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面麻木是什么原因:许锡良:中国为什么喜欢树典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5:43:00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好树典型的文化。这种传统自古至今,自上而下,几乎从来没有中断过,即使是中国的“文革”期间,在那样红卫兵、造反派肆意“打砸抢”,胡作非为,为所欲为的情形下,学习雷锋的活动也没有中断过。

   其实这种树典型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孔子那里。孔子在世的时候,口口声声、念念不忘的典型就是离他五百年前的周公比如“子曰:甚矣吾哀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李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等等,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李氏比周公还富有,他的学生求帮助人家致富,就骂学生“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种非我族类,非心必异的狭隘心胸,以及不宽容的文化环境,始于孔子,传于后人,并且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后来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时间里独尊传儒术,也不能够只怪汉武帝与董仲舒二位,其实孔子的言行与榜样早就在先。在《论语》中孔子对周公的赞美简直不计其数,并且恭称其为“圣人”。

  至于为什么一个离孔子五百多年的人物,会令孔子如此着迷?甚至会如思慕美女那样,朝思暮想?说到底,其实口有所言,心有所想,孔子这样向往这些其实只是传说中的人物,只是希望后人也如此对待他。孔子虽然在世时没有自称圣人,却为后人将他塑造成圣人提供了范本。当然,孔子心中的圣人并不只是周公,还有比周公更早的圣人还有传说中的人物,比如尧、舜、禹、汤等等,总之是越古老越好,越古老可以验证的可能性就越小,越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像与完美化,其实这也是孔子所坚持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心理基础。认真考据起来,其实孔子对这些传说中的古人的赞美并没有真实可靠的信史,关于这些人究竟怎样,从来没有确实可信的文字留下来,只是口头上传来传去,直到孔子时代都是如此。因此,孔子对他们的赞美其实难免臆测,只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想像基础上的判断而已。倒是孟子这个亚圣相对要理智一些,他在自己唯一流传下来的著作《孟子》的最后感叹孔子当年所树的典型的可疑性,孟子离孔子年代不过相距百年而已,但是,孟子对孔子的了解只能够靠闻而知之了。他是这样说的:“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一向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孟子,他对孔子所树的典型的感叹就是,那些人物说得那样好听,可是都是一些“闻而知之”而非“见而知之”的人与事,因此产生了强烈的怀疑情绪,并且以质疑的情绪作为自己学说的结尾,其用心也是良苦的。也因为有这种质疑精神,所以,后来的帝王将相大多不喜欢孟子。只是考虑到孟子的那点气势汹汹的样子,很是能够帮助统治者迷惑一些人,才勉为其难将其列为亚圣。

   要说所树典型,中国所树的最大的典型其实就是孔子本人。他的头衔在他死之后大得吓人,变成了“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以至于后面的皇帝还想弄点文治武功,给孔子再加点什么都加不进去了。

   “六亿神州尽舜尧”,这肯定是过于理想浪漫。不过,其表达的意思与方式其实却是千年流传的。后来的中国,以同样的方法炮制出无数的“贞妇烈女”,并且用贞洁牌坊为他们表彰。每当我到一地看到这样的牌坊的时候,心中就有一种隐隐的痛楚。因为,这后面意味着多少人的血与泪,多少人的生命灵性,就是被这些冰冷的石头牌坊所摧毁了。

   中国自孔子之后,其历史就是树典型的历史。这种树典型的历史文化后来被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称颂为“史官文化”。至于什么叫“史官文化”,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家,顾准先生早在1973年的牛棚里,就曾为“史官文化”注释: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称谓也。而让人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为政治服务,统治服务,多多树立典型。让那些可以为世俗政治服务的典型人物充斥人间,充斥人的大脑与心思。这种树典型的办法与孔子对先人的向往还略有不同,孔子在世时基本上是以在野人的身份,还没有公权的介入,之后就越来越由政治权力介入来塑造典型了,而且所树的典型越来越是当代人物,因为这样有具体生动的可感性。

   由于孔子出自山东,因此,中国历代的典型人物大多也出自山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最奇特的典型恐怕要算满清末期山东冠县出的那个靠乞讨兴义学的武训,据说他“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为兴义学,四处给人跪拜,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事的塾师,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塾师,跪求警觉;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最后终于惊动了天听,清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其名声由此大振。至此方才明白了武训所行之乞,所兴之义学的目的所在。后来的人称之为平民教育家,其实是很勉为其难的,武训其实即使在行乞的时候,也不会忘记他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惊动圣上,赏穿黄马褂,获得“义学正”的崇高荣誉。因为,一个自己动辄下跪,其人格精神尚且无法立起的人,凭什么去教育学生呢?所教的东西又究竟是什么呢?其所修之义学,不过是为统治者培养合格奴才而已。    在树立典型方面,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山东由于传统儒家文化发源地的缘故,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近几十年来,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典型都出自山东这块儒家文化发源地,而且离圣人之地还那么近,有的干脆就是孔圣人的后代。自八十年代起最出名的就是张海迪、孔繁森、曲啸,这些人物被精心打造出来,几乎伴随了我的青春年华,已经留在我青春的记忆中了,这几天翻阅中学与大学时期的日记本,这些典型人物的身影还留在岁月的路上。直到1988年树出了一个赖宁,这个年仅十四岁就大火吞噬了生命的少年,其实是这些典型的受害者,而赖宁被学了六年之后,终于迎来了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的大火,是这场大火把全国学的赖宁这具偶像烧毁的。因为这会误导更多的孩子,同时这也严重与国际儿童公约及国家的未成年保护法相违背。救火是一项十分专业的工作,未经训练的人都不宜从事,更何况是孩子呢。

  这些人物的出现,曾经都是声称要让先进典型,立得住、叫得响、树得牢,其实没有一个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因为,那种政治本身就是有病的,说谎的政治从来就是需要谎言包装人与事来支撑。在全国,类似的小典型更是无数。每年甚至每个季度都会冒出一批又一批。大家乐此不疲,并且世代相传。

  其实典型并不是不可以,而是典型人物的出现方式才是关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研究的是榜样人物的自然而然地出现的,常常也就是身边的人与事。因此,每当问及中国的孩子什么人对他最有影响力的时候,常常得到的答案就是那些被树立起来的虚假典型。而美国的孩子常常会在第一时间想到真实影响自己的爸爸妈妈、老师、同学等。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榜样人物,或者叫杰出人物,都是在自然过程中形成的,几乎都不是政府宣传精心打造的结果,而且政府也没有这样的号召力,在这样的社会,政府不是表彰先进的机构,而是大家批评的对象。杰出人物的出现,是个人自由发展的结果,而且几乎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大多是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他们的杰出成就是通过科学研究(如爱因斯坦)、科技发明(如爱迪生)艺术表演(如卓别林)、经济市场领域(比尔.盖茨)、文学与教育(如凯伦.凯勒)等等,这些人都不是由政府表彰出来的,而是各自在自己的职业领域里自然涌现的。他们有的甚至还是政府的反对者与批评者。比如爱因斯坦、卓别林与比尔.盖茨。    典型人物或者叫杰出人物怎样出现,其实很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形态,由此也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封闭社会还是开放社会,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还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是一个官本位权本位的社会,还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通过他们的社会典型人物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令人欣慰的是,超男超女以及像韩寒这样的青年作家的自然出现,说明中国的典型已经开始脱离史官文化传统的惯性,典型的出现已经由二千多年来,完全由官府垄断,逐渐过渡到社会民间,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2011年1月9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