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轮 网:强暴、战争与民族主义2

强暴、战争与民族主义


作者：陈顺馨


一九九八年五月，随着印尼政治及经济局势的剧变，境内多处发生印尼人攻击华人商店住宅及杀害华人的暴乱。·这次印尼境内的种族冲突之所以引起世界各地的关注，是由于当地的人权组织和妇女组织在互联网上传送了有关华人妇女被暴徒集体或当众 ( 包括家人 ) 强奸、施暴甚至杀害的图片、见证和故事，使传媒能够追踪报道这些印尼政府不．愿意曝光的骇人情况。根据一些印尼民间团体的初步估计　( 一九九八年十月 )　，在五月的冲突中，共有一百六十八宗集体强奸案发生 ( 印尼政府只承认十六宗 ) ，一千二百名华人死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有组织的强奸案，背后有军方的参与。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中，类似的民族冲突或战争与有关的强暴妇女行为屡见不鲜。例如一九九一年爆发于南斯拉夫诸共和国独立之后的民族战争，塞尔维亚军队在克罗地亚和波黑占领区除了进行“民族清洗”外，也曾当众和集体强奸妇女。一些妇女在遭强暴后被杀害，另一些则被迫怀孕，生产“塞尔维亚婴儿”。一位克罗地亚作家把这类强暴称为进行“种族灭绝” (ethnocide)　的一种方法。中国现代史上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对汉民族进行的灭族式杀戮和强暴，更是人类血腥历史中一笔未曾真正清算的“债务”。

从冲突的性质看，印尼华人受到本地人的冲击和南斯拉夫诸共和国之间的民族利益冲突，跟日本对中国进行的帝国主义入侵，是有区别的。但相同的是，各民族的妇女在和男人一样受到民族冲突或战争的一般性威胁的同时，却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为性暴力侵犯的对象。无论从印尼华人妇女受害者的口述记录，或是陆续出版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籍，或是亚洲各地逐渐站出来的二战时日本军队慰安妇的见证，或是南斯拉夫各共和国曾经参与实际救援受害妇女工作和反民族主义战争行动的妇女组织所做的调查报告，都可以看到幸存妇女在身体和精神上所受到的严重创伤，而这些创伤深刻地影响她们日后的生活，如因受过异族男人的“站污”、失去处女之身等而受到的歧视、羞辱，或找不到结婚对象所产生的忧虑和压抑。

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对妇女的身体进行姓侵犯总伴随着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进行的攻击或入侵行动 ?　这里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力关系 ?　这样的关系能否简单地以强者 ( 侵犯者用性 ) 相对弱者 ( 受害者／女性 )　的民族政治或性别政治加以解释 ? 我认为，对女性身体进行强暴之所以成为男性 ( 同时是性侵犯和民族侵略的执行者 ) 之间战争的武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民族政治或性别政治，而是互相交错纠缠、并有一套严密的民族主义叙述支撑着的政治。我们需要进入民族主义的“语法”和 “修辞”，揭示女性的身体／身份是如何被组织到民族主义建构中去，才能解拆强暴、民族战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换句话说，若要深入解剖民族主义暴力的一面，性别的视角是一个很关键的切入点，而女性主义者针对民族主义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视野。

就这次印尼华人被侵犯事件，抗议的声音或行动主要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团体、人权组织和妇女团体，这基本代表了三种批判种族主义恶行的立场或角度，即民族主义的、人权 ( 包括人道主义 ) 的和妇权的，这些团体的共同点是同情受害者 ( 特别是女性 ) 。若从动员和解因的角度看来，这些立场或角度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有利的，而当中以华人团体的民族主义立场最为突显。一位印尼华人在互联网上写道：这次华人所受到的残害，比南京大屠杀残忍一百倍，因为现在已经是九十年代，世界应该比较和平，况且中国今天已经是一个强国，有能力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较量。这位华裔印尼籍人，在对他所属的民族国家 ( “他们” ) 产生怨恨的同时，也对“中国”——这个曾经受过同样的创伤但已站起来的“我们”——未能发挥保护“全球华人”的作用而感到困惑。可以说，像他这样未能分清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遍布全球的族群的整体想像，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实际运作的区别的大有人在，包括那些要求中国政府向印尼政府施加压力，停止暴力行为进一步扩展的世界各地华人团体。中国官方曾经以保护海外华人利益为前提，向印尼政府提出抗议，甚至在国内开放传媒对事件的报道，并且没有禁止北京大学学生在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游行到印尼大使馆示威。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概念出发，中国政府对于拥有印尼国籍的华裔人士，并不负有责任与义务。这种跨越国界、主权、公民身份问题的民族主义立场的表述，是否跟中国政府与印尼华人的历史渊源有关 ?　还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文化民族主义“工程”的一部分；即从“遗传学”与“文化”维度引申出来的“华人”身份的建构：散落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华人，无论是何种国籍，仍然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和“五千年中华文化”的载体 ?　这种建构出来的“华人”身份，正是海外华人团体精神的支柱和团结之依据，而在回应这次事件的时候，各地华人团体也的确在其声明中使用着“中华民族”、“中华子孙”等字眼。

