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世纪欢乐园门票:红卫兵：中国的“冲锋队”

红卫兵：中国的“冲锋队”

提起文革，人们就一定会想到红卫兵，就会想起身穿绿军装、手挥红宝书的革命小将。可以肯定，若干年后，“红卫兵”一定会成为史学家的最爱，成为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

可以这样说，红卫兵是一群具有极度宗教式狂热的青少年，而这种极度宗教式狂热，恰恰可以表明这些青少年愚昧无知，易受某些人的操纵和利用。就红卫兵的种种行为究竟是在何种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的支配下产生的，看了文革时留下来的照片或影视资料（而在这些照片或影视资料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时，成百万的红卫兵手举红宝书狂热欢呼的埸面），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红卫兵的行为是无法理解的，充满了“狂热”和“暴虐”，只能用“疯子”这个词语来概括和说明。记得一本精神病学书上讲，特定环境下的人群，会在某种诱因下，引发集体精神失常现象，称之为“精神病流行”。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陆，就类似这种发病环境，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诱导，便集体发狂，释放出心中的魔鬼，使全国成为恐怖的大疯人院。前些年一位中共最高领袖的后代访问德国后对人说：“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红卫兵成为“文革”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冲锋队”。

那么，这种“暴虐”和“狂热”究竟从何而来？如果我们简单分析一下那些红卫兵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过程，也许会从中找寻到答案。

绝大部分红卫兵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文革开始时中学在校学生（即所谓的“老三届”）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在这些新中国的同龄人中，名字叫“建国”、“建华”、“建中”、“成华”、“立华”的特别多，几乎都是听着革命英雄故事长大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全社会都洋溢着一种崇拜革命英雄的气氛。对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少年来说，英雄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就在他们的身边。有不少青少年学生渴望成为英雄，常感叹自己出生太晚，没能赶上革命战争年代，没有了当英雄的机会。因此，当文革出现了可以让这些青少年显示其“英雄主义”的机会时，他们是不肯放过的。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在党的有关指示下，全国学校加强了对学生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多次在全国青少年学生中发起关于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大讨论，讨论的主要题目是：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什么样的青春值得歌颂？等等。在1958年中国进行的那次失败的共产主义试验中，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可能是阻碍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最大障碍。因此，即使在文革中，毛泽东仍然将“斗私”放在“批修”的前面，要求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经常狠斗“私”字一闪念。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党中央在全党和全民中开展了深入持久的“阶级教育”活动，而当时的青少年在校学生是这埸“阶级教育”的重点。六十年代上半期涌现了大批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在那个年代，小说、戏剧、电影等文艺作品对青少年思想、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要比现在大得多，而所有描写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主题的文艺作品中出现的阶级敌人形象，都有共同特点：他们隐藏在善良人们的身边，表面看起来道貌岸然或慈眉善目，平时用一些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观念来拉拢腐蚀干部或青年人，企图以这种方式来达到他们的各种反革命目的。当时的所有媒体都在不断地告诫青少年们：阶级敌人就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我们必须警钟长鸣，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英雄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我国一代青少年，就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并由此形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怀疑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阶级敌人”。文革初期，“怀疑一切”的思潮非常流行，当时有一位位居要职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在接见造反群众代表时称，除了毛主席以外，任何人都可以怀疑和炮轰（这位领导人后来自己在文革中被整死了）。

随意给个人贴“阶级”标签，即试图确定每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凡被确认为属于敌对阶级的人，即被视为“阶级敌人”。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标准极其混乱，态度极其草率。仅仅根据他（她）的少量言论、行为和所谓历史问题，进行捕风捉影、穿凿附会、扩展引申的所谓分析，通过无限上纲的方式加以罪名。尤其是建国后以言论定罪的做法的盛行，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将判定一个人是否右派的权力交给了各单位的基层党组织，因此，一个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很轻易地给一个向其提过意见的人戴上右派帽子；而在文革中，更将判定一个人是否阶级敌人的权力交给了“群众”，致使各种有机会操纵利用群众组织的人执掌了随意入人于罪的权力，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后果。

一旦将一个人判定为“阶级敌人”，即剥夺了他（她）的一切基本的公民权利甚至最起码的人身权利。“阶级敌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对这些“阶级敌人”进行任意地殴打、辱骂以及其他侵害行为而不必为之承担法律责任。相反，同情“阶级敌人”不幸遭遇者，倒是有可能被扣上“阶级立埸不稳”的帽子，受到与“阶级敌人”相同的待遇。由此而造成了文革运动中数度出现的较普遍的并且很严重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人身虐待和人身污辱行为，这是造成众多自杀事件的主要原因。

红卫兵，一个时代悲剧，就这样走上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