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就功名利达，中了秀才，1904年考上留日官费生，1905年参加创建同盟会活动，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有机会走上社会上层。可是，幼年时家庭与经历留下的个性印记在一生中总是隐隐作痛。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1906年６月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日语翻译，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１９０７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３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多次失败，革命遭受重重困难。同时革命派内部陶成章、章炳麟也与孙中山产生了矛盾分裂。
孙中山是个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面对困难，指挥若定。1910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长堤会议，孙中山做出决定，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改为厚蓄实力。
（注：见王俯民《孙中山详传》，广播电视出版社版，第470页。）
对陶、章则揭穿其谬误。汪精卫没有正确看待形势，而是具有患得患失的情绪，在革命困难时，易走向极端，企图通过暗杀来解决问题，所以就有了谋刺载沣的行动。这其实是从懦弱自卑的个性特点出发做出的走向另一极端的冒然的抉择。谋刺载沣事件之后，汪精卫的懦弱自卑的性格又有所发展。
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其在狱中写有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因晚节不保，此诗已无人记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汪精卫因谋刺不成被捕，本当按律判处死刑，后来却被判处终身监禁。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汪也获释。
汪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总之，谋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
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
（注：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第26页。）
三是他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1911年11月，汪精卫与杨度组织“国事共进会”，不再跟清廷斗争，转向调和，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接着组织“进德会”，自命清高，不讲政治。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身边工作，力劝孙让位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汪精卫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 陈璧君举办了结婚仪式后，8月携陈璧君一起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
1912年8月即赴法，表示厌倦国内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期间，汪回国主张调停双方，向袁委曲求全，放弃革命职责。“二次革命”过后，他的懦弱自卑性格更加发展，进入他自己所谓的“小休时期”，几度浮游欧美，“从事文学工作，一时诗作译作极多”，多是害怕矛盾、回避斗争、放情山水的诗作。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孙中山正在与袁世凯作殊死斗争，汪在法国未曾与闻，晃若隔世。其消极消沉，由此可见。
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中山急召回国。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中华革命党，由此孙中山和黄兴分手。这一事件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可惜汪精卫没有意识到。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三次革命”。1915年《小说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卫署名季新的文章，题目是《红楼梦新评》，汪精卫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红楼梦》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们读《红楼梦》大抵是用一种王国维先生所谓“考据眼”去读，着重在考证小说中的人物是谁，很少有人从“家庭革命”这个角度去解读它，这篇文章的出现可说是空谷足音，从此红学中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就有了一个“家庭感化说”。
直至1917年孙第一次护法，汪才回国归队参加护法运动。旋又赴法；1919年在上海参与创办《建设》杂志。1920年10月奉孙召，再回国参加孙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才打破消极局面，重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洪流。
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
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６月２６日，由汪精卫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1925年７月１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７月２日，汪精卫在１０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汪精卫于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4月归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
４月５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４月１８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
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蒋介石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９月１３日通电下野，１２月１６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
１９２９年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１９３１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５月２８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
二是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
