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铜丝生产工艺:日本人的潜意识中只败给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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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要：日本战败投降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着一股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歪风，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极右势力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日本自身的原因之外，二战结束前后美国的对日政策难辞其咎。
日本投降前后，美国从其称霸全球的战略利益出发，在日本投降问题上，在开罗宣言所要求的“无条件投降”的强硬立场上不断退步，同日本作了一笔不光彩的交易，使日本在“国体”前提下投降的要求得以实现；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占领当局在日本推行的民主改革并不彻底，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对战犯的惩治也极不彻底,这为战后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保留了孽根；从1948年开始,彻底改变了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提供了条件。
来源：星岛历史频道综合
战后初期改革“言之凿凿”
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发布了两个文件，阐明了占领和改造日本的目标与政策。一个是美国政府于1945年9月22日公布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另一个是1945年11月1日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盟军司令官发布的《投降后初期对盟国最高司令官占领及管理日本的基本指令》。
前者所表述的占领目标有两条，即“保证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最终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的美国的目标的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在这一总体目标之下，该文件所规定的关于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改变日本政府的封建主义和极权主义倾向方面，允许和支持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主动进行的政府形式的变革”，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实行宗教和信仰自由，废除国家神道，实现政教分离，鼓励建立民主政党等等；在军事上的改革主要包括彻底解除日本的武装，实行非军事化，不允许日本保存陆海空军，并彻底消除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的影响。
在这种占领目标之下，在占领初期，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如下内容的改革：
第一，在政治方面，废除了明治维新以后制定的封建因素浓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了新的《日本国宪法》。褫夺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审判了战犯，实施了言论与新闻自由；废止了战争时期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实行政教分离；解除了党禁；放松了对工人运动和成立工会组织的控制。
第二，在军事方面，解散了军队，废除了战争机构，废除了与法西斯战争有关的军事法令，并令其进行战后赔偿。
第三，在经济方面，进行了农地改革，解散了财阀，切断了财阀家族对下属企业的控制。美国想法变了 日本右翼笑了
然而，就在美军对日本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改革的时候，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1948年5月26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劝告”，即所谓NSC13号文件。此后，在这份文件的基础上，于10月9日正式形成了NSC13.2号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是美国军政两方经过协调后形成的，所以它大体上确定了新的美国对日占领的基本政策和目标。
该文件写道：应该将更多的“行政责任移交给日本政府”，“尽快地缩小”占领军总司令部的“职能”，“减少人员”；对于日本人所着手的改革，只要其不违反占领的总目的，“就不要妨碍”；对于日本政府所采取的重大行动，占领军在介入之前，要与美国政府“协议”；“公职追放”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今后不应进一步扩大，而且对于责任较轻的人员“应适当恢复其公职”；复兴日本经济，“应该成为下一个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目的”；“甲级战犯的审判已经结束，等待时机进行宣判”，关于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的起诉与审判工作，要“尽快了结”；“应无限制地允许日本”从事真正用于和平目的的物资的生产、进口，至于对工业生产的限制，要限定在“最小的、暂时的”范围内。
可以说，以这个文件的形成为标志，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大大缓和了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和管理日本的政策。关于占领政策的转变，从时间上说，大体上是从1947年后期开始酝酿，到1948年前期最后形成，即前述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仅实施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从改革内容上说，1948年以后，美国已经不再想削弱和打击日本，而是要扶植日本，要把日本培养成美国在远东的反共基地。
1948年10月，远东委员会同意美国关于结束甲级战犯审判的提案，东京审判仅仅进行了第一批战争嫌疑人的审判便草草收场。包括岸信介等重要战犯在内的其他在押的嫌疑人大多在此后陆续被释放，这些战犯在未对其战争罪行做任何反省和改造的情况下，很快就重返政坛。
关于赔偿。1948年3月21日，美国陆军部公布了“斯特瑞克报告书”，这个报告书强调恢复日本经济需要外部援助，因此，其规定的赔偿数量，比原鲍莱方案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部副部长德雷珀（Draper）偕同斯特瑞克再次到日本，并于6月又发表了“德雷珀报告书”。这个报告书所规定的赔偿额又比“斯特瑞克报告书”大为减少。1949年5月，远东委员会的美国代表麦考埃发表声明，最后宣布停止实施赔偿计划。日本正式拆除设备并装船实施赔偿是从1948年1月开始的，到1950年最后一批装船运走，总共赔偿了价值1.6亿美元的各类设备，这一赔偿数字仅及前述鲍莱赔偿方案的7%。
就在美国不断放松对日本的改革与占领政策的同时，“冷战”仍在不断地激化。1950年6月，“冷战”终于演变为“热战”，朝鲜战争爆发。
对法西斯分子“宽松”的处罚态度
