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めい多人是哪部:宽带写作/汪丁丁

　　半轮白月贴在淡蓝色的天上，清澈池水映出宁静的棕榈树。那只左腿微跛的“夏威夷鸟”，每天都从同一方向，在同一时间，带着同一种莫测的眼神，迂回着出现在我面前。就在我注意到它的那一刻，沿藤椅左侧扶手，有只半寸长的大蚂蚁缓缓上行，抵达我握着的咖啡杯时，手表上的时间是上午8时35分，比昨天晚了5分钟，但比前天早了7分钟。

　　夏威夷保存了远古至今上千种珍禽奇兽，但演化均衡的结果，每一岛屿上占据主流的、最常见的物种却几乎是单一的。“夏威夷鸟”便是我替瓦胡岛上单一的主流鸟类起的中国名字。它们是灰色的，外形如北京人称“雨点”的鸽子，行动比鸽子迟缓许多。根据它们迟缓的贵族举止，我断定它们是继承了瓦胡岛三百万年火山史的“土著”。麻雀是这岛上唯一的外来鸟类，从它们依旧灵活敏捷的身段及竞食习惯推测，它们移民夏威夷的历史不会超过五百年。出于同样的理由，我推测左手咖啡杯旁边这只大蚂蚁的族群，在夏威夷群岛定居的年代要早于麻雀。体积庞大，行动迟缓，这是我判定一个物种是否为“原住民”的百试不爽的根据。

　　对于“思”的性质，即把“思”当作审视的对象，“反思”其性质，我们几乎可以立刻接受常见的一个观念：那些动作敏捷的“麻雀”，思考的速度要比行为迟缓的“夏威夷鸟”快得多，生存的速度决定思考的速度。这引出两个问题：（1）思考的速度，即单位“时间”内所发生的被意识到的不同观念的数量，它与思考的“深度”之间似乎构成反比关系，即我们常说的“迅速而肤浅，迟缓而深刻，”或者英文形容词“clever”与“intelligent”之间的区分，或者哈耶克说过的“清楚的思想者”与“模糊的思想者”之间的区分。那么，自然演化的趋势是要让一切深刻思想消亡吗？亦或眼前的世界只是“一时”而非“永远”的演化均衡？（2）康德说“意识”的存在方式是“时间”，詹姆士说“意识”即内在体验之流---沿时间流变的意识。时间及意识流，依然只是数量关系，是不见“质”的差别的“数”，是麻雀的生存而非夏威夷鸟的生存。何为“深刻”？这问题是可以实证地回答的，它不同于“为何深刻？”后者难免目的论的探询。

　　显然，对上列第一个问题的澄清依赖于我们对“时间”和“观念”这两概念的理解。海德格尔和霍金，让世人从意义层面和物理层面知道有“时间的历史”，时间有了开端，时间有了历史。1999年一位简称“JB”的教授发表了《时间的终结：物理学的下一场革命》，完全从广义相对论的“空间”（的几何性质）角度阐释“时间”，再次让我联想到西方人回归东方人思维方式的心路历程。根据“JB”的猜测，我们每个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个体”，无非是亘古不变的宇宙空间许许多多“现在（Nows）”的无数种可能排列方式当中偶然实现的一种“排列”（Julian Barbour，《The End of Time: The Next Revolution in Phys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那么这许多“Dasein”的生活世界之间是如何发生重叠的呢？所谓“主体间客观性”是如何建立的呢？我相信，这必定是“JB教授”目前努力要解决的“建构性”问题。没有建构的理论从来不会被科学界接受。不论如何，让我把自己想象成无数可能的“点”的排列当中偶然实现了的一组排列，毕竟是挺兴奋的，它提供了我的时间的“个体性”，时间在本质上不是“公共”的，不是“客观”的，不是外在于我的。这样，物理的和意义的“时间”就容易统一起来了。兴奋之下，我就给“JB”发了封“依妹儿”，现在依然在等回复呢。

　　把关于“时间”的争论搁置不顾，假定两个争论的主体之间有一种客观的时间。那么，“思”的速度依赖于对“观念”的理解。意识原本是“流变（flux）”，是连续的“流”，惟其连续整全而有“自我意识”，间断破碎者称为“心理疾病”。可是，“观念（ideas）”或者“逻辑”的任何方式的运用，必定要把这连续的流，切断为“单元”，也叫做“概念（concepts）”。我不愿意使用“概念”，因为它过于严格（古典如康德在《逻辑》里定义的“概念”，现代如代数学“格论”所定义的“概念格”），让我继续使用“观念”，但让我在“连续”意义上使用“观念”---观念逐渐从我的意识之流中澄清自己，它从我对意识的不断反思（回顾）当中凸现为单个的、趋于完整的“观念”。

