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王者迅雷:理解和捍卫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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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一门经常受到批评的学科，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可以说，在整个社会学科中，经济学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这不是一个新现象，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从200多年前经济学诞生起，在一些人看来，经济学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学科。最近有一本书，叫《经济学及其敌人--反经济学理论2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分析了从亚当·斯密创立经济学开始一直到今天所有反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很值得一读。相比之下，国内一些反思经济学家为什么招骂的文章就太表面化了。

捍卫市场经济是经济学家的职责

经济学这么不受欢迎，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社会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我们为什么要出钱养活这么多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可能有各种答案。我自己的答案是：社会需要经济学家，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如果我们不需要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

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捍卫？首先，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不太喜欢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它给每个人提供机会，拒绝特权。它可以使一些穷光蛋变成富翁，也可以使富翁变成穷光蛋。所以，有特权的人，或者喜欢特权的人，或者想通过特权获得利益的人，就不愿接受市场经济的挑战，因为市场经济与他们的既得利益相冲突。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反对市场经济的最大一股力量，就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

第二，由于人们的无知。我用无知这个词，没有感情倾向，而是要强调科学、理性思考方法的重要性。理性思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支柱。从启蒙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教导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理性地思考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并不这样去思考问题。他们喜欢从直观的角度看问题。市场经济有一个毛病：当你能享受到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都是它的缺点；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特别是由于政府或者某种强权的不恰当干预，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使市场经济表现为病态市场经济的时候，人们往往以为这是它本身的毛病。

第三，人们的无知很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由于很多人不能理性看待社会出现的问题，于是就给那些哗众取宠的人提供了机会。这些人批评市场经济，不是说他们骨子里一定认为市场经济不好，而是他们知道，如果批判市场经济，就可以得到公众的喝彩和拥护。这样的人可能是所谓的"学者"，也可能是政治人物。出于政治需要，从古到今，总有一些政治家声称市场经济是坏的，因为他们知道，提出反市场经济的口号和政策，可能得到更多的喝彩，拉到更多的选票。政治家喜欢向人们许诺免费午餐，因为人们渴望免费午餐，而经济学告诉人们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所以，无论古今中外，总是有很多人反对经济学的逻辑，把经济学家当作敌人。

当前中国社会的反市场迹象市场的逻辑000BFZWD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翻页 全屏阅读　加入书签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非常不容易。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否认市场，到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承认市场，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完全承认市场，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而现在，社会上又开始蔓延着对市场经济的误解和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如果演变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就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我对社会上蔓延的对市场的不信任感到担心。

这种例子太多了，前一段时间的兰州拉面限价就是一个。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为什么要对一碗面的价格提出限制？缺乏理性思考的人，以为这样会给消费者带来好处。其实，真正能够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是市场竞争，而不是政府。如果政府部门一方面限制竞争，另一方面又说要保护消费者免受卖家的剥削，这是不合逻辑的。政府限制价格，餐馆可能减少数量，降低质量，消费者最终得不到什么好处。更糟糕的是，一旦拉面的价格由政府来规定，就可能变成政府部门寻租的一种办法，比如给面划等级，哪些餐馆一碗可以卖到4块，哪些可以卖到6块，等等。这样，餐馆老板就要找当官的走后门，腐败现象就来了。

再比如住房。因为房价高，老百姓有怨言。于是，政府出台政策，修建经济适用房，甚至还有限价房。很多人以为，这样就能解决普通人的住房问题。但如果这些房子的市场价值很高，谁能得到这些房子，就等于是得到了一大笔补贴。谁能拿到？除了极少部分是通过排队、熬年头筛选出来的普通人之外，大部分都分给了那些有特权、有关系的人，如政府官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普通老百姓根本得不到。帮助低收入者的最好办法是直接给他们货币补贴。

还有新劳动合同法，其中的一些条款也表现了对市场高度的不信任。新劳动法在合同雇佣、解雇条件中作出了太多的限制。这对中国的普通劳动者有好处吗？不会有好处。你在雇佣工人、解雇工人上条件限制越多，企业就越不可能发展，工人找到工作就越难。很多人可能不相信，但从各国的经验研究可以知道，很多美其名曰保护劳动者的法律，结果受到最大损害的正是劳动者。保护劳动者的最好办法仍然是推动企业间的竞争，竞争越充分，劳动者就越能得到公平待遇。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待遇低、受歧视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个不是问题了？因为市场竞争。

明年（指2008年，编者注）8月1日，中国的反垄断法即将开始实施。这是一部重要的法律。不过坦率地说，我对这部法律的前景并不乐观。无论是对它赖以建立的经济学基础，还是对它即将产生的实际影响，都感到很大的担忧。反垄断法所指向和限制的企业行为，很多其实是市场创新和信誉机制的一部分。而在破除政府保护的行业垄断方面，这部法律几乎无所作为。所以我很担心，一部以反垄断为目标的法律，搞不好就可能变成反市场竞争的工具。

这些道理很多人明白，但没有多少人愿意讲。我想，如果现在社会上对市场经济的误解不断蔓延，演变为更多的反市场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比破坏环境的后果更严重。这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澄清和捍卫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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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市场经济对人类的贡献，就要回顾历史。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德隆（J.Bradford Delong）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99.4％的时间，即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这是按照1990年国际购买力核定的一个财富度量单位），然后，又花了0.59％的时间，到公元1750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一番，达到180国际元，从1750年开始，到2000年，即在0.01％的时间内，世界的人均GDP增加了37倍，达到6600国际元。换句话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时间里创造的。

如果把德隆的研究画成坐标图可以看到，从250万年前至今，在99.99％的时间里，世界人均GDP基本没什么变化。但在过去的250年中，突然有了一个几乎是垂直上升的增长。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无论是所谓的西欧衍生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西欧国家本身，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12个国家，抑或是后起的日本，经济增长都主要发生在过去一二百年的时间里。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过去30年。

仅仅数字还不能说明所有问题。想像一下，我们的祖辈，也就是一百多年前的普通中国人，能够消费的东西和秦汉隋唐时期没多少区别，甚至还不如宋代。在欧洲也一样，一个普通英国人在1800年时能消费的东西，古罗马人都能享受到，甚至古罗马人比他们享受得更多。而我们今天能消费的东西，是100年前的人无法想像的。

有人测算过，按照零售商库存记录的商品种类计算，在250年前，人们能够消费的商品种类大致是10的2次方--也就是上百种而已。而现在，我们能消费的产品种类是10的8次方以上，有上亿种。

1820年的时候，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是26岁，与古罗马时代差不多，到2002年变成了67岁。现在，中国人均寿命预期达到了70岁。

有些年轻人不了解历史，可能不知道，中国的粮票是1994年废止的。在票证废除之前，去粮店买粮食要有粮票，买油有油票，买布有布票。30年前，中国一个处级干部的工资是60多元，那时候一斤鸡蛋是6毛多，也就是说，一个处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100多斤鸡蛋。现在，北京一个保姆的月工资大概是1200元左右，可以买300斤鸡蛋。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干一天活赚两毛钱，价值相当于半斤白面。现在在我的老家，一个没有任何技能、只上过小学和初中的人去打工，一天的工钱是55块钱，可以买一袋50斤的白面。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

为什么人类的奇迹只在过去的250年里出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只在过去的30年里出现？是不是人变得比原来更聪明了，比过去的人智慧更高了？当然不是。人类的智商、智慧，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没有太大的进步。今天的中国人再聪明，我相信没有几个能超过孔子、孟子、老子。在西方也一样，人类的智慧在过去两三千年内没有太大的变化。

难道是资源变多了？也不是。人类的资源不仅没有变多，相反，与土地相联系的自然资源还在慢慢减少。那是什么发生了变化？我能提供的惟一答案，就是人类实行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在200多年前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在200多年前开始起飞。中国在30年前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市场经济特征之一：竞争为他人创造价值

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创造巨大的财富？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富论》里边提到一个概念："看不见的手"。他说，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个利益是广义的，包括追求自己的财富，也可能追求自己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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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使你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为别人创造的价值，比你主观上想着为社会作贡献时创造的价值更大。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奇妙之处。

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自己说了算的制度。在市场上，任何人不为别人创造价值，就不可能获得收入。所以你必须努力为他人创造价值。价格提供了一个信号，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没有价值，要在市场上考验，要由买的人说了算。没有人愿意付出的价格，超出你为他服务的价值。当两个企业竞争，我们说某一个企业更有优势的时候，意味着这个企业能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即消费者剩余。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为消费者创造剩余价值的竞争。

