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真亦幻“大槐树” 《看历史》本刊记者
│何书彬
从明嘉靖年开始，
“大槐树”开始出现在关于移民的传说中，成为北方人群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并经过清初的修谱牒、碑文逐渐凝结为一个精神意象。而至清末民初，“大槐树”已经不再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洪洞
“大槐树”虽是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却不见诸正史，惟详于谱牒。1999
年1月，《山西移民史》一书出版，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对此，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作为一个致力
“大槐树”研究将近三十年的地方学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论断：“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无论从时间上，从地域范围上，从组织规模上来说，无疑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顶峰，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移民，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根据张青的统计，从在明初洪武至永乐的
50年间，从洪洞大槐树下出发的移民运动达18次，有汉、蒙、回、满四大民族参与，大槐树的移民始祖姓氏为1230个，直接移民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陕西、安徽、江苏、甘肃、宁夏、广西、湖北、山西等18个省（市），600多个县份。而后经过历代转迁，大槐树的移民又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的后代”，总人数超过两亿人。然而，在
“大槐树”成为中国移民史上最为闪耀的关键词的同时，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无数的大槐树后裔，都在一次次发出疑问，为何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广泛的移民运动，却不见诸于正史的记载？大槐树移民到底是一场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是一部被建构的历史？为何数以亿计的人，都把“洪洞大槐树”作为遥远的故乡？至今，这些问题仍然是未能完全解开的
“历史之谜”。■ “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
张青认为大槐树移民的规模为中国移民史之最，依据是其“有志可稽，有谱可查，有函可依”。事实的确如此，各地数不清的家谱记载了“吾族本山西洪洞人”。几百年来，更有众多的大槐树后裔不断地前往洪洞寻根问祖。
然而，当人们开始探究大槐树的背后时，所遇到也是同样的问题，为何只有在家谱里，才能见到这场移民运动的无所不在？早在1921年，山西的同盟会会员赵戴文在为《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做序时，就曾为大槐树的影响之大甚为感慨：“吾晋洪洞县大槐树，声噪于直、鲁、燕、豫人之口……至今直、鲁、燕、豫之人，历其地者，无不以为先祖之古迹，肃然生敬焉。”但是让他遗憾的是，这样的一场移民运动“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
不仅仅是正史没有记载这一事件，就连移民的发生地洪洞，在从明至清所修的6个版本的县志中，也都对大槐树只字未提。
研究者只能以各地的家谱作为进入“洪洞大槐树”的主要依据，当寻根者前往洪洞寻找故土时，他们的依据也是手中泛黄的家谱记载。然而，目前可见的最早提及大槐树、老鹳窝的家谱是修于公元1586年（万历十四年）的江苏丰县刘家营刘氏族谱，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吾家世居山西洪洞县野鹳窝，世远代更，未易追数。元末大乱，我始祖考讳顺，偕始祖妣尹氏去山西洪洞，至丰壤，见其土沃俗美，于城北三十里许，相其地，遂止舍焉，名其村曰‘刘家营’。”是时，距离明初的山西移民运动，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
在之前的族谱和碑文中，虽有关于山西的记载，但并没有“大槐树”的影子。如在河南濮阳市胡村，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 三月的《细城岗任氏先陇记》载：“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后徙居今郡治之东南细城村”；随后，“洪洞”开始在家谱中出现，如修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 的河南长垣县西了墙村《王氏家谱》载：“我始祖讳实，晋之洪洞县大王庄人也。洪武定鼎之初，我二世本支祖讳义，迁居长垣县合阳里西了墙村。”
