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救世主结局:虹鸣：变异图像和梦幻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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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虹鸣有缘。上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的一次邂逅，开始了我与虹鸣长达二十年的忘年之交，当时他还是一个在中央美院进修的学生。作为出生于1973年的年轻画家，在虹鸣的成长过程中，注定要置身于一个信仰缺失、革命激情悄然褪去、文化荒芜青黄不接的年代，这也就决定了在他身上形成超现实主义世界观和对现实世界的文化批判立场。然而，记忆传承有时又会是超验的，在虹鸣身上又确实存在并直觉掌握着理想的精神实体，超出了时代意义上的认知逻辑。这就使他即使在遭遇到一系列痛苦和困惑的人生经历之后，依然能够在精神上寻求自我解脱，而且在艺术上坚持不懈、义无反顾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他是一个将艺术作为信仰的坚强的年轻人。
虹鸣在北京期间，还有一段在“圆明园”的难忘经历。虹鸣大概是这个处于自由和流浪状态的艺术家群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但是尽管年龄、阅历和生存境遇各不相同，他却和这个群体的大多数艺术家一样，有着与这个时代共同的文化命运。艺术创作需要想象力和心灵的自由，而圆明园正好可以提供这种充分享受自由的生活方式，有着艺术创作所应有的基本环境，甚至有时候生活本身就像是一种艺术，令人陶醉。但是，生活毕竟是现实而残酷的，它给予艺术家的，更多的则是艰辛和困顿。对于大多数艺术家来说，这又是一个需要思考每天的温饱如何维持的时期，一个对个体生命必须承担责任的时期。但是虹鸣没有后悔，也没有让自己失望。在圆明园，他开始树立起当代艺术“新绘画”的创作理念，并且进一步坚定并提升了自己为艺术而生的理想。那些日子，已成为他一生中宝贵而丰厚的精神财富。从某种意义来说，圆明园甚至可以看作是他艺术创作的起点。
在我与虹鸣的长期交往中，每每让我感动的，就是他的这种百折不挠、甘愿为艺术献身的理想主义精神。但是，我却几乎从来没有对他有过褒奖的时候，更多的是对他更高和更新的期待。即使是在十多年前当他背着画具、孑然一身毅然决然从安徽来到上海寻求发展时，我也没有以自己的资源为他提供过早进入市场的可能。这是因为我自感读懂他的内心，对他的精神定力有足够的信心，深知他需要的并不是赞扬，而是鞭策；并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厚积薄发。他的艺术实践验证了我对他的估量，在他的作品中，我清晰地看到了他在成长过程中的视觉体验和精神烙印，呈现出了他的现实感悟和理性认知，以及充斥于画面的理想主义气息。这使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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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品中追求形式美感，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艺术作品任何表现力都起源于形式，艺术作品的形式本身就可以是内容。但是，“形式”毕竟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在“形式”背后所蕴籍的审美旨趣和精神取向。虹鸣的作品正是如此。他以令人惊叹的想象力，表现出变异奇幻之美，贯穿在图像的叙述之中，具有强烈的形式美感。而他要告诉人们的，更是饱含着他这种独有的图像中的文化审美情致和生命精神，表达自己对世界和生活的理解，抒发自己对于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诠释和感知。

“蓝色”系列是虹鸣从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习作阶段向个人风格转变的滥觞。在这组作品中，他开始表现出一种对于超越时空的审美形式和建构梦幻叙事的变异图像的追求。他对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世界，进行了他自己独特的符合审美目的的解构和过滤，剔除了惯常所见的经验视觉，消解了物质意义上的真实性，赋予作品以抽提归纳后精神层面的单纯和唯美的蓝色。虹鸣用自己创造的个性化图式，来对已变得日益虚幻的世界进行重新演绎，建构起了一种有别于真实世界的独特的“可能世界”，而让真实世界反而变成“可能世界”的一种物化形式，从而用这种艺术方式来质疑现实，疏离物质，使人们置换到另一个空间，去寻觅别样的依托，来重新确定自己的现实身份。这也许就是虹鸣想凭藉作品所要表达的观念。
综观当今的创作语境，历史和现实的宏大叙事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但是虹鸣却仍然执拗地叩问历史宽阔的文化视野，坚持对于现实世界的批判立场，于是便有了他的“战争”系列作品和现在仍在创作之中的“大中东”系列作品。他选择战争题材，或许只是用于他对充满荒诞诡谲、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的有机表达的一种策略，也或许是他想藉此对自古已然、于今为烈的暴力和杀戮，作一番视觉体验上的逻辑演绎，从而寄托自己对和谐世界的向往。他在图像处理上注重在流动的节奏中将孤立分割的图形进行组合，就像是收拾起了因为战争而造成的纷乱残缺的碎片，将它置于画布之上。使我们得以在这个宏大的景观的缝隙中，重新唤起对于战乱恐怖的历史记忆，无疑也是一次对当今依然充满战争隐患的世界的现实追问。“战争”系列作品虽然是一种宏大叙事的格局，但虹鸣并不在设定的细节上作过多的刻画，而是有意识地用梦幻怪诞而又变异的图式，将艺术与现实生活在画面上表现出一种深度的距离，从视觉的张力过渡到观念。而在画面上的叙事内容，并不等同于现实世界所发生的某个事件，而是试图在图像的意义上既描述战争又超越战争，由此使作品具有了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