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英有孩子吗:日本人给我带路

把日本人和带路联系在一起，往往让中国人想到在侵华期间，狡猾残忍的日本鬼子威胁或利诱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少年儿童，比如海娃、小兵张嘎、王二小等等，寻找粮食或八路军的去向。但是我们的中国儿童那可机灵那，把愚蠢的日本鬼子糊弄得一愣一愣的。孩子们于是把日本鬼子往伏击圈领，结果被我八路军包围，打得鬼哭狼嚎、连滚带爬、全部剿灭。但是革命故事告诉我们，王二小因为把鬼子带进伏击圈被鬼子杀害了。

王锦思

在和平条件下，早就知道日本人带路让中国人印象深刻，果然如此。

这次地震后来日本，轮到笔者王锦思让日本人带路了。我们几个人，或我只身一个人，至少十次让日本人带路，不用刺刀威胁，不用糖块米西米西，那些日本人没有一个带搭不理的，全都兴匆匆地耐心指路，甚至主动带路，简直一个赛一个，好像全日本知道我们这些被抗战故事洗礼的中国人要来体验带路的，也好像是当代日本人为了偿还逼迫中国人带路的历史债务，争相恐后为祖宗还债。

4月26日，古都奈良火车站附近，我们要找一个宾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指路，耐心告诉我们后转身离去，可是没过两分钟，她又回来了，她以为告诉错了，又跑回来纠正，还连声道歉。我们按照她指引的道路前进，结果越走越远，原来这个老太太纠正后的方向是错的。不妨把这个老太太的做法当做歧视中国人，故意愚弄中国人，她的祖先可能是侵华鬼子，被我抗日军民带路带错了方向，今天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月28日，在广岛参观原子弹轰炸纪念馆，里面确实很少宣传被轰炸的原因是由于侵略，这显然应该批判。但是广岛从战后第二年就开始纪念，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无论是南京还是沈阳都是40多年后才开始纪念的。

走出纪念馆到附近一家小馆吃饭，到里面落座后才发现是饮料店，我们表示要出去吃饭，年轻的，还点着腮红的服务员，没有因为我们不喝饮料还要去别的饭店吃饭赌气，不顾工作很忙，甚至主动走出店门为我们指路。

对于这个女服务员，最好的设想她是雷锋，心地纯洁善良，虽然不至于感动天地惊天地泣鬼神；最坏的猜测她是日本特高课女特务或者日本自卫队女军官，故意迷惑中国人，假装日本人很善良，骗取中国人的好感。

以前来日本，中国导游告诉大家，找不到公用电话，可以借用日本人的手机，一般不会拒绝。我当时没去试试日本人是否会同意。这次来日本，一个华人告诉我，最好不要借别人的手机，这不太好。可是我找不到公用电话，只能借手机。至少两次，我借用日本人的手机，幸好没被拒绝，用后我表示谢意。

5月2日到了仙台，当天晚上，我因为寻找鲁迅遗迹，至少问了五个人，他们都耐心告诉，一个青年学生送我一段后回去了。

晚上十点左右，一个正在跑步的日本青年听说我找宾馆，停下脚步陪我走了至少四里地，问了多家宾馆，却都爆满，他就继续耐心地帮我寻找，直到看到我找到才安心离开。我多了个心眼，万一被日本人骗了怎办，于是问他的名字，他似乎做好事或做坏事不留名，有些不情愿，但最后还是告诉我了，叫佐佐木涉。

问路继续，让人意外的事情接连发生。

3号白天要到鲁迅当年的教室看个究竟，我就来到现在的东北大学，原先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在办公楼走廊里，恰好看到两个老师走出来，我说来自中国，要看看鲁迅的教室。

55岁左右的，西装革履，东北大学的总务部长高桥秀市闻听，主动带我前往。高桥的表情，让我十分诧异。

总务部长高桥秀市似乎像面对一个顶头上司，给他一个很美的差事，十分热心，满脸喜悦。由于教室不开放，总务部长高桥秀市竟然不顾西装革履搬来一个砖让我踩上去，爬玻璃上看。让我想不到的是，怕我站不稳掉下来，高桥竟然抱住我的左腿支撑我的力量。这是藤野先生转世吗？

如果说笔者王锦思被他感动，有些人要骂我怎么会被日本人感动；如果说总务部长高桥秀市虚伪，可他有这个必要吗？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日本平民来到中国参观，吉林大学的总务部长殷勤地为他搬砖，并且抱住这个日本人的大腿支撑他的重量。相信这个事情传出来，整个德惠市、吉林大学和长春市一片沸腾，乃至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不大骂汉奸、狗揍、卖国贼、狗腿子、王八蛋，丧权辱国、奴颜婢膝。

即使一个中国领导到了基层视察，一个小职员或清洁工主动为他这样做，也会被人指指点点，真他娘的没骨气。

记得柏杨说自己在东京迷途，“苦不会日语，向一小店老板，以笔写字问路，该小店老板亦不知也，拉一椅子命坐，一花枝招展的女郎含笑奉茶，该八字胡打了半天电话，才弄明白，乃领我回去。我以为不过十步八步，谁晓得他竟领我走了整整三十分钟。呜呼，八年流血抗战，一百年反日仇恨，在那一刹间，便从心头一笔勾销。第二次赴日时，曾带半打凤梨罐头往访，成了迄今仍在通信的老友。如果此事发生在敝中国，我的遭遇将是如何耶？想及至此，不禁打一个寒战。”

我倒不会因为日本人带路，就忘记侵略。日本侵略过中国，中日之间有历史问题，日本现实欺负中国。但是我们国家一些人的逻辑是，一个国家的错误，似乎注定要他每一个人承担这个责任，哪怕也要没做过坏事，甚至为中国人做过好事的日本人承担。两者如此紧密相连？鲁迅知道吧。鲁迅知道吗？哪怕毛泽东说日本人伟大，鲁迅说日本人值得学习，在而今谁要说日本好，就有人说你恶心，骂你汉奸卖国贼。

在此，为了让咱们同胞在饱餐三聚氰胺、苏丹红、染色馒头之后，弱不禁风的身体能支撑更长时间；在经常被冷脸和阴谋暗算、坑蒙拐骗蹂躏之后还能继续心花怒放、面如桃花，别因为遥远的日本人再恶心一把，我就不去赞扬身为总务部长的高桥秀市和其他为我带路的日本人，因为赞扬日本人多么忌讳啊！

有意思的是，5月8日回国在上海浦东转机，机场服务人员打个牌子为中日等国乘客带路，七拐八拐一路下来，地勤小姐一数人，感叹地说:“丢了三个人。肯定是中国人，日本人从来不丢！”我不知道她何以这么断言，或许由于日本人服从命令、中国人散漫吧。可见日本人不仅习惯于带路，更习惯于被带路。带上路了，日本人就纪律严明、直奔目标、绝不动摇。带上好路肯定成功，带上坏路就误入歧途，比如侵略战争。当然这个逻辑不独适用于日本，也适用于中国，咱们中国人也多少次因为统治者坑蒙拐骗把自己带进了沟里，在沟里还激情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良好公德是战胜震灾的第一要义。一个小小的带路，也是中日两国和国民综合素质的比拼。既然那么讨厌日本，仇恨日本，那就做得比他更出色，最好超过他，不仅在咱们最引以为豪地“牢记历史”之上，做人更应如此。这样在道德上才更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