然而，撇开这种以围绕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所联系起来的世界“中华文化圈”的问题不谈，以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姿态对一种种族的民族主义暴行进行谴责，问题首先在于忽略了印尼种族冲突背后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举一个例子，在集体强暴华人妇女之前，印尼的强奸者会先大喊：“ Allahu Akbar ”　( 全能的神 )　，这表明了华人在印尼受到袭击，不仅因为她／他们是“炎黄子孙” ( 肤色、文化、历史等方面的不同 ) ，也因为她／他们不是穆斯林信徒 ( 有些是基督徒 )　，还有多少跟华人主要从事的经济活动 ( 如不少是小商户，也有富商巨贾 )　有关。其次，这样的谴责立场也无视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这种集种族、阶级与宗教仇恨为一体的攻击，是通过一种性别的权力关系来表述的。文化民族主义把被集体及公开强暴的印尼华人妇女统摄在“华人”这个身份之下，其后果是遮蔽了女性身体被组织到民族斗争中后承担着双重侵犯的创伤这一重要事实。如果从在挥动“正义之师”的旗帜之同时，遮蔽或统摄了旗帜后面种种的权力关系或可能性这个角度看，文化民族主义跟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在性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至于人权和妇权立场，无论是人权组织或妇女组织的成员，她／他们大多以保护妇女人身安全和提供援助为声明或行动的重点。那些在印尼境内冒着被报复的危险　( 如一名参与声援受害妇女的华裔女性被杀害，一名神父受到恐吓等 )　而进行前线工作的人士与组织，固然非常值得钦佩和支持，而一些印尼境外的妇女团体也组织了“黄丝带”行动，为印尼的援救工作筹款。此外，她们还要求公众关注在一般情况下妇女所面对的性侵犯威胁，例如香港妇女团体在她们的声明中说，“妇女的性侵犯和人权的漠视，并不只是发生在暴乱、战争或贫穷的时候，而是充斥于各个社会角落。”不过，单从妇女作为男权社会的“受害者”这个身份去处理印尼妇女被强暴这事件，或只从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这个角度去解释这种在民族冲突语境下发生的强暴，则未能触及女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与性 (sexuality) 作为民族主义的隐喻性修辞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作用。

无论是印尼华人妇女被集体强奸，或是中国妇女在日军侵占时期受到性侵犯，或是克罗地亚妇女被强迫怀上塞尔维亚的“杂种”，这些性暴力行为所涉及的男性施暴者与女受害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是单纯的性别政治意义上的，还是民族 ( 种族的、民族国家的 ) 政治意义上的。这些执行施暴行为的男性，在战争时期其实负载着民族代表或使者的身份，他们以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或民族的纯洁性的名义对别国或别民族进行侵犯的时候，随伴着土地的掠夺的，必然是对“它者”民族的“纯洁性”进行干扰或破坏，而通常使用的方法是强奸当地的女人以及强迫她们怀孕。在公众地方或在家人面前进行集体强奸，其意义在于公开地向被侵犯的民族的男人们 ( 他们也是民族的代表 ) 展示一个处于强势的民族对一个处于弱势的民族进行侵犯的“到位”，加强他们的耻辱感。迫使妇女怀上异族的孩子就更彻底地从血统的途径毁灭一个民族的自主和纯净性。在一些禁止堕胎的穆斯林国家如印尼和波斯尼亚，其杀伤力就更巨大。波斯尼亚妇女组织在考虑女性身体和精神上的需要而要求政府允许妇女堕胎之所以成功，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对女性的子宫进行“清洗”，在政府看来也算是雪国耻行为。相反，印尼华人妇女则只能在暗地里堕胎。　