　　但是“观念”远非如此单纯，它还牵涉到“社会交往”。因为任何观念，在其形成的最后阶段，总必须是“语言”。或者，如果我们东方人讲究“体悟”和“直觉”，那么我说，任何观念的运动，即观念从肤浅向深刻的运动，总必须是“语言”的。顿悟，它否认“观念运动”，从而用不着“语言”。

　　既然观念只有从连续运动中澄清自身，那么语言对观念的形成就是必须的。观念不仅是“我的”，而且是主格的我（“I”）与宾格的我（“me”）之间交往的、是主体间客观的（参见我在“知识，为信仰留余地”里介绍的“米德－哈贝马斯”表演的个体性，《读书》2000年8月）。语言的博弈均衡，如果存在均衡的话，决定了每一个“观念”的核心部分的含义（参见我写的“观念创新与符号交往的经济学”，“语言习得的经济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一期、第六期）。这含义相对稳定，故主体之间可以据此理解对方要表达的意思。当然，社会博弈的均衡格局总依赖于权力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布，只有权力足够大者，才得以以“马”指“鹿”。另一方面，以话语权力和“超经济”权力为基础建构的观念的含义，必须符合社会交往的经济学原理，必须让使用这一含义的交往者感觉不费力气。否则，事倍功半，虽可一时污染人类语言，长期维持这污染却是不可能的。因此，就长期而言，语言被污染、被扭曲的程度，或许如海德格尔所见，是社会事物当中最少的。

　　行文至此，还没有点出正题呢。不过，这篇随笔的标题，“宽带写作”，与上列问题的讨论能够把文章带入的第一个“看法（opinion）”之间，仅隔着一段话而已。我打算先把这段话写出来：“宽带写作是宽带网技术提供的创作方式，它强调大规模的信息集结和基于大规模信息集结的创作。大规模信息集结或整合，绝非单纯的数量积累，它要求深度思考。思考越深入，信息集结的规模就越可以宽广。宽带写作的理想形态（ideal type）是在集结了整个网络世界的与主题相关的信息之后，在由此而达到的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上，实行语言创造。”

　　其实在我决定使用“宽带写作”这个语词之前，我反复探问是否可以不用“宽带”而同样实行上面那段话定义的写作方式。我的体验是否定的，问题不在于宽带（每秒传输1MB以上）与窄带（每秒传输0.1MB以下）之间有什么“突变”性的差异。问题在于速度差异所导致的搜索信息和下载文件的时间差异如此巨大，以致没有谁愿意在写作一篇两千字的短文之前，用窄带速度“集结”全世界的信息。即便是宽带搜索，我的经验，以“google”搜索引擎提供的结果为例，对两千字的评论文章而言，阅读和理解与“关键词”相关的前15个页面所罗列的文献已经足够了（每一页面大约罗列10篇文献），这150篇文献大致可以勾勒出最近五年学术研究主题的各个主要视角。需要指出的是，坚持阅读15页以后的各个页面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例如，最重要的书籍，会因为篇幅太长而被搜索引擎排列在较后的页面内。为减少这类令人失望的结果，我的方法是在做了关键词的常规搜索之后，再对同一组关键词进行“PDF”文件搜索，因为大部分书籍在网上的存在方式是“PDF”文件。总之，在宽带条件下，我的经验，每篇两千字的评论文章所必须集结的网上的文字信息（不包括图形信息），以“mhtml”格式计算，大约要占用20MB的存储，这相当于一千页左右的英文打印稿。毫无疑问，我，以及其他处于宽带写作状态的人类，都在望眼欲穿地等待已经问世的电子纸张的价格下降到可以普及的程度。因为每篇短文的写作都要面对荧光屏（即每秒跳动15次以上的呈像机制）读上几百页的文字，这样的艰苦条件是人类视觉系统难以适应的。到目前为止，就我本人而言，流行的作法是，在荧光屏上浏览和判断哪些文献最重要，然后把它们打印出来阅读。