进一步看，企业如何创造更大的剩余价值？靠的是创新。市场竞争不是简单的价格竞争，而是看谁更有能力生产新的产品，或者说用新的方式生产产品；谁更有能力开拓新的市场，发现新的原材料，采用新的组织形态，为消费者创造更高的价值。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企业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使我们在过去几百年中，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财富。

经常有一种误解，认为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自技术进步。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体制下技术会进步，有的体制下技术就不会进步？是什么推动了技术进步？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推动技术进步，并使新的技术很快投入运营，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在古代，也有不少技术发明，但这些发明很少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因为它不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产生的，很难商业化。聪明人靠灵感想像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市场经济特征之二：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合作

市场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两个人一块儿做事，比单独做的事加起来更多--也就是说，合作可以创造价值，这是经济学中的一条基本原理。但这种合作不是简单地像人民公社一样，所有的人在一起，干同样的活，而是在分工、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分工与专业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优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推动技术进步，所以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分工与专业化是跟交易相联系的。人类有交换的意愿，才使分工合作成为可能。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在传统社会中，合作往往只在熟人之间、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进行，比如兄弟姐妹，或者同一个村的人，或者同一个教堂的人进行合作，很难找到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而人类今天的合作，早就超越地区，超越国界，走向全球。今天我们所消费的商品，99％的生产者你不认识。一个企业的产品卖出去，绝大部分消费者他也不认识。正是这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合作，使全世界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但要使陌生人之间达成合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信任。如果不信任别人，我们不敢买他的东西，他卖不出去，专业化对他就没有好处。结果，他只好自己给自己生产，那就回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所以，我要给大家强调另外一个概念：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也就是说，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是因为有一只隐形的眼睛在监视我们，每个人必须好好表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过去对市场经济的批评，往往是由于人们只知道前一个因素，而没有看到后一个因素的作用，所以，认为市场上一定有欺诈，无商不奸。而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们越注重自己的信用。尤其是企业，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很好的声誉。如果声誉不好，没有人信赖，就会被淘汰。

建立市场信任的关键：企业、利润和企业家(1) 

市场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重点谈三个概念：企业、利润和企业家。这三个概念是理解市场经济的关键。

比方说，中国有13亿人，每个人都生产自己的商品，到市场上去卖，谁能信得过谁？换一种说法，如果把市场上所有商品的商标都去掉，你敢买什么东西？可能敢买土豆、大米、水果这些最简单的商品。像汽车、电脑、矿泉水、投影仪这些质量和功能不容易辨别的东西，你敢买吗？你不敢，市场上99％的商品你都不敢买。

那怎么办？有一个办法。我们把13亿人分成不同的组，比如说分成30个组，河南人、河北人、山东人、陕西人、北京人，等等。有了这个分组之后，我们虽然不认识每个人，但我们知道这是山东人，那是广东人，这就可以作出某种判断。企业就类似社会的分组，每个企业有自己的一个名字，谁骗了我们，我们可以追诉他，或者他这次骗了我，下次就不买他的东西，他就要完蛋。当社会划分为企业的时候，每个企业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信任。如果没有企业，每个人只从事个体生产，做不到这一点。

企业何以使得我们可以相互信任？答案与所有权配置和利润有关。比如一个企业由1万人组成，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所有者。这个企业每年的收入是1亿，1万人平分，每人拿1万块钱。这样似乎很公平，但想一想，如果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如果要求人人都负责任，结果可能是大家都不负责任。

现实中，企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配责任，即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另一部分人承担严格责任。承担过失责任的人拿合同收入，即，如果他没有迟到早退，没有旷工，没有违反工作规定，干了一个月，到月底一定要领到工资，这就是员工。另一部分人，即老板，要承担严格责任--或者叫剩余责任。用一个通俗的说法，什么叫雇员？别人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就没有责任，这就叫雇员。什么叫老板？你没有发现别人的错误，那么所有的错误都是你的，这就是老板。老板没有权利在消费者面前由于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而工人可以在老板面前因为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这就是老板和雇员的区别。

老板拿的是利润，承担的是对消费者的责任。利润是收入剔除成本的剩余，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所以它是一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生产产品，我不认识里面的生产工人，为什么要信任他？是因为有人承担剩余责任。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餐馆的老板，厨师洗菜不干净，有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须负责。利润作为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使企业所有者承担剩余责任、严格责任，任何一个员工犯的错误老板都要承担，因此，老板必须认真监督和规范员工的行为。这样，顾客才可以放心地购买企业的产品。

进一步讲，不仅仅是企业的员工，包括企业供应商犯的错误，企业老板也得承担责任。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品牌的计算机，计算机的某一个零件，如屏幕、芯片、风扇出了问题，甚至是电池爆炸了，要承担责任的，首先是计算机厂商，而不是零部件的供应商。换句话说，一个品牌企业，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费者面前立了一个军令状，打保票说，你买我的东西，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样，才有大家可以信赖的市场，才有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才有了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

所以我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利润是一种考核方式。市场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划分核算单位，通过利润追溯责任，从而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谈市场经济，绝对不要忘了企业家。只从价格的角度，不能真正理解市场经济。但非常遗憾，过去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都没有企业家的地位。熊彼特曾批评，经济学家所谈的经济成长，像一部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真正的主角没有出场。拿利润的人是企业家，他承担着为整个社会组织、生产并且监督其他人的作用--当然，这里所

建立市场信任的关键：企业、利润和企业家(2)市场的逻辑

说的企业家，不是指特定的某个人，是指行为的功能。是说在市场经济当中，有这样一类人，起着这样一个作用。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喜欢企业家，不重视利润，与不接受市场经济，是同一回事。

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困境市场的逻辑000BFZWD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翻页 全屏阅读　加入书签

概括地说，企业家的工作就是两件事：第一，应对不确定性。这是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rank H.Knight）提出来的，他在其名著《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证明，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利润是对不确定性的补偿。第二，推动社会的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责任，不是技术专家的责任，技术专家只是在发明，创新是把发明变成一个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东西。创新是"创造性的毁灭"，比如现在用的MP3，毁灭了索尼的Walkman，而索尼的Walkman，是对卡式录音机的毁灭。每一种新产品，都是对原来一种产品的毁灭。这是熊彼特在1911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重要观点。

中国的企业家和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是否一样？从大概念来看，是一样的，无论中国的企业家，还是西方的企业家，都在应对不确定的问题，都在进行创新。但我们细分之后，发现不一样。不确定性可以划分为两类，一个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一个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创新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个是技术、商业的创新，比如说推出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商业模式等；另一个是制度创新，如设计一些新的、可能和政府博弈的制度安排。

这样划分后，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的区别就显现出来了。西方企业家应对的主要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进行技术和商业的创新。所以他们的精力主要用在预测未来消费者是什么口味，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新产品才能赢得市场上。而中国的企业家，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上，比如说，要想这件事今天能不能做，明天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又比如奖金能不能发、期权能不能搞，等等。他们大量的精力在应对政府上，以找出一些绕过现行政策的办法，进行所谓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用一个矩阵图表示，西方企业家落在西北角，中国企业家则在东南角。

这样看来，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上，中国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消费者并不关心你整天在忙什么，工作有多辛苦，不会因为中国企业家比美国企业家忙多了，就给他们多付钱。他们只会在乎，你生产的产品是否比别人更好，你创造的价值是否比别人更大，并据此作出选择。所以中国的企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这不是凭空而讲。大家可以调查一下，中国的企业家是不是要比外国企业家忙。外国的企业，无论多大的老板，都会有自己的休假时间，和家人聚在一起。而中国的企业家，很少有时间休假，甚至没有礼拜天。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太多来自政策的不确定性要应付。一个中国企业家很难告诉你，下个月在干什么。

政府干预导致市场发育不足市场的逻辑000BFZWD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翻页 全屏阅读　加入书签

如果我们从市场的几个门类来看，有产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技术市场。中国的哪一个市场发展得最好？政府干预最少的，发展得最好。

总体而言，产品市场是发展最好的。比如中国的家电产业，政府早就不管了，所以发展得特别好。相比之下，中国的汽车工业，WTO之前管得很紧。吉利的李书福在20世纪90年代就想生产汽车，找政府要批件、要上产业目录，但政府就是不批。你生产汽车，政府不让你上目录，就是不合法的，没法卖。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到处都是外资的品牌，原因就在这里。仔细研究就知道，哪一个产品的市场政府限制越多，哪个产品的市场问题就越多。

