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加西亚是否门线:时评：中美对话突出战略本色

刘申宁 2011-05-10 15: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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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为期两天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正式举行，王岐山副总理、戴秉国国务委员作为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将同奥巴马总统的特别代表希拉里国务卿、盖特纳财长共同主持对话。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于本月6日举行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介绍，经中美双方商定，本次经济对话的主题为“建设全面互利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围绕这一主题，双方将讨论的议题有：促进贸易与投资合作；完善金融系统和加强金融监管；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东北非形势对地区和世界经济影响、日本特大自然灾害等议题。

根据初步安排，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将分别牵头双方代表团，来自美国16个和中国20个部门的官员也将参会。此次对话的一个小创新是，各部门官员间小范围会谈时间将更长，两国商界人士也会有更多接触。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建立于2009年，已于当年5月和2010年5月进行过两次成功的对话。对话是在战略和经济两条线上的沟通，自成一体又互相关联。如果说。以往对话的重心偏重于经济这条线，而在本轮对话中，战略问题和安全议题很可能成为新的内容，也最吸引全球媒体的关注。早在2005年第一次中美战略对话举行时，双方曾对对话的名称产生过分歧。尽管中方一再做工作，美方就是不肯在对话名称上冠以“战略”二字，只承认这是“高层对话”。这次对话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说：双方要更加注重发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作用，坚持“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定位，切实推动中美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则表示，本轮对话旨在加深双方了解和信任，特别是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和双方共同利益，避免误解和误判。美中如何共同应对国际和地区挑战，将决定美中关系的未来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双方都已经把战略问题摆到了首位。

这次对话的举行，也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背景。最近的中东北非动荡、日本核泄漏、国际反恐形势变化等一系列事件，都需要两国加强沟通，保持协调。在此大背景下举行的第三次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已被外界认为是最温和、最低调的一次。正因为眼前需要马上处理的棘手热点问题减少了，双方可能花更大的力气来讨论事关两国安全和经济长远利益的老大难问题，还原“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本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国家安全。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曾在首次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定义中国的核心利益，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在中东和北非局势动荡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对“颜色革命”更加警惕。最近美国以若干个案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表示，人权议题不仅会泛泛而谈，更会涉及个案。对此，中国外交副部长崔天凯则回应：各国应相互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模式，美国观察中国人权状况“心态要阳光一些”。这实际上就是暗讽美国借人权和互联网自由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西藏、新疆等问题亦然，美方关注的是宗教自由、民族平等，中国关注的是美国是否支持分裂中国的势力。

美国政府先前曾把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列在外国恐怖组织的名单上，然而这一集团的名称却没有出现在新公布的美国官方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上。近几年来，新疆发生了多起暴力事件，包括2008年喀什的致命爆炸袭击，16名中国警察在袭击中牺牲。2009年，新疆民族紧张局势演变为该地区首府乌鲁木齐的暴力示威活动，导致大约200人丧生。

在中东问题上，中美的分歧大过共识。在本轮战略对话中，美国首次引入中东及北非局势议题。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此前表示，美国想要听听中国对中东民主问题的看法，这将是自中东多国爆发民主运动以来，中美双方首次就该问题举行的高级别会谈。

其次是经济安全。此次对话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经济总量2016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超过美国，另外标准普尔下调美国政府债务长期前景评级为负面。这两条新闻均引起轰动效应，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同时发生。全球经济再平衡是过去两年美国在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中的最大诉求，表现在对华政策上主要是逼迫人民币升值。

其实中美双方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认识是一致的，但中方坚持改革目标应为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的机制，而美方更强调升值的幅度。自去年6月中国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超过5%，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率因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美元升值已超过10%。但这依然不能满足美方有关势力的要求。其实，无论被动升值还是主动升值，在市场升值预期存在一定空间的情况下，都会吸引国际资金尤其是热钱流入中国境内，从而使得资本项目顺差增加，加大物价上涨压力。若泡沫在无限吹大后被国际资本刺破，那么国际资本将获得巨大利润，而留给中国市场投资者的则是“一地鸡毛”。

