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梦西游4唐僧经觉醒:洪桐 大槐树

 看历史：我们发现洪洞大槐树的传说遍及大半个中国，差不多覆盖了整个北方汉族聚居区。宣称自己是大槐树移民后裔的或许有上亿人之多。在短短600年时间里繁育出上亿的后裔，意味着洪洞大槐树移民至少数以百万甚或千万计。而最早的《洪洞县志》（明万历年间编修）却记载着这一时期洪洞县的总人口从未超过10万。移民传说与历史记载明显不符，您对这种现象是怎么看的呢？

看历史：不过民国6 年的《洪洞县志》第一次提出了洪洞大槐树是移民集中地的说法，是不是也是于史无证的一种变通？

看历史：这显然是一种附会了。但是不是说，这个移民传说内容不符合历史，就没有价值了呢？

看历史：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具有哪些内涵呢？

        这些传说的虽然有类似的结构，但其形成的内在动因却大不一样。最典型的就是南雄珠玑巷传说。目前学术界对其传说的形成过程和内在原因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它是珠江三角洲的水上人家——疍户，在社会地位上升以后，为了取得与汉人同等身份，根据中原移民的故事而构建的一种祖先移民传说。

        相对于南雄珠玑巷传说，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文化或身份诉求。传说本身也没有与洪洞的历史文化直接关联，所以很难摸清其产生的具体历史动因。

看历史：在走访晋南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直观感受，晋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堪称中国文化的直根系。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可否视之为一种对华夏文化正统的溯源呢？

 赵世瑜：这是一种很现代的诠释，却不见得是移民传说产生的真正历史动力。

        首先，晋南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有大量的历史遗迹保存。但尧舜禹代表的是儒家的正统，这种传统不仅在晋南甚至在全国都曾经多次被打断过。汉初崇尚黄老之学，因而“创造”了黄帝这个华夏文明的正统，登峰造极者就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佛教进入中国后，一度盛行中国，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晋南也不例外。这一切，从晋南遍地都是的佛教寺庙可见一斑。直到明朝驱逐蒙元，为了区别于蒙古政权，才从君主到官绅，从儒生到普罗大众开始了儒家道统的回归。

        但这种假设也并非全无道理。由于晋南有丰厚历史资源遗存，既有文物建筑、史料记载，又有民间传说流传，确实为后世进行“传统的再造”提供了资源。

 看历史：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晋南各地诸如尧陵、舜陵和各地文庙的复建或兴建大多都在明朝。似乎明朝中叶以后有一个重建儒家文化传统的高潮。

        明朝中叶，晋南士绅对儒家传统的再造，反映出这里并不是汉文化的孤堡，而是胡化很严重的地方。正是因为数千年来，这里不断接纳胡人，在同化胡人的过程中，汉人也受到了胡化，到明朝初年儒家重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士绅阶层才猛然觉醒，开始利用本地的历史资源进行再造传统的努力。

从早期的家谱和墓志来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移民传说，甚至连迁出地的记述也不甚具体。但是，进入晚清民国以后，家谱中的移民传说就变得越来越统一，而迁出地的表述也越来越具体了。这个演变过程，恰好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同步。

看历史：也就是说，只有失去以后才会产生焦虑，有文化困境才会有回归传统的努力。

看历史：既然如此，大槐树移民传说产生的真正动力又在哪里呢？

赵世瑜：目前我们手头的资料只能梳理出移民传说逐渐演变的脉络，却不足以说明其具体的历史动力。

看历史：那么，大槐树移民传说形成、演变的基本脉络又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一开始这种移民传说也不仅仅洪洞大槐树一种。就移民记忆问题，我曾经到晋东南的阳城做过考察。当地人从明末到清朝初年，都一直宣称自己来自邻县高平的赤土坡。然而，到了清代后期就开始出现来自洪洞大槐树的说法了。从这里，可以看到移民传说也存在着一个从多元到一元的演变过程。

