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谈兵】中国人曾给日本人留下的巨痛

    通化事件是少有的中国人给日本人留下的巨痛！战后日本人一直想回通化搞祭祀活动，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如愿。

    事件详细经过：

    1946年2月3日，新春大年初二，已经向中国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以及日本战俘、商人、暴民在国民党的煽动下卷入国共东北主导权之争。更甚者，这些赌国民党会赢的日本人替国民党出头发动武装暴动，最终被善战而多谋的八路军彻底聚歼。战地漏网人员包括日本暴民和国民党党部人员遭八路军全城整整两周的地毯式大搜捕。暴动策划者和主谋者无一漏网，几千参与者不是战死就是被俘。一千八百名日本人或战死或被猎杀，三千多日本男性被集中关押，许多人因为冻伤手脚被截肢。

    暴乱核心人物一是原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二是汉奸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孙耕尧。孙耕尧暴乱前因机密泄漏被八路军事先逮捕，审讯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不料因为凌晨暴乱已经开始，电路被切断，行刑战士黑暗中没有击中孙耕尧。等到天亮时，暴乱溃败，八路军返回驻地发现孙耕尧等暴动头目均活着，遂补枪击毙所有罪犯。

    藤田实彦则是在全城大搜捕中第七天被公安干警从日本商社的一栋社宅阁楼中发现，同时三十多名日本人被捕。共产党在枪决所有日本主谋者的时候，唯独留下了藤田实彦的活口，五花大绑下让藤田实彦在展览会向所有参观者和游人反反复复地承认罪行。每见到日本人来参观，藤田实彦都会鞠躬谢罪：“真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最后藤田实彦羞愤成疾病死在通化民众医院。藤田实彦对日本人说对不起是由衷的。正是因为他在通化日本人中的威望和地位，以及他对形势的错估，坚持联合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夺取通化政权，最终导致暴乱失败后，在通化的所有日本男人都遭了殃。

    据中日双方的记载，数字有出入，但最保守的估计是一千八百日本人（日方有说3000余人的，也有一万多人的，当时通化周边共有日本投降军人和平民五万人）被击毙，死者统统赤条条的被扔进河里“水葬”。

    通化中国人在日本人十四年的统治下，生活在高压恐惧的赤贫中，对日本人深恶痛绝。尤其是日本人在投降后仍然觉得高中国人一等，宁愿将储备的战略生活物资包括棉被军服食粮焚烧了也不给市民一粒粮食一件衣服。一些胆大的市民试图在火中抢回些粮食也被日本降兵打伤打残，导致暴乱后通化市民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对日本人无论是战斗人员还是平民纵情泄愤--因为身后有中国武装力量支撑着。日军尸体的衣服都让市民扒走了，连金牙齿也被砸下。

    更让中国军队不可饶恕的是关东军卫生部队的残忍。原本为了利用日本的战地医院，在关东军卫生部队投降并表明愿意为中国军队和市民提供人道救援后，八路军将这支130人的卫生部队成建制地保留了下来。不料后来这支部队在暴动中成为骨干并残忍地用手术刀等医疗器械将中国军队的伤员统统挑死。作为报复，八路军将这所野战医院制服后，同样用手术刀将医院部队长柴田久中尉挑死。

    中国参战人员和日本人生还者描述，中国人杀红了眼。凡是口令答不上来了的，上去就是一枪；凡是躲在洞里或隐藏处的，二话不说手榴弹就进去问侯了；凡是躲地窖里的统统堵死出口和通风口一律活埋。直到第二天八路军通化司令部才下达命令：只抓不杀。此时，已经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尸体。于是就有了日本人的着作：“共产军虐杀日本人事件--通化事件”。

    全城大搜捕时，日本人的傲慢也害了他们自己。日本人自视甚高，入乡不随俗，中国的春节居然不在门外挂对联。于是八路军挨家挨户大搜捕，只要不挂对联的统统被破门而入，成年男子一律被绑走，只要稍作反抗就被击毙。于是，通化的日本人无论是商社从业人员还是铁道公司职员，统统被关入大牢。逃跑是愚蠢的，只要露出此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暴乱前夕共产党已经得到情报，日本人计划暴乱夺取共产党政权交给国民党。于是共产党秘密搜捕将一百多名原关东军指挥官员关押一处。然而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关押地点被泄漏。暴乱伊始，日本军队围攻临时关押处。而我方只有一个班的看守兵力，幸亏班长当机立断，用机枪将一百多名企图里应外合的在押犯全部击毙。