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也算发展得比较好的市场。中国经济能有这么好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和灵活性有很大关系。但这一块也不是完美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户口的限制、移民的限制。很多农民变成工人了，我们不叫做工人，叫农民工，按照身份属于农民，按照工作属于工人。这是制度扭曲产生的怪象。

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是问题最多的两个市场。在资本市场上，谁能得到贷款、谁得不到贷款，谁能上市、谁不能上市，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决定的，甚至是由政府规定的。特别是在早期，一个企业要上市融资，需要很多部门的批准，拿到资格的人就获得垄断地位。有关系的人才能拿到这个资格，所以这个市场很不健康。银行贷款也一样，这么多老百姓的钱贷给谁？政府部门说贷给谁就贷给谁，民营企业不容易得到贷款，而国有企业大量的亏损照样可以得到贷款，资本市场没有效率。

再看土地市场，没有真正的私人交易，只有政府的强制交易。要盖房子，将农用地变为住宅地，需要从农民手里拿，拿的时候，政府以很便宜的价格征地，然后倒手卖。有关系的人就可以搞到土地，没关系的人就搞不到，或者花很高的价钱才能搞到。所以这个市场也很腐败，没有效率。中国的房价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如果我们实行自由的土地产权制度，房价这么高，就会有更多的土地释放出来建房子，房价上涨就会受到控制。

最后看技术市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它是通过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当中，你有一个好的发明，可以通过创办企业，或者通过转卖、授权来实现它的价值。在中国，大量的技术专利是个人申请的，而不是公司申请的，创新没有变成公司制度化、日常化的行为。这是影响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跟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有关。

政府最应该做的：保护产权，推动竞争市场的逻辑000BFZWD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翻页 全屏阅读　加入书签

为了完善市场，政府应该做什么？就是很好地界定产权、保护产权。只要政府真正做到这一点，真正保护人们的自由，每个人都会运用自己的优势，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达成合作，整个社会很快会富裕起来。

没有政府，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一种需要。但问题是，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企业不一样。企业不创造价值就不能获得收入，政府即使不创造价值，通过税收也可以获得收入。所以，很多政府的行为就容易超越自己的职责界限。另一方面，像前面所说，很多人缺乏理性思维，看到社会中出现某种问题，没有弄清真正的原因，就请求政府干预。实际上，许多情况下，政府干预越多，问题越大；问题越大，对政府的需求就越多，结果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所谓竞争，并不是说一个行业有很多企业，而是政府允许自由进入。在中国，石油、电信等行业经常受到批评，真正的问题在哪儿？是政府没有把行业放开，只允许一部分企业做，不允许另一部分企业去做。要使中国的电信企业、石油企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解除行业进入的管制。这样，即使当前没有新的企业马上进入，仅仅由于潜在的竞争威胁，他们也会努力迎合消费者。

任何限制竞争的做法，只对少数人有利。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如果不按市场，一定会按特权。任何限制竞争、人为地限定价格的办法，最后只能让少数有特权的人得到好处。

让穷人的资产变成资本市场的逻辑000BFZWD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翻页 全屏阅读　加入书签

关于产权保护对穷人致富的意义，秘鲁经济学家索托（Hernando De Soto）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给出了很经典的证明。为什么落后国家的普通人那么贫困？因为这些国家缺少能把资产变成资本的制度。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因为它所有的财产定义都明确，任何人都可以把资产变为资本。

这听起来比较抽象，举个例子：假如我有一栋房子，我想做生意，需要一笔钱。如果我的房子产权明确，就可以抵押给银行。我的房子值100万，银行可以给我贷60万，这样我的企业就可以做起来了。10年以后，可能我就变成了很富有的人。但在落后国家做不到这一点。索托走访了几十个国家，作了大量的统计研究发现，第三世界穷人积累的资产有很多，比如说房产的价值是9.5万亿美元，但这些都是半合法半不合法的资产，可以使用，无法买卖。

看看中国的农民是不是这样。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他们手里都有值钱的东西--土地、住宅、宅基地，但他不能卖，即使进了城，也只能放在那儿。一边有值钱的财富放在那儿，一边在城市里又没地方住。这是很不合理的。如果农民真正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把那些宅基地卖了，在城里至少可以买一个40平方米的房子，他就跟城里人一样了。但现在不能，因为政府不允许。土地只有使用、耕作的权利，没有交易的权利。

社会落后，不是我们没有资产，而是没有把资产变成资本的途径，所以很多人可能拿着金饭碗讨饭吃。资本市场的作用，就是让人们可以用未来交换现在。这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想法、一个计划书，但因为这个计划实现之后我可以赚大钱，所以现在有人给我大笔的钱。但如果产权没有很好地界定和保护，你有一个好的创业计划，政府不让你借钱，或者银行不相信你，不借钱给你，你就失去了致富的可能。

所以，无论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像我们这些新兴的市场国家，要使穷人富裕起来，第一要务，是要很好地界定产权，让穷人的资产可以变成资本。如果不是这样，靠政府和世界银行给救济，靠各种慈善活动，都抵消不了由于制度的不合理给穷人带来的损失。

相信市场，允许民间扶贫市场的逻辑000BFZWD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翻页 全屏阅读　加入书签

当然，在任何社会，包括市场经济中，总会有相对贫困的人需要救济，问题是：怎么去救济？

很多人认为，扶贫要靠政府。但在中国，我的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就越大。好比说，现在政府建设新农村，在农村给一些穷人补贴，这本来是好事。但仔细看一下，钱拨下去之后到谁手里了？大部分没有到最穷的、最需要钱的人手里，而是到了某一个县、某一个部门领导老家的某个亲戚手里。政府花了很多钱，但没有起到扶贫的作用。

这不是说政府完全无所作为，而是我们要相信，市场本身会提出很多解决贫困的办法的。在美国，一个像样的大学一年要4万美元的学费，而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学生可以学费全免。为什么？因为学校可以向富人收很高的学费，补贴穷学生。如果不允许向富裕家庭征收较高的学费，又有什么办法去补贴穷学生？大家可能说，可以让政府来解决。政府是应该支持教育，但请别忘了，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自己不会创造财富，无非也是通过征税的办法。我们是通过大学自主调节好，还是政府补贴更好？我认为是通过大学更好，至少应该双管齐下。当然，具体如何实施，需要进一步研究。看看民办中学就知道了，他们为什么愿意为家庭贫困的优秀高中生提供免费教育？因为他希望有一个好的声誉，吸引更多的学生。这就是竞争的结果。

经常有人讲，政府要去做市场上做不了的事--但要打一个注脚，很多市场做不了的事，不是它真做不了，是政府不让做。现在的慈善事业，暴露出很多不公平的状况。未来中国有更多的人富裕之后，慈善事业会越来越多，但我们的体制环境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我本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包括茅于轼教授、吴敬琏教授、林毅夫教授，我们十几个人，在3年前就做了一个富平基金，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帮助农民工的培训，第二是资助农村的小额贷款，但至今都没有注册下来。

同样的道理，也体现在医疗体制改革问题上。我曾经说，政府有责任提供医疗保障，但没有权力不让私人办医院。如果允许私人办医院，政府花在医疗上的钱，就可以大大转到低收入阶层身上。因为高收入阶层的人，会花高价到服务方便、不用排队的医院，这就把更多的公共医疗资源让给了困难人群。而且，政府还可以向私立医院征税，进一步补贴困难人群。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而现在，看看北京，看看全国，越是好的医院，越是把大部分的费用都花在一小部分有特殊地位、特殊关系的人身上。

一个严重的误解：市场导致不平等市场的逻辑000BFZWD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翻页 全屏阅读　加入书签

对于社会中收入分配的不平衡现象，大部分人都很担忧。但有人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一种误解。

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举个简单的例子，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因为富人有钱，即使没有灯泡，他也可以点很多蜡烛，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再比如现在有了电视，每个人都可以看明星唱的歌、演的戏，而过去只有少数富有的人、王公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汽车也是这样，过去富人可以坐轿子，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代步工具。所有的新产品新技术都是这样。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不是特权阶层。

再看中国改革的历史。我1977年考上的大学，当年全国总共招了28万大学生。那时候，高中生中只有不到5％的人有机会上大学，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有历史问题的，当兵去不了，招工去不了，没有任何希望，只好在家里看书，结果赶上恢复高考，考上了大学。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个体户，大部分是社会底层的群体。因为稍微有特权的人都去当兵了，去政府、国有企业工作了，而没有特权、没有关系的人怎么办？只好自己捡破烂，摆摊卖点瓜子，结果反倒富裕起来。