可以看到，女性的身体在民族战争中其实是战场的一部分，侵犯民族主权或自主性与强暴女体之间、占领土地与“占领”妇女子宫之间，似乎可以画上一个等号。换句话说，入侵者强行对“它者”领土的“进入” (penetration)　可以理解为一种“阳具”霸权行为。但正如克罗地亚一位女性主义者维思娜·科斯 (Vesna Kesic)　所分析的，战争中那种“种族灭绝”式的强暴，是男人毁灭另一些男人的荣誉以至整个社会的方式之一，而不是跟性欲有关。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者玛莉·拉庸 (Mary Lay — oun)　在她那篇评论以一九七四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为背景的女性小说的论文《女性身体与“跨国”生育；或，以任何其他名义的强奸》 ( 一九九四年 ) 中进一步指出：从文化干预的角度看，侵犯／强奸之间与占领／生育之间所建立起来的隐喻性等式，比“杂种”的成孕更成问题，因为隐含的意思是，即使堕胎可以让塞浦路斯妇女把那些不想要的身孕打掉，但土耳其的侵犯与占领，不可能磨灭在塞浦路斯妇女身体、精神和日后生活上所遗留下来的永久性伤痛，整个塞浦路斯社会也是如此。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从性别政治的角度深入这个隐喻的内涵。一般而言，男人强奸女人也不单涉及男性性欲发泄的问题，还涉及性别之间强弱的权力关系，即强行进入被视为弱者的女人的身体还能够满足施暴者侵犯、占有、操控、掠夺等属于强者的权力欲。如果处于强势的入侵或攻击位置的民族以“男性”自居的话，那么，被侵犯的民族就必被视为弱势的“女性”，“她”就没法逃离忍受“性”侵犯的重创。这才是被“女性化”的民族中的男性成员 ( 以至整个社会 ) 感到屈辱的核心原因。可以说，他们被迫目睹“他们的女人”被强暴时所产生的伤害痛，既是一种未能尽“保家卫国”的男儿责任所引发的内疚感，也是一种男性以至民族自我的被侵犯感。总的来说，通过强暴，一方面，性别权力关系找到了其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另一方面，民族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找到其性别主义的表现形态。

不过，单从强／弱的权力二分来理解民族主义与性别之间互相纠缠的关系，也不能深入了解性别是怎样被组织到民族战争中去的。我们必须进人叙述或话语的层面，看民族主义如何意识形态地支撑着女性身体所建构的民族意义。玛莉·拉庸在她另一篇论文《述诉空间：巴勒斯坦妇女与国家论述的性别化》 ( 一九九二年 ) 中曾经提出她对作为叙述的民族主义“语法” (grammar) 和“修辞” (rhetoric) 的理解。她说，民族主义的叙述提出一种民族的语法，即一个民族的组成元素怎样运用和置放才算'正确’或有秩序。民族主义也需要一套清楚的民族修辞，作用是游说及说服它的听众接受其有效性和必要性，以及这些元累之间的'自然’关系。简单地说，民族主义提出了一套如何整合国家民族各个范畴、关系、问题的法则 ( 即“语法” ) ，这套法则把所有的范畴如阶级、性别、宗教等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统摄在民族政治这个大“伞”之下。为了说服人们这个大“伞”与这些范畴的统摄性关系是自然的，一种包容性的、保护性的、孕育性的、与大自然结合的形象便自然成为民族主义修辞的重要部分。举中国的民族主义修辞为例，“大地母亲”、“黄河母亲”、 “喝人民的奶水长大”等等，这些修辞不仅在现代文学作品、电影、歌曲中经常使用；如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里象征党和人民的母亲形象，在今天的民族动员中仍然发挥着作用。有趣的例子是最近的台北市市长选举，助选人员仍用“台湾，我的母亲”等口号唤起本土认同。可以看到，女人的身体与母亲的身份／形象在民族主义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的修辞是很“女性化”的，或者说，是民族主义把女性传统的孕育生命的功能和意义纳人民族的生死存亡这个所谓大的、统摄性的视域中去。然而，在现实民族战争中，在号召男人入伍打仗的时候，女性却成为“保家卫国／族”中“家”与“国 / 族”的具体内涵之一 ( 当然，女性也被号召入伍或参与斗争，但从她们在战场上所扮演的后勤角色看来，这可能更多是女性在社会中的从属和支援角色的延伸，而不是真理或民族捍卫者的角色 )　。因此，无论是具隐喻性的“女性”或现实生活中的女人，在民族战争或冲突中成为保护对象和精神力量的同时，也逃离不了成为以同一名义出征或攻击他邦／他族的民族的侵犯对象。可以看到，无论在象征意义上或是实际效果上，男人／民族战争所做到的是以操控女人的性与生育来毁灭另一些男人／民族的生机，而女人身体和形象作为民族的载体所承受的则是双重的挪用或挤压。