看历史：这种多元到一元的演变是不是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兴起有关呢？

赵世瑜：可以这么说。从早期的家谱和墓志来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移民传说，甚至连迁出地的记述也不甚具体。但是，进入晚清民国以后，家谱中的移民传说就变得越来越统一，而迁出地的表述也越来越具体了。这个演变过程，恰好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同步。而当时达尔文主义作为近代民族意识的基础理论，强调一个民族在血缘上的一元性。这种血统理论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认同理论。于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者不得不请出黄帝，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共同的祖先来。目前，虽然还没有找到近代民族主义直接影响家谱编修的据，但这些编修家谱的知识分子与孙中山一样面临血统重建的困境。

看历史：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明朝的汉文化重建和近代的民族主义兴起是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产生和演变的思想动力。

山西“洪洞”县对于中国百姓来说，可谓家喻户晓，在中原和北方更可谓妇孺皆知。一个小小的县名，何以有这么高的知名度？这大概是因为：一是洪洞随“苏三起解”的传唱而扬名。二是随明初洪洞移民而被广泛记忆。
         在长江以北的地方，特别是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安徽等省的大部分老百姓都把洪洞做为祖居地，在这些地方以外的地方，也因这些省人口的外迁而也把洪洞作为寻跟    问祖之地，如东北三省、台湾。洪洞大槐树对于这些地区的百姓来说，已经不是单纯对祖居地的一个记忆，而且把这种记忆演化成对故乡和祖先的怀念情节，紧紧萦绕在脑间心中，为中华民族心中留下了悲欢离合的一段记忆，常使人感慨系之。
      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晋、冀、鲁、豫、陕、甘、皖、苏、鄂、蒙等地，甚至广西、广东、海南也有部分移民，南宁市卢家翎曾说：“《卢氏族谱》载：卢伯庄、平阳府榕木社人，郡在山西省洪洞县，清弘治年间举人，任广西北流知县，落业北流民安冲头村，生三子。至今子孙已有四万余人，遍及广西、广东、海南三省七县。”从明初至现在，在各个历史时期，昔日由洪洞迁出的移民，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等地区。例如明末吴三桂降清后，被封平西王，他率军转战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清史稿．吴三桂传》)，部下士卒大多是冀、豫、鲁健儿，他们大多是古槐移民后裔，多不愿附逆而散居各地。清军入关后，旗民多编入军籍，关外空虚，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奖励由关内向关外移民，“顺治十年议准辽东招民开垦，有能招至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古今图书集成．赋役考》)这项政策，一直贯彻了几十年，从古大槐树迁出的人民，有相当部分再转迁到东北地区。还有一例，在国民党退居台湾时，有相当部分移民后裔移民台湾，台湾《东方杂志》复刊第十五卷第七期载：高阳齐如山先生写道：“吾族乃于明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去的，清朝末年，有许多河北省的军官重到山西，又寻到大槐树之所在……足见中国人念旧不忘本的心情之浓厚。”陈纪滢先生也写道：“北方多少代以来，一贯证明成祖燕王扫北后，把山西省迤西居民，迁徙至中原，以洪洞县为移民转运站这件事，互相转述，至今不衰，认为这是历史上北方居民的一次空前大迁徙。”台北新店市张学亮先生给洪洞县政府来信说：“我的祖先是山西洪洞老鹳窝人，姓张。属于‘甜菜芽张’。据现今菏泽市地各志记载，我的祖先是于1368-1398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老鹳窝东迁至山东曹州府西北45里李庄集，后又东移二里建村，是为黎阳村。”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鞋小趾验甲形”。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皖北、苏北等地普遍传说，凡是从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有一裂缝，好像是两个指甲，不是古槐迁者，均无此特征，时至今日仍为复形指甲，这一问题还待民俗学者、遗传学者深入研究。据说还有有些移民是被绑押解迁出的，路上如果需要大小便，必须让领队解开绳索，故至今这些地区上厕所仍说成“解手”。
      古大槐树处迁民之后裔经过几代、十几代，大都不知道被迁前是何村何地，但都知道“大槐树是故乡”，这一点至今谁也没能忘却。移民在离开大槐树时恋恋不舍，到达新的定居地点后，他们大多栽种了槐树，借以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怀念。河北省河间县申鲁村高氏在自己家门口栽了一棵槐树；保定府西关谢德先开了名叫“老槐茂”的酱菜铺。河南确山县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村。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山东菏泽固堆袁家祠堂墙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题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凤。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河南焦作市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县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毫西名门。”河南省武陟县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移民们迁往各地，因一村不准两一姓，所以兄弟之间为了相互照应，有一姓分为几个姓者，至今仍有山东某地仍有“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山东无二郭”等说法。