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促使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进一步转变，并最终使日美关系由“敌国”变成了“盟国”。在此期间，美国的政策在日本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将日本作为战争物资的供应地，并决定重新武装日本。违反战争结束前夕盟国约定的不得单独与日本媾和的协议，与日本单独媾和，并把日本纳入所谓“自由主义世界”。
1951年9月8日，日本在与美国等国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时，还与美国单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决定美军在媾和后长期驻扎日本，日美关系变成了同盟关系。
与联邦德国相比，即使是在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褫夺公职的处分也不十分彻底。战后初期，在盟国占领下的德国实施了非常严厉的“非纳粹化”政策。
例如，在美国占领区，对18岁以上的所有德国人都发放了询问表，调查其与纳粹的关系，其结果有占成年人人口四分之一的344万人受到了起诉，有78万人受到了各种处分。为了不使纳粹重要分子漏网，甚至不得不采取了轻罪重判的做法。
在法国占领区，至1945年末已经撤换了45%的官吏，其范围涉及从国境边上的小镇到曾经短时间参加纳粹党的最有名的大学教授。在英国占领区，则解散了所有曾经与英国有债权关系的商业公司。苏联占领区对纳粹分子的追究更加严厉。全德国有112万人受到了解除公职的处分。然而，日本战后被褫夺公职的人员仅仅20万人，而且其中80%是职业军人。战时日本最大的法西斯团体大政翼赞会有154万人，被褫夺公职的仅3.4万人（占被褫夺公职人员的16.5%）。
可见，战后日本对于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及其相关人员的追究远不如战后德国广泛和深入，致使日本人很少具有侵略战争的加害者意识，这对于日本人反省战争责任相当不利。
战后，盟国对德国所实施的是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而在日本实施的是“单独占领”，盟国其他成员参与对日本的占领和管理，是在“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两个机构中实现的。这两个机构虽然对美国的政策有所牵制，特别是在占领初期，反映了一些苏联的对日政策，但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紧张和“冷战”的开始，这两个机构并未发挥多大作用，对日占领政策基本上是美国一家独揽。“单独占领”的不利之处在于，一旦美国的占领政策发生改变，其他盟国则束手无策，很难体现本国的意志，只能任其摆布。
在欧洲，出于对苏联战略的考虑，美国虽然也采取了对联邦德国的扶植政策，实施了马歇尔计划等等，但是法国在追究德国的战争责任、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55年的媾和条约中，联邦德国承诺继续追究纳粹战犯，1958年又设置了纳粹战犯追究中心，追究纳粹战犯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法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亚洲，由于苏联和中国被排除在对日占领和媾和条约之外，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如此监督和牵制美国。这也就更加深了在日本人的意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美国的战争、日本是败给了美国、日本人只对美国人负有战争责任的错误认识。
此外，美国对日本的占领还实行所谓“间接统治”，这种占领方式与盟国对德国的“直接统治”有很大的区别。在德国，占领军完全抛开德国政府，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而在日本，则保留了日本政府，美军是通过日本政府行使统治权。美军的这种占领形式，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对日本有利：
日本政府力保战犯 全民缺乏侵略意识反省
首先，在心理上，“间接统治”比“直接统治”的压力要小得多，这对于日本民族反思侵略行为、增强加害者意识不利。
其次，在“间接统治”方式之下，日本政府可以从中斡旋，从而使美国的占领政策大打折扣。战后初期曾经作为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成员到日本做过调查的托马斯·毕松在1949年出版的题为《日本的民主主义展望》一书中指出：美国在实现“投降后初期对日政策”所制定的目标上“失败了”，“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日本的旧势力”。
以对战犯的审判为例，战败初期，日本政府和军部力保天皇，使其不被列为战犯，同时坚持对其他战犯“自主审判”，以便为战犯开脱责任。其结果，天皇最终没有被列为战犯，这不能说与日本方面的坚持没有关系。
在“自主审判”问题上，虽然美军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但是在实际审判的过程中，日本政府还是做了许多手脚。比如，在日本政府内设立了“终战处理会议”，在外务省内设立了“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用以对付美军对战犯的审判，陆军省（后改为第一复员省）、海军省（后改为第二复员省）的人员上下串联，争取审判对战犯有利。他们搜集、整理用于辩护的资料，制定辩护方针，甚至成立“辩护资料研究班”，聘请国际法学专家，预测盟国的起诉内容，为日后的开庭辩护做了充分的准备。
尽管盟国最后拒绝了日本政府出面进行的国家辩护，但实际上这些人还是在政府的支持下，按照政府制定的统一的辩护方针为战犯进行了辩护，为正义的审判设置了障碍。
第三，“冷战”乃至“热战”的影响。在占领和改造日本的问题上，美国是站在两个立场上：一个是反法西斯盟国的立场，一个是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麦克阿瑟一身二任，他既是盟国总司令部的最高司令官，又是太平洋美军的总司令。
美国是资本主义阵营的代表，面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既要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又要维护资本主义阵营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是必然的。
日本的战后改革，是在战败这种特殊的情况下，由美国占领军主导的一次改革，为维护美国本身的利益，使得这场改革很不彻底：
（1）由于对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惩罚的力度不够，对日本国民的宣传也不够，致使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对其发动侵略战争的悔罪和反省意识薄弱；
（2）尽管在宪法中写明了放弃战争的条款，但是由于占领后期美国要求日本重整军备，给日本的重新武装留下了隐患；
（3）由于美国的“单独占领”，特别是由于“冷战”和“热战”的发生，日本与亚洲的许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最大邻国、最大的战争受害国中国恢复邦交的问题没有在改革中获得解决。
这场改革的不彻底性，至今严重影响着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是连续的，在改革没有触及的角落，一旦国际国内条件成熟，还会沉渣泛起，造成影响。即使是在50多年后的今天，一部分日本人还是不肯就对外侵略的罪行诚心认罪，少数右翼分子甚至还从根本上否认日本发动过侵略战争；一些日本人依旧看不起亚洲人，日本与亚洲各国的纠纷不断，亚洲各国人民对于日本的警惕和不安正在增加。所有这些，都是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给当今日本造成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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