这说明，改革使我们社会的垂直流动性大大提高了。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在中国，1990年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的人，到1995年仍然处在这个群体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也就是说，中国收入的垂直流动性比美国要高。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本身是在剧烈变化的过程中，而美国社会相对比较稳定。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但在中国，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经过奋斗或创业，进入中产阶层，这样的人就比美国多。

我做过一个统计，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在中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当中，平均而言，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国有经济部门最少的地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区，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

这说明什么？如果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少，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就大，竞争就激烈，商业活动的利润就低。如果这个地区只有少数有特权、有关系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胆大的人敢做生意，做了之后盈利就很高。举个例子，浙江一带做生意的人比较多，富人也多，但利润都很薄。但像东北这样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做生意，但做生意的人一定赚大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市场环境不好。所以我们看到，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

另外，平等不仅仅体现在货币收入上，还包括其他的方面，如自由、权利、选择等。过去老百姓有什么自由？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家里生产的西瓜、苹果，拿到集市上卖，被发现，算作投机倒把，要批斗，甚至关起来，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那时候农民一年四季吃不上肉，也买不起面，但只要公社的干部来村里，大家都抢着请客，有点白面、有点肉都留给干部吃。为什么？只有跟他关系搞好了，孩子才有当兵、招工之类的机会。所以，我不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变得不平等，反而是更平等了。

拒绝"卖拐"--坚定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市场的逻辑000BFZWD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翻页 全屏阅读　加入书签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人均GDP每9年半翻一番，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美国学者伯恩斯坦（William J.Berngtein）在其最近出版的《财富的诞生》（The Birth of Plenty）一书中，从经济、军事、历史制度来看现代西方的兴起，他提出，现代社会经济起飞有4个条件：第一是财产权制度，第二是科学理性，第三是资本市场，第四是运输成本的降低。我认为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很多方面都在进步，产权制度应该说越来越完善。比如农村的土地，最初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就1年，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因此政府改为承包5年。发现还是不行，没人修水利，于是延长到10年。还不行，没有人愿意种树，最后延长到30年。现在看来还不行，土地不能转让的话，大量的农民没法变成市民。我们的资本市场也在不断地发展。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国内外上市，短期内不一定能改变很多东西，但是长期来讲，是在往正确的方向走。当然，社会中还有很多问题，要靠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的社会在理性思考和探讨问题方面，还有很大的欠缺。比如有的舆论经常分析经济学家的立场，谁代表谁的利益，谁站在什么立场说话，这是没有意义的。情绪化地讨论问题，对推动社会进步没有帮助。站在什么立场说话，不是经济学家考虑问题的方式。经济学家考虑的是，一项政策是不是能满足激励相容条件，是不是真正能达到它预设的目的。在历史上，声称为穷人利益奋斗的，没有几个真正给穷人带来好处。包括搞计划经济的人，目的也都是为穷人谋福利，结果却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穷人，使穷人的命运比过去更悲惨。

这就回到我一开始讲的问题，社会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因为市场经济太脆弱，太容易受到损害，需要有人去捍卫它。我再重复一遍，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当你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只会盯着它的坏处；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好处是什么；当你自己把它弄坏的时候，你还骂它，怎么这么糟糕。

这就跟人一样，本来没病，但有人不断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不可，最后就吃出病来。这也是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告诉我们的道理。现在好多人都在"卖拐"，本来你的腿不坏，他一定说是坏的，说到最后，你自己都认为自己的腿不行了，只好买他的拐。在今天的社会上，这个拐是什么？就是大量反市场经济的言论。大量所谓市场经济的毛病，都是被卖拐的人卖出来的。

我说这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坚定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中国的未来最值得担心的是什么？不是能源、环境问题--这些当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市场竞争推动的技术进步一定能为我们找到答案。我们没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或30多年前的罗马俱乐部那么悲观。中国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我们的信念，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不断推进改革，完善市场，中国的未来会非常好。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制造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的未来就面临着曲折和危险。
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吗？中国经验的启示引言(1)市场的逻辑000BFZWD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翻页 全屏阅读　加入书签

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尽管不同学者可能持有不同看法，但一个普遍为人所接受的定义是：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公共（"全民"）拥有企业所有权而其经济决策由市场价格调节的经济体制。简言之，市场社会主义即公有制加市场机制。有关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厘清，参见科尔内（Kornai，2008）。在实践中，公有制通常采取国有制的形式，即国家（政府）作为所有企业的法律所有人。这里，所有制由索取剩余权及对管理的控制权来定义。

按照这一定义，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可被视为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从未试图放弃过社会主义，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亦一直坚持国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然而自1979年以来，中国政府实际上尝试将市场价格体制引入其国有制占主导的经济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外学者都将中国的改革解释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改革"。在1984年之前，官方的改革目标是通过引入一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市场成分来提高和完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1984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被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采纳为改革的目标模型。在当时的中文词汇里，"商品经济"或多或少是"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的"软"版本。加上定语"有计划的"，部分是为避免意识形态争议，部分是因为政府对市场体制并无充分的信心。1992年，即改革起步13年之后，中共十四大最终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采纳为改革的目标模型，"市场经济"由此被合法化。

在此，我需要指出，尽管我将中国的经济改革解释为一场"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但我的意思不是说中国政府曾有过任何经济应该纯粹国有的意图。相反，即使在改革前的时代，在中国也有非国有部门（主要为城市集体所有企业与农村集体所有制）与国有部门并存。自改革以来，私有工商业、乡镇企业与外国投资企业发展迅速。结果，就所有制结构而言，今天的中国经济更像一个"混合经济"。在工业部门，国有企业约占产出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另外，即使一些所谓的"国有企业"也有非国有持股人。然而，在中国的官方表述中，非国有部门只能是对国有制的"补充"，而国有制必须永远保持其在整个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而非一场"混合经济"的试验。我之后将论证，国有部门的萎缩本身即是国有制与市场竞争间不相容的有力证据。

市场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是，国有制与市场竞争是否相容。在中国，经济学家们对这一问题持不同甚至相左的看法。一些经济学家（被称为"竞争学派"）认为，只要存在"充分竞争"，所有制即无关紧要，国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竞争而非所有制才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政府需要对国有企业做的，是将企业与政府分离（政企分开），给予企业充分自主权，并为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尽管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这一观点仍或明或暗地得到多数中国经济学家的支持，且在改革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是指导改革政策构思的官方观点，但林毅夫或许是这一学派最著名的代表。参见林毅夫、蔡昉和李周（Lin，Cai and Li，1998）。另一批经济学家（被称为"产权学派"）辩称：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在国有制基础之上的，惟有在私人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才能有效率地运作！因此，市场经济体系要成功建立，民营化不可避免。我本人被一些学者引为产权学派的代表之一。早在1986年我就主张，国有企业政企分开是不可能的。参见张维迎（1986，1999）。

中国经济改革令人惊叹的表现（就GDP增长与其他经济指标而言）也被一些国外经济学家引为市场竞争可以独立于所有制结构，经济甚至可以在缺乏产权清晰界定的情况下取得巨大成功的证

引言(2)市场的逻辑000BFZWD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翻页 全屏阅读　加入书签

据，这一观点尤其得到斯蒂格利茨的附和（Stiglitz，1994）。

基于中国改革的经验以及作者过去的研究，本文认为，国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企业的竞争行为不可能独立于所有权结构。我赞同普特曼的论点，即中国的经验已表明：除非政府通过立法或政策对私有企业的增长设置强大的障碍，否则，市场社会主义几乎没有长期存活的可能性（Putterman，2008）。特别地，我证明：

1.在国有经济中，"充分竞争"必然是过度竞争。就社会效率而言，国有企业的竞争行为可能非常具有破坏性。

2.国有制下的竞争可能导致过度准入。

3.市场经济中的声誉机制在国有制下不起作用。

4.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下无法长期生存，竞争最终将导致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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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每个竞争性经济都是帕累托有效的；每个帕累托有效配置都可以通过使用市场机制而获得。市场经济的效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在竞争市场中，一个最大化利润企业的最优定价原则意味着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后者即社会最优的条件之一。在现实中，由于外部性与市场权力的存在，试图最大化利润的努力不总是导致帕累托效率，市场可能失效。然而，在适当的政府干预下，市场竞争仍然可以趋近经济的配置效率。

