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政快递电话是多少:民族主义高涨：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强行扣苏德军舰(2)

    先说政治理论方面，各种的主义，都提出来讨论。从“无政府主义”到“国家主义”到“社会主义”，都有人提倡、也都有人信从，孙中山在广州虽然施展不开，却是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思考中国的问题，他一方面从美国的“民治、民有、民享”三个理想，延伸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他也重新认识了中国的过去，尤其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色，吸收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纳入他的思想体系之内。他的五权宪法结构，就是从行政、司法和立法的三权鼎立体制，增加了中国传统科举的考试和御史台的监察两项权力。以前说过，孙中山是一个边缘人物，在外国受教育，对中国的文化其实并不熟悉，这一段岁月，可以说是他的补课过程，他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他的建国蓝图，也在这个时候，有相当具体的描述，如何改善交通、如何开发物产、如何建设工业等等。假如这一套想法，在革命前他已经提出，我想在辛亥革命时，他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尤其社会精英的支持，不至于沦入四无依傍的窘境。

    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成功，共产主义在各处都开始传播。俄国革命成功后，一方面有许多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已经在知识分子之间，讨论社会主义和更具体的共产主义。共产国际对于孙中山的支持，又使得国民党的若干人士，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美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议制度，从英美留学回来的学者，几乎都站在这个立场上，和左派不断地辩论。在两者之间，则是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工团主义、乡村自治主义等等，五花八门，都有人提倡。

    二十年代时，有过几场大辩论，一个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辩论；另一个则是科学与玄学的讨论。大辩论当然和新文化运动有相当的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来是从中文的白话化开始的，中间又因为抗议巴黎和会的爱国运动，两者纠缠在一起，好像是一回事，其实是应该分开为两件事的。五四的新文化运动，除了白话化以外，又带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个观念，强调美国的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以为这两个项目，是一切旧文化病症的良药。

    有了这么些课题，又有了新的文化和传播事业，不到二十年间，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的创造力，一时百花齐放，呈现十分可观的成就。在学术界，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中学，无论程度参差，现代的教育的确已经深入民间。大学教育都以外国的教学方法和学程，教育以万计的大学生，到北伐以后，这一股力量，更上层楼，将中国的学术完全脱离了传统的人文和经典教育，带进了现代的人文社会和科学的教育。

    在这时候，最显而易见的影响，是对传统家庭权威的质疑和妇女的独立自主。在这个时期开始，女性要争取自主权，也要争取工作权。很多受过教育的女性，也有自己的职业，更有大批的女工，进入工厂工作。过去传统社会有奴隶，无论是债务奴隶、或是种族奴隶，甚至于世袭的奴隶，在这个时代都逐渐消失。自此以后，社会上只有主仆之分，不再有主奴的阶级。这一个社会革命，逐渐而默默地进行，在十多年的期间，居然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其影响深远广大，都不是政治革命可以相比拟的。

    经济的发展和主权立场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当时成为欧战，中国也选择了参加英美法的一边，对德、俄、奥宣战。中国参加欧洲战场的力量，仅是象征性地派遣华工。开战以后，在华的欧美工商企业，纷纷撤离，出现了一个经济上的空白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乘潮而起。许多华商的小银行，迅速发展，提供华商企业的开拓基金。其中最著名的，是上海银行、聚兴诚银行、四明银行，工商银行等等。另一方面，以无锡纺织和面粉业为例，荣家的企业，就是从地方小工厂，得到华商银行的融资，迅速地由一两家小厂，发展到七八家工厂。无锡的轻工业，至少有六七个集团，荣家只是其一。同样的情形，也在上海、天津出现。现代工业的范围，也跨越面粉、纺织，电灯、家用物品和轮船公司。这些企业，分布在上述若干城市，构成了地区性的中心，尤其上海，俨然是中国制造业最密集的地方。资金和职业集中于这些地点，使中国第一次有了现代的都市，和过去传统行政城市和集散中心的性质完全不同，城乡的距离开始显著，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数十年中，城市的经济，规模远超过农村。因为经济发展而造成的社会结构转变，也是影响极为深远。

    当时中国至少有两个“中央”政府，一个是北方的军阀主政，一个是南方的革命政权，但在国际场合，尤其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两个政府的代表合组为一个中国的代表团。这一个现象，至少对外说明，中国的内战并不构成主权的分裂，兄弟阋墙，对外还是一个中国。在巴黎和会中，中国面对国际的欺压，中国留学生发动了在和会中的抗议，延伸到国内，就是五四爱国运动。因此，欧战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是在提醒大家，中国的主权时时刻刻会被别人抹煞。这是“救亡”的要求，提升到全国性的注意。

    这时候，徐树铮提一旅之师，直入外蒙库伦，伸张中华民国的主权，至少短时之内，将俄国势力排出外蒙。这一动作，不仅是伸张主权，也是强调中国是个五族共和的国家，蒙古并不只是满清皇室的私属。先父伯翔公（讳凤藻），当时在海军服务，中华民国的海军是大清海军的残余，船少、力量单薄。他当时担任“楚有舰”的舰长，居然以单舰拦截两艘德国军舰，要求火力和吨位更大的外国兵船，在中国领海内，必须交出武装和船舰。他在另一场合，又以单舰，拦截俄国十余艘的运输船舰，遣送俄国人民前往自己选择的地点，整个船队却必须留在中国。这些行动，都是在民族主义高涨，而且开始有自己的信心时，才能做到。

    从上述政治理论、社会经济、和主权立场各方面说，中国虽然在分裂之中，而且国力甚弱，经济实力也是刚在起步的阶段，但是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中国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和现代社会，铺下了重要的基础。而且这些努力，是全民共同构成的，并不是由哪一个政权规划的。这十多年的光阴，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