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沁园春长沙的配乐:苏智良:肯定国民党抗日 老八路对我拍案而起(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6:19:22
青周:您把研究的黑社会问题写入了高中历史教材里。这是之前的高中课本里没有的?

    苏:我在教材里写了黑社会,这可能也是第一次。本来这就是个社会问题,现在的年轻人也有不少因为好奇、讲义气,而误入歧途;同时,黑社会组织也会有意勾引青少年加入他们的组织,所以青少年要知晓并保持警惕。

    1991年,我写了一本书叫《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与陈丽菲合作的),为了写这本书,我们找遍了所有的中文词典,都没有“黑社会”这个词,我很惊讶。家喻户晓的“黑社会”,竟然从《辞海》到《辞源》,都不见踪影。

    于是,我们在《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这本书里首次对黑社会下了定义。几年以后,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有组织犯罪的时候,参考了我们的定义。记得当时出版社审查的时候,将我们对当代社会有组织犯罪的思考文字删得不成样子,他们认为,说中国已有黑社会萌芽,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我们提出不再出版的抗议,才保留了大部分“结束语”。

    曾给禁毒部门“纠错”,没得到回应

    青周:您的“离经叛道”也不是那一次两次?您好像还是毒品史专家?

    苏:毒品问题也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的。当时中国开始重新出现毒品问题,新闻报道云南瑞丽开始出现一些毒贩。大家都知道鸦片跟近代史上耻辱联系在一起。我就想,为什么中国跟毒品有不解之缘?然后我去看解放后有谁研究了毒品史,结果发现几乎是个空白。这么重要的现实问题,竟然鲜有人关注。

    于是,我就开始留意这个问题,去云南开会,到什么保山啊、腾冲啊、瑞丽啊,一直到缅甸,一路都做些调查。我也去戒毒所做报告和调查,跟警察和吸毒劳教人员交流。当时做调查很不容易,很多禁毒部门不愿意开放。

    1993年,公安部某负责人宣布,中国将在3年内禁绝毒品。我就给公安部写信、打电话,说,三年我们能基本控制毒品的泛滥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禁绝,应该有必要的措施,充分重视毒品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们没有回应。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意见还是正确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关注毒品问题的时候,中国艾滋病患者仅有8例,但国外已经很严重了,我就感觉这个毒品和艾滋病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解决,很有可能成为中国重大的社会问题。现在的艾滋病患者和携带者已经到了百万以上。

    不过后来有关部门还是充分重视了我的意见,我曾经参加了国家禁毒委员会《禁毒全书》的编撰,并担任了主编。现在也还在从研究者的角度帮助做一些禁毒方面的工作,比如我现在还担任上海市的禁毒社团--自强服务总社的董事,并在主持《上海禁毒史》和《万国禁烟会研究》的编写。

    青周:所以您把毒品问题也写到了您主编的教材里?

    苏:因为这些问题对当代中国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青少年,青少年在吸毒群体中占到70%强。青少年的禁毒教育非常重要,这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历史的悲剧是绝不应重演的。

    最早调查日军在华第一慰安所,被劝别破坏中日友谊

    青周:您的意思是,经过一段时间,您的课题总能从不被理解到被接受?

    苏:要说不被理解,在我研究“慰安妇”这个课题遭遇的最多。

    1992年以前,“慰安妇”是不太为人所知的,日本政府也有意隐瞒,中国也几乎没人系统研究。1992年我在东京大学做研究,在那里亲眼目睹了韩国第一批站出来的“慰安妇”幸存者在东京向日本政府抗议,要求他们谢罪。有一次国际聚会,有一位日本教授已经开始关注“慰安妇”这个问题,我还没太注意。我和他一交换名片,他说,哎呀,你上海来的,日军的第一个慰安所就在上海。我很吃了一惊,我的本行是研究上海历史,怎么就不知道这个?那个日本学者说,其实这很重要,中国应该有人去研究。这话给我震动很大,我觉得至少要把这第一个日军慰安所搞清楚,不要发生在你地盘上的事情你都不知道。

    1995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我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慰安妇”的论文。论文一发表就出现问题了,当地一些部门找到我说,为了中日友好,不能够公开发表“慰安妇”的文章。

    青周:您没有听那些部门的话?

    苏:没有,我继续调查。后来中国对外友协邀请日本代表团来谈判,就涉及“慰安妇”问题。我也参加了。我们把事实拿出来,对方傻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