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辽市消防支队电话:被遗弃的中国农村

被遗弃的中国农村

倪金节

上海证券报 2011年6月2日 星期四

大旱灾正在肆虐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和江西尤其严重。国家防总的统计显示，截至5月29日，全国耕地受旱面积1.044亿亩。看来，今年夏粮“事实上”的大丰收难度十分巨大。“湖广熟、天下足”，当“两湖”面临农业减产之际，下半年的通胀形势也就再添了新的失控风险。

本轮大旱席卷长江中下游，与气候异常密切相关，坊间把恶劣气候不断归咎于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这一论断尚未有权威部门，就此给出令人信服的证实或证伪。讨论这些议题，牵涉到深层次的政治问题，短期内只怕难有定论。

眼下，更为迫切的事情，是引起更多的人对中国农村衰败和凋敝现状的深刻认识。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更是关系到中国农村的下一代将面临着怎样的未来。

此次长江中下游干旱，导致农业生产出现危机，一方面固然与气候异常关系重大，但另一方面也彰显出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长期被搁置。加上中国农村的常年萧条，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已经十分落后。实际上，不少地区使用的农田水利设施，依然还是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兴修的。虽然他们已经千疮百孔，但依然是抗旱、蓄洪的主体性工程。

过去30年，中国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欣欣向荣，30%以上的投资增速成为常态，投资GDP之比呈现离谱式的攀升，大型工程不断上马。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投入，历史欠账累累。2008年发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70％以上的村庄没有任何农田水利投资，而能够获得国家投资的村庄仅占9.56％。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测算，对于中国目前农田水利欠账，即使每年投入能达到3000亿，也需要用10年以上，才能把整个农田水利体系建设起来。如果过去30年，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条件没有耽误，灌溉、水利等工程建设投入充分，历次的旱灾损失就不会如此严重。

终于，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焦点放在了水利改革的发展上。虽然这是新中国成立62年来，中共中央首次系统部署水利改革发展全面工作的决定。但是，现在看来，除了带来了一波水利板块股票行情之外，至今并未对农村建设产生多大影响。

2003年至今，中央连续8年发布“一号文件”，都是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可是中国农村在这过去的近十年，恰恰却是衰败最快的时期。

虽然浙江、江苏和福建等东部沿海的部分农村，在小城镇化得带动下，现在经济上已经十分富足，但这无法从总体上扭转中国农村整体衰败的趋势。2011年春节期间，《第一财经日报》、《新京报》和《京华时报》等主流媒体都设计了“记者还乡”的专题报道，全景展现了故乡的各种变化。在这些包含真情的记录中，许多篇章都关注到了农村凋敝的残酷现状。

现在，哪怕是相对富足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农村，环境污染、社会治安问题十分严峻，这可谓是另一种角度的农村衰败，虽然换来了可观的GDP繁荣。伴随着部分农村GDP经济的繁荣，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环境恶化到今天这等程度却是十分不应该的。

日前，我在FT中文专栏发表了一篇《食品危机根在农村衰败》的文章，持有类似观点的还包括网易CEO丁磊和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虽然不少读者对这一观点持有保留意见，但多数对于中国农村衰败的现实则十分认同。本来，农村应该成为城市粮食、蔬菜和食品的主要提供者，而如今不少农村也已经成为了农产品的需求者，两相重叠使得食品供求关系加速失衡。于是，在监管不到位和法律不完善之际，食品产业过度工业化致使食品危机不断。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割裂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巨大的城乡差距让农村丰富的人、财、物大量的单向流向城市。30年经济改革，农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未能达到相应的制度性回馈，公共品服务更是一种奢望，失血功能过度发挥而造血不足。近些年，农村的青壮年精英正在加速“逃离”农村，撂荒的土地、留守的“3861”队伍和脆弱的基础设施，让农村的衰败进一步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2005年，政府提出来了新农村建设战略，每年也有近千亿的新增资金投入，但令人十分不解的是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单没有变小，反而在逐步扩大。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城市化路径完全依赖于房地产的泡沫式繁荣，城市居民依赖财产性收入和城市化红利，真实收入急速增长。而农村的小城镇化路径止步不前，甚至在走向歧途，由此农村只会进一步成为农村的附庸，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回馈农村更是遥遥无期。

中国经济需要的未来，不是千篇一律的盖楼式城市化。经历了20年的急速城市化之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十分相似。除了极少数“幸运”的老街、历史古迹能显示城市风骨之外，所有城市的建筑风格都类似、高楼大厦崭新的居多、商店标识整齐划一，萦绕在大街小巷的也多是《两只蝴蝶》式的流行音乐，浮躁、模仿、基建成为多数城市的主题词。与之相对应的经济现状是制造业全面陷落，产业空心化、技术山寨化成为大趋势。

于是，诡异的图景展现在眼前：一方面倾注举国之力，不惜以货币翻番式刺激政策，推进着所谓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中国农村早已经成为被事实上遗忘的角落，另一方面城市化却走向畸形，工业发展危机重重，唯房地产成为国之最重。

纠正问题的关键一步在于，在让农民从农村中能出得去的同时，必须让他们在城市中能够住得下，从而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不可能依赖京沪广深式的大城市发展战略，而应该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集中于小城镇化建设。

这一切，有赖于乡镇企业的繁荣，并带动农民就业的本地化。同时，民营资本能够成为实业复兴的中坚力量。只有当农民能够不再需要常年离开“老家”，就业本地化理想实现之际，农村经济同步繁荣才具备可能性。

无论历史如何演进，无论科技如何发达，“农业稳，则天下稳，粮食丰，则天下安”的真理永远不会过时。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层的确保农村经济形态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新农村建设”才不至于成为一句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