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斯诺在他的著作中曾说过：“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在延安时期，在战争年代，在革命队伍里，特别是在党内，人与人都是赤诚相待、肝胆相照的。说话开门见山，不转弯抹角，曾经是我们革命队伍所共有的品质，是我们的优良作风。但解放后，我们党成了执政的党，有人官做大了，地位高了，也沾染上了旧官僚的习气，对下冷若冰霜，对上唯唯诺诺，阿谀奉承，工作不负责，办事不认真，高高在上，生活奢侈，中国人那种“不可多得的品质”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了。

　　而彭德怀却依然故我，仍然保持着他的本色，所以就越显得可贵。

　　彭德怀在会上指名道姓地对毛泽东提出批评时，没有任何个人的得失考虑，目的只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使全国人民免受灾难和痛苦，也是为了爱护毛泽东本人。

　　彭德怀不仅在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即使当着毛泽东的面他也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常委会上，有人说到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20余亿元，国家还要补贴20余亿元，共约50个亿以上，彭德怀插话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

　　毛泽东面带不悦地看了彭德怀一眼说：“呃，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接上说：“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

　　毫无疑问，彭德怀的那些发言和在常委会上类似上面那样的插话，都会使毛泽东感到不快。

　　其实，对1958年“大跃进”有意见的何止一个彭德怀!刘少奇，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7月4日他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请听听他当时的发言：

　　“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的储备。看来凡事不可轻信。要有办法让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日子不好混。”

　　“1958年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都要充分估计。有些同志怕把错误说多了影响积极性。要讲清楚，吹点冷空气，就是说你右倾也不要怕。”

　　“去年11月12月大吃大喝，当时老农已经提出了警告。今年不可乐观。像武汉，大家挨饿，还要给你们调粮。”

　　朱德，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7月6日他也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请听听他当时的发言：

　　“现阶段，我国农民还有私有性的一面。供给制，共产风，损害了农民私有性，目前是行不通的。”

　　“实行供给制实际上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要自负盈亏。食堂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

　　“农民欲富，要使他们富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的。这关系到5亿人口的稳定问题。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还是回家好。多年来，陈云同志对粮食抓得很紧，不能说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北戴河会议高兴起来了，各项指标和对形势的估计，全从粮食多得不得了出发，结果搞乱了。”

　　且记住，主张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和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在中央不是别人，首先是毛泽东。

　　刘少奇、朱德的发言谈的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问题，意见中肯、实在，基本精神和彭德怀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他们发言口气缓和，没有公开提到毛泽东。

　　凭心而论，彭德怀虽然尖锐地提到了毛泽东，但他内心对毛泽东毫无恶意，仍像以往一样，从心底尊敬他。他那样尖锐地提出意见，只不过是为了引起毛泽东对问题的重视，以便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在7月5日小组会后，傍晚散步的时候，彭德怀还和警卫参谋景希珍谈到毛泽东。他说他很赞成毛主席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五不怕”，说能有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他当时深信他的意见会被毛泽东采纳，彭德怀的自信和乐观情绪曾深深地感染了景希珍。

　　7月7日晚上，彭德怀散步时遇到张闻天(他们两个人的住所相隔只有一条甬道)，两人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谈到小组会上的发言，张闻天说：

　　“现在所搞的小高炉炼铁是得不偿失。”

　　“我看是有得有失。”彭德怀说。

　　“你的估计是比较高的，比我乐观……咱们都要很好学习历史，否则，什么也搞不清楚。毛主席就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

　　“是啊，我们党内真正懂得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停了一下，彭德怀又深有感触地说，“还要好好学习政治经济学。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犯了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就这一点讲，是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平生最佩服两个人：主席是一个，总理是一个。”

　　彭德怀在会上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和会下对他的热情赞扬，都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