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
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
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为领袖人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
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所以被推为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这不是靠政治实力，是机遇造成的，是形势使然。其中隐含着脆弱的因素。
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反共，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难堪。汪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五月，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实力缺乏，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广州，共产党利用时机发动“广州起义”，汪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引退，悄然出国。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张不听命。汪与张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
（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
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哗然，连他的子女都反对他兼任外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汪精卫听了伤感万分，流着泪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注：见《汪伪十汉奸》，第54页。）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起先不敢公开宣传投降论调。他在7月29日的《最后关头》演讲中装出腔调，谈得很豪壮。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里却暗示抗战必败。他说抗战是“跳火坑”，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页。）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
（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
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求和”、“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卫千方百计寻找“和”的机会。
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正中汪的下怀，两人“款款而谈”，他认定“和平有望”，对抗日毫无热情。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
（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
（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后来汪精卫回顾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
（注：见《汪精卫传》，第146页。）
恐日主和，在汪精卫的意念里，绝非一日两日，而是懦弱自卑的个性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８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
（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
（二）承认（默认）满洲国。
（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
（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他的回忆中，评论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
“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如果按照重光堂会议的精神发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按照“重光堂密约”，汪精卫企图拉拢云南的龙云和广东的张发奎宣布脱离中央，但立遭拒绝。汪精卫此时无地无枪，仅有几个“急和派”跟在身边，根本无法对板垣的奚落做出回应。对于日方顺势提出的得寸进尺的新密约，说不出半个不字。
而此前，汪精卫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内数月不理不睬，当时的汪精卫曾感到从未有的孤独和寡助，只能“诗酒自娱”。对此，日本想拉拢而未成功的军阀吴佩孚有锥心之论，“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之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
可见，日本从未想到过遵守所谓的“重光堂协议”。
堀场大佐在战后谈到这同一事件时，则确定这个强硬路线的中心是以富永恭次少将为首的参谋本部作战部。
富水集团极力主张对兴亚院的计划作生硬的、强硬路线式的解释，对于堀场的任何意见，如“宽大地”对待中国将有利于两国之间友好“提携”的利益，他们都采取敌视态度。当富永和堀场在撤军问题上不断发生冲突时，二人之间（堀场当时在富永手下工作）的关系就愈来愈紧张。
富永坚持有必要在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区永久驻军，特别是顽固地坚持在南京留驻帝国陆军部队的必要性。堀场最后不得不对他的上级提出批评，说他违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指出在南京驻军就“好象穿了一双脏鞋踏进主人家的卧室”。
由于讲了这一句轻率的话，堀场受到发怒的富永的痛斥，要他具结保证不得与梅机关再有任何联系，然后被“踢出”了富永的办公室。此后不久，就把他调往中国。18从此，对堀场称之为“在华特殊利益政策”进行的重要批评在东京中央所起的影响就告结束。（与此相反，富永却一直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后来升任东条内阁的陆军次官。）
不象重光堂会议那样没有保存记录，愚园路会议给我们留下了每次会议几乎是一字不漏的记录。19这些记录，淋漓尽致地揭示出，一九三八年近卫说得非常好听的“三原则”，把同日本帝国合作的丑恶现实掩盖到了何种程度。
除了会议的逐日记录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好几个愚园路会议参加者的报告书。每次白天的正式会议结束后，犬养都要跟周佛海、高宗武以及别的中方参加者碰头，摸清他们的想法，回去向影佐汇报；然后影佐就准备他下次会议上进行讨价还价的战略