    除此之外，这个时候的通化孕育了以后中国的几个着名团体。中国空军的发祥地在这里，第一任中国航空学校校长是林弥一郎，原日军航空队队长。后来成为空军司令的王海上将遇见林弥一郎都要敬礼，言必称“老师”。林弥一郎差点儿在暴乱前夕被枪毙，幸亏延安时期的日本人八路军前田光繁力保才免于一死。总政文工团发源于此，前身是通化炮兵学校文工团。暴乱中，留用人员中的日本人试图开动坦克参加暴动被镇压。末代皇帝的皇弟傅杰之妻蹉峨浩被关押通化。蹉峨浩是暴乱中日本人营救的目标之一。日本人在营救蹉峨浩的局部战斗中赢得了暂时的，将蹉峨浩成功解救出来。然而在全局中仍然惨败，面对蜂拥而来的中国增援部队，日本人不得已将蹉峨浩送回关押处，自己逃亡后在大搜捕中被俘。

    八路军中朝鲜人部队对日本人无比憎恨，是我方所有部门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敌人策反的，也是对日本人大开杀戒最彻底的。 而挑动暴乱的国民党人是最懦弱的，几乎没有国民党人参与战争行为，都在家里等现成的：如果日本人他们就出来摘桃子；如果日本人失败他们也没有责任。但是共产党人没有放过他们，根据审讯日本战犯和国民党特务的笔录，共产党人逮捕了几百名在家等捷报的国民党人，最后枪毙了百来个通敌纵敌者。对于此次事件，日本人耿耿于怀，最近鼓噪声音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一支伪军对日军的杀戮：500日本人没一全尸

    1937年7.7事变后7月下旬，日军从华北撤侨的列车经过通州时被当地军阀部队（应该是一支土匪部队，先被日军收编为伪军，后来又出奇不意 “反正”抗 日，袭击日本的后勤部队）攻击死伤严重，上百日军士兵被杀后肢解，女人被先奸后杀。后被日军中国驻屯军的部队营救出少数几人。

    日本将此消息返回国内，全国“群情激愤”，一致要求“增兵华北，惩罚暴支”在几本日本人写的替南京大屠杀翻案的书中，对此事进行报复也是他们进行屠杀的“原因”之一。

    通州事件是什么时候？7月29日，这时候日本早已调兵完毕，北平都要沦陷了，看过时间会倒转的，冀东保安队虽是伪军，出身土匪还真的不多。我看过日本人在 战时写的关于通州事件的资料，认为责任应当由空军（陆航）来负，因为引起通州事件的最主要原因是日本空军轰炸了保安队（日人称为误炸），当时通州约有日军 300人（绝非什么后勤部队），连同日侨、浪人等约六七百人，一小部突围成功（也不是什么驻屯军救出来的），被杀者约五百人，至于“对此事进行报复也是他 们进行屠杀的‘原因’之”云云更是胡说八道，日军人向来是“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就我以前看到的英国人的资料，据说在通州事件中被杀的日本人没有一个是全尸 的。

    在北京文史资料上查到的：

    通州伪保安队起义

    1937年7月27日，日军向驻通州附近的中国部队二十九军发动突然袭击。埋伏在通州旧城南门外的伪军保安队没有执行日军的部署，按兵不动。残忍的日军轰 炸了保安队的驻地，激怒了本不甘心事敌，早有起义准备的保安队，在张庆余等领导下，于1937年7月29日发动起义。他们捣毁了日伪机关，逮捕了殷汝耕 (起义部队转移时殷逃跑)等一批汉奸，处死了500多个日本顾问、官兵和日韩浪人。下午，起义部队在指挥部驻地北关吕祖祠集结，向京西转移。这次起义不仅 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也宣告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彻底垮台。

    日本人被杀得很惨，士兵被杀后肢解，日本侨民妇女被先奸后杀，有的被肢解。

    l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向宛平县城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奋起抵抗，于是爆发了全国抗日民族战争。7月27日凌晨三时许，侵华日军和通县日 军守备队突然向驻守在通县新城南门外（今通州粮食加工厂址）29军143师的一个营发动进攻，这个营的官兵奋力反击，杀伤日军百人，然而，埋伏在旧城南门 及东总屯担任截击任务的伪政府保安队，并没有截击突围转移的29军部队，只是对空鸣枪，打炮，佯装阻击撤退的29军，同时在双方激战中也没有给日军任何支 援。狡猾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对保安队产生了怀疑。