其实，女性并非只在非常的战争时期才组织到民族主义的“工程” ( “ projects ” ) 中去的。这里，我想回到南斯拉夫的情况去。研究者芝尔·本德利 (Jil Benderly) 在《南斯拉夫诸国战争中的强暴、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 ( 一九九七年 ) 一文中指出，在民族战争开始之前，女性“自然”的性别角色 ( 生育、照顾 ) 被认为在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时期受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压抑，因此，在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解体后，不同的共和国通过对这些角色的重新肯定来证明之前的政权是“不道德”的，并且以民族主义的方式阐释新的意识形态中的道德标准。当民族主义代替政治意识形态成为新的视域的时候，独立出来的各个民族国家其实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把妇女纳入国家的计划中，　 如塞尔维亚政府于一九九 O 年实行禁止塞尔维亚裔妇女堕胎，却控制阿尔巴尼亚裔妇女的生育，以达到其族裔在量上的优胜。作为社会公民一分子的妇女，也在越来越民族主义化的公民社会中承受着这样的生育压力。当地的反民族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塞尔维亚军队在战争中强暴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妇女，强迫她们生产“塞尔维亚婴儿”的行为，其实只是政府在国内控制女性身体／生育的延续而已。

当然，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远远比上述所分析的情况复杂或多元。女性也不完全被动地、无抵抗地接受分派给她们在民族主义“工程”中的角色。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有妇女运动活跃分子和女性主义者 ( 无论是抱民族主义立场的或是反民族主义立场的 ) ，对民族战争进行“干预”。除了前面提到的印尼妇女援助工作外，南斯拉夫女性主义者在她们的民族战争中所做的事情，说明了另一种可能性。在战争发生之前，南斯拉夫的女性主义运动其实对共和国的独立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她们觉得这是“男人的政治”，新的民族国家在性别议题上并不见得会比统一的南斯拉夫好。其实，在一九八八到一九九一年间，女性主义运动更关注如何反对民族主义对女性的操控。战争爆发后，一些克罗地亚女性主义者穿着黑衣服站在布拉格街头进行静默抗议，另一些则前往难民营访问被强暴的妇女，书写和报导她们的故事，并进行救援受害者的工作。虽然一些抱民族主义立场的克罗地亚和波黑的女性主义团体，把妇女的受害归咎到塞尔维亚政府，也不与抱反民族主义立场的女性主义团体为伍。但到了一九九五年战争结束，女性主义者们在反思民族主义政治的破坏力和女性团结的重要性之同时，在反仇恨、反暴力的前提下重新结盟。

女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回应，除了在具体环境下进行针对性的行动外，更为长久或影响深远的一项“工程”，可能是在叙述层面上进行的，那就是清理在具体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中的民族主义行为以及其表述方式，如何忽略、遮蔽和压抑了女性作为主体的需要、位置与声音。不少女性主义团体已经开始介入一直以来以“民族”为轴线的历史书写，把妇女身上的民族历史印记以“小写”的口述历史方式呈现出来。最好的例子是近年出现的有关二战中慰安妇的战争遭遇和战争后的挣扎的书写，这样的书写不仅可以修正她们只作为“受害者”的单一形象，还可以改写模糊妇女痕迹的“大写”民族历史的面貌。此外，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既定权力关系和文化秩序的思想资源，可以是重新检视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化的男性“语法”与“修辞”的有力武器，甚至可以提出女性对于民族国家建构的另类方案，正如一些国外女性主义团体所做的。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民族主义思想支配以及发生过无数的民族主义战争的二十世纪走到最后一年之际，在面对自己和其他民族历史伤口的时候，上述的女性主义回应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参考，让我们思考可以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