增收目标。

　　在短短三年里要实现这三大目标不能说不是雄心勃勃。那么，重庆的底气从何而来呢？底气就在于两翼地区拥有的4743万亩宝贵的林地资源，换句话说，“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完全可以与“森林重庆”相辅相成、并行不悖。重庆的计划是，在三年里，市财政投入100亿元，并安排银行信贷资金650亿元，支持“两翼”农民大力发展与森林相关的产业，包括林禽养殖（开发林地，建立养殖基地）、林下养畜（开发林地，发展肉牛、奶牛、山羊、肉兔养殖）、林地种植（发展林菜、林菌、林药、林蜂等）、林业产业（发展速丰林、油茶、茶叶、药材等）、林果产业（发展柑橘、核桃、板栗等）、森林旅游（发展森林公园，尤其是国家级森林公园）。

　　四、国民共进

　　“五个重庆”与“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注重的都是民生。用市委主要领导的话说，全市各级党委、政府都“要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不求经济指标长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老百姓过得最幸福”。过去几年，重庆财政对民生的倾斜是很大的。从2007年到2009年，民生支出连续三年占到重庆一般预算支出的50%以上。而重庆还明确规定，公共服务预算增量的70％必须投向农村，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而根据2009－2012年规划，仅“宜居重庆”四年建设资金总量便高达8761亿元。同时，到2012年前，还要用3000亿打造“畅通重庆”。再加上“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方面的投入，“五个重庆”到2012年前的总投入将超过12万亿，平均每年投入3000多亿元。

　　在对待国有经济上，重庆模式从社会主义1.0与2.0版本都吸取了养分。一方面，它坚持改革，不排斥非公有经济；另一方面，它也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努力将国有经济做大做强。用主要领导的话说，“如果我们的改革最后把过去的一套彻底否定，把西方的一套原原本本拿来，我觉得这不叫改革。也就是说，不完全把西方的那套经营模式纯而又纯的私有化的东西给拿过来，我们应该有国有的东西，而且应该从国有这个东西里边汲取它体制上的精华，发挥它机制上的优势，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更灵活有效，在目标上应该体现为广大的民众更好地服务，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优越性，这就是有声有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重庆市国资委成立于2003年。此前，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只有1700亿元，分散在60多个企业集团，1500多个子、孙公司手中。当时，国有经济可以用“小、散、乱”来形容。自2003年以来，重庆市国有资产总量快速扩张，年均增长率高达29.7％，而同期中央国企、上海国企与四川国企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5％、7％、8％。因此，到2009年底，重庆市的国有集团资产总额已达到10500亿元，其在全国的排位也从第19位跃居第4位。

　　在资产总额不断攀升的同时，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与产业布局也不断改善。与2003年比较，2009年国有企业净资产从376亿元增长为2722亿元，增长624%；年利润268亿元，增长30倍；股东回报率10.7％，提高了8.3个百分点；国有集团户均资产292亿元，增长564%；资产负债率从97％下降至60％左右的合理范围；产业布局从80%。以上集中在工商业转变为基础设施、工商产业、地方金融4：3：3新格局（投融资集团占40%、工商产业集团占30％、地方金融企业占30%），更加适应重庆经济社会长远发展。

　　在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看来，“国进”必然导致“民退”，似乎“国”与“民”是天然的敌对关系，零和关系，不可能出现共赢局面。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既无任何理论根基，更被重庆的实践证明极其荒谬。近年来，在公有经济高歌猛进的同时，重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比较快。直辖之初，重庆非公经济占全市GDP的比重只有26.2％，到2010年一季度，这个比重已经提高到60.5％。这个变化只能用非公有制经济增速高于公有制经济来解释。显然，重庆发展的事实证明，国民共进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变为现实。

　　五、群众路线

　　毛泽东把“群众路线”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把群众路线看作毛泽东思想“三大基本方面”之一。

　　群众路线有四个支撑点。首先，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其次，深入群众是为了培植群众观点。只有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干部才能转换角色，把世界观和立场真正转到工人农民这方面来，热爱人民群众，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牢固树立起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群众观点。第三，深入群众要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民意。第四，与群众打成一片也是向人民群众吸取民智的过程。这是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基于这个判断，毛泽东曾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群众路线是中国式社会主义1.0版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幸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份丰厚的遗产却被淡忘了。一些党政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肆意欺压群众，成天与有钱人、小兄弟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本必须回归群众路线。可喜的是，在建设“五个重庆”、推动“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促进“国民共进”的同时，重庆也在尝试如何在新形势下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