大槐树、老鹳窝在明末的家谱中开始屡屡出现。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年间以后，拥有类似记载的家谱数量急剧增加。在张青等人搜集的谱牒材料中，各地大槐树后裔的家谱绝大多数创修于清朝中后期，其中关于洪洞大槐树、老鹳窝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康熙二十九年修的新密郑氏族谱载：“其先世山西洪洞人也。”康熙末年所修的河南洛阳西山岭头李氏家谱载：“后人欲知木本与水源，山西平阳洪洞县。大槐树镇户千家，洪武诏下迁。山西洪洞县内迁万户，李氏族中八百三。”乾隆年间修的临清张氏族谱载：“张氏系出于山右之洪洞。”乾隆四十三年修的郑州郭氏族谱载：“吾姓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于郑州西南隅台果村。”道光二十三年修的温县王氏族谱载：“由山西洪洞县携四子迁巩之南河。”光绪十三年修的菏泽王氏家族载：“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老鹳窝木查村。”
到了民国时期，甚至出现了由山西之外的省份，经洪洞迁徙的记载。如民国四年（1914年）清源北营村王氏族谱抄本载，其始祖于明代由陕西红庙迁到洪洞大槐树，经官分拨到清源北营村；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修的清源长头村孟氏族谱也写道，其系山东孟轲后裔，先祖迁陕西，后迁山西洪洞，元时因均赋均丁，始祖孟和奉遂迁至现址。
1926年，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定河北定县为“华北实验区”后，在当地进行了社会调查，并于1933年由李景汉编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出版，书中记载，在接受调查的62个村庄中，共有10445户，分为110姓，除了极少部分例外外，村民大都认为先祖是在明初从山西洪洞迁来定县的。
如今谱牒中所载的的大槐树后裔密布于广阔的华北区域，尤其以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最为集中，在这三个省份里，各有七十多个县（市、区），其居民多自认为是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在河北，邯郸县地名办在地名普查中发现，在全县12个乡镇250个村庄里，有一半以上村庄自认是从洪洞迁来，理由便是“有家谱、碑文可稽查。”在山东，据嘉祥县地名办的调查，全县70%以上的自然村，其村民都认为先祖自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迁来山东。
与这些家谱一起广为流传的，是众多有关明初山西迁民的传说。“燕王扫碑”说的是朱棣起兵靖难，造成中原、江北地区“千里无人烟”。战后，登基称帝的朱棣不得不从洪洞大槐树移民到空虚之地。“三洗怀庆府”讲的也是类似的故事。元末天下大乱，朱元璋与元朝的精锐部队在怀庆府一带反复攻战，当地居民反复无常，元军来支持元军，朱元璋来支持朱元璋。眼见着战事毫无进展，朱元璋在暴怒之下，下令常遇春率军把怀庆府百姓斩尽杀绝。领命的常遇春带兵在怀庆府杀了三个来回，直到此地鸡犬不留。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便下令由人烟密集的洪洞向怀庆府移民。
“打锅牛”、“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来历等，则描述了大槐树下迁民的过程：移民们留恋自己的家乡，官府就贴出告示说：“不愿迁徙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内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待。”告示一出，山西各地的乡民纷纷扶老携幼，汇合到洪洞大槐树下，官府却突然“变卦”，众多的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强迫他们立刻迁徙，不忍离别家园的人们痛哭失声。官兵强迫人们登记，领取凭照，并用刀子在每人的小脚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防止中途逃跑。有牛氏兄弟五人，将一口铁锅打破，各执一块，作为后代的认亲标志。在路上，移民的手臂由于长时间被捆绑而变得麻木，但是时间一长，大家也习惯了，到了新家园也习惯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在押解途中，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要解手”，于是到后来，“解手”就成为大槐树移民后裔所说的上厕所的代名词（在对“湖广填四川”的民间记忆中也有，类似“解手”传说）。
在一个又一个村落中，人们伴随着“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民谣出生、老去。在不断发酵和成长的“大槐树”族谱和传说中，“故土洪洞”的普遍认知，扎根在无数人的内心深处。 ■
族谱里的“大槐树”与无数
“大槐树族谱”的产生和急剧增长相应是家谱体例的完备。明成化七年（1471年），黄岩谢氏重修族谱，“参用欧、苏家法”，“篇有序，序有义”，把族谱分为七项内容；金坛段氏做族谱，则“先之图，次以家传，又以先世遗文与凡儒硕诗文为段氏作者”，再加上谱序，共有四项内容；江西丰城游氏做族谱也是先列本族世系图，以表世系，次之谱，以记其行实，而后列历朝诰赦及名儒的词章，再加上谱序，共有五项内容。至此，明代宗谱的体系大致定型。明万历以后，各地编撰的族谱更多，体例也更加完整。在体例之外，有明一代，各地宗族对修谱的时间间隔也更为注意，短则十年一修，长则三十年或五十年一修，以补充新材料，使族谱充实、完整。
根据长期关注并搜集大槐树移民资料的研究者黄泽岭的观察：