计划经济是无效率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央计划者没有充分的信息去作出正确的决策，部分原因是因为企业没有最大化利润，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市场社会主义不拒绝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相反，它建立在这些基本定理的基础上（Stiglitz，1994）。它设想市场竞争可以被完美地植入国有经济中，且只要国有企业受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驱动，社会主义即可以获得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的效率。

尽管没有被人明确加以表述，但这一直是指引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潜在基本理念。中国的国有部门改革始于将决策权（包括对生产、投资和定价的决策权）授予经理人，并提供分享奖金与利润的激励方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理人的自主权程度是衡量改革进程及其成功与否的一项基本的官方标准。形形色色的改革政策先后被付诸实施，以提高经理人自主性和市场竞争力（Groves等，1994；张维迎，1997）。其设想是：一旦国有企业管理层能够自己决策并在市场上互相竞争，改革即大功告成。

大致来说，到1995年，大多数部门中的国有企业几乎已能自由决定生产并互相竞争，他们甚至不需要向政府（"所有人"）派发红利。换句话说，他们享受与其资本主义同行同等的自由，却不承担任何股本成本。然而，后果却令人惊讶，与预期大相径庭。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时有报道称许多国有企业彼此竞相压低价格，产品价格被故意定得低于边际成本，国有部门蒙受了巨大损失。中国媒体把这种定价行为叫做"恶性竞争"，我称之为"过度竞争"。过度（或恶性）竞争曾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国家经贸委在1998年年中不得不发出一部管理性文件禁止国有企业降价，这成为放开价格政策的一次重大倒退。

在西方市场经济中，除了存在占支配地位的厂商试图通过赶走其竞争者而垄断市场的情形外，在没有厂商有望垄断市场的竞争性部门里，我们极少观察到如此大规模的过度竞争。为什么过度竞争存在于转型的中国经济之中？在什么特定条件下，国有企业会从事此类定价行为？

在张维迎和马捷1999年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建立了一个探讨这些问题的理论模型。我们的基本论点是，源于所有制的扭曲可能诱使经理人从事过度竞争性行为。在传统理论中，厂商的目标由利润函数或某个与利润成比例的变量概括。利润最大化可以是对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甚至上市的私有企业目标的良好近似，但它肯定不是国有企业目标的良好近似。让我对此作详细的解释。

任何经济决策都会产生收益和成本。完全的私有制可以理解为决策者对经济决策的收益与成本的完全内化。因此，在公司的范围内，我们可以用经理人在公司销售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对其在公司成本中所占份额的比来衡量所有制的扭曲。在静态模型中，这里的收入和成本应该被理解为一项生产决定所导致的永久现金流的贴现值。如果经理人的收入份额用 表示，成本份额用 表示更一般的， 可以代表经理人所拥有的对企业的控制权， 可以代表他在企业中必须承担的责任。，则所有制扭曲可以用 = / 来衡量： =1意味着没有所有制扭曲，当 1时，扭曲产生。 离1越远，扭曲越严重。

我们假定，不论企业的所有权如何，经理人都最大化他自己的效用（等于其个人收入减去个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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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所有人控制的企业中， = =1， =1，即经理人对收入和成本均负全责，不存在所有制扭曲。不论市场结构如何，利润最大化行为都不会导致过度竞争。即使在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即 <1， <1的情况下，只要 = >0， =1仍然成立，则不存在所有制扭曲。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人的目标函数仍然等价于利润最大化，过度竞争不会出现。

然而，在经理人的收入份额与其成本份额不等-- ，因此 1--的情形下，经理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不同于利润最大化行为。在静态古诺模型中，容易证明，当所有权扭曲足够大时（即 足够大），经理人的最优选择将把价格设在边际成本之下，过度竞争将会发生。其中经理人的最优价格低于边际成本。此外， >1的企业数量越多、需求越有弹性，竞争则越可能过度。在原文中，我们也证明：在混合经济中，当且仅当其技术生产率充分高于国有企业的技术生产率时，私有企业才能生存。

这一理论模型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国有企业在转型的中国经济中的竞争行为。在改革前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收入和成本都纳入中央预算，生产决策由政府部门作出，价格也由政府部门固定。考虑到经理人不得不承受努力的成本，这导致这种努力的供给不足。自改革以来，经理人获得了相当的生产决策权。与此同时，各种激励机制被引入国有部门（张维迎，1997）。尽管许多激励合约通常是以利润为基础的，但给经理人的金钱奖励与非金钱好处很大程度上更依赖于销售收入而非成本。其原因是，衡量销售收入比衡量成本要容易得多。通常，收入在销售后立即在账目上实现，而生产成本则可能轻易地被分散到一段长得多的时期上。此外，鉴于对国有企业经理人的任命基于短期合同（明确的或不明确的），经理人完全有动机挣快钱。例如，据广泛报道，国有企业经理人经常低报固定资产折旧及其他类型的可测量成本，从而拖延技术更新。他们甚至通过拖欠国有银行贷款来"创造"利润。另外，除非经理人是企业的所有人之一，否则许多成本时常无法核算。结果，国有企业经理人在销售收入中的份额通常大于他必须承担的生产成本份额，即使激励合同以会计利润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今天的国有企业称之为 >1的企业。这解释了为什么过度竞争会在大多数国有企业主导的竞争性产业中发生。

我们也可以在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Holmstrom and Milgrom，1991）的多项任务模型的框架内，重新解释国有企业的过度竞争。在这一架构内，经理人有两项任务：增加收入和控制成本。鉴于成本更难观测，基于收入的激励超过基于成本的激励。总的激励将被扭曲，有利于收入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过度竞争将随之而来。

为完成我的论证，我必须讨论在西方私有经济中所有制与管理的分离为何没有导致像在中国的国有制中所发生的过度竞争盛行的问题。我相信，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的本性。国家所有人与私人所有人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诚如斯科利瓦斯（Sklivas，1987）所辩称的，即使在西方上市公司中，鉴于股东不直接管理企业，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及其所导致的运营决策复杂性也可能使企业偏离利润最大化选择。然而，这些公司里的私人股东有足够的动机去设计针对其经理人的激励方案并监督他们，从而使 尽可能接近1，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长期绩效相关。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大家都是所有人，意味着根本没有所有人。作为企业的原始所有人，人民不仅缺乏相关信息，也缺乏可监督其经理人的有效手段。由于"搭便车"问题之故，他们不可能有动机去为其代理人提供激励，甚至连（作为所有人的）自我激励都没有。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原始所有人不具有"行为能力"。当所有人群体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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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与国有部门的规模十分庞大时--正如中国的情形一样，尤其如此（张维迎，1998a）。国家透过一条长长的委托链，充当国有企业的法律所有人。然而，国家是由政客与官僚管理的。政客与官僚均无任何对企业利润的合法索取权。作为代理人的官僚遭受与国有企业经理人一样的激励扭曲，他们也不会在其职位上待太久，他们为什么要像私人所有者一样作为，使 接近1呢？官僚经常与经理人串谋滥用国有资产而不是监督经理人，就毫不奇怪了。即使官僚有为经理人设计激励相容的合约的企图，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这样的激励不可避免地也是"千人一面"型的。考虑到企业在诸多方面彼此各异，"千人一面"的合约只能包含十分有限的控制变量。结果，经理人自主权意味着由内部人控制，经理人将享有过度的操纵账目的自由。这样，过度竞争更容易发生。

国有经济与西方私有经济之间另一重要的差别是，在西方经济中，资本市场与经理人劳动市场在管束和激励经理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鉴于所有生产资料都归单一的国家所有人所有，这两种机制在国有经济中都不存在。这意味着，国家所有人所拥有的信息和可资管束经理人的手段都少得多。当经理人的声誉在市场上不受重视时，经理人怎么会像在西方经济中所看到的那样，有任何建立良好声誉的激励呢？

综上所述，我在本节中论证道，当国有企业被赋予决策自主权时，在中国所观察到的产品市场中的过度竞争（即将价格设成低于边际成本）则是国有制的自然现象了。其具有普遍意义的含义是，在国有经济中，"充分"竞争必然是过度竞争，"完全"竞争与帕累托最优不一致。当竞争学派辩称只要产品市场中存在足够竞争，所有制即无关时（Stiglitz，1994；林毅夫等，1998），其隐含的假设是竞争行为独立于所有权结构。然而中国的经验已经表明，竞争行为不可能独立于所有权结构。没有所有制的根本性变革，"充分竞争"可能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经验常常被当作对竞争学派论点的经验支持。

