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流美弥音被拷问:毛泽东与大跃进

毛泽东与大跃进
《读者》2009年第21期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这篇社论里，第一次使用了"大跃进"这个词。不久以后，毛泽东看到了这篇社论。
"大、跃、进?"毛泽东品味着，琢磨着，频频点头。显然，他对这个提法十分欣赏。在他看来，大跃进是个和"反冒进"针锋相对的口号。他高兴地拿起红铅笔来，在社论旁边批了一句话：
"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对"大跃进"的欣喜之情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嫌隙之心亦由此可见。他发动"大跃进"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批评"反冒进"推动的。
建国以来，各项重大决策进展顺利，特别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使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也可以用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发展，只要像战争年代一样，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都能办好。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中，正式向全国发表了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口号。
但在当时，如何才能把建设搞得好一些、快一些，在决策层中是有些思想认识上的分歧的。这种分歧，反映在这一年6月20 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中，就是对急躁冒进情绪提出了批评。这篇社论是由中央宣传部起草，最后送刘少奇和周恩来审定的，定稿校样曾送毛泽东。但在这份清样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毛泽东只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旁边是四个字：我不看了。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毛泽东是保留看法的，但在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没有多问。1957年下半年后，国内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形势发生变化，毛泽东开始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批评。《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就被毛泽东认为是中央一些人"反冒进"的证明。
毛泽东反"反冒进"一言既出，即成定局，并逐步公开化。在1957年11月13日这篇第一次提出"大跃进"一词的社论里，他写道："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在毛泽东看来，那时北京的空气很沉闷，而华东空气活跃，可以用地方来促进中央。于是，在12月8日，他就启程离京了。一路走， 他没忘一路批"反冒进"。他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
1958年1月，毛泽东到了南宁。11日至22日， 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有部分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更加严厉了。
他把1956年6月20日的那篇社论摘要印发到会， 并对它进行了批驳。毛泽东认为：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他还说，这篇社论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庸俗辩证法。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毛泽东解释他当时不看这篇社论的定稿说，它是尖锐地针对我的，那我为什么要看?
南宁会议上，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先后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谓犯"错误"的责任。南宁会议把批"反冒进"推向了高潮。
大踏步地跃进式地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是毛泽东的心愿，他的心情是如此的迫切。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苏联出席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他当着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说过一段动情的话：
"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超过英国的时间后来在"大跃进"运动中变为十年、七年，以后又越缩越短，到两三年。最后，就是要用几年的时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为了进一步推动"大跃进"运动，1958年3月9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很兴奋，在十八天的会议中，他一连讲了六次话。他说：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他多次提到十二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1958年5月5日到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通过了毛泽东创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大跃进"的正式发动。对此，毛泽东在1960年写的《十年总结》中是这样说的："1958年5 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1958年的大跃进。"
在追求经济建设的多与快的同时，毛泽东也开始逐渐追求所有制上的大而公。1958年2、3月间，毛泽东和陈伯达谈到，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八大二次会议中，陆定一在5月18 日整理自己第二天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时加的一段话，则可以让我们想见毛泽东当时胸中的公社蓝图：毛泽东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教育事业，也将朝这个方向发展。
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 期上陈伯达的一篇短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借赞扬湖北鄂城县旭光农业社之机，透露了人民公社的名称。半个月后的16日，《红旗》第4 期又刊载了陈伯达"七一"前夕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稿《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其中正式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 即全民武装)，组织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8月6日，毛泽东到了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盛夏的酷热，没能减少毛泽东的好兴致。在办公室门口，看到公社的牌子，毛泽东禁不住赞出了声："人民公社名字好。"这一句话，被随行的一个记者听了个正着。8月13日，这句"人民公社好"的名言通过报纸传遍了全国各地。顷刻间，遍地公社便真正如"雨后春笋"了。据说，事后有人提出，这个提法没有经过政治局的讨论。对此，毛泽东还在小范围作了解释，他说："这个话我是讲了，是我不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
对于人民公社的兴起，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逄先知是这样评述的：1958年夏，人民公社一出现，就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关注。这是因为，人民公社本是毛泽东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他没有想到，他的乌托邦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这个讲话又被发表在由陈伯达任主编的《红旗》上。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没有像毛泽东预料的那样，给人民带来幸福。相反，它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混乱和损失，是他当时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