“在嘉靖年间以后，宗谱的编修已经相当正规化和经常化了，这是嘉靖中后期宗族发展的结果。”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在以往的中国所鲜见的。从先秦到魏晋，编撰族谱曾是王公和士族的专利，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一般人等还是不被允许修家谱。唐朝建立后，随着意在抑制山东旧族和江南世家的《姓氏录》、《姓族系录》、《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谱》、《皇唐玉牒》等一系列巨制官谱的问世，私修家谱之风开始出现，不仅旧族
“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荜门寒族”也“百代无闻， 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封锁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史通》）。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兴起后，私修家谱现象更多，编撰者们相信：“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集·宗法》）。欧阳修与苏洵则首开有宋一代的私修家谱先河。至和年间，欧阳修“以其家之旧谱问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诸本”，编成欧阳氏新族谱；大约同一时期，苏洵也有感于自己宗族间“喜不庆，忧不吊”，“相视如涂人”的状况，编成苏氏族谱。欧、苏二人均是古文大家，他们编撰族谱的体例，遂为之后的族谱编撰之典范。明朝建立后，面对
“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局面，首务之一就是重塑汉文化的正统。1279年，广东崖山，宋朝在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中惨败于元军，陆秀夫负帝蹈海，而在此之前，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已在金朝的统治下度过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在历来讲求“华夷之辨”的传统中国，异族入主中原带来的后果无疑是极为严重的——兵燹战乱、颠沛动荡导致礼俗隳坏流失、文脉断绝。“
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在不断发酵和成长的“大槐树”族谱和传说中，“故土洪洞”的普遍认知，扎根在无数人的内心深处。洪武八年（
1375年），朱元璋亲自撰写《资世通训》一书训诫天下：“今朕统一寰宇，昼夜勿遑，思以化民成俗，复古治道，乃著是书。”接下来，毕其一生，朱元璋都在尽力扭转“胡俗”，以“复先王之旧”。在兴学校、行科举，以程朱理学为基础，广兴推行教化的同时，明朝也对仍存在的对平民祭祖的限制逐步
“解禁”。明嘉靖十五年（
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上疏建议变革宗族制，“乞诏天下臣民冬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这条建言随之引起巨大反响。在此之前，庶民祭祖一直有着只能追祭三代的限制，此外还有“庶民祭于寝，士大夫祭于庙”，“庶人无庙，可立影堂”等诸多限制。在夏言提出建议的当年十一月，明世宗
“诏天下臣民祭始祖”。庶民祭祖的限制被打破，大建宗祠祭祀始祖很快在各地成为普遍现象，私家修谱之风更盛。清朝的建立并没有打断这一过程，相反的是，身入关后没过多久，康熙就颁发了《圣谕十六条》，要求天下臣民
“笃宗族以昭雍穆”，此后乡约与宗族结合，宗祠的修建与族谱的编撰更为普遍化。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清朝中后期，传统社会在重重冲击之下开始崩塌，但是编修家谱之风却达到了顶点，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然而，当人们开始寻找自己的始祖时，很快遇到了
“我从哪里来”这个难解的问题。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河南孟县刘氏族谱编成，自认是一个移民家族：“自曾祖而上，在山西潞州潞城县，不知其几世矣，洪武初，徙河南孟州，今革为县，古河阳郡也，遂家焉，传六世矣。”刘氏乃是士绅之家，其族谱纂修者刘章之兄刘文是天顺六年举人，其他兄弟也都深受理学熏陶。如果说他们寻找始祖尚不为难的话，那么其他人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从“致仕县丞德州宋谏”为刘氏族谱所作的序言即可看出来：“居今之世有能自全其躯者足矣，遑及其崇始反本，以原其身之所自出哉？”在清朝中后期，传统社会在重重冲击之下开始崩塌，但是编修家谱之风却达到了顶点。众口相传的
“大槐树”就这样开始进入无数的族谱之中。众口相传的
“大槐树”就这样开始进入无数的族谱之中。在此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河南济源卫沟卫氏于雍正十三年创修了《卫氏家谱》，家谱称：“祖籍山西晋阳人也，迁于河南怀庆府济源县西阳里无恨村，又移西轵城小十字后居下泥沟。”这同相距两三公里的轵城卫氏始祖来历的说法是相似的，轵城卫氏“本山西省阳城县人，洪武年间避乱迁居于垣曲县之西南峪子村。”而轵城卫氏是远近闻名的大族，清代乾隆年间曾经出过卫肃、卫诣、卫谋三位进士，很有势力。卫沟卫氏也许是附和了让他们羡慕的轵城卫氏，不过到后来，卫沟卫氏干脆“变革”了他们的始祖籍贯，此后每次续修族谱，卫沟卫氏的说法就有一次新变化：嘉庆六年卫沟卫氏族谱的序言为“余族由太原而迁济居住无恨而移轵，源远流长”，咸丰二年家谱则为：“吾族山西洪洞人也，始迁无恨继迁轵镇，更迁泥沟。”从阳城到太原再到洪洞，卫沟卫氏终于成了洪洞移民。还有人干脆把对