给定价格被定在边际成本之下，国有企业如何长期生存呢，答案是，国有企业或明或暗地得到政府补贴，原因即在于软预算约束（科尔内，1986）。如果没有政府补贴，过度竞争最终将导致国有企业的崩溃。其含义是，随着政府预算被耗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将随之而来。我将在本文晚些时候讨论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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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效率不仅依赖于现有企业的行为，还依赖于新企业的进入与无效率企业的退出。进入和退出过程决定市场结构与效率的动态机制。尤其如熊彼特（1934）所想见的，经济发展涉及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技术创新中的竞争发挥着过滤器的作用--优胜劣汰。

然而，没有任何一般性理论证明，私有经济中企业的市场均衡数量从社会的角度看必然是有效率的。相反，一些理论模型已表明，市场均衡倾向于导致过度准入，即就社会最优而言，企业数量过多（Mankiw and Whinston，1986；Suzumura and Kiyono，1987）。特别地，时常有人辩称，对进入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应当设限，因为自由准入可能导致不如人意的固定成本重复（Vickers and Yarrow，1988）。

对许多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来说，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是私有制的罪恶。他们声称，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在国有制下能够被消除，因为不同企业间没有利益冲突，所有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即使当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确因某种原因发生，政府也可以通过行政干预（诸如关停并转式的调整）来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经验显示恰恰相反。国有制非但未能消除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当与西方经济相比时，它导致的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更甚。即使在改革前的体制下，当政府制定所有事关进入与退出的决策时，过度准入与重复建设也构成一件最为严重而持久的让政府头疼的事。许多周而复始的行政性调整被启动以处理这个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内部诸多准入限制已被逐渐减少甚至废止，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都已获得了巨大的投资决策权。更多产业也逐步对私人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开放。结果，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恶化了。我们所观察到的是，除极少数国有垄断部门（诸如石油、铁路、航空和银行）外，中国多数产业都容纳了过多小型的"原子"企业，没有占支配地位的参与者。就企业数量而言，中国经济或许是"竞争"最激烈的经济。与西方，甚至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多数产业的集中度要低得多。例如，在15个制造业部门中，仅石油冶炼部门具有4家企业占40%以上的集中度，三个部门在20%-30%之间，而剩下的11个部门则都在20%之下（5个低于8%）（殷醒民，1996）。

我们还发现，因为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有效率的并购也更难产生。快垮掉的国有企业对被接管和关闭极为抗拒，即使无力偿债的企业也毋须退出。正如海尔集团CEO张瑞敏所生动描述的，国企只要一息尚存，它就不愿被吞掉。

为什么在国有制下准入过度更甚，重复建设更严重？为什么在国有部门中完成并购更为困难？国内的一种普遍论点是，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源于"地区、部门和企业的自我利益"。例如，在中国的税收分配体制下，地方政府一味为了增加地方税收和就业而盲目进行投资并建设新工厂，忽视社会效率。经理人抗拒被接管，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其职位与权力。然而，这类论点仅仅说明了问题的存在，而未提供答案。毕竟，不能说国有制下的利益比私有制下的利益更分散。在私有经济中，每个企业都是一个具有其自身目标的独立实体，它进行投资决策以最大化其利润。然而，我们尚未观察到过度准入如在中国那样普遍。相反，并购--友好的或恶意的--都时常发生。

在张维迎（1986b）中，我解释过，国有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过度准入与重复建设现象植根于企业的国有制的本性。正如企业理论学者所普遍认识到的，企业产生两种回报：现金流（简单称为"利润"）和控制权收益（Aghion and Bolton，1992；Hart，1995）。现金流与控制权收益之间的区别在于，现金流可以按一个正式的所有权结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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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配，可以转让。控制权收益则是依附在职位上的，不可转让，只能为经理人或控股股东所享受。这里的控制权收益可以被理解成经理人私人所重视的、与经理人职位相关的全部私人回报，包括在职消费、裙带关系、社会声望等。准入均衡的条件依赖于现金流如何与控制权收益相匹配（或不匹配）。

在由所有人管理的经济中，经理人同时占有利润与控制权收益。当存在自由准入时，决定企业的市场均衡数量的条件是：边际企业的总价值（现金流与控制权收益之和）等于零。在仅涉及现金流的标准模型中，边际企业被假定仅收支相抵。我相信，将控制权收益考虑进去更为现实。然而，如果所有人兼经理人受资金限制，零利润条件或许适用。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经济里，现金流和控制权收益被赋予不同人，均衡条件则更为复杂，视激励方案与权威分配而定。

在国有经济中，现金流属于"全民"（或国家），经理人只能享受控制权收益。私人上市公司的情形将在后面加以讨论。即使当经理人分享一部分现金流（或明或暗地），他们的现金流份额仍然依附于其职位，不可转让。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将这种情形称之为与控制权收益相关。在改革前的体制中，官僚作投资决策。在转型的中国经济中，随着国有企业经理们获得了更多自主权，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由经理人与官僚共同制定。然而，在这两种情形中，在一定限度内，决策制定者都受私人利益的驱动。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决定准入均衡的条件是边际进入者的控制权收益为零，而不是总价值或利润为零。

当企业数量很少时，少数寡头拥有庞大的市场力量，现金流和控制权收益都很可观。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则现金流和控制权收益均下降。控制权收益下降有两个理由：第一，较低水平的现金流意味着可得的额外好处少了；第二，存在更多的经理人意味着被雇为经理所具有的声望变低了。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现金流比控制权收益下降得更快。毕竟，即使当企业亏损时，经理仍可占有一些控制权收益。因此，现金流和总价值比控制权收益更快缩小为零。私有经济中企业的均衡数量（用N*表示）小于国有经济中企业的均衡数量（用N 表示）。只要决策者不是百分之百的所有人，这一结论即成立。当如在上一节中所假定的那样，经理人从收益中索取的份额大于其所承担的成本份额时，该结论必然成立。

因此，我证明了，国有经济遭受更为严重的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非正式的观察强烈支持这一论点。例如，假设汽车制造商的社会最优数量是5。然而，主管政府官员可能选择建设50家而不是5家汽车制造厂，因为现在他们可以任命50个总经理，从而可以给更多的亲朋好友安排位子。尽管试图支撑50家制造商的整个行业处于亏损状态，但没人在乎。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国有部门内并购更难以完成。在私有经济中，目标企业的经理人在合并后可能失去他们的控制权收益。然而，如果合并就总价值最大化而言是有效率的，身为所有人的经理人可以靠现金流的增长得到补偿。合并对相关各方可以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相比之下，在国有经济中，目标企业的经理人失去控制权收益不能以任何合法的方式通过现金流的增长而得到补偿。因此，除非政府给该经理人提供另外一个相当的职位，否则目标经理人完全有动机抗拒合并以图保护控制权收益。

我现在转而讨论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私有经济。诚然，这一分离可能导致经理人的各种恣意行为。然而，出于以下原因，当与国有制相比时，这种恣意行为在准入和并购的情况下或许不是很严重。首先，即使当股东不是经理人，一般而言是股东或董事会而非经理人决定进入与合并。对权威的这种分配事实上表明，均衡状态更可能是"扯平的"，即当与由所有人经营的经济相比时，进入或许太少，合并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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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第二，在多数私人上市公司中，CEO持有一定股份，在一些情形下甚至是最大股东。因此，即使合并削除了他们的控制权收益，他们仍然可以靠现金流增长获得部分补偿。第三，为了其自身的现金流利益，目标企业的股东有动力通过现金补偿（比如金色降落伞金色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在俚语中系指聘用合同中所规定的当公司所有权易手时，收购者需付给（自愿或被解雇）离职的目标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丰厚安置补偿费用。--译者注）买通经理人，以缓和他们的抗拒。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人民）既没有合法权力也没有动机去买通行将失去控制权的经理人。第四，在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许多合并和收购可以通过在股票交易所向股东直接发出收购要约来操作。这种机制在国有经济中不存在。

我的论点也得到某些经验研究的支持。例如，李洪斌等（Li，Zhang and Zhou，2005）用来自中关村高科技园的面板数据显示，尽管效率已成为所有高科技企业生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同等条件下，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不可能退出。特别是，金融压力对国有企业生存的负面效应比对非国有企业生存的负面效应要小，对由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生存的负面效应最小。

声誉机制的缺失(1)市场的逻辑000BFZWD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翻页 全屏阅读　加入书签