日方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西义显听到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后感叹说：“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松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影佐大佐、犬养健以及梅机关其他成员到愚园路1136 弄，开始进行为时两个月的谈判。从最后于十二月三十日签署的“非正式协议”看来，汪对于日本的要求几乎全部都屈从了。13这一协议，稍加修改后就并人了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使日本与汪政权的关系合法化的“基本条约”中去。
汪精卫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虽然近卫声明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内容，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精卫决定按重光堂协议的规定，发表声明响应近卫的和平倡议。
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而汪精卫之羽翼周佛海对中日之战也有“妙论”：“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精卫以及身边的“急和派”们看来，“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们看到了中日之间硬力量的差距，却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和坚忍韧性无从认识。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汪精卫当初的这个和平计划是在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政府，然后新政府接收日军撤军后的占领地，在不割让领土、不赔款的条件下和日本实现和平。如果这个白日梦一样的计划能够实现，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可接受性，汪精卫未必被国人责骂为卖国者。但是必然的，汪精卫的和平计划和他当初的设想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汪精卫自己也成了牺牲品。
汪精卫从革命者转变为汉奸的原因主要有几条：
（一）汪精卫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战初期，中国在日本凌厉的军事打击下大片沦陷国土，人民被大量屠杀，军队更是被成建制的歼灭或击溃。必须承认，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战争准备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强很多。
日本自认为强大很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公然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同时在国际上，“不堪一击，很快屈服”也是列强对于中国抗战前途的共识。
汪精卫出逃之前对抗战是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根本没认识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
当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关头，人民爆发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澎湃的爱国热情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抗日国民政府领导下展示了其巨大力量。以抗战中滇缅公路的修建为例。
上百万人民在没有现代工程机械助力的情况下，在崇山峻岭的西南边疆地区开出了几百公里的国际生命线。参与修建公路的人民基本没有薪水，甚至饮食都未得到充分保障。但在民国的公路修建史中此公路的修建速度最快，工程造价最低。
另外在抗战中期，为配合盟军战略轰炸日本。后方人民再一次展示了巨大力量。当美军工程顾问人员正在踌躇得不到大马力轧路机时，四川人民硬是用人力轧出了供B－29“空中堡垒”庞大机身起降的坚硬跑道。机场竣工后，美军轰炸机在人们声嘶力竭的欢呼下起降。从四川起飞的美军飞机共在日本投下了几十万吨的炸弹。
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汪精卫曾经投身的辛亥革命也是一例。革命党的实力跟清政府比起来悬殊很大。武昌起义的意义并不在于对满清政府的军事打击。在深处中国内陆的武汉，那万把人的革命军对清廷的实际军事威胁并不大。但起义唤醒了人民的反封建意识。
随即而来的各省独立和人民运动才导致了清帝的退位。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初期也是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进行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斗争。正是有这种“坚持”的精神才最终取得胜利。号称以孙中山先生为“偶像”的汪精卫为什么在抗战中丧失了这种可贵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民众的力量决不能忽视。战后印度的独立运动；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管理权的运动；以色列在面对阿拉伯世界围攻下求生存的历次战争，哪个不是实力对比悬殊，哪个不是民众力量的体现呢。抗战中汪精卫的悲观正是源自于“脱离群众”。最终，失败主义转变为投降主义。由此可见汪精卫并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好学生。
（二）汪精卫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
汪出逃河内后，曾发出过全国通电（即艳电）。在通电中汪精卫认为：“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
至于日本到底对中国有无野心，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兄弟之邦（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有了解，就不详述了。
(三)日本的诱降
日本出于对中国的野心，几乎中国所有政治势力都被日本下过功夫。
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这么几家：国民党也就是当权派，领袖人物就是汪蒋等；满清的遗老遗少，立伪满的皇帝是日本情报机关的伟大胜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遗老们，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和唐绍仪，但最后他们一个是莫名其妙的死亡，一个是在答应与日本合作后被爱国青年刺杀。
华北伪政权的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权的梁鸿志也是北洋余孽，但他们跟汪精卫比，也就是“小字辈”。最后他们还是被紧密团结在以汪主席为核心的伪民国政府里了；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龙云，张发奎，陈济棠等。工作虽做了不少，但最后他们的抗战决心和抗战贡献都很大；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里投降的有，抗战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诱降了汪精卫。
还有“知白工作”，因由土肥原负责，又称“土肥原工作”。工作来工作去，当事人全都工作死了。有观点说吴佩孚想同日本合作，但价码太高。又有人说吴佩孚不愿与日本合作，但躲不开，只能漫天要价。不管怎么说，老吴最后没当汉奸，并且他的死还跟日本医生有关系，所以算是保住了晚节的。