“身之所自出”的怀疑写进了族谱， 如创修于顺治十一年的河南济源东留养村《任氏族谱》写道:：“余族自洪武初年入藉济源县轵城里一甲当差至今，相传已三百余岁矣。或曰：其先盖山西曲沃人也；或曰：自洪洞来曲沃至济源，然皆不可深考。”更多的人则是毫不迟疑地把
“洪洞”写进了族谱，并谆谆告之以族人。如在道光十三年，“昼出负贩”、“弗事诗书”的河南孟县东田丈村花廷宝创修了花氏祠堂，并“尝谓族人曰：‘我花氏自山右洪洞迁移以来，世代变更，子孙繁昌，皆祖功宗德所留遗也。’”“
传说进入族谱，便成为可信的史料，族谱所说再被采择进入正史或者学术性著作，历史就这样被亦真亦幻地建构起来了。”（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洪洞地方的知识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进行再造，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象征。
对于这段谜一样的历史，还有人给出了这样的解答：
“何今之族姓， 其上世可考者，尚有千百户之裔； 其不可考者， 每曰迁自洪洞， 绝少称旧日土著及明初军士。盖自魏晋以来，取士竞尚门户，谱牒繁兴，不惜互相攀附， 故虽徙居南方，其风未泯。而中原大地， 则以异类逼处，华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窜流离，族谱俱附兵燹。直至清代中叶，户口渐繁，人始讲敬宗收族之谊，而传世已远，祖宗渊源名字多已湮没，独有洪洞迁民之说，尚熟于人口，遂至上世莫考者，无论为土著，为军籍，概曰迁自洪洞焉。”（邹古愚修，邹鹄纂；民国(1934) 《获嘉县志》卷8《氏族》） ■ “民族主义”下的大槐树
清末民初，洪洞贾村人景大启在山东观城、茌平等县任典史，他所见到的已是处处皆为大槐树后裔的局面，经行之处，无论是官吏还是平民，听闻他来自洪洞，都殷勤招待，很多人把家谱拿给他看，都说是从“洪洞大槐树老鹳窝”迁来。
这些经历让景大启甚为感慨。当时还有一名洪洞人刘子林也在山东为官，景、刘二人相商后，遂起创修古大槐树遗迹之意。二人在山东募得纹银390两，寄回洪洞托人维修广济寺残存之塔基，并修建古大槐树纪念亭，然而未等工程完工，银两耗完，创修大槐树遗迹之事只好停顿。恰好此时曾在河南确山、登封等县任知事的洪洞人贺柏寿致仕还乡，又募得钱300余吊，使得创修大槐树遗迹建设继续进行。民国二年（1913年），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树、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内的遗迹创建，从此“洪洞大槐树”开始有迹可寻。而在此之前，自认是大槐树移民后裔的他乡客来到洪洞，虽有“不胜故乡之感”，但无处可觅先祖出发处，只能站在汾河边上“抚景流连”。
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景大启在确定地点时依照的依然是“故老之传闻”，他在《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古大槐树子在敝庄广济寺之西，即世所谓迁民处也。”
就在洪洞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本地人对大槐树更加刮目相看的事情：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派卢永祥进攻山西民军，卢部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在与洪洞比邻的赵城（后并入洪洞县）， “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如此抢掠三日后，卢部南下洪洞，“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留下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然而到了洪洞后，卢部却秋毫不犯，途径古大槐树处，士卒还纷纷下马罗拜，“低徊不忍去者久之”。究其原因，乃是“群目为祖宗里居所在地，弗扰也”，贺柏寿等人由此也感到，大槐树实有“御灾捍患之功也”。
洪洞地方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同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也正在快速向现代转型，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出现在上层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包容儒学、诸子与黄帝的“国学”迅速形成。在“反满救汉”的旗帜下，“尊黄”思潮风行一时，革命党人把西方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结合，推崇黄帝为汉民族始祖，大量关于黄帝的论述和专著随之出现，如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攘书》，黄节的《黄史》，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此外还有革命性很强的《黄帝魂》等专著。同时，《国粹学报》，《新世纪》，《民报》，《浙江潮》，《警世钟》，《新湖南》等报刊上也都发表了许多关于“黄帝”的言论，黄帝这个远古时代传说中的人物，在民族主义的萌发下，被革命党人塑造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所需的“民族始祖”。
