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相关的词语: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李大钊常常含着微笑的诚朴谦和的态度，使这些进步青年乐意和他接近。他平日里经常穿着一件洗褪了色的布袍子，天天从家里步行到学校。在图书馆，他热情地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李大钊总是诚恳地细致地畅谈自己的看法，常常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出中文或外文的书籍，给他们阅读。他非常关怀家境困难的学生，往往给予帮助。当时他每月120元的薪水，就有一半多接济了贫寒的青年。校长蔡元培看他一心想的是天下寒士，不顾自己，就告诉会计，发薪水时，先把他的家庭日用扣下来，以免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

    受李大钊关怀影响的中共一大代表，首先要提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自己也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第一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在这两次北京之行中，李大钊都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8年冬，从湖南来到北京的毛泽东，经过北大杨昌济教授的介绍，于十月间到图书馆工作。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毛泽东和李大钊第一次见面。在刚刚认识的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获得了每月可以领到八块大洋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兼职机会。依据北京大学档案现留存的工资发放册记载，毛泽东于1918年12月、1919年l月和2月先后签收了3个月工资，月薪为8元。由此可知，毛泽东到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是1918年的最后两个月，正值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际，恰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毛泽东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深得李大钊的赞赏。和青年的毛泽东一起工作，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展望着二十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很受李大钊的器重，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接触过多方面的图书馆工作，不仅使他拥有了了解当时新书刊信息的便利，而且也使他获得了和李大钊讨论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机会。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在北京大学进一步学习，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旁听北京大学的课程。在北京大学期间毛泽东受到李大钊的称赞，被冠以“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的美誉。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因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请愿第二次到达北京大学。这期间，他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加入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别是在李大钊的推荐之下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促进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毛泽东产生“赴俄勤工俭学”的想法，这是毛泽东同李大钊详细研究讨论过，并准备实施的。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大。

    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留俄勤工俭学团，组成湖南“留俄运动之先锋队”，又与何叔衡等人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在李大钊的鼎力援助下创办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书社。到这时，他的思想完成“蜕变”，“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这是与他再次赴京时又受到李大钊思想的深深影响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的。

    毛泽东在李大钊支持下筹备创办文化书社，于8月2日在长沙举行成立会，9月9日开始正式营业。在书社的经营活动中，遇到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大钊又一次向毛泽东伸出了援助之手。长沙文化书社所销售的书籍中，有北京大学丛书和新潮丛书，以及非丛书的书籍约50多种，均来自北京大学出版部，遂由李大钊出面“为信用介绍”，采取“免去押金”的办法。

    书社的经营活动不以赢利为惟一目的，它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的一个研究与传播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它的存在，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及在建党初期作为秘密联络机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在湖南所进行的一项有重要意义的革命活动，而李大钊是这项革命活动的有力后援者。

    张国焘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他与李大钊的关系更是一个复杂的话题。而正是张国焘于1924年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的供词出卖，间接导致了李大钊1927年被敌人杀害。

    1916年秋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同年，17岁的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1917年春，陈独秀受邀来到北大，同时带来的还有他主编的《新青年》。《新青年》引发了“最初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的理科生张国焘的革命思想，张国焘的思想开始急速左倾。五四之后，北洋军阀政府迫使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一部分学生领袖流亡上海。1920年5月，张国焘再次回到北大，李大钊及其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他视线的全部内容。如果说陈独秀和《新青年》启蒙了张国焘的激进思想和革命念头，李大钊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则为张国焘指引了更为明确的方向，即马克思主义方向。五四游行后历经流亡失落的张国焘重拾信心，再次出发，并且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张国焘回到北京大学的第一时间，听了李大钊对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介绍，立即要求加入这一进步的组织。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张国焘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这期间张国焘阅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哲学的贫困》等著作，至此张国焘对马克思主义逐渐有了认识。李大钊对张国焘很看重，李大钊不在图书馆时，张国焘往往扮演着主人的角色，替李大钊接待前来借阅书刊、展开辩论的师生，颇为风光。张国焘曾说：“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

    李大钊作为张国焘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无论是在人生观、世界观还是在个人生活方面都给予了张国焘无限关怀。“李大钊先生也是教职员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办公室--图书馆里办公，与我接触更为频繁，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从此，我与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同时，张国焘奔走于京沪之间，充当着“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的联络员。“我景仰李大钊先生，彼此交往，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相处却似朋友。”虽然，这些只是张国焘在自己回忆录里的一面之词，但是可以看出他与李大钊先生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张国焘之所以能出席这次大会，离不开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正是李大钊的关怀与指引才使得张国焘在中共北京小组中产生了较大影响，随后被选为一大代表；也正是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的指导，才使得张国焘能在中共一大上光芒四射，最终成为一大的“主持”人。一大结束后，张国焘被选进中执委，担任了组织主任。这是后话。

    “小小年纪肯奋斗”--李大钊与一大代表刘仁静

    刘仁静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从生活、学习、思想各个方面得到李大钊极其重要的帮助，并参加了李大钊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在李大钊的指引下，刘仁静思想不断成长，与张国焘一同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小组的代表。

    对于李大钊的影响，刘仁静曾经回忆说：“在北京小组里，李大钊自然是公认的领导人。他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由于他的威望、贡献，我们平时都尊称他为'李先生'”，“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李大钊与其说是我们的组织领导人，不如说是我们的思想领路人。”从刘仁静的回忆里可以看出，他对李大钊先生是特别尊重的。

