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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是这样炼成的

分类： 资料 2011-03-31 16:38

     浅析道光洋艘征抚记里的“汉奸”现象

三糊涂（资深美女）

看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发现不长的二万字的文章里，竟处处是“汉奸”。至于“奸细”、“奸民”、“奸商”、“奸相”等带“奸”的字样，也时有浮现。这不由引起了我的兴趣。仔细查询，发现“汉奸”最多，有二十五处;“奸商”与“奸民”次之，各出现两次;“奸细”、“奸人”与“奸相”各出现一次。这些“奸”，除了“奸人”专指大鸦片贩子颠地、“奸相”专指当时的钦差大臣琦善之外，其它的“奸”竟都被中国商民水勇们给承包了。其实在当时的大清政府眼里，奸民、奸商与汉奸乃同一概念，由此看来，百姓们在那个时代，做“汉奸”很踊跃的。

老实交待，我羞于与现在的一些民族主义者为伍，老怀疑他们说不的那小样儿，是跟刀枪不入念符咒跳大神的义和团大师们学来的。所以看到魏源书里的“汉奸”现象，我是没有愤怒的，这让我非常不好意思。不过，不好意思仅是一点小意思，因为没有愤怒，却可能拥有一种局外人的冷静与理性，使我在审视中国近代以来的汉奸现象时能更趋向客观。

王怡在他的《民族主义的三重门》中交待：“汉奸”这个词，从《史记》到《明史》，都是找不到的。他说：据学者王柯考证，“汉奸”第一次出现是在清朝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改土归流”中。我也懒得再去考证了，比我还懒的，是李零先生，他在自己的《汉奸发生学》里老实交待：“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所以这里我只能以王怡之说为准了：“汉奸”这名词，应该是清代的产物。

我不知道这名称里面有没有包含民族歧视，我只知道，象琦善那样的满人，大体也是被百姓骂作汉奸的。 这方面，李零先生稍勤快了些－翻了《辞海》。他说《辞海》里给“汉奸”定义是：本指汉族的败类，现在则指中国的叛徒。

《辞海》有些马乎：

第一，汉奸怎么就本指汉族的败类呢？出处在哪儿？虽然俺不是个民族主义者，但是却认为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儿，不能这么小脸一黑，就把发明的专利权戴大汉族头上。

第二，啥叫“中国”？需知，“中国”一词刚刚出现时， 根本不具有国家实体的含义，而是一个地域的、文化的概念。最早的中国指夏人所居之城，最早的中国人指夏人。《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商灭夏之后，占据了黄河中下游一带，商人所居之地，便被视作中国。西周立国后，所谓的中国专指西周及其臣民，周边各族政权及民众被称作“四方”和“四国”。从此，周边各民族只要入主中原，就理直气壮的以“中国”自居了。打个比方，十六国北朝之际在中原立国的诸北族政权，均以中国正统自居，而斥东晋南朝政权为“南伪”。相同的例子还有金和南宋。比如岳飞收复黄河故土，金那边的宣传机构就可以按此思维宣传“汉人侵犯中国”云云。我怀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共产党反骂蒋政权为伪政权也是从这儿来的灵感。因为单从地理上来讲，共产党在黄河这边儿的延安，离中原最近，算是最接近标准答案吧，而老蒋在长江那边儿的南京，离中原稍原，只能算是“南伪”啦。

“中国”作为国名，起始于晚明清初，当时的西方传教士称明清帝国为“中华帝国”，简称即为“中国”。

“中国”这一概念的时空化，侧面说明了《辞海》的不负责任。在没有弄清啥是中国之前，根本无法弄清啥是背叛中国！更何况，“背叛”两字的模糊程度又绝不亚于“中国”两字呢？所以这里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汉奸”乃中国独享专利的一门国学，此中的机关不是简单的语言所能概括出来的！

摆了这么长的龙门阵，算是铺垫，现在打马回头，看看魏源笔下的汉奸现象是个什么情境：

一，正如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毛泽东的反右扩大化一样，晚清汉奸，也被统治者搞得有些扩大化。中国儒者言：人人皆可为尧舜。可中国政府眼里，人人皆可为汉奸！

更严重的是，汉奸扩大化并不全是政府的意思，更多的时候，它是有着庞大的群众基础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统治者想整人，想搞专制，一般都提倡告密与揭发，臣民就很踊跃。比如早在1759年，政府就搞了个防范外夷规定：夷商在中国不得坐轿;夷商必需在规定的时间去规定的地点游玩;夷商不准购卖中国书籍;夷妇不得进入广州城;夷商不得雇佣中国仆妇等等。规定如此深入民众生活，大清小民当然一不小心就变成汉奸了：比如给夷商提供轿子的，汉奸！受雇于夷人的，汉奸！卖书给夷人的，汉奸！至于百姓自身，在这方面的觉悟往往比政府希望的程度还要高出许多，比如政府上午要求大家忠于毛主席，下午就有老婆到政府告发：俺家老公睡午觉的时候，在床上有反动言行！还有，有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有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文章，马上就被一些戴老花镜的同志发现，并负责的向中央一些部门和领导举报：朗朗乾坤之下，竟然出现此等反动文章！一句话，中国人做汉奸踊跃，揭露汉奸更踊跃。