一、 洪洞与洪洞大槐树概述：

1、洪洞概述

   洪洞历史悠久，其由来史志上说法纷坛，而较晚的县志上有以下两种：一种是雍正年间《洪洞县志》所载，春秋时期，杨、姬姓氏尚未确定．杨之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周衰，杨氏谮称侯号，曰杨侯。…。春秋时为杨侯国．属晋，这就是流传的洪洞县原为杨侯国的缘由。战国时属魏，后归赵；秦汉置“杨县”。隋“义宁元年，改徒杨县于西北十五里，为今洪洞县”。为什么叫洪洞县呢？“因有洪洞镇，故名。相传南有洪崖，北有古洞．镇得名以此。” 一种是民国年间《洪洞县志》所载，“杨侯故址，侯为周同姓。国后灭于晋，子孙迁署，以因为氏。……故址氏秦壁空崖。”同时又记载道：“周杨侯国，文王庶子．伯侨所封。……后灭于晋。”秦置墨扬县，隶河东郡。隋隶临汾郡，义宁二年更名洪洞，取县北洪洞镇为名。关于洪洞古镇，此志有较生动的记载：“洪建在县小雨门外．涧水之南。壁立百尺，逶东袤五十余里。郭景纯游仙诗所云拍洪崖肩者即此。”
   洪洞属临汾。临汾“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太岳。西控汾河”因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为河内重地，洪洞也成为山西之通衢要道。故而也成为移民迁出的聚集之地。

2、洪洞大槐树

   洪洞县之所以出名，还和洪洞县的大槐树有关。据民国年间《洪洞县志》裁，“大槐树在广济寺左”。该广济寺为历代贞观二年历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往来香客不断。同时，这里又处南北要道，设有经站。传闻四方的洪洞大槐树就生长在广济夺，相传为汉代所植。积年累月，树大荫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老鹳在此筑巢垒窝，成为大槐树独特的一景。

   县志记载：明洪武永乐年间，屡移山西民于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处，广济寺设局驻员，大槐树下发结凭照川资，洪洞移民就是从这棵大树下一步一步离开故乡，将大槐树视为永远的故乡。可惜年代久远，明代大槐树，早已和寺院—起毁于汾水，第二代大槐树也以枯萎，可喜的是现在第三代大槐树又已枝繁叶茂。民国二年，县人景大启、刘子林等，募资树碑，以志痕迹． 石碑—丈五尺，宽二尺四寸，碑冠篆刻“纪念”二字，碑阳刻“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阴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并建有碑亭禾茶亭，有“誉延嘉树”，“荫庇群生”等匾额。还刻有诗作：“木本水源流泽长．依依杨柳认村庄，行人还里前踪记．遗爱深情比召棠。”现每年清明举办寻根问祖节，都吸引了大批移民后裔前往认祖寻根。