对“天字一号”人物蒋介石的诱降被称为“桐工作”。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
他认为：从清朝开始，中日之间所有战争或争端最后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国的“委曲求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打击在历史上是最大，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经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国全民抗战的领袖蒋介石也来个扭转乾坤……当汪精卫在南京和日本“共商国是”的时候，“桐工作”正在香港进行。
蒋认为要利用日本的心理，不妨跟日本工作工作，一来打击汪精卫在南京的“和平”运动，二来对日本军部的战略有个了解。了解日本军队的意图就等于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因为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政府的内阁陆相一定由日军现役人员担任。不管是谁来组阁，只要你的政策不合军队的意，那么就不给你推荐陆相人选，内阁五相缺了一个，您还怎么组阁？所以当时日本军队对政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蒋介石对假工作的实施很费了些心机。出于对抗战有负面影响的考虑（万一传出去，又说不清楚了），决定派那些又不是政府官员，又能跟国民党高层能接触上的人。这些人身份全是真的，但脸可都是假的。全是“军统”特务。其中有个假宋子良，宋子良本是宋子文的弟弟，跟老蒋都算是亲戚。他相片从没在报纸上登过，人又不喜欢热闹，很多人都没见过。
这样的人选日本很满意，觉的国民政府派出了这样的人物，起码还是有“诚意”的。鬼子可不知道，这个宋子良真实的名字叫曾广。代表是假，谈判中自然有假。每到日方谈及实质性问题。我们这位曾假代表就“我要请示请示”“这要研究研究”。请示来研究去，把日方都弄烦了，从而怀疑这代表的真实。做了很多调查都调查不出此人的真实身份。谈判中蒋还是有收获，他起码知道了日本的意图，这个意图没什么新鲜的，停战可以，但要承认伪满，要在中国驻军共同防共等，简单说就是汪精卫认可的那些东西。
与此同时，汪精卫一众人马得知了日本在进行“桐工作”。汪精卫周佛海等乱了阵脚，按周佛海自己说“一夜都未睡好”。他们为什么乱？汪精卫不是自诩自己的事业是“救国救民”的吗，既然如此伟大光荣正确，蒋介石搞一下你们乱什么？“正义”的事业多个帮手不是很好吗？最后，日方通过门上钥匙孔拍了张假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拿到南京后请同宋子文共事过的汪精卫等人鉴定。
周佛海看了照片后大概是惊呼一声吧：这不是小宋！日本这才明白了重庆方面的意图，“桐工作”自然流产。因香港不归日本管，故也没难为假宋子文，只有让他们回中国了。这是军统在抗战中间谍战的一个侧影，不知这位曾广回到中国后又有什么故事呢……
简单的说，日本对汪精卫的诱降是煞费苦心的。做了一个结实的绳套，套在汪精卫脖子上后就由不得汪精卫做主了。绳套一点一点收紧，最后汪主席想喘气就要跟日本商量了。日本开给汪精卫的条件一开始很宽松，从《重光堂协约》；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条件起了质的变化，这很说明问题。
日本的和平运动不可能真是打算“从中国撤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日中经济互相提携”。这对于中国是天大好事，对日本反是不好的。真这么好的话，日本政府应该直接走外交途径，开个什么会然后来个公报：日本放弃一切在华特权。
真这样的话，难道为中国好要搞出个事变，为中国好要搞出满洲国，南京大屠杀中被残酷杀害的30万同胞全是因为不明白日本的好心吧？日军来中国到底是干什么来了？这些小孩子都能明白的道理，汪精卫为什么不明白。如果真的不明白，算是先总理瞎眼了，算是汪精卫傻到与虎谋皮。但正常分析，这样政治上幼稚的傻瓜怎么能曾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又怎么能是党国高级领导人之一呢？恐怕是别有隐情吧！
汪精卫中了鬼子“圈套”后，日本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汪留。你汪主席以民国正统自居，偏要你在青天白日旗下面加个黄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你汪主席以先总理忠实信徒为自豪，偏偏不让你提什么“三民主义”。汪主席追求“民族的独立与自决”，偏偏日本在各级伪政府内部派一大堆“顾问”……
汪精卫于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逝。汪精卫死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呼声中，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此墓。其棺木和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
汪精卫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的侵略活动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在军事上，大量策反了国军（近百万），尤其是杂牌军，组织「伪军」，多次进行清乡，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在林思云先生的观点中“日占区百姓渡过了没有日军侵犯骚扰的安稳的一年。”日占区的民众是“安稳的”，那么其他地区的人民由于汪精卫政府对日本的物资支持恐怕就不得安生了。），汪精卫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打击其统治区的地下抗日武装（主要中共游击队），使得日军可以抽身进行其他战役。
在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协助日军对沦陷区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强迫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并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以供日军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精卫在学校推广与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发动「新国民运动」，从思想上削弱民众的反日情绪。另外，汪精卫承认满洲国、内蒙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出卖中国的领土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现在看来就是分裂国家罪。
汪精卫多次游说日本政府，但是汪的政府从来没有得到多大的自主权。汪政府也毫无权力影响日军在华的军事行动，而且汪政权自始至终也没有建立起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汪政权后期与日本交涉中确实争得一些权利，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力量在变弱，而并非汪政权实力增强。如此一来汪精卫提倡的政治结构毫无号召力，也使所为的「和平建国」落的一场空，最后在日本人不管不问中死去，曾经的美少年，据说在临死前已经不成人样。
而且汪精卫的身份很高，他的投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打击，对人民的抗日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
史家陈寅恪的评价：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