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qq号人肉搜索:透视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

透视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 申晓若
《终战诏书》是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1945年8月14日晚签署并经全体内阁成员副署后的表示接受美、英、中、苏四国《波茨坦公告》的投降“诏书”。东京时间次日正午12点向日本军民播出，以此宣告了日本对外战争的终止。此后，每年的8月15日，日本的广播、电视都会播放“玉音放送”（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终战诏书》的录音）的最后一段话。 那么，这个由裕仁与15个内阁大臣一起署名的所谓“玉音放送”都包含哪些内容呢？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里不妨解读一下：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公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服膺者。往年，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安亿兆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未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裕仁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单从字面上看，这份《诏书》并不长，区区600余字（日文原文为816字）；但从语言上看，可谓是字斟句酌，用心良苦。此《诏书》主要由当时日本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汉学家川田瑞穗与安冈正笃执笔完成，其他内阁大臣亦曾参与修订,是日本天皇与内阁官员及高层秘书集体讨论的“杰作”。仔细阅读这份所谓的投降《诏书》，却没有“投降”二字，也找不出“战败”的词语，仅仅在标题中使用一中性词“终战”喻示战争结束。《诏书》开头这样写道：“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以收拾时局”云云。这种写法明显地在于美化自己、维护天皇的尊严。众所周知，日本有“生不受俘虏”的圣谕律令。
《诏书》通篇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没有丝毫反省谴责之意，反而继续歌颂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勇敢善战”、“克已奉公”的武士道精神。“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把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为了“自存”，暴露了裕仁及其亲信企图篡改历史的行径，这类谬论，正被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大肆鼓吹。
更有甚者，《终战诏书》顽固地蔑视中国人民。除了由于中国是《波茨坦公告》发表国之一而不得不提及中国外，该诏书通篇没有述及中日间的战争，更没有承认“侵略”。战争的期限却仅仅为“已阅四载”，众所周知，从“九?一八”计起，中日交战已达14年，从“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计起，也达8年，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的主战场，中国军民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70%和大量的海、空军，其太平洋战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继续和发展。而日本的天皇政权只承认“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这短短的4年战争，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不予理会。日本政府至今不肯承认曾侵略中国，其根据盖源于此。
《终战诏书》中“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公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服膺者”的措辞，把裕仁打扮成“民族”与“人类”的救世主，进一步神化自己。从《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之所以现在“终战”、“接受联合公告”，是因为“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为了阻止更多的“无辜”被“频杀”，也为避免“我民族之灭亡”和“人类之文明”被“破坏”，天皇方作出了“圣断”。明明是日本已经战败，明明是日本破坏人类文明并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从而遭到世界各国的共同讨伐，反而说成是日本天皇为了挽救“人类之文明”而接受联合公告，似乎是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接受的“公告”。好一副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一点自我否认的胸襟，甚至连中国古代皇帝装模作样下“罪己诏”的态度都没有。
《诏书》还要日本国民“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这说明作为日本军队最高统帅的裕仁，不但企图把自己的战争罪责洗刷的一干二净，而且其侵略扩张、称霸亚洲的野心也并没有就此泯灭。
如果说，《诏书》在战争罪责、战争原因、战争败降等问题上还玩弄文字游戏、遮遮掩掩的话，那么，在维护所谓“国体”方面则是明目张胆地宣扬。《诏书》在最后亮出中心主题：昭告臣民对天皇保持“赤诚”，“维护国体”，“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而且要“子孙相传”。所谓国体即是“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所谓国体之精华即是天皇统治、武士道、日照神道。天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也是其败降时坚守的最后精神堡垒。
综上可见，这篇所谓的“投降”《诏书》折射出裕仁一伙的真实心态：规避战败，护皇应变，粉饰侵略，轻蔑中国，推脱战争罪责，图谋军国之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