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故事有哪些:资中筠：重建精神的家园(2)

资中筠：重建精神的家园(2)

　　就以前面提到的外交官口中的“人权”与“五千年”为例，100年前梁任公早已把几千年统治者对人民的“鞭挞”和“戮辱”批得痛快淋漓，他说：“其能受阉宦差役之婪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 夫安知乎虐政所从入之门，乃即外寇所从入门也？”“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故夫自尊与不自尊，实天民奴隶之绝大关头也”。“为国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资格，则断未有能自尊其一国之资格焉者也”。梁启超：《新民说》，文学向导社，1936。这几段句句精彩，可惜限于篇幅不能多引。其民本民权思想何等鲜明，何等透彻，对于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人格之受摧残何等悲愤！今天我们重新讨论的许多话题，在《新民说》的20篇中几乎都有精辟之见。梁任公所论述的民权最重要的是平等的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公民意识、权利和义务观、法治精神，等等。这应该属于现代社会的普适性的价值观，东方与西方只有发展先后之分，不是“民族特色”问题。常见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语被引用来说明中国自古就有民主思想，其实这与现代的民为国本的思想是有本质的不同的。那个时候所谓“民”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不是作为个人。孟子的主导思想还是维护“三纲五常”，特别反对杨朱的个人主义，斥之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此处不是要全面讨论孟子思想，只是要说明过去帝王及其谋士都讲“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为自己的“天下”服务的。“爱民如子”、“为民做主”，与民是主人、民有权利在观念上是主次颠倒的。源于西方启蒙运动的民权平等思想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种平等的观念不但中国古代没有，西方中世纪也没有，这正是启蒙思想的产物。所以，从梁启超上述议论出发，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要反帝必先反封建。可惜中国历史的发展未能如愿。事实上，就在五四时期，思想和社会的革新已受到内忧外患的干扰。在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中，反帝一直压倒反封建，那时开始的启蒙始终没有完成，而且还时有倒退。对于“科学”和“民主”当时就有偏于仅仅从实用层面诠释的倾向，本应贯彻其中的人文精神未及充分发挥，后来就更加得不到注意。这在当时是客观形势所迫，越到后来则主观因素越重要，因为反帝是对外，而反封建则是“革自己的命”。直至今日，深层次的，特别是思想上的反封建仍是任重而道远。

　　西方的所谓基督教文明如果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无法直接从中世纪走到现代，也无法继承发扬古希腊文明的光华。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从晚清到五四以及以后的种种探索也是一种改革和复兴的过程。在此之前，我们没有选择，泥沙糟粕一齐继承下来，包袱沉重，步履蹒跚。本文所说“五四精神”和“五四先驱”可以理解为一种符号，从广义而言涵盖了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上半期的思想者及其探索和成就。这是一笔极大的精神财富。如果舍弃了这一思想资源，我们的“五千年”与现代就真的失去了连接的纽带。正因为我们曾有过他国所罕见的特殊的文化断裂和扭曲，所以更需要强调这一笔精神财富。没有这一革新，中华古文明再光辉灿烂也无法与现代文明接轨。经过改造以后，丰富的精神遗产就可以再现民族特色。到那时，五千年博大精深的底蕴、华夏文明特有的宏伟气度、无与伦比的精致的审美观才得以复见于新的民族精神之中。

　　以伦理道德为例，窃以为冯友兰先生早已提出的并曾受到批判的“抽象继承法”基本上为我们找到了出路。作为完善人性的追求，在抽象的领域内古今中外是相通的。例如诚实、勤奋、慷慨、仁爱、勇敢、忠诚 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是美德，与之相对的例如欺诈、懒惰、残暴 则是恶行。而通向这崇高的境界的道路则各式各样，每个民族有其特色。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时代填入不同的具体内容。例如气节，本是中国士大夫最宝贵的美德，把愚忠的内容换成新的原则，依然是值得大大发扬的正气和可贵的“傻气”。如果没有了这种“气”，只剩下高度实用，见风使舵，唯利是图，左右逢源，其殆矣哉！梁启超写《新民说》已经过去百年了，而今日当务之急仍在挽救世道人心，再铸新民。从学术文化角度看近代建设新的精神文明的探索，从魏源到鲁迅乃至当代梁漱溟、冯友兰，等等，都应该本着求知求真的精神，站在超越当时与现在的实用政治的高度加以总结、消化，然后接着走下去。庶几古今中西得以打通，假以时日，或者有望重建起新的、民族的精神家园。

　　回过头来，再借用一百年前严复反复强调的观点：中国之患“尤以瘉愚为最急”，“开启民智”是实现变革的根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而不单纯是识字、学习技能。觉悟到什么呢？最主要的是觉悟到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维护这一权利的手段以及应尽的义务。这种公民思想观念绝不是“自在的”，而是需要从外部大力灌输和启发的。远的不说，就以近年的天灾为例，什么时候我们的媒体宣传重点放在群众如何组织自救、互救，创造了多少值得推广的经验，以及群策群力战胜灾害的智慧和信心，而不是让他们一个个对着镜头向尽了（或其实未尽）起码职责的政府和领导痛哭流涕感恩戴德，那么梁启超和严复心目中经过脱愚的“新民”庶几能够成长起来。这样的民众将自觉地保护家园而不是毫无顾忌地毁坏他们并无主人感的家园。

　　21世纪世界将如何发展，实难预料。绝不能指望物质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进步和人的精神的提高。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这里“科技”是一体的）如脱缰之马以加速度向前疾驰不知伊于胡底的情况下，不论是就世界范围还是一国范围而言，人的自知之明和自律的能力是否超过征服自然的能力，人类心灵是否还能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将决定人类造福还是嫁祸于自己。21世纪以文明间对话开头，说明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眼光的政治家也正在意识到这一点。本文开头所引伊朗哈塔米的警世之语并不是危言耸听。其实对话也是一种竞争。各大文明体系各自都有不同的危机感，也都有人在呐喊、探索。中国在一片喧嚣浮躁之中也不乏有识有志的中青年做着甘于寂寞的可贵的努力。只不过声音微弱，犹如优雅的丝竹管弦淹没在震耳欲聋的“迪斯科”噪音之中。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文明与野蛮的竞赛尚属胜负未定之秋。

　　2000年岁末于芳古园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