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美国官网:任鸿隽的启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在继承五四运动的两大传统——民主与科学方面，总是表现出一种厚此薄彼的态势。这就使“民主”的命运远远不如“科学”的遭遇。也就是说，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科学比民主更容易受到重视和青睐。

以专业选择为例，在大多数人眼里，科学不仅是实实在在的学问，而且安全系数也很大，所以大家都愿意接受“科学”教育，从事“科学”工作，有一种重理轻文的倾向。但实际上，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却存在很大误区，这是我读了任鸿隽著述之后的最大感受。

任鸿隽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先驱者。他不仅是我国第一个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发起者，也是我国第一个科学期刊——《科学》的领导人，据说“科学”一词就是在他的倡导下流行起来的。作为科学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为中国科学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多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却很少有人注意他、研究他，纪念他。因此他的理想、事业便后继乏人；他的奋斗、追求也成了南柯一梦。从这个角度来看，由樊洪业和张久春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联袂推出的《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就不仅是发掘了一位被人遗忘的先哲，还为世人提供了一种思想认识的参照——它使我们发现，多年来大家在继承和弘扬五四的科学传统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和失误。

纵观任鸿隽对科学的理解和阐释，我以为有以下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是科学的起源

一提起科学，许多人都把它与国家兴亡、民族振兴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任鸿隽认为，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固然是因为没有科学，但是却不能把科学与这类功利性目的联系在一起。因为真正的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不是为名利所驱使，而是为好奇心所引诱。这也是科学首先出现在西方的主要原因。换言之，如果仅仅是为了一些外在的功利目的而不是为了内心的求知需要，科学是不会产生、也不会健康发展的。他指出，为了人类天生的好奇心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需要，阿基米德、伽利略、哥白尼等人甚至能够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想，这与陈景润在文革中不顾一切地求证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道理。

任先生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只想把科学当作一种富国强兵的手段，或者是改善生活的工具；如果只想从物质文明方面追赶西方，却又不晓得科学的起源和科学的真谛，其结果只能像洋务派一样，陷入舍本逐末的老路。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自己当年为了革命、为了制造炸弹而选择化学专业，也是不对的。总之一句话，如果我们的科学家没有单纯的求知好奇，没有真正的内在动力，无论他们的口号多么响亮，目的多么高尚，也不能使中国科学走上正确的道路。

第二是科学的精神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曾把科学精神概括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八个字。拿这个标准来衡量，上述重理轻文的专业选择倾向，考虑的往往不是是非，而是利害。这与科学精神是相悖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在这种背景下，怎么会培养出真正的科学家呢？

近年来海外华裔科学家屡获诺贝尔奖，但大陆至今还无人得此殊荣。这是为什么呢？以我看除了体制的原因外，从个人的角度来检讨，缺乏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恐怕是最重要的因素。竺可桢说，要想在科学上有所成就，必须有“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不苟且、不无病呻吟的科学态度”。任鸿隽对这种科学态度的解释是：“把事实放在思想构造的第一位，（至于）那些主义和理论，只放在第二位，或竟不管他。”这也提醒我们，科学研究是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活动，如果你总是以种种理由，给科学家加上一些必须遵循的条条框框，那就只能对科学事业造成伤害。

第三是科学的功用

当今社会，总是把科学技术相提并论，这就很容易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我前面说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科学比民主更容易受到重视和青睐。其实被重视受青睐的往往是技术而不是科学，许多纯理论研究不仅经费无着，而且后继乏人，原因是技术比科学更“有用”。这种急功近利的观念是多少年来基础科学倍受冷落主要原因。这一点，从每年的高考招生中不难看出。考生们对技术型、实用型热门专业趋之若骛，说明社会上有一种不正之风，它容易让青少年把科学技术当成捞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把个人的兴趣、爱好，特别是那可贵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置之度外。这种情况，用任鸿隽的话来说叫“为利而学”，而不是“为学而学”。这也是中国长期衰弱、国人“非愚则谀”的主要原因。如此可悲的状况，是中国科学事业举步维艰，发展缓慢的症结之所在。

由于洋务运动的前车之鉴，任鸿隽最反对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他指出，人类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技术的进步，不是科学家的最初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他把科学当作发现真理的唯一法门，把科学研究当作学者的天职。他认为，技术是枝节，科学是根本，如果只重技术不重科学，我们还会重复当年洋务运动的老路。

在抗日战争中，任鸿隽看到许多学生把经济学、商学和应用科学当作热门专业，而纯粹的基础科学却几乎无人问津，便感到我国科学面临着重大危机。他告诫大家：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如果在物质生活之外不能发现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他还指出，纯理论研究最需要保持心灵的自由，它不应该受到干涉，应该享受特别保护。

第四是科学的教育

任鸿隽不仅是科学家，也是教育家。他对教育问题特别关注。他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强迫一个人学习不感兴趣的专业，从事不感兴趣的工作。他非常赞成葛利普先生的一个观点：人选择某个专业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热爱他所从事的专业。他还指出，中国的“学术死亡率”高达９９％以上，是因为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研究工作，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任鸿隽说过：“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因此他最反对以科学的名义向青少年灌输所谓信仰和理想。他认为这样会扼杀他们在智识上的好奇心，与欧洲中世纪宗教专制思想没有两样。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科学社虽然是一个私人学术团体，但是自１９１４年成立以后，就成了我国科学事业最权威的领导机构，这与英国皇家学会非常相似。到了１９４８年，任鸿隽似乎预感到什么，曾说过这样的话：“在计划科学成了流行政策的今日，私立学术团体及研究机关，有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可以保存一点自由空气，发展学术天才。”然而没过多久，中国科学社就失去了其权威地位，到了１９６０年，该社被迫停止活动。

于是，中国科学社的“英年早逝”，就成了中国科学命运的一种象征；上述所谓“厚此薄彼”的感觉，也可能是一种假象。

　　　　　　　　　　　　　２００２、１１、２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