对于这一现象，孙隆基在其《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中分析说，“尊黄”乃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为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而新发明的一种“崇拜”，黄帝崇拜的叙事由古代、现代、本土、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虽然表面上首尾一贯，其实是一个混合语，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
在这样的潮流中，众口相传的“洪洞大槐树”迅速被纳入到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来。洪洞地方的知识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进行再造，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象征。
民国三年（1914年），贺柏寿在其撰写的《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道：“方今民国肇造，社会主义播腾寰区。凡有关民族发达之源者，宜及时表彰，藉识人群进化之由，俾免数典忘祖之诮。然则吾邑大槐树处之待于揭诸者，顾不重哉。”
民国六年（1917年），大槐树第一次出现在了洪洞县志中，在其卷7《舆地志·古迹》中，“大槐树”等条记为“新增”， 即：“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民国二年邑人景大启等募赀竖碑，以志遗迹。”
民国十年（1921年），景大启又编撰了《洪洞古槐树志》百余本行世。十年后，洪洞人柴汝桢在旧志基础上重新编撰，汇为《增广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时任洪洞知县的柳蓉为之撰写序言，再一次把大槐树与蒸蒸日上的民族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无数的人都心系大槐树，“何以故，种族观念使然也……现值大同世界，一本散为万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奋斗，异族罔感侵略，同种日跻富强，遐迩交称曰：古大槐树关系种族，杨国争光，晋乘生色。”
至此，“大槐树已经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意义被提升到团结民族、抵御外侮的高度，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大槐树：移民记忆与历史真实 
看历史：我们发现洪洞大槐树的传说遍及大半个中国，差不多覆盖了整个北方汉族聚居区。宣称自己是大槐树移民后裔的或许有上亿人之多。在短短600年时间里繁育出上亿的后裔，意味着洪洞大槐树移民至少数以百万甚或千万计。而最早的《洪洞县志》（明万历年间编修）却记载着这一时期洪洞县的总人口从未超过10万。移民传说与历史记载明显不符，您对这种现象是怎么看的呢？
赵世瑜：首先，我并不否认明初山西省大量移民中原地区的史实，也不否认作为山西省人口较多的县，确实有一定数量的洪洞人伴随这次移民潮散布于北方各地。但是，无论史料记载还是文物遗迹都不能为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提供直接的证据。
看历史：不过民国6 年的《洪洞县志》第一次提出了洪洞大槐树是移民集中地的说法，是不是也是于史无证的一种变通？
赵世瑜：确实如此。但就是这种变通的说法依然经不起推敲。首先，自明朝万历到清雍正年间的《洪洞县志》都没有大槐树移民的记载。其次，根据这些史料广济寺最迟在晚明以前就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因此，即便明初广济寺旁有一棵大槐树，并且与当时的移民史实有关，在迁址后，新修的广济寺及其附近的大槐树也必然与移民史实无关。
看历史：这显然是一种附会了。但是不是说，这个移民传说内容不符合历史，就没有价值了呢？
赵世瑜：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作为思想史的移民记忆，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看历史：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具有哪些内涵呢？
赵世瑜：我们不妨从这个传说中跳出来，先看看类似的历史记忆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并不是中国唯一的移民传说，类似的移民传说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比较有名的还有珠江三角洲的南雄珠玑巷传说、客家人葛藤坑的传说、湖广填四川的麻城孝感乡传说，山东南部和苏北关于苏州阊门外的传说，胶东半岛的小云南传说以及安徽等地的枣林庄传说等等。
这些传说的虽然有类似的结构，但其形成的内在动因却大不一样。最典型的就是南雄珠玑巷传说。目前学术界对其传说的形成过程和内在原因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它是珠江三角洲的水上人家——疍户，在社会地位上升以后，为了取得与汉人同等身份，根据中原移民的故事而构建的一种祖先移民传说。
相对于南雄珠玑巷传说，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文化或身份诉求。传说本身也没有与洪洞的历史文化直接关联，所以很难摸清其产生的具体历史动因。
看历史：在走访晋南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直观感受，晋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堪称中国文化的直根系。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可否视之为一种对华夏文化正统的溯源呢？
