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金养老金同时领取:毛泽东扶植红卫兵的初衷:防止中国被和平演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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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卜大华他们却没有就此止步,每天下晚自习后,继续偷偷地聚在一起商讨对策。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瞎胡闹,而是认为自己正在参加着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这些高干子弟们,已从各种渠道听到了不少关于中共上层的消息。所谓的“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等小道消息使这些年轻的娃娃们百般地警惕起来。5月18日林彪在一次讲话中所透露的“毛主席为了预防反革命政变,已有好多天没有入睡了”,更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5月29日晚上,卜大华、王铭、骆小海、张晓宾、陶正、张承志等七八名清华附中的学生,悄悄来到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集会。他们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在小组名称问题上,有人提议叫“向阳”,有人建议叫“卫东”,但大多数人赞同老名字“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在名称确定下来之后,他们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稚嫩而庄严的红卫兵,就在这群大的不过19岁、小的只有13岁的孩子们的童音中诞生了。5月29日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日。

  “红卫兵”这三个字的由来看似偶然,但红卫兵这样的组织被推上当时的中国政坛,则有一定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往往是通过各种偶然性来实现的。

  “红卫兵”组织不胫而走,迅速出现在北京各个中学的校园里。6月初,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为模式,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和北京第25中学等学校都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秘密学生组织,这是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由此开始,以中学生首先自由结合组成的秘密团体“红卫兵”,作为一种来自下层的集团力量的象征,向中国政治舞台上冲杀过来。

  学生的造反运动终于导致停课后,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等组织了一条防线,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6月初,他们向造反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以指导“文化大革命”,试图把运动控制在有益的范围内。

  工作组进入学校后,表示了对学生的支持。红卫兵也把工作组看成是党中央对造反的支持而备受鼓舞,但很快工作组与学生的对立矛盾产生了,并不断升级。

  6月24日,卜大华等人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署名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与工作组的宗旨相违背,遭到了工作组的反对和质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造反’二字怎么解释?”

  但卜大华等人却是有备而来。早在6月5日,他们就在《人民日报》的一篇国际问题的文章中,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当时报纸凡是毛主席语录都用黑体字印刷):“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于是,正在困境中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又与工作组玩起了先“请君入瓮”,再“瓮中捉鳖”的游戏。他们在大字报中故意不写毛主席语录,引诱工作组上钩。

  果然工作组反击了。“造什么反、造谁的反,社会主义时期还造反?”

  在几天的辩论中,卜大华等人引而不发,故意让工作组表演得充分一些。就在他们以为这场风波要圆满结束的时候,7月4日,卜大华等人以同样的署名写出了第2张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在大字报一开头,工工整整抄录了毛主席那段语录。

  看到这张大字报,工作组一下子愣住了。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如何反得?就在工作组考虑对策时,红卫兵又抛出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

  7月17日,73岁高龄的毛泽东,畅游长江之后,回到了中南海。毛主席返京后,听取陈伯达等人的汇报。江青、陈伯达一伙在毛泽东面前大加指责工作组的错误问题,谎报情况,给工作组罗列了种种罪名,恶毒打击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

  于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将要求支持的目光投向了最高统帅毛主席。

  7月28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会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慷慨激昂地控诉了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骆小海、旷涛生也上台发言,并把几论造反精神的文章交给了江青,请她转交毛主席,让他老人家看看,到底反动在什么地方。

  8月1日,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