二、大槐树移民的背景与原因

1、元代残酷统治，农民起义不断，战争频繁，明“靖难之役”，造成北方人口剧减。

   元代是封建社会一个最野蛮、最黑暗的朝代。为了加强蒙古贵族的统治力量，元朝实行以蒙古贵族为主．联合汉族地主和色目、契丹等族的上层分子．共同压迫与剥削各族另动人民的政策。为保持蒙古族的生活习惯河生活方式，变大片土地为牧场，又通过“赐地”的方式剥夺农民的土地，农民失去土地，被迫去租种高地租的土地，农民对蒙古族政权越来越不满。元朝统治者还将各族人民强制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包括北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南人(指南方汉人和其它各族人)。其中蒙古人地位最高，汉人尤其是南人地位最低。还明文规定：高级官吏很少由汉人担任，内外官府，“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商人贰焉”同时在刑法上、科举上，都从备方面限制汉人、南人。特别是不许汉人、南人藏兵器、田猎、习武、养马、祈神、赛衣，甚至不许集市买卖和夜间点订。尤其令人不能忍受的是，蒙古贵族还强迫汉人、南人转化为奴隶，动轨上万家。元顺帝时，元丞相伯颜因农民起义首领朱光卿、棒胡是汉人，竟奏请朝廷，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中以这五姓最多)人。这一血腥恐怖政策终于激起了元末大规棋的农民起义。
公元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起义。同年刘福通在颖州（今安徽阜阳）起义。随后农民起义军芝麻李、赵均用等攻占徐州，郭子兴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南方彭莹玉（彭和尚）、徐寿辉攻占蕲水（今湖北浠水），建立“天完政权”。
元末明初，中原和长江流域经历了四次比较大的战争，大量人口死亡。
第一次是刘福通率领的两淮、河南、山东、安徽和江苏北部的农民十余万与元军浴血奋战十三年，惨遭镇压 ，失败告终。元军在镇压过程中，手段残忍，无所不用其极，过皆屠城，百姓“十亡七八”，连年的战争，中原呈现出“春燕回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凄惨景象。
第二次，是元统治集团内部的内讧征战，主要集中在北方的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经年之间，凡战数百起。
第三次，朱元璋起兵两淮，南突北战，推翻元统治。连年的征战，绝。”“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烫以来，尽化为蓁荒之地。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朱元璋回老家安微风阳，初建县时也谓：“地瘠民稀，萧萧数椭．仅同村落。不足以供一郡。”
第四次，便是明“靖难之役”。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权发动战争，持续四年，杀掠无数，苏、鲁、豫、皖尤甚 。以至“道路蓁塞．田畴草莽，干村辟荔，魂哭鬼狂”，“东西六七百里，面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2、元代中原、北方地区灾害不断，大批民众死亡。

元末明初，中原一带，不但兵祸迭起，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

最严重的是水灾。据《元史．王行志》等书记载，元末至正元年到26年，几乎每年那有特大洪水泛滥成灾。比如，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处决口，人民游移多至45．8万余户，河南仅存封邱、延津、登封、偃师几县。而燕、赵、齐、鲁及苏北、皖北等地则是一片荒凉。同年五月．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百、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八年正月辛亥．河决济宁路。二十三年七月河决东市、寿张，屺城墙、漂屋庐，溺死甚众。26年2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八月济宁路肥西县城西黄河泛滥，漂没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70余里亦如之。由于当时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囚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衬庄城邑多成荒墟。”连当时的一应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这种情况到明初仍不断发生，例如“成祖永乐14年(公元1416年)正月，怀庆、彰德府大水。五月。汉水涨溢，淹没州城；南平、将乐、沙县、顺昌大水；…六月，真定府、获鹿县雨雹。……七月．广信、饶州、衢州、金华大水，坏房台死人畜甚多；…邰光大水．荡舍，漂溺男女数万口…开封府十四州县淫雨，决黄河堤岸，没居民田稼，山东、邹县淫雨，暴水至，坏民庐舍212户：占化县雨，伤田禾；永平府久雨，滦、漆二河溢，坏民田禾庐舍。”

除水灾之外危害较大的是蝗灾。从至正元年到25年：大蝗灾计有18次，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正末的13年中’就有15次大饥荒。例如至正12年六月，元大名路的“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716980口”至正17年河南大饥。18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19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刘王杀其子而食之。山东、河南之孟律、新交、渑池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进入明初以后，蝗灾仍不断发生。例如．洪武八年，“河南彰德府安阳等县，北平大名府内黄等县蝗。 “大同太原二府暨山阴诸县雨雹，真定等府、平山等县蝗。”而“成祖永乐十四年……七月

……卫辉府、新乡县、安乐州、通州及顺义、宛平二县蝗。”