赵世瑜：这是一种很现代的诠释，却不见得是移民传说产生的真正历史动力。
首先，晋南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有大量的历史遗迹保存。但尧舜禹代表的是儒家的正统，这种传统不仅在晋南甚至在全国都曾经多次被打断过。汉初崇尚黄老之学，因而“创造”了黄帝这个华夏文明的正统，登峰造极者就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佛教进入中国后，一度盛行中国，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晋南也不例外。这一切，从晋南遍地都是的佛教寺庙可见一斑。直到明朝驱逐蒙元，为了区别于蒙古政权，才从君主到官绅，从儒生到普罗大众开始了儒家道统的回归。
但这种假设也并非全无道理。由于晋南有丰厚历史资源遗存，既有文物建筑、史料记载，又有民间传说流传，确实为后世进行“传统的再造”提供了资源。
看历史：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晋南各地诸如尧陵、舜陵和各地文庙的复建或兴建大多都在明朝。似乎明朝中叶以后有一个重建儒家文化传统的高潮。
赵世瑜：的确如此。这段时间与今天的中国颇为相似，都出现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局面，为知识分子再造传统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因此，一大堆仿古建筑——假古董就被塑造起来了。
明朝中叶，晋南士绅对儒家传统的再造，反映出这里并不是汉文化的孤堡，而是胡化很严重的地方。正是因为数千年来，这里不断接纳胡人，在同化胡人的过程中，汉人也受到了胡化，到明朝初年儒家重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士绅阶层才猛然觉醒，开始利用本地的历史资源进行再造传统的努力。
从早期的家谱和墓志来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移民传说，甚至连迁出地的记述也不甚具体。但是，进入晚清民国以后，家谱中的移民传说就变得越来越统一，而迁出地的表述也越来越具体了。这个演变过程，恰好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同步。
看历史：也就是说，只有失去以后才会产生焦虑，有文化困境才会有回归传统的努力。
赵世瑜：可以这么说。如果明初的晋南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士绅们完全不用焦虑，搞那么多假古董来干什么呢？
看历史：既然如此，大槐树移民传说产生的真正动力又在哪里呢？
赵世瑜：目前我们手头的资料只能梳理出移民传说逐渐演变的脉络，却不足以说明其具体的历史动力。
看历史：那么，大槐树移民传说形成、演变的基本脉络又是怎样的呢？
赵世瑜：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明代中后期编修家谱是移民传说产生的温床。由于战乱灾害的影响，华北地区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常态，很多人都已经搞不清楚自己的祖先来自何地了。这些无根的人，需要在家谱中交代祖先的历史，却苦于没有明确的史料。于是，寻求一个方便的祖先传说就成了一种需要。
事实上，一开始这种移民传说也不仅仅洪洞大槐树一种。就移民记忆问题，我曾经到晋东南的阳城做过考察。当地人从明末到清朝初年，都一直宣称自己来自邻县高平的赤土坡。然而，到了清代后期就开始出现来自洪洞大槐树的说法了。从这里，可以看到移民传说也存在着一个从多元到一元的演变过程。
看历史：这种多元到一元的演变是不是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兴起有关呢？
赵世瑜：可以这么说。从早期的家谱和墓志来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移民传说，甚至连迁出地的记述也不甚具体。但是，进入晚清民国以后，家谱中的移民传说就变得越来越统一，而迁出地的表述也越来越具体了。这个演变过程，恰好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同步。而当时达尔文主义作为近代民族意识的基础理论，强调一个民族在血缘上的一元性。这种血统理论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认同理论。于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者不得不请出黄帝，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共同的祖先来。目前，虽然还没有找到近代民族主义直接影响家谱编修的据，但这些编修家谱的知识分子与孙中山一样面临血统重建的困境。
看历史：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明朝的汉文化重建和近代的民族主义兴起是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产生和演变的思想动力。
赵世瑜：大致是如此。但我们更关心这个移民传说发展演变的具体脉络，弄清楚，是什么人，在怎样的历史困境中，如何建构自己的移民记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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