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解决中国的问题需重归新民主主义

2011年07月07日 15:09
来源：中国改革 作者：张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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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对于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共识，包括腐败、两极分化以及三座或四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保）。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显著增强的国力明显不匹配。

中国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执行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线

本文摘自《中国改革》杂志2011年第7期，作者：张木生，原题：《重归新民主主义》

原《中国税务》杂志社长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出炉，关注很多，争议不少。我们于是“议书”，就书中之热点——新民主主义的主张，请张木生再谈思考；作家、《炎黄春秋》杂志执行总编吴思在新书座谈会上对其说提出不同意见，在此刊登吴思对发言的补充整理稿，与读者共享。

——原文编者按

拙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出版后，人们对其中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对普世价值的分析感兴趣，我就再谈谈这部分问题。

改革开放至今已34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出口额世界第一，而且，我们发展的是实体经济。对这些成就，党内外、国内外是有共识的。

对于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共识，包括腐败、两极分化以及三座或四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保）。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显著增强的国力明显不匹配。

其实，大家都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意见分歧在于制度安排。比较左的人士认为，只要允许形成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有了资本力量，就必然有这样不良的结果；比较右的人士认为，权贵资本主义是坏的资本主义，也有好的资本主义，但我们没有学。

以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执行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线。

新民主主义源流

早在1939年左右，中共党内就已开始研究和设计新民主主义。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都阅读列宁大量著作，特别是可看作他“政治遗嘱”的晚年著作。列宁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一再拖延的情况下，列宁提出延长“过渡时间”的“新经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找到了最好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而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100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这一设想没有彻底执行而中途发生变化，其原因与国内、国际大环境密切相关。当时的国共之争，背后是美苏之争，后者不允许中国走自己的道路——搞平衡做不到，只能“一边倒”。建国初期的环境，也使毛不得不“一边倒”来换取苏联对中国的支持。

2007年，杜润生在《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中还原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第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我认为，杜老的总结和概括是非常精辟的。

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以其巨大的政治智慧，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用这一套富有智慧的语言、很高的操作能力来使党内不争论、社会上不争论，这在当时是很高明的选择。

然而，长远来看，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即由于害怕缺少共识而被遮蔽起来。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于，本应明明白白告诉民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就是要恢复到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超越左右的共识，舍此无它。

形势比人强

除了个别人，左派、右派能达成的最大共识就是彻底否定“文革”。“文革”中，毛泽东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无产阶级的党会变质为资产阶级的党，代表人民的党会变成代表少数特权阶级的党。这个问题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能解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式也不能解决，这是事实证明了的，但他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

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和西方普世价值观都不合适。越是民主社会主义，越要与马列拉开距离。“第三条道路”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甚至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工联主义思潮的复辟。欧盟大规模的主权债务危机表明，高福利国家都混不下去。

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与战争、殖民存在直接关系。现在是“一超独霸”，“冷战”结束后美国打了五场战争，没有一场战争是干净的。西方民主实质上就是为民选主子，选出来的人都斗不过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西方政府管收税、打仗，老板管社会上的事，总统、老板换来换去，自由不过是买卖人的自由。

新民主主义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分析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后发型国家面临的问题，得出了自己答案，即要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允许并且能够驾驭资本主义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积累了可用来解决问题的经济成果，可以对占70%的弱势群体先还历史账再推进改革：把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办成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变成13亿人的共同基金，变成股份，可以继承，但不能出售和转让，用以解决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保问题。

在经济上稳定下来，人民满意了，再接着改：让工会可以代表工人和农民工，与资本谈判；成立市场经济下有话语权、有代表性的农会，替农民同官方和各利益集团谈判；在中共的领导下，逐步发挥民主党派应有的功能。这样稳步发展，权力制衡、民主宪政都会有的。

总的看来，现在与20世纪80年代很相似，又出现了巨大的对话需求。不争论的时代确实结束了。我坚信“形势比人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本身也蕴涵着解决的手段，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香港的廉政公署、日本的一党执政下实现工业化，也都是这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