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魂一喷就晕联系方式:“三阳劫变”思想浅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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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阳劫变”思想浅析(3)学术论文发表时间:2010-06-01 10:45论文来源:www.csscipaper.com 论文发表者:毕业论文网 点击:211次降及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言,定儒家于一尊。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他以阴阳家言杂糅儒学,以阴阳、灾异来解说《春秋》,灾异之说于是大行天下。他说:《春秋》之所讥,降及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言,定儒家于一尊。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他以阴阳家言杂糅儒学,以阴阳、灾异来解说《春秋》,灾异之说于是大行天下。他说:“《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遣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在他那里,天被描绘成“百神之大君”,生育万物:“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于天地参然后生。”(《春秋繁露·顺命》)而天生万物,完全是为了人,他说:“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以奉人。”(《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天人合一,相感相通:“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辟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君主修德治世,政通人和,天便降祥瑞以示褒扬;君主无道,废德教而滥用刑罚,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错乱,怪异之事随之而生,即“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现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恐,其殃咎乃至。”(《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最终导致朝代的更替。自董氏以后,灾异之变,往往被视作“国家将有失道之败”的征兆。至西汉末年,方士化的儒生,大造谶纬之书,谶纬之学大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二者本质上同为神学预言,是天人感应论的又一种表现形式。东汉刘秀以图谶起兵。登帝之后,崇信谶纬,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成为东汉统治思想的一部分,举凡经说之分歧,甚至礼乐制度都以谶纬来作决断,其对社会生活影响深远。魏晋以后,谶纬虽为历代统治者所禁,其在民间仍很流行。上述天命和灾异等观念,已深植于民众的思想深处,各民间教派的教主们无不将他们的学说建立在这些传统思想的基础之上,使得民间宗教具有顽强的生存力,屡禁而不止。  2、末法思想在佛教内外蔓延中国民间宗教的“劫变”说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佛教末法思想的流行,也在无形中为其铺平了道路。佛教以为,一佛的教法在世间流传,要经过有正、像、末三期变迁:(一)如来灭后,教法住世,依教法修行,即能证果,称为正法;(二)虽有教法及修行者,多不能证果,称为像法(像,相似之意);(三)教法垂世,人虽有禀教,而不能修行证果,称为末法。至于三时之时限,诸经论说各异。按《法住记》,佛告阿难,我灭度后正法一千年,由女人出家减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法苑珠林》中说,如来去后,有飞行罗刹,能说十二部经,诈为善比丘,食诸持戒者。为断此恶故佛锡杖镇龙窟中。复令正法增住四百年,像法增千五百年。末法增二万年。末法时期何时开始,佛教内部虽殊难定论,但毫无疑问,末法思想的流行与佛教自身在我国社会中的命运息息相关。佛教自传入我国后,时时遭受思想上的责难与政治上的迫害。尤其晋代以后,北方佛教因屡遭摧残,而有正法灭尽,已近末日之感。在南北朝初叶已有信当世入末法者。天台宗二祖北齐慧思在其所立誓愿文中主张末法思想。时至隋代,三阶教祖信行,认为当时已进入正法衰微而僧风浊乱的末法时代。三阶教曾在隋唐广为流行,末法思想随之四处传播。此后经五代两宋,以至明清,整个佛教界,充满着末法思想的气息。尤其明清两代,佛教衰微,僧风浊乱,积弊丛生,末法之相毕露无遗。佛教大大丧失了对民众的吸引力。正统佛教既不能满足苦难民众的信仰需求,这一巨大的信仰空间,便成了民间宗教的教主们自由驰骋的王国。很多教主歪曲利用了佛教的末法思想,唱言佛教已到了末法时代,僧人既不能自度,何言度人。唯有他们传的才是正法,才是末世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苦海之中的救生法船。如罗教教祖罗清,就以佛法正宗自居,对佛教的教义和教制大加批判。更有一些僧人,作了佛教所说的“狮子身中虫”,甚至舍弃佛法,转而信仰民间宗教,为民间宗教张目,如罗清的弟子释大宁和尚。号称临济正宗二十六代的兰风和尚及其徒王源静补注罗教的经典五部六册宝卷,公开将其视为禅宗临济宗的正式经典,流行于世。就连当时佛教界的大德都如此真伪莫辨,认贼为子,民间宗教焉有不流行之理?  3、菩萨信仰四处流传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菩萨信仰的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宗教“劫变”说的蔓延。中国是大乘佛教的国度,菩萨乘的学说十分流行。其中最盛者当为观世音信仰。在佛教的诸多大菩萨中,观世音菩萨也最受中国民众的青睐。观世音信仰始自印度、西域,后传至中国。我国早期有关观世音经信仰之译经,有三国吴支疆梁接译《法华三昧经》六卷(已佚);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光世音普门品》;姚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其他诸多阐说观世音利益之经典亦相继译出,观世音信仰随之发展。到南北朝时期,观世音信仰已深入民间。同时,宣说观世音信仰之疑伪经典也大量产生,如《高王观世音经》、《观世音咏托生经》、《观世音菩萨救苦经》、《观世音所说行法经》、《观世音三昧经》等。大约在同一时代,弥勒信仰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与观世音信仰发生了联系。《弥勒下生观世音施珠宝经》是作于南北朝的伪经,该经说,弥勒下生,不是成佛而是转化成了观世音菩萨,并且以女身的面目出现。这说明,民间的弥勒信仰已与观世音信仰相混合,不再是佛教中的原样了。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格,诚如所谓“用菩萨挂菩萨,不用菩萨卷菩萨”,极能说明中国民众注重现世人生、讲求实用的特征。下层民众也搞不清二者的区别,在他们的心中,弥勒和观音都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谁灵验就信谁,根本就不去考虑他们有没有区别。从隋唐以迄两宋,由于天台智者大师、四明知礼在观音信仰方面的多事著述;唐中期以后密教的推动;唐末五代时,普陀山成为观世音菩萨之圣地;加之《高王观世音经》等伪经流行民间,观世音信仰在民间更加深入。尤其是《高王观世音经》,其诵经之灵验,就连南宋时的佛教史学大家释志磐亦深信不疑。明清以来,观音信仰的流传,受此经之影响甚巨。清代以后,观世音菩萨更以送子菩萨之形象出现,致使信仰范围愈加扩展。民间信仰素以观世音为女神,加以崇拜,日久遂与道教之“娘娘神”信仰混合,而有“观音娘娘”之称。不难想见,在菩萨信仰的基础如此深厚的中国社会中,在善良而贫苦的民众心中,那些民间宗教的教主们自称是下世救度众生的弥勒佛,该会具有如何巨大的号召力!为了摆脱苦难,得到教主的救度,他们甘愿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献给教主。民间宗教的信徒们对教主的狂热崇信,由此或可得以说明和理解了。 【参考文献】[1] 释志磐《佛祖统纪》,《大正藏》第49卷。[2] 濮文起《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3]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4] (美)欧大年《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5] (日)吉冈义丰《中国民间宗教概说》,《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50册,华宇出版社1985年6月台湾初版。(转载请注明网络来源:CSSCI学术论文网) 共4页: 上一页1234下一页 TAG标签: 三阳劫变 思想 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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