　　群众路线在重庆实践中具体体现为针对基层干部的“三项制度”与针对全市各级机关干部的“三项活动”。

　　2008年底，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在全市村、社区普遍建立健全“三项制度”。第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统筹安排各项工作，每周集中接待群众不得少于一次，每次不少于半天。要通过党务公开栏、网络、广播等方式，对外公布接待群众的时间、地点、联系电话等事项。要耐心听取群众反映的问题；对群众反映的情况，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及时进行处理；对群众提出的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不合理要求，要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明工作：对应当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要明确告知诉讼程序和受理单位。第二，村、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要制订进家入户走访群众的分工计划（成员之间不相互重复走访），按照分工计划，每位成员每年到本村、本社区每户群众家庭走访不少于两次。重点家访困难户、上访户、致富能人、老党员和老干部。在入户家访时，重点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情况、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和提出的建议等。第三，村、社区党组织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在做好详细登记的基础上，要明确处理责任人和具体经办人，限时办理，并且在规定的时限内及时反馈给反映人。

　　到2010年6月底，重庆8982个村、2136个社区党组织全部建立了“三项制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基层党组织书记接访群众378.7万人次，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走访群众1042.2万户，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293万件，帮助解决235.6万余件，群众对办理事项的满意度达96%。“三项活动”指的是“三进三同”、“结穷亲”和“大下访（大走访）”。

　　“三进三同”要求各级机关干部每年至少用一周时间，新招录公务员、新担任领导干部至少用一个月时间，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区县领导干部每年下基层调研不少于三个月，市级部门领导干部每年不少于两个月。为了不给基层和农民增加负担，干部在参与“三进三同”活动时，每天要交纳25元生活费，并自带生活必需品。

　　“结穷亲”要求各级机关干部与贫困村或贫困户结对帮扶，尤其要把重庆18个贫困工作重点区县作为活动的重点区域，把农村建卡贫困户、城市低保户和困难党员作为重点人群，把因子女上学负担较重、有劳动能力但缺乏生产条件的困难家庭作为重点对象。重庆要求市级机关厅局级领导干部和区县级领导干部每人结对帮扶一户困难党员和一户困难群众，市级机关处级干部、区县部门和乡镇级干部每人结对帮扶一户困难党员或困难群众，一般干部职工可单独，也可以以党支部或处、室、科为单位，集体结对帮扶一户以上困难群众或困难党员，确保人员不漏、对象不重，机关全覆盖、干部全参与和农村建卡贫困户全结对。结对干部每年必须深入帮扶对象家中一般不少于两次。2010年6月下旬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会又决定将“结穷亲”，实现机关全覆盖、干部全参与，与农村50万贫困户全结对。

　　“大下访”要求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每人每月下访不少于一次（全年每人不少于12次），区县其他市管领导干部开展下访活动原则上每人每月一次，区县及以下各级干部也要采取定点接访、重点约访、带案下访、座谈走访、驻点指导、专题调研等方式参与“大下访”活动。“大下访”的目的是主动为群众诉求提供畅通的表达渠道，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待群众信访或上访，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

　　“三项活动”开展的时间虽然还不长，但到2010年5月30日其成效已十分显着。

　　“三项制度”与“三项活动”的核心是干部下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眼睛向下、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各级干部才能体会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回应群众的诉求，感知群众的智慧，增进与群众的感情，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摒除脱离群众的衙门作风，恢复干群的“鱼水关系”，把“五个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国民共进”落到实处，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结语

　　1989年，日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文，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与政治自由”制度已经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20年后的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委托两家民调机构在全球27个国家（包括中国）对随机抽样的29000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福山的判断是虚妄的、完全站不住脚的。这项调查显示，对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不满遍布全球，在27国人民中平均只有11％的人认为，这种制度运转良好，不需要政府干预。相反，平均有23％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致命的缺陷，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来取代它。持这种看法的人在法国高达43％、墨西哥高达38％、巴西高达35％、乌克兰高达31％。在各国人民中，最普遍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要靠改革与监管来纠正，而改革的方向是政府应该在拥有或直接控制本国主要产业、财富再分配、企业监管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换句话说，“自由资本主义”不得人心。

　　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才能真正体会重庆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的意义。中国人民不相信历史已经终结，仍然在不懈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会固步自封；跨越上一个发展阶段后，会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和实验探索如何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升级换代”。

　　在“匮乏阶段”与“温饱阶段”，中国已经创造了辉煌的中国式社会主义1.0与2.0版，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小康阶段”后，“衣食”或“温饱”不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本必须大幅度增加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重庆经验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77期，摘自2011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