    刘仁静在求学过程中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李大钊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他写下担保条，才使他能够继续求学之路。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深深感染了刘仁静。

    正因为求学之路的坎坷，刘仁静更加地努力学习。他先后加入了李大钊等人筹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先生的指引下，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在学术和思想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刘仁静的好学和上进，使身边的朋友都说他“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并且还得到了“小马克思”的赞誉。刘仁静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主义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认为应该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这种思想的形成，与李大钊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着直接的关系。

    刘仁静个性执拗，他对信服的理论知识或文化艺术，始终不渝，秉性耿直，从来不耍手腕，因此也惹来不少是非。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只有19岁的刘仁静敢于和比自己大12岁的李汉俊争辩，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是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让会场里的其他人瞠目结舌。1921年7月31日，在会议闭幕时，代表以无记名的方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刘仁静还投了李汉俊一票，李汉俊也只得了这一票。据说在选举前，会议主席张国焘已提前商定了应该选举谁，刘仁静选举李汉俊让所有人吃惊。当唱票的董必武问谁选了李汉俊一票时，刘仁静爽快地答道：“是我选的！”足见刘仁静是一位有个性的、有主见的“小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刘仁静在会议当中可谓是光芒四射，虽然他在中共一大上的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有些激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李大钊的指引下，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

    王尽美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山东代表，王尽美以巨大的热情奔走乡间工矿，发展组织，开展运动。他对革命事业的百倍投入使其年轻的生命过度透支，1927年8月因积劳成疾逝世于青岛医院。在王尽美短暂的政治生涯中，李大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王尽美于1898年出生在山东省莒县（现属诸城市）一个贫寒家境，经济的拮据使他17岁才勉强读完小学。1918年，王尽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在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因为这一运动的直接起因是山东问题，王尽美毅然投身于学生运动，与同学们怀着与己休戚相关的心情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和讲演宣传活动，并成为学校的学生领袖。在革命学潮轰轰烈烈的时候，王尽美却被学校以“不务正业和破坏校规”为由开除了。在领导学生运动的斗争中，好学上进的王尽美经常阅读李大钊的文章，并逐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王尽美在五四运动中的杰出表现受到了北京大学李大钊的关注。1920年，李大钊从北京派出时为《劳动者》编辑的陈为人联系王尽美等，开始商议山东的建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王尽美见到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参加了李大钊在北京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山东最早的会员。

    1920年9月，王尽美与山东学生运动的另一名领袖邓恩铭在济南发起成立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1年初，王尽美等组织发起了“劳动周刊社”，并出版了《济南劳动周刊》，在刊物上进行了“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改革劳动者的生活”的宣传，为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进行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同时，王尽美不断加强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共产主义者的联系，积极酝酿建立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春，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秘密建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王尽美领导小组的工作。在一大召开前，山东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已达八人。同年7月，王尽美以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名义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建者之一。会后，中共山东区支部成立，王尽美任书记。

    李大钊同志为革命理想更改名字的故事感染了王尽美的革命情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他更加坚定了为实现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献身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为此他改名叫王尽美（他原名叫王瑞俊，字灼斋）。在一大后给家乡兄弟王庆增的信中，王尽美写了一首《肇在造化--赠友人》的诗解释他更改名字的原因：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诗中的潍水是他家乡的一条河，乔有是村旁的一座山。这首充满豪情的诗篇，表达了王尽美立足家乡，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

    王尽美参加李大钊在北京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使其开始接触并逐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王尽美在李大钊领导下发起成立“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其之后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调；王尽美领导由李大钊帮助下秘密建立的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使其有了相对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并为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山东代表奠定了基础。

    1961年董必武追忆当年在党的一大上结识王尽美时赋诗：“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另外，李汉俊和邓恩铭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李大钊的影响，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首先是李汉俊。1921年初夏，李大钊等15人在李汉俊的住处成立发起《新时代丛书》，该书社的地址在贝勒路树德里108号。受到李大钊等人革命斗争的影响，虽然当时有军阀的严密监控，李汉俊还是毅然将自己的家作为一大会场，即望志路106号，住在《新时代丛书》社的隔壁。当时一大会场虽然遭到搜查，但能安然无恙，确实得益于《新时代丛书》社的掩护。李汉俊由于对陈独秀、张国焘个人不满，自动退党，但他仍然积极投入国民革命，于1927年12月17日下午5时在汉口日租界被捕，遭桂系军阀、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杀害。

    邓恩铭于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中带头演讲，组织抵制日货的行动，使他得到了“济南市学生代表”的资格，去北京大学联络，随即结识了李大钊等第一批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直接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随后与王尽美等人发起组织“鼓励学会”，为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准备了干部和思想条件。

    此外，何叔衡、陈潭秋、李达、董必武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一大”召开前均与李大钊有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推动了一大的胜利召开。李大钊能够十分敏锐地认识到：“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所以倾注其全部的热情和关怀，使身边的进步青年逐渐地觉醒、成长。正如少年中国学会参加者回忆：

    “守常先生比我们年长七、八岁……见到小兄弟辈奋发向上，他很高兴，并给予鼓励……我们把他当老大哥看待，大家把他视为道德上的最高典范。”

    正是在李大钊孜孜不倦地排忧解难、提携扶植、引导帮助之下，这些青年人都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一批党员。李大钊为中国革命撒下了珍贵的革命种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打下了基础。（本文选自《党史文汇》，作者：王娟娟 王文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