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在5月3日表示，外汇占款是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双顺差积累的这些外汇(占款)，占最近十年投放的基础货币量远远大于100%。”中国央行使用新发行的人民币购买大部分进入中国市场的外汇，这造成货币供应量上升，加剧了通胀压力。不管怎么说，人民币升值早就已经动起来了，再谈此事已无新意。于是，美国开始进一步敦促中国开放金融市场，要求中国经济政策进一步市场化，仍将关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是否达标、政府采购是否存在不公平、自主创新是否存在国家补贴等问题。这些都是美国的想法。

对于中国来说，手持1.14万亿美国国债更为关注美元资产的安全，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谨慎的货币政策，积极处理债务赤字；另外坐拥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鼓励企业走出去的中国呼吁美国开放市场，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合理进行中资赴美投资的安全审查、降低对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并将关注美国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

美国两家知名研究机构5月4日联合发布报告，建议美国两党应联合向中国发出欢迎中国对美投资的明确信息，同时从联邦政府系统形成统一机制，鼓励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确保投资符合美国需求。报告称，至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1万亿至2万亿美元，如果美国能够吸引1万亿美元的中国投资，可望创造70万份工作，有助解决美国现阶段出现的结构性失业危机，加快其经济复苏进程，可谓一种双赢的发展战略。

美中经济对话唱起你来我往的对台戏，比过去仅仅是美国提要求、中国做让步的独角戏更加引人注目。

最后是军事安全。此次美中对话首次将“战略安全对话”纳入大框架，成为新亮点。与前两届相比，本届对话的一大看点在于首次邀请中方高级军事代表出席。中方派出的代表是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上将，而美方将领是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罗伯特·威拉德上将。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前亚洲事务主任、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学者的杰夫里·贝德坦言，在安全领域的美中对话甚至远远落后于美国与前苏联的水平，但“如果双方能够至少在某些问题上进行严肃的讨论，这将是通向长期性的‘紧张缓解与冲突管理’的至关重要第一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包道格同样向东方早报坦言，美中两军各自的关切重点不同，不过，“它（对话）代表了某种缓慢向前的努力”。这次军方人士的参与，最开始是由美国海军智库来策划的，由国防部长盖茨提出会议新程序、会议新方式，被坎贝尔助理国务卿称为是一个有创新意义的举措。

两国军方高官将首次大范围地参与对话，讨论核安全、太空安全、网络安全、海上安全等议题，这些都是关系到两国长远安全的大问题。随着中国隐形战机、航空母舰、反舰导弹等先进武器的陆续出现，美中之间的遏阻与反遏阻的博弈备受瞩目，需要通过对话增强两军互信与互谅，减少误解和误判。但中美两军各自的关切重点不同，导致美国主要智囊对于这一对话前景持普遍谨慎态度。美方有四大关切主题：导弹防御、战略武器、网络安全以及太空。而中国感兴趣的是网络以及海上事务，包括对中国专属经济区进行的侦察活动。此外，在战略对话层面，双方代表将就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苏丹问题以及中东问题进行对话，同时期待与中方讨论反恐合作。

美国的综合国力持续衰退，是不争的事实，其在全球与东亚区域扮演的单极霸权角色，亦可能因此而逐渐褪色。鉴于中美的分与合，是维系东亚稳定的重要因素，美国未来如想减少重返亚洲的阻力，根本之道仍在于，寻求与中国建立“共同领导”的伙伴关系。目前美国，尽管面对严重的双赤字、高失业率和激增的贫穷人口，却还要负担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的庞大军费。联合国安理会不久前授权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首次出现美国无意扮演领导角色的现象，它说明了美国若无法控制预算赤字与外债，未来将很难长期保持在中东、东亚或欧洲的军力优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与贝克，最近在《华盛顿邮报》联名敦促奥巴马总统，除了为保护平民而必须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外，美国不宜再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

中美关系尽管“剪不断，理还乱”，却也不乏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合作。双边关系去年经历了美台军售、达赖访美、谷歌事件、黄海军演及南海核心利益等冲撞，直到今年初胡锦涛访美后，双边对话始回归正轨，印证了中美双方都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的道理，正如同希拉里用“同舟共济”来形容当下的双边关系。面对国际政经情势的快速变迁，中美需要摆脱目前这种“冲突，和解，再冲突，再和解”的互动循环模式。中美第三轮战略经济对话，应是双方尝试建构共同领导伙伴关系的时候。然而，中美终究有太多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人权价值观的差异，很难维系长期友好而稳定的关系。这种无前例和既往经验可循的关系模式，不容易藉着几次战略对话，即可化解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