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健全的理性

健全的理性
汪丁丁

我知道，而且我打算援引，许多思想者在我之前就这一论题发表过许多重要看法。其中，霍尔巴赫的看法最著名，被认为是沿袭着西方社会自然法传统最优秀的政治哲学叙事：“政治，或称治人的能力，是一门模糊的、有问题的、不确定的科学，这只是因为谁也不愿去认真思考人的本性是什么和社会的目的在哪里。对于所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重要问题的人来说，真正的治理原则是明明白白而容易理解的。他们深信健全的理性的政治并不包含任何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东西，如果从人的本性出发，就能从中推导出政治体系，它是一整套彼此密切联系的真理，一系列比人类知识其他领域中的原则更可靠的原则。……无论是当权的统治者还是臣民总有一天会厌弃武断专行，会运用健全的理性深思熟虑，会依照公正原则办事，因为这样就足以结束前者和后者都要遭受的社会灾难。”（《自然政治论》，陈太先、眭茂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其次，在中国，王小波在“积极的结论”中就“健全的理性”问题发表过一段脍炙人口的健全的理性的看法：“……假设我们说话要讲信义，办事情要有始有终，健全的理性实在是必不可少。”——我真正要引的是接下来的这句话：“有关理性，哲学家有很多讨论，但根据我的切身体会，它的关键是：凡不可信的东西就不信，像我姥姥当年对待亩产三十万斤粮的态度，就叫做有理性。”不过，让我最喜欢的是更近结尾的这一段文字：“假设别的东西不能保持人的乐观情绪，幽默感总能。据我所见，我们这里年轻人没有幽默感，中老年人倒有。在各种讨论会上，时常有些头顶秃光光的人，面露蒙娜丽莎式的微笑，轻飘飘地抛出几句，让大家忍俊不禁。假如我理解正确的话，这种幽默感是老奸巨猾的一种，本身带有消极的成分。”然后，他说他四十岁以后有了一些健全的理性。回忆年轻时，他是这样写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既没有健全的理性，又没有幽默感，那是怎么混过来的，实在是个大疑问。和同龄人交流，他们说，自己或则从众，或则听凭朴素的感情的驱动。”


王小波说了上面的话，还说了许多让我们高兴和赞赏的话，于1997年4月11日接近半夜时大喊一声，走了。他走后，健全的理性似乎还是那么少，如果不是更少的话。对于广东番禺太石村的事情，以及“重庆特钢”的事情，以及林林总总我们不打算说出来的事情，我们怀念小波并接着他的话题说：“所谓 ‘健全的理性’，就是既有符合逻辑的冷静分析，又有基于常识的判断力，于是不会肤浅也不会偏
激。……其次，即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具有健全的理性，要将我们的公意揭示出来以便成为法律正当性的依据，我们还需要寻求一套正当的程序（参阅汪丁丁“走出良法与恶法之争”，《财经》2005年10月3日）。

不论是按照霍尔巴赫的说法还是按照王小波的说法，保持健全的理性，其实很简单，就只要自然而然地活着，让眼睛看到蓝天白云，让原野上的风吹入肺腑，让心灵对真诚敞开。

其次，不论是霍尔巴赫还是王小波，他们似乎都注意到下述事实：最有可能遮蔽我们的眼睛，让健全的理性逐渐窒息的，是我们社会的政治状况以及由政治状况决定的意识形态。前者遮蔽了统治者的健全的理性，后者遮蔽了大众的健全的理性。今天，我们对此体会较深。在我们可能建立正当的公共政策决策程序之前，应当先有让公众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表达意见的空间——通过听觉的和视觉的，以及在世界的真相与听觉和视觉之间的各种媒体。

最后一项因素，与上一因素相关，即人的本性被长期扭曲从而难以获得自然而然的生活态度。霍尔巴赫说：“从人的本性出发，就能从中推导出政治体系，它是一整套彼此密切联系的真理，一系列比人类知识其他领域中的原则更可靠的原则。”而中国人的问题在于，人性偏激者居多，至少是越来越多。我推测，部分地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状况比任何政治体制方面的限制更为根本，我的一些朋友就放弃了自由主义立场，转向“东亚模式”的威权主义或保守主义。

为什么我们周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偏激呢？从大众媒体报道判断，是因为我们社会的内在冲突日益变得尖锐起来，并且人们似乎无处宣泄他们从日常生活中积累的怨恨。

这就是所谓“公平”问题，它与我们改革以来努力鼓吹和拼命追求的经济效率，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这些冲突，一部分是能够避免而未避免的，还有一部分，我无法判断它是否为一更主要的部分，则是无可避免的，涉及所谓“效率与公平”的权衡。

最糟糕的是，如果我的参与政策制订的朋友们随着大众心态的偏激程度而越来越转向威权主义的政治立场，并且这一权力集中过程导致更尖锐的社会矛盾，又如果大众的心态因社会矛盾的激化而越来越偏激，那么，显然，当偏激与威权越过了某一限度时，残存在我们社会里的健全的理性将迅速消失。

那时，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