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也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至明初永乐14年(公元1416)六月．还有“夏，浙江大旱，疫疠”的记载。洪武年间驸马都尉右柱国曹国公李贞曾上表朱元璋说他的身世：“继而中原兵起，室家无存。独携幼子，避难他方。寄迹于豺狼之区，奔走于荆棘之地。命危朝露，岂意生全。”可见当时兵患天灾之严重。

3、末明初山西相对稳定，人口稠密。

在中原、淮河流域战事频起的时候，表里河山确实相对安定，呈现出难得的稳定，一是中原的农民起义在元军的镇压下很少波及山西，而是山西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利于人口的繁殖。自隋至宋，山西都保持每平方公里20多人的人口密度，在元初，由于战争人口密度降为3.5人/平方公里，元至正二十八年的人口统计为553938人，由于山西在元政权视为重要基地，因此战争很少波及，到明洪武十四年时人口达到了4030454人，人口密度又达到了25.8人/平方公里的密度。而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即公元1381年，河南人口1891000人，河北人口1893000人，而山西人口4030450人，比河南、河北的人口总和还多30万人。

明初移民的现实原因，黄有泉 高胜恩先生归结为三个：

1、发展生产、提高国力。

明朝初期，对于这种人口剧减，府州生产力大衰退的情况下，明初统治者十分清楚，万分着急，朱元璋对此说的十分明白：“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不单最高统治者朱无际如此认识．几乎朝廷中的有识之士无不有这种认识，地方和中央官员纷纷上书，请求充实空旷之野，发展生产，提高财力。如．早在洪武三年，郑州知州苏琦就提出“时宜三事”，其第三事即“垦田以实中原。”他指出：“十年之间，耕桑之他变为草莽。方今命将出师，廓清天下。若不设法招徕耕种，以实中原。恐日久围国用虚竭。为今之计，莫若计复业之民肯田外，其余荒芜土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官治牛种，及时播种，外与之置仓，中分收受。若遇水旱灾伤．踏验优免…”如此则中原渐致殷实．少苏转运之劳，流移之民亦得以永安田野矣。”

2、充实京师、巩固根本。

为防各地豪强做乱，朱元璋效法秦始皇、汉高祖，强迁各地豪强于京师。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朱元璋十分坦白地告诉工部官员说：“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联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后，也开始了有计划的充实北京工作。《明太祖实录》：“永乐元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广西、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海、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微州等府。……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之后，又多次迁徙山西的人民到北京近郊一带。

3、防守边疆、加强国防。

屯田戍边，自汉代以来就是我国防守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屯田，指汉代以来历代政府为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利用兵士和农民垦种的荒废田地。历代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汉武帝时在西域屯田，汉宣布时在边郡屯田，都使用驻军，是为军屯；三国时，曹操在许下屯田，开始由典农官募民开荒种地，此为民屯。应募的农民称屯田客，规定官给牛、种，收获官六民四，如农民自带耕牛则所获对分；至明代才有了商屯。明行中开法，盐商在边疆募民开荒种田，以所得粮草换取盐引．即为商屯。由于屯田组织性强，耕地面积大，能采用先进耕作法，所以产量—般比较高，因而能为期廷积集大批的粮食，从而增强国家的实力。

三、洪洞移民的规模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自明代开始，从宋、金便有，元初不断，而到了明初，则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有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明代的迁民活动，延续了有明一代，不过主要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清乾隆年间，这种活动还在延续，不过是零星的。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主之人。根据《明史》、《明实录》的记载，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太原府辖州六县二十二；阳曲县、太原县、榆次县、太谷县、祁县、徐沟县、清源县、交城县、文水县、寿阳县、临县、盂县、静乐县、河曲县；平定州：乐平县；忻州：定襄县；苛岚州：岚县、兴县；代州：五台县、繁峙县、谆县；保德州；石州：宁乡县。平阳府辖州六县二十九：临汾县、襄陵县、洪洞县、浮山县、赵城县、太平县、岳阳县、曲沃县、翼城县、汾西县；蒲县；蒲州：临晋县、荣河县、猗氏县、万泉县、河律县；解州：安邑县、夏县、闻喜县、平陆县、芮城县；绛州：稷山县、绛县、垣曲县；霍州：灵石县；吉州：乡宁县、隰州：大宁县、石楼县、水和县。泽州辖县四：高平县、阳城县、陵川县、沁水县。潞州辖县六：长子县、屯留县、襄垣县、潞城县、壶关县、黎城县。辽州箔县二：榆社县、和顺县。沁州辖县二：沁源县、武乡县。汾州辖县三：孝义县、平遥县、介休县。

