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魂记 王菲:外媒:中美战略对话建构大国政治新范式实至名归

2011年05月26日 09:51　来源：中国新闻网参与互动(15)　　【字体：↑大↓小】
    当地时间5月9日上午，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开幕。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国务委员戴秉国、美国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克林顿、财长盖特纳等出席开幕式。图为王岐山致辞。中新社发 张炜 摄
中新网5月26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6日刊出评论《中美对话的意义》。评论说，中美两国能够建立起一种合作伙伴关系，不但可以规避“权力转移”陷阱，还可以形成一个共赢的局面。战略安全对话揭开了两国在力量变迁格局中的利益调整之幕，中美对话的战略性和全面性可谓是实至名归。两国间既有相互依赖性极高的经济贸易与金融关系，还有战略层面的对话与联系，走出历史阴影，建立大国政治新范式，此其时也。
文章摘编如下：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5月9-10日在华盛顿举行。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带领一个阵营可观的代表团展开对美国的访问。在某种意义上，陈炳德的访问是中美对话的继续。此轮对话达成的《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是落实年初胡奥峰会两国元首共识的结果，这个成果体现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意义所在。
规避权力转移陷阱乃中美大计
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传统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互动的特征。国际关系中的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某一个霸权国家的地位受到新兴大国的威胁，并有被其取而代之的危险出现时，那么双方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将达到最大。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和美国是否必然产生冲突？这个问题困扰着中美两国。
冷战以后，中美两国都在努力和刻意地避免走上对抗的道路。对美国而言，“两面下注”的对华战略自冷战结束后贯穿至今。但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义，从克林顿时代的“战略伙伴”到小布什时代前期的“战略竞争者”和后期的“利益相关者”，再到奥巴马在2009年上台不久就提出的“合作伙伴关系”，都始终没有明确把中国界定为需要遏制的对手。
对中国而言，自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到中共十六大之后提出的“和平崛起(发展)”战略更是力求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无论从外交语言的宣示还是具体实践，中国都努力向美国表明其既没有能力更没有意愿挑战现行全球政经秩序和美国的霸权地位。
由此可以看出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一条若隐若现的轨迹：努力规避“权力转移”陷阱。但这个努力在2010年遇到了重大挑战。如果说在2008年前中美实力差距较大而美国对中国尚不足为虑的话，那么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中两国分别成为世界老大和老二的格局已然形成。也是在这一年，中美关系跌宕起伏，险象环生，能否跳出国际关系历史中“权力转移”陷阱的问题再次直逼两国。
如果重蹈历史覆辙，掉进“权力转移”陷阱，中美两国势必两败俱伤。相反，如果两国能够建立起一种合作伙伴关系，不但可以规避“权力转移”陷阱，还可以形成一个共赢的局面。正是出于这样的利害得失计算，今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奥巴马总统的邀请下对美国展开30年来最为重要的国事访问，并达成“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定下了基调。
对话打造中美关系框架
但中美关系实在太复杂了。从全球问题到地区事务，从地缘政治到经贸和金融关系，从传统文化到意识形态，从政治社会制度到经济体制，从国际第三方因素到国内多元化政治结构，既蕴藏着两国竞争的大量因子，也赋予两国合作的巨大空间，既有干扰两国关系发展的阻力，也有推动两国关系前行的动力。这种高度复杂性决定了中美元首共识定下的基调并不必然是两国关系稳定的充分条件，还需要战略与经济对话来打造沟通和管理双边关系的框架。
肩负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又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借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展开过程就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也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所形容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过程。从效果上看，迄今为止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成功的。
首先，巩固经贸合作这个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每一轮经济对话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两国关系的稳定具有关键意义，第三轮对话达成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被普遍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根据全球形势变化和两国内部需求，保持对话主题的与时俱进。从第一轮到第三轮，“应对危机”、“促进复苏”到“平衡增长”的经济对话主题变迁明确反映了这点。
其次，直面两国经济关系中的新老问题并寻求沟通和解决之道。在第三轮对话中，美国方面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速度、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公平对待美国企业、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妥善处理自主创新。在中国方面，则要求美国实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公平对待中国对美投资、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中美双方能够就这些各自关心的问题展开对话和沟通，不至于因为分歧和摩擦而导致两国关系失控，其意义功莫大焉。
更为重要的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内涵在不断深入。相对而言，战略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短板，是双方建立战略互信的一个软肋。盖茨访华重新打开了两国军事交流大门之后，在两国元首的推动下，在第三轮对话中，中美双方进行了以“增进互信、管控分歧，避免对对方的战略意图产生误读误判”为目的的首轮战略安全对话，双方承认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共同目标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决定建立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并于年内尽早举行首轮磋商。战略安全对话揭开了两国在力量变迁格局中的利益调整之幕，中美对话的战略性和全面性可谓是实至名归。
元首共识定下基调，战略与经济对话打造框架，共同推动中美关系朝着良性竞争与合作的方向前行。历史上，一战前的英德两国缺失战略沟通，二战后的美苏两国则缺失紧密的经济贸易与金融联系，两者最终都没能跳出“权力转移”陷阱，先后走向冲突。而今，中美两国间既有相互依赖性极高的经济贸易与金融关系，还有战略层面的对话与联系，走出历史阴影，建立大国政治新范式，此其时也。(周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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