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崃维纶纤维水泥管:反腐会亡党吗

　　从新近查办的贪腐案件中，可以发现一些特点。一是涉案金额多，动辄数千万上亿元。据2008年的统计数据，被查处的贪官平均受贿值为900万元。二是牵涉的官员多。原安徽颍上县委书记张华琪案发，全县250多各科级干部百分之百地向他行过贿。广东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也已供出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三是房子多。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在杭州有多套高档住宅。上海浦东新区一名街道城建办的副科长，受贿39套房子。四是“裸官”多。铁道部原运输局长张曙光，早就将老婆孩子移居美国。罗荫国的子女也加入了外国籍，并在境外置业。五是情妇多。山东营口一位副市长案发，查到10多位情妇。许迈永案牵涉的女人也有两位数。有的贪官还同时具备几个特点，许迈永因为钱多，房子多，女人多被称为“许三多”。如此乱象，对于一个人民政党来说是很不应该的，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是极其危险的。高层领导早就要求从亡党亡国的高度来认识反腐败工作。中央的反腐决心之大和举措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反腐成绩也应该得到肯定。以2010年为例，全国共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804人，其中就有多名省部级干部。可以说，既拍了苍蝇又打了老虎。但是，即使在这样的重拳之下，反腐形势仍不容乐观。一些地区和部门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没有得到根本遏制，贪腐手法在不断翻新。一些干部信奉“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腐败人人有，不露是高手”，甚至笑廉不笑贪，认为廉洁的干部跟不上形势，没本事。严峻的现实也让一些人对反腐工作产生另类看法，有的认为“越反越腐”，有的人认为“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这个结论内部有不有什么逻辑关系，倒是个值得探究的课题。

　　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表示，腐败的泛滥使执政党面临巨大的合法性挑战。在今年“两会”期间的答记者问时也指出，当前最危险的就是腐败。可见，腐败已成为一大社会毒瘤，严重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腐败的程度到底有多大?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与回答反腐的艰巨性有多大一样难。通常的说法往往是这样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的，不会影响主流。但现实却是这样的，每查处一位相当级别的官员时，其下级相关官员便人人自危，生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民间的一些看法则认为“腐败人人有，不露是高手”，“不查是孔繁森，一查是王宝森”。“腐败确定是个大问题，不是一个人在搞，只要稍微有点权，都会去搞”。这句话出自湖南彬州原纪委书记，死刑官员曾锦春之口，应该有些可信度。而一些重要的反腐举措，因为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触，在实施过程中大打折扣。有调查显示，领导干部关注政治改革的只有8%左右，“扩大党内民主”，“强化舆论监督”等议题普遍受到冷遇。试想，一个公车改革叫了十几年，仍毫无进展，其它触及个人利益的改革难度可想而知了。

　　近来，有反腐学者呼吁反腐不可过头。什么叫过头?难道发现了腐败分子不要去查?难道觉得目前查处的腐败分子级别太高了?还是认为揪出太多腐败分子揭了党的丑，败坏了党的形象，丧失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面对“逢官必疑”的社会现实，我们的反腐还处在“隔墙扔砖头，砸着谁谁倒霉”(贪官王先民说)的尴尬境地。一些被查处的贪官不是认为自己罪有应得，而是认为自己运气不好，有的还满腹冤气，一肚子委屈。甘肃陇南市政协原副主席任登宏认为，别人也在腐败，金额可能比自己还大，自己被抓是“运气太差”。他不是懊悔自己走上了犯罪道路，而是懊悔自己受贿时行为太草率，“不加分析”就接纳了。这样的认识水平和官场环境，反腐力度再大，规定和文件再多，也会前腐后继，腐无反顾了。

　　在腐败和反腐败的激烈较量中，腐败分子也不会坐以待毙。有的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将金钱和妻儿转移到国外，成为名符其实的“裸官”。有的贪腐手段更加隐蔽，反侦查手法不断翻新。比如“权力期权化”，变收现金为收艺术品奢侈品和古玩等。最近，有一种电子监测仪在官场成为热销品，因为它可以监测到隐蔽在暗处的电子摄像头，还能监测到无线声音监控设备的信号，为腐败分子更好地保护自己提供技术支持和可靠保证。反腐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可见一斑。

　　“某某省市官场地震”，“金融系统官场地震”，“国企系统官场地震”，“安监系统官场地震”，“交通系统官场地震”，“国土系统官场地震”，一批批的领导干部就这样倒下去了。培养一名好干部多么不容易，毁掉一名干部却十分容易。这不仅是人才的浪费，更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反腐防腐机构不可谓不多，相关的文件、法规、制度、纪律等等不下数十种，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官员怎么啦?我们的党怎么啦?我们的体制怎么啦?……难道真的要腐败到亡党亡国的地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