所以，虽然大清政府没有明文规定，但臣民们还是超越规定，把穿西装、学鸟语，给夷人看病、教夷人汉字的中国人，统统称作了汉奸！比如驻英副使刘锡鸿就告过驻英正使郭嵩涛的小状，说他穿鬼子衣，行鬼子礼，汉奸做大了。结果郭这样真正睁眼看世界的一流的人材不得不辞了这差事，回来后更是一路汉奸待遇，在家乡都抬不起头，家乡的愤青差点刨了人家的祖坟，日子简直没法混下去了。比如大清一些官员还告过大清留美学生詹天佑等人的状，说他们不但不尊敬孔子的牌位，还学着洋人的小样儿去水里扑腾（游泳）。结果一帮留美学生尚未毕业就被政府强行招回。幸亏招回来得早，否则天佑完全进化成汉奸了，可能不会为了中国的铁路事业而活活累死的。至于严复那样的启蒙大师，在义和团眼里，竟成了特大汉奸！义和团进北京，第一个要杀的大汉奸就是严复，当然在义和团眼里，主张维新的光绪更是个王牌汉奸了。可惜除奸没有成功：严复铁了心要做汉奸，在大刀王五的保护下跑到天津租界了，抓光绪的义和团小首领被慈禧老太后给法办了。

在反对汉奸扩大化方面，我觉得人家大“奸相”琦善的做法很有借鉴意义。当有人向他打小报告，说某某某是汉奸的时候，他小脸一沉，说这个告密者：汝即汉奸！多好的钦差啊！则天同志、朱元璋同志、斯大林同志 以及类似的其他同志，就没有这等大将风度！

可能正因为汉奸太多了，所以鸦片战争期间，香港有了一回龙卷风，或者海啸什么的，于是两广的督抚们上奏道光：“撞碎洋船无数，漂没洋兵汉奸无数……浮尸蔽海”。中国官员在扩大汉奸数量与扩大敌方损失方面，甚至在扩大小麦亩产量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或曰历史遗传性，习惯玩浮夸风。朝廷一听，汉奸尸体飘得把海都给遮蔽了？太痛快了，“发藏香谢海神，布告中外”，并准备大力提拔广东文武官员以示祝贺。实际情形则是，此时，洋船数十艘，把咱的厦门拿下了。

二、汉奸不是自由生成的，归根结底，它是由政府成全的。

魏源在自己的《道光洋艘征抚记》里对汉奸的生成原因有过一定的分析，首先是民族歧视方面的原因，比如乍浦之战前，驻防旗兵平时凌辱汉人，乍浦开战后，又动不动骂汉兵为汉奸，福建的汉兵一急，真的做汉奸去了－纵火做内应，不但把英夷迎了进来，还把满人兵营给烧了个一干二净。其次是组织与技术方面的原因，政府组织民间水勇抗英，可是由于一会儿主和一会儿主战，导致一会儿招募，一会儿解散。魏源说，由于没有对这些解散的水勇进行妥善安置，所以他们扭头就跑夷人那边，给夷人服务了。最先招募水勇的，是林公。不得不承认，林公很聪明的，虽然中国的孙子兵法里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古训，但中国人做爷爷的时间长了，早忘了孙子战术了。之所以说林则徐聪明，就是在于他捡起了孙子精神，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外国人极藐视中国水师，但是却非常畏惧沿海枭徒及渔船、渔户等。于是林公让国家部队坐冷板凳，高价招募丁壮五千，虽然国家部队不干活，但工资还要拿的，于是林公利用自己的职权，给洋商、盐商及潮州客商分摊捐款，跟上级机构在我们单位募捐似的，不捐不行。问题是林公一下岗，琦善同志上岗，这帮水勇跟着组织干革命的前途就没有了，只好投奔了夷人，做了汉奸。魏源在文章的最后作总结，非常遗憾地说：“故敌寇之役，中国非无外扰也，非无内助也，无人调度之，则殴属夷以资敌国，且化劲民为奸民，且诬义民为顽民”。当然，他还想到了黑吃黑：“岂特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以汉奸攻逆敌也”。魏源说得对，奕山就从香港招回汉奸三千名。而且这些汉奸还拍着胸脯保证，愿立功赎罪，一举歼灭洋人。最后由于祁总督的反对，没有执行。但我很怀疑执行的结果。一句话，汉奸打英夷，道路是平坦的，前途是黑暗的：正象慈禧太后急眼后动用中国最保守最落后的力量－义和团一样，在全新的洋敌人面前，政府与军队全都傻眼了，却以汉奸作最后一张牌，结果当然不容乐观！