市场是交易与经济活动的协调装置。几乎在所有情形下，交易都不过是承诺的交换，经济活动也不过是履行承诺。没有交易各方的充分互信，市场就无法有效和高效率地运作。例如，如果买主不信任卖主对某一产品的质量承诺，他就不会情愿付钱买它；如果投资人不相信投资银行有关一个需要资本的公司的说辞，他们也不太可能会购买该公司的股票；如果银行对借贷者还贷没有信心，它就不会傻到去放贷。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没有信任，潜在的帕累托效率就不可能实现。一般而言，没有信任，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就不会出现，通过市场进行合作也变得不可能。

信任重要，但也不容易建立。造成这种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交易双方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和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的道德风险行为。正如阿克罗夫（Akerlof，1970）所证明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市场失效。然而，不应急于得出结论说，信息不对称必然会导致市场崩溃。完全信息假设是新古典市场经济学的缺陷，但绝不是市场机制自身的缺陷。我们必须认识到，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是一只观察和监管代理人行为的"隐形的眼"（Shearmur and Klein，1997）。那就是声誉机制。尽管在特定情形下政府支持的法律体系对使代理人遵守承诺是必须的，但日常经验与大量学术研究表明，由官方执行合约通常代价高昂且不具操作性。在多数情况下，以市场为基础的声誉维持着活动的诚实。任何想在竞争市场中生存的人都必须建立值得信任的声誉，否则市场会将其逐出。在市场经济中，对企业而言，声誉与品牌是最有价值与竞争优势的资产。诚如很久以前亚当·斯密所说，诚实是最好的商业政策。市场已创造出众多使本不可能的合作--特别是陌生人间的合作--成为可能的中介（诸如企业、投资银行、信用评估机构等）。在人类历史上，声誉从未在任何其他制度中像在市场经济中那样如此有价值，并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与市场在存在不对称信息时可能不起作用的传统论点不同，我想争辩说，信息不对称或许是需要市场机制的另一个--或者很可能是主要的--理由。没有信息不对称，计划经济或许可能与市场经济一样有效率！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比计划可以运行得更好！极为不幸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均未对市场经济的声誉机制予以足够重视。

就企业自主权与价格自由化而言，人们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足够高了。然而，中国市场非常无序。欺骗和造假盛行，合约常常得不到遵守，国有企业亦时常拖欠银行贷款（导致占全部银行贷款约25%的坏账）。混乱不仅存在于产品与信用市场，也存在于证券市场。自两大股票交易所（上海和深圳）于1992年成立以来，国有企业在融资上一直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玩家。上市国有企业把股票市场当作它们的提款机。他们操纵会计账目，欺骗私人投资者，毫不在乎他们的声誉。大量上市企业从事过欺诈。自1993年以来，1200家上市公司中约有200家曾遭中国证监会（CSRC）、深圳股票交易所（SZSE）和上海股票交易所（SHSE）实施执法行动。从事欺诈的企业在全部上市企业中的比率远高于诸如美国等其他国家中丑闻企业的比率（张维迎，马捷，2005）。结果，创立13年之久的股票交易所差点被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所摧毁。

中国市场为何如此无序？为什么国有企业如此不在乎他们的声誉？某人或辩称说，原因是有利于市场运行的法律体系在中国尚未发展完善。尽管这部分属实，但我深信，问题源于国有制的本性（张维迎，2001）。声誉只能来自重复博弈。要一个人有建立良好声誉的激励，则他必须有长远预期，必须愿意牺牲短期利益以换取未来回报。界定清晰的私有产权为所有者提供了进行重复博弈的合适激励。相比之下，在国有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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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进行一次性博弈，声誉毫无价值，赚快钱才是其最优战略。

特别地，如克莱普斯（Kreps，1990）所指出的，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声誉的承载者。然而，要让企业去承载声誉，以下三个条件必须成立：

1.企业必须有真正的所有人。如前所述，声誉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企业的有形资产其实是它的运营成本，而不是企业的真正价值。企业所有权事实上是由谁对企业的声誉拥有剩余索取权来定义的。所有人的角色就是维持与巩固企业的声誉。当企业雇佣很多人，任何人的错误行为都会损害其声誉时，尤其如此。没有真正的所有人，没人会保护企业的声誉，声誉就会失去。

2.企业的名称在市场中必须是可交易的。声誉的价值包含在企业的名称中。只有当所有人拥有为经济回报而将其转让的自由时，它才可能是完全可获得的。所有人有多大的动机维持与巩固企业的声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交易性。例如，如果麦当劳不能授权经营，该企业就不会具有如此大的价值。

3.市场中必须有自由准入与退出。没有自由准入与退出，声誉良好的企业就不能逐走声誉恶劣的企业。结果，现存企业可以享受巨大的垄断租金。当消费者不能惩罚企业的不诚实行为时，声誉的价值相对就较小。

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国有企业不在乎其声誉。当企业由国家所有时，没有人拥有对其声誉的剩余索取权。国有企业的名称通常是不能交易的。即使当它可交易的时候，它也不能被正确定价，因为"卖主"不能占有销售收益。对私人企业准入的限制和软预算约束也使得国有企业的生存较少依赖于其声誉。当政府官僚的利益与企业声誉无关时，他们为什么要在乎它呢？鉴于官僚们没有适当动机去依据才干任命经理人，国有企业经理人觉得他们的职位非常没保障，他们没有未来可在乎。因此，他们完全具有进行一次性博弈赚快钱的动机。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声誉的失效。打个比方，声誉就像一棵树。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可能有动机去种草，但绝无动机去栽树。

结论是，自由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与声誉机制这只"隐形的眼"共同使市场得以运行。在国有经济中，即使价格被放开，声誉机制也不能正常运作。因此，国有企业主导的市场必定是无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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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学者将中国的经济改革称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与大多数东欧和前苏联等国家不同，中国政府从来无意放弃国有企业。相反，在中国，国有企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没有了国有制，中国就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标仅仅是要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来改进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而非要建立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私有化从未被采纳为官方的改革政策。主张私有化的学者常常被谴责为"资产阶级自由派"。

然而，改革的后果大大超出了预想。今天的现实是，尽管国有企业在一些关键产业（包括石油、电力、电信和金融部门）仍居于支配性地位，政府依然坚持国有企业应该在整个经济中扮演支配性角色，但非国有部门（包括外国所有、合资、混合所有制及国内私有企业）已经成为或将要成为许多产业中的主导角色。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出中近五分之四来自国有企业。到1997年，国有企业的份额已经萎缩到几乎不超过四分之一（中国国家统计局1998：99）。更令人惊讶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自发的和地方政府发起的国有与集体企业私有化通过被各种冠以改制的官方名义的途径在加速进行，这些途径包括公开募股、公开出售、经理／雇员赎买、租赁与合资（Li，Li and Zhang，2000；Garnaut，Song and Yao，2004）。到1998年年底，超过80%的县及县以下国有和集体企业都经历了改制，后者在很多情况下涉及直接私有化（赵晓，1999）。一项对工业国有企业的全国调查估计，到2001年年底，86%已经完成改制，约70%已被部分或全部民营化。国家经贸委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引自Garnaut，Song and Yao（2004）。苏南是一个很有趣的个案。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与私有企业占主导的浙江模式相比，苏南模式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新型公有制的经济模式"。然而到2000年年底，近百分之百的村属企业，95%的镇企业，90%的县属企业和85%的市属企业已被民营化（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2001：5）。浙江的私有企业模式最终宣告了对江苏的公有制模式的胜利。

有趣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分权而非发展私有体制，始于搞活国有企业而非将其民营化。什么是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不期而至且加速兴起的背后驱动力量？是什么激发了地方政府将其控制下的企业民营化？

在李少民、栗树和和我本人合作的论文中（Li，Li and Zhang，2000），我们发展了一个理论模型以探讨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文章中，企业所有权以谁持有剩余索取权来定义。传统上，所有权由谁能索取剩余权利来界定。格拉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将所有权定义为对资产的控制权。经济学家现在认识到，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利对所有权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此，我略去控制权利不是因为它们无关紧要，而是因为技术上棘手。然而，我推测我的结论亦适用于控制权利。另外，考虑到国有企业经理人已获得巨大的决策自主权，我相信剩余权利的转移只是完成私有化而已。也就是说，随着经理人掌握所有的企业剩余，他即成为企业事实上的所有人。民营化是将剩余索取权从政府转移到经理人手中的过程。为便于阐述，我们着重于探讨产品市场中的跨地区竞争如何激发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后者通过地方政府所控制的公有经济中的官僚与经理人间的互动进行。曹远征，钱颖一和韦恩加斯特（Cao，Qian and Weingast，1999）主张，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引致了私有化。然而，这些作者没有--至少没有正式地--讨论的问题是：跨地区竞争如何刺激了私有体制的兴起。我们发现，当跨地区竞争足够激烈时，每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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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得不降低生产成本。鉴于经理人的努力是无法证实的，地方政府或许不得不将全部或部分剩余股份给予经理人。总的来说，激烈的产品竞争刺激了私有财产体系的兴起。我们接着使用中国40多万家企业的工业普查数据，将我们的理论付诸严格的经验检验。检验强烈支持我们的假设，即跨地区竞争是中国向民营经济体制转型的驱动力。