    27日上午9时左右，日军实施报复行动，派飞机12架狂轰烂炸旧城南门外保安队营地，致使保安队10余人伤亡。保安队广大官兵愤愤不平，难咽这口屈辱气， 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立即把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及教导总队沈维干找来密谈：“城南的战斗和日机轰炸教导总队营地，已经激起保安队官兵的义愤，我们怎么 办”张庆余首先征求二人的意见。沈维干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依我看，现在就可以动手。”张砚田有些顾虑：“我们的行动已经暴露了，日本人已有了准备， 动手以后再同29军接应不上，全军就要覆没。”沈维干对形势又进行了分析：“现在官兵的抗日义愤实难抑制，与其抑制，不如顺水推舟就此起义。”张庆余说： “先观察一下日本人的动态再定，你们看怎样“28日下午，张庆余在“自强社”门口遇上了细木繁。细木繁质问道：“张队长你怎么槁的，为什么没有把29军截 住？”张庆余觉得一个堂堂的中国人被日本人如此训斥，是奇耻大辱，他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愤怒，说：“我保安队是维持治安的，不是打仗的，我管不着！”“我撤 了你！”“我是中国人任命的，你细木繁算个什么东西厂两个人互不相让，同时拔出手枪，怒目对视，直到有人上来阻拦劝解，两人才不欢而散。

    事后张庆余，张砚田。沈维干秘密集合，认为事己至此，不能坐以待毙，应该尽快采取行动。于是，决定28日夜12时举行保安队武装起义。起义指 挥机关设在县城北关，规定以午夜进攻日军兵营的枪声为起义信号，兵分三路同时行动。午夜，起义的信号枪声大作。起义部队迅速占领了长官公署和其他重要机 关。殷汝耕听到枪声，连忙呼唤卫队长，卫队长早已被起义部队架到了指挥部。殷汝耕听无人应声，便藏身柜顶。起义部队官兵迅速扑进殷汝耕的卧室。但见被单。 衣服散落在地，不见人。厕所、壁厨、立柜都搜尽，还是找不到人。从厢房搜出一个仆役，逼迫他交待殷汝耕的去处，仆役不情愿地指向柜顶：“长官您出来吧！” 此时，殷汝耕吓得屁滚尿流，浑身筛起糠来，哪里还能动弹？几个保安队士兵上去就粑殷汝耕拽了下来。随后，将他押解到北关吕祖词指挥部监禁起来。

    主攻日本守备队和特务机关的一路起义官兵，以装备精良。200多人的敢死队为前导，乘敌不备解决了敌岗哨，然后摸迸了日本特务机关和守备队住所。细木繁听 到动静，率队冲了出来。他持短枪高声喊道：“你们速回本队，勿随好人捣乱，否则皇军一到，你们休想活命！”起义官兵哪听他的嚎叫，一勾枪板机将他击毙在 地。

    激战进行6小时，直打得东方的太阳火样红，共歼灭日军官兵500余人。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少佐，教育厅顾问竹腾茂。宪兵队长何田。通县顾问申茂及冀东银 行行长等均得到了与细木繁同样的下场。同时，捣毁日伪组织各机关，烧毁了日军守备队火药库。当夜，驻顺义保安队苏连章团根据张庆余指令，举行起义，歼灭日 军200余人，于29日上午10时开进通县，与通州起义队伍汇合。时近中午，日军派飞机20余架轮番对通州城轰炸，起义部队伤亡甚重。张庆余得知形势危 急，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分成两路向平西方向转移与29军汇合。当起义部队行至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截击，押解汉好殷汝耕的士兵被日军冲 散，殷汝耕乘机脱逃，被日军劫走。随后，有装甲车20余辆掩护日军截击起义部队，保安队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区队长张会明困带队突围相继阵亡。危难中张庆余 下令化整为零，分头突围，经门头沟奔保定集合。

    “当行至中途，竟被孙殿英部（国民党军）截击缴械……待余剩4000官兵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时，仍请求向孙殿英索还武器，仍要开赴前线，力国杀敌。”

    8月10日，因通州保安队起义，殷汝耕被迫“引咎辞职”，经他一手策划成立的卖国政府也被迫迁往唐山。注：殷汝耕（1885---1947〕，浙江平阳 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1927年即代表蒋介石与日本官方往来勾结。1931年后参加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及《塘沽协定》，1935年12月 26日至1937年月29日充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政务长官，堕为彻底民族败类，1947年12月1日因汉好罪被处决于南京。

    张庆余（1895---1963），字贺轩，河北沧县申家庄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陆军模范团步兵科。厉任直隶军连、营、团、旅长等职，1933年任冀 东特种警察队第一总队队长。1935年11月改任伪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1937年7月率部起义，转保定、洛阳、西安，于1938年隐居四川金堂县什 坊镇。后被委任为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1946年夏，退役与家人定居天津，直到病逝。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惹毛了，一横心，下狠，下心计，团结，组织严密，部署得当，出击果断，敌人就是强大，也让它吃不了兜着走，也会怕你，软的欺，硬的怕，古今中外通例，一支保安部队尚如此……有何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