从现在看，迁出地应是临汾、运城、晋中等地区，太原、长治和晋城等市。可见当时在山西组织迁民的地区是相当大的，除雁北地区外，几乎包括了整个山西中南部。这些地区的迁民临行前，大部分人在洪洞大槐树下，办理迁移手续，领取户部颁发的迁移堪今，叙旧告别，然后各奔去处。

仅史书有确切记载的洪洞迁移活动达18次之多，其中洪武年间迁民10次。洪武六年与九年曾两次“迁山西及真定民屯风阳”。洪武二十—年，往河南彰德和太康迁民；二十二年和二十五年先后往河南迁民两次，总计3次。洪武二十—年，往山东临清、二十二年往山东东昌、先后两次迁民；二十二年，还从沁州往山东迁去自愿应募屯田者；二十五年又往山东迁民，往山东迁民共4次。往京师地区迁民共5次，洪武二十一年，迁往真定，二十二年迁往大名和广平、二十二年又迁往北平、二十五年迁往河北、三十五年迁往北平。洪武二十五年往大同等地，二十八年往塞北(即山西雁北、内蒙古、陕西等长城以北地区)迁民。永乐年间8次迁民全是往京畿地区(即河北、北京、天津等地)迁民的。

杨安样先生曾对大槐树迁民史实做了整理：根据《明太祖实录》、《明史．食货志》、《李善长传》、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等文献载，明初迁民，主要从内蒙古、苏松嘉湖杭五郡、山西以及其它零星地区迁出。洪洞迁民共十七项，占明初迁民记载六十六项的百分之二十六。现将洪洞古大槐树处迁民十七项分述如下：

1．《明太祖实录》卷110载：“洪武九年十一月徒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风阳屯田”。

2．《明太祖实录》卷131载：“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

3．《明大祖实录》卷193裁：“洪武二十—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显少……上访户部侍郎杨靖曰：…‘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新德(豫)、真定(冀)、临清(鲁)、归德(豫)、太康(豫)等处间旷之地，今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4．《明大祖实录》卷197载：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后军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徒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5．胡广《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上以河南彰德、卫平、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山西民众地狭故多贫，乃命后军督府柬事事李恪等渝其民愿徒者，验丁佃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复令工部榜渝”。

6．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给山西民兵十万人，钞各三十锭，令量牛屯田。

7．《明太祖实录》卷223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宋国公冯胜等籍民兵还。先是上遗胜等往太原、平阳选民丁立都伍，置卫屯田，至是还以所籍之数报之……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8．《明太祖实录》卷223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柬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恰等往谕山西民愿徒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徒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计今年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千—百八十万三千余斤，见种麦苗万三千一百八十余顷。上甚喜曰：“如此十年吾民之贫者少矣”。

9．《明大祖实录》卷236载：洪武二十八年正月，甲寅谴使救晋王桐，发山西都指挥使司属卫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10．《明太宗实录》卷21载：“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先是刑部尚书郑赐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等上言……北平、永平、遵化等处境地肥沃，人民稀少，凡徙危罪除……其余有犯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

11．《明太宗实录》卷12下裁：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命户部遣官核实出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

12、《明太宗实录》卷31裁永乐二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13、《明太宗实录》卷37载：永乐三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实北京。

14、《明太宗实录》卷40载：“永乐四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史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

15、《明太宗实录》卷49载：“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从由西之平阳、泽、澜，山东之登莱好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口粮六斗”c

16、《明太宗实录》卷103载：“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定州，免赋役三年”。

17、《明太宗实录》卷106载，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言：“本处地孬且窄，岁屡不登，衣食不给，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