　　于是，信息集结的关键仍然是“判断力”。你打算变得深刻些吗？（假定你已经厌倦了“肤浅”，）那么你必须培养一种关于“深刻”的判断力。正是这种判断力，让我们得以在“google”搜索出来的无穷无尽的文献目录当中嗅出那些“可能深刻”的文献。关于判断力的种种讨论，我仍要向读者推荐我自己写的“从读书的捷径说到叔本华认识论”（《读书》2001年7月）。

　　但差异出现了，宽带写作的特征说明它是一种能够“同时”迅速地和深刻地思考的写作方式，它基于最大可能的空间广阔性，同时基于深刻的判断力和思考。在努力理解和论述了“布伯－米德－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之后，我读到了一本最新出版的，足以超越哈贝马斯叙说的，中文标题权且译作《全球化大脑》的著作（Howard Bloom，《Global Brain: The Evolution of Mass Mind 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ohn Wiley & Sons, Inc.，2000）。

　　引起我对这本书的“作者”布洛姆的重大兴趣的因素有两个：其一，他基本上是一名自由撰稿人，辞职前做过新闻和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因广泛阅读和深刻思考而被誉为“地球上无出其右的智者”，或者“另一个斯蒂芬.霍金”，或者“you have not lived until you have interacted with Howard Bloom，”（如果你没有和布洛姆交往过，你就等于还没有活过呢）。其二，以一名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他获得了科学界（心理学、生物学、大众传播和政治学、……）如此广泛的认可。“后现代”社会的非专业化趋势由此可见大致，写到这里恰好目光移到刚刚寄来的QJ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封面上，其中有篇文章说明了类似的趋势：随着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每位知识劳动者身上的知识存量不断拓展，英国、法国、以及欧盟其它国家的企业组织正在从纵向的科层管理转型为横向的、赋予每位雇员更多自主权的人际合作网络（E. Caroli and J. van Reenen，“skill-biased organizational change?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British and French establishments”，QJE，November 2001，pp.1449-1492）。换句话说，今天，不仅我们的“消费”正日益变得个性化，而且“生产”也日益个性化了。正因为生产的个性化，生产不再能够把追求个性发展的人编织在生产线里面，生产组织必须为每一特定个性开拓足够的发展空间，于是分工和协调转型为网络式的合作，而不是科层式的管理。

　　网络合作已经存在了三十亿年之久，这是布洛姆开篇告诉我们的事情之一。在地球早期的“原始汤”里漂浮着的微生物，已经养成了“群居（colonies）”的习惯，不群居者无法存活。随着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细胞共生系统（symbiosis）逐渐演变为“有机体”，生命便逐级凸现为更高级的形态了。直到最近的两百万年，人类，或者具有大脑皮层（左右半球）的哺乳类，以“人类中心”的方式告诉自己说：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的意识（尽管我们也开始意识到动物和植物或许普遍具有它们自己的意识和以它们的方式意识到那意识）。

　　又经过几十万年的“语言”发展阶段，我们终于用人类的“自我意识”覆盖了整个地球---盖亚（Gaia）有了自我意识，宽带生存，最鲜明地凸现出盖亚的自我意识。布洛姆写道：“……万维网及其后续技术让斯特拉斯堡的一位神经科学家把自己的看法在瞬间就传递给西伯利亚的一位历史哲学家，同时也传给在美国硅谷工作的一位计算机软件工程师。……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呢。他们告诉我们说，人类的一次急遽变形即将到来，它将把亿万个心智耦合到同一系统内，……盖亚正在生长出她自己的神经系统来。”而这本书，布洛姆的这本书，不妨看作是三十亿年盖亚的神经生长史。

　　当然，历史的目的是理解未来。布洛姆的三十亿年历史叙述，为的是展示给读者未来一百年的地球趋势，地球上个体之间交往的大趋势。在这一意义上，他超越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因为他现实地建构了社会交往的物理系统，从分子细胞学的层次，一直到盖亚的神经网络层次。如果人们依然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及其伦理是乌托邦的话，那么我打算回答：读一读布洛姆吧，这才是交往理论“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咖啡杯子空了，大蚂蚁继续缓缓前行，那只左腿微跛的夏威夷鸟，不见了。……1971年冬季某日清晨，我坐在月坛公园一把破旧木椅里，读许国章《英语》。从晨雾里现出一位老人，靠在木椅旁边，对我说了两句神秘莫测的话之后，又消失在晨雾中。那两句话，我现在依然记得清楚，但为文章结尾之故，还是不写出来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