尽管我们的文章着重于研究地区间的竞争如何引致对现存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但我们相信，同一逻辑也可以被用以分析跨地区的竞争如何引致新的私有企业的建立。正如我所指出的，正式的公开私有化在中国从未被采纳为一项中央政府政策。然而，竞争比意识形态的力量要大得多。不管中央政府是否会绘制完全非国有化的蓝图，我们的理论与现实均表明，民营化过程将继续按其自身的逻辑与力度加速进行。

中国的经验表明，"看不见的手"不仅在资源配置中强大有力，亦在创造制度中强大有力。一旦分权开始，市场竞争可能引发私有企业制度自我强化式的发展。接着，新建立的和被民营化的企业会加剧市场竞争。这即是来自中国改革的一个主要经验。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我们理论的意义超越了中国与前社会主义经济。根据近期的一份世界银行报告，我们看到国有企业产出在许多国家仍占有巨大份额，不仅包括转型经济，还包括发展中经济，甚至工业化经济（世界银行，1995：31和56）。但是跨越国家与时空来看，国有企业总的来说表现欠佳。在过去20多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与发展中经济中，也发生在发达经济中。我们推测，缘自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跨国竞争一直是--也将继续是--全球范围的私有化运动和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转型背后最根本的驱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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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改革的经验及作者过去的研究，本文已证明，国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市场中的竞争行为不能独立于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我特别证明：

1.在国有经济中，随着竞争加剧，国有企业更可能将价格定得低于边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竞争可能是过度的（或破坏性的）。

2.国有制下的竞争可能导致极端的过度准入。即，较之任何私有经济，产业中的企业都过多。

3.在国有制占主导的经济里，市场无序是不可避免的。建立信任更加困难，因为声誉机制不能起作用。

4.国有企业在竞争下不能长期生存，竞争最终导致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或崩溃。

本文的一个局限是，我没有讨论市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某些人可能争辩道，国有企业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的表现或许各异，中国经验一般而言或许并不适用。特别是，政治民主或许会使国有企业运作得更好。然而我深信，不论什么政治体制，我的总体论点都成立。当然，只有历史才会告诉我们真相。
让商业活动更自由(1)市场的逻辑000BFZWD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翻页 全屏阅读　加入书签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已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创办和经营企业所面临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更自由的商业环境鼓励更多的企业家投资创业，为更多的人提供工作机会，也激励企业家不断创新，推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有关商业环境的描述都是定性的。这种情况只是在最近才有所改变。自2003年以来，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工作，即通过一系列衡量政府规制和执行水平的量化指标，对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业环境进行排名，其内容涉及了一个企业从诞生到消亡整个过程所要遇到的

法律法规和行政管制，以及这些法规对企业，特别是对本国中小企业的影响。每年一度的《全球商业环境报告》可以说是有关不同国家和地区企业家生存环境和投资环境最权威的指南，自出版以来，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广泛反响，对推动各国的政策改革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7全球商业环境报告：改革之道》于2006年9月6日正式出版，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于9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了专题新闻发布会，我应邀在会上作了发言。作为第一时间读到这份报告的中国读者，我是既欣慰又焦虑。欣慰的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以多项重大的法律法规和机构改革措施，荣获全球商业环境改革的第4名，变革步伐为东亚地区内第一，综合商业环境排名提升了15位。根据该报告，通过改革有关法规，中国加快了企业登记注册程序，加强了对投资者的保护，简化了跨境贸易的繁琐手续，还建立了消费者征信系统。这些措施都对商业活动和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令我焦虑的是，即便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中国商业环境的综合指标排名仍然靠后，位居93位（排名越往后商业环境越差），在175个国家和地区中属于中等偏下。特别是，中国在"新企业建立"中排名第128位，在"行业经营许可"中排名第153位，在"信贷获取"中排名第101位，在"税收制度"中排名第168位。中国企业完成所有规定的注册程序到合法经营这个过程需要经过13个步骤，花费35天时间和相当于人均年收入9.3%的成本，还必须筹集到相当于人均年收入2.1倍的初始资本金。而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个过程仅需要2-3天。很多国家和经济体（包括美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并没有初始资本金的门槛。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也是最重的，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每年必须完成44次税收支付，耗时872个小时，总税负达利润总额的77.1%，这三项指标都远远高于东亚地区的平均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调查样本是上海市，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商业环境比上海要差得多。并且，这里有一个假设，即企业家可以随时获取信息，所有政府部门及非政府部门都在有效地行使其职能，不存在腐败。

由此看来，尽管中国过去27年的改革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经济，中国企业家在创业和经营企业方面仍然受到太多不合理的约束。事实上，以我的判断，过去计划经济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许多措施都在规制的名义下被保留了下来。审批制是政府部门用行政手段控制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企业做任何一件事，都得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浪费了大量本来不该浪费的时间和金钱。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伴随中国加入WTO，从中央到地方都清理了一半以上的审批项目，但数量上的减少并未伴随相应的质量变化，一些无关紧要的审批废除了，而许多"含金量"高的审批并没有废除。比如说，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企业并没有真正的投资自主权，即使私人企业投资仍然要得到政府的批准。2005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鼓励和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36条"，旨在为民营企业创造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更自由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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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但大部分条款并没有真正落实。事实上，一些本已废除的审批项目又在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名义下被重新引入。在一些重要行业，"产能过剩"成为阻止民营企业进入的借口。在宏观调控期间，银行甚至连贷款合同也不履行，导致一些民营企业经营困难。

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限制可能出于善良的愿望，如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减少污染，等等。但世界银行通过对全世界170多个国家的分析表明，政府的管制常常事与愿违。比如说，对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繁琐的市场准入法规并不能提高产品质量、保障劳动者更安全、减少污染，而只会抑制私人投资，将更多的人推向非正规经济，提高了消费价格，助长了腐败。那些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往往也正是对市场准入限制最多的国家。

这里有必要对政府管制与腐败之间的关系作点讨论。正如《2007全球商业环境报告》指出的，在不同国家，繁琐的市场准入程序总是与腐败相关联，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每一个手续都是一个"接触点"--一个行贿受贿的机会。不难理解，那些商业环境最糟糕的国家，也正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常常是混在一起的。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从事正当的商业活动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

对自由商业原则的限制也常常造成对普通劳动者利益的伤害。比如说，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实际上是对穷人的歧视，剥夺了他们创业的机会，并导致雇员在工资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另一个直接损害劳工利益的是政府对雇佣制度的过度干预。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用工制度是衡量商业环境的10大指标之一。该报告对各国用工制度方面的指标进行的分析表明，对雇佣劳工限制最多的国家，也是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对劳工市场严格的干预导致许多令人不快的副作用，包括创造的工作机会的减少、失业时间更长、员工的技能退化、研发投入减少、公司规模缩小等。一些看似保护劳工利益的法规恰恰使劳工受到伤害。报告引用了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例子：在委内瑞拉，雇员害怕被提拔，原因是该国最近通过的一个法律禁止企业解雇工资低于最低工资1.5倍的员工。聪明的雇主找到的一个应对办法是，如果想解雇一个人，首先提拔他，将工资提高到最低工资的1.5倍以上，然后合法地将他解雇。

令人担忧的是，当中国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时候，我们的舆论界已开始弥漫着对市场的高度不信任，并正在导致着一些反市场的政策法规的出台。我希望，世界银行《2007全球商业环境报告》能加强我们对市场机制的信念，坚定我们继续改革的信心。市场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仍然是解决我们面临问题的最有效手段。如果我们的政策法规能给商业活动更多的自由，哪怕是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更多的人将会从事创业和创新活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将更具可持续性，更多的人将找到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我们的政府会更廉洁，我们的社会将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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