魏源算是中国第一位睁眼的知识分子了，但是睁得还不够，所以他的局限性在于，他只能找出汉奸发生的组织与技术原因，却找不出汉奸发生的体制性原因。传统的中国政府，乃是家国同构体。也就是说，国是统治者的家，家是统治者的国，作为家奴的百姓，跟统治者根本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商纣王统治下的奴隶，当然谈不上热爱商王朝;夏朝的百姓公开喊叫“吾与汝皆亡”。只不过那时尚不时兴“汉奸”这个概念罢了。否则战线前反戈一击的商奴与“吾与汝皆亡”的夏民，全都是伪军或者汉奸啦。总之，从概念与意识上来讲，奴民们既没有国家概念，更没有爱国情操。从生活与实践方面来讲，统治者是他们天然的敌人，一个王朝的覆灭与倒台，对百姓来讲，无非是多了一个说书的故事而已。

这一点，麦天枢在他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里说得也很坦白：“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便是属于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而政府，总是象主人一样了解自己的家奴，看自己的百姓，个个皆汉奸。魏源在书里交待说：“将军、参赞之至粤也，屡奏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故还募水勇於福建，而不用粤勇。官兵擒捕汉奸，有不问是非而杀之者，粤民久不平。而英人初不杀粤民，所获乡勇皆释还，或间攻土匪，禁劫掠，以要结民心。故虽有擒斩敌人之赏格，无一应命。当洋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魏源所说的将军乃是靖逆将军、皇家宗室奕山，参赞乃是湖南提督杨芳和户部尚书隆文。这些天朝大员去广东抗英，却把广东百姓视作汉奸，且杀起汉奸来不问是非，能打胜仗才怪呢。作为百姓们，最高的境界也只能做到“壁上观”了，否则就剩下做汉奸的份儿了。至于象林公那样悬赏抗敌，只认钱不认国家与政府的百姓们居然也无人应命。这可能跟政府冶国准则有关，政府信奉“宁给友邦勿给家贼”，家奴自然是信奉“宁给敌邦不给主人”。

当然大员们视民为汉奸，可能也有自己的考虑，起码打败了，可以把屎盆子扣到汉奸头上。比如鸦片战争中，英国总共来了四千步兵，而裕谦以四千兵守镇海，却上奏曰：“洋船黑兵及汉奸不下万人”。叫人一看，好象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似的。事实上，日本人看了中国的《地雷战》，就产生过这种幻觉！当然了，八国联军进中国的时候，队伍里有一个中国军团，作战非常勇敢，并因此受到了表彰，但是我们总不至于因此而称之为“九国联军进中国，其中一国是中国”。

总之，如果政府不是民意政府，百姓也仅是奴隶而不是公民，平时享受不到做人的尊严与待遇，那么，百姓乘政府自顾不暇的当口做做汉奸也算是乘机出口气了。比如龚自珍的儿子龚孝拱领着英法联军奔赴皇家后花园圆明园时，小子的心里估计是很得意的。因为他跟英国人说了：一定要让那个皇帝佬儿哭鼻子！结果，那个皇帝佬儿不但哭了，还哭得很伤心。至于大清普通百姓，估计没一个为此而哭的，因为圆明园根本没有他们的份儿，与他们无关。当然了，现在还有人为此而伤心，那是他们把自己当作爱心觉罗家的嫡系子孙啦，也叫感情错位吧。

三、在中国做汉奸既容易，又不容易。之所以说容易，是因为一不小心您就是汉奸，根本不用作主观的努力，更不看客观的效果。说您是汉奸您就是汉奸。比如镇江战役前，驻防的副都统海龄禁难民迁徙出城，“出者皆刃夹而搜括之，日捕诛城中汉奸”，闹得全城象开了锅似的。当然了，做汉奸更多的是不容易：

第一，做汉奸得跟政府与官员合作。比如贩卖鸦片。夷人无权登陆，只把鸦片运送到境边，接应他们并把鸦片转贩内地的，当然要全靠中国汉奸自力更生了。做到这一点，光靠汉奸们的个人机智还是不行的，还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的合作，共同作奸，也叫警奸一家吧。众所周知，鸦片烟在康熙初以药材纳税， 政府并未禁它。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前， 每年进口多不过二百箱。及嘉庆元年（1796年），因嗜者日众，始禁其入口。嘉庆末，每年进口增至三四千箱。道光初严禁，但禁得再严，也能进来四五千箱，两广总督阮元密奏道光，请暂事羁縻，徐图驱逐，于是情况更不妙。滑稽的是，道光六年（1826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设巡船之后， 烟的进口反而突飞猛进，一下增至年二万箱者。一句话，没有水师还好，有了水师，它反而成了鸦片贩子的武装保护部队，也只有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文化特色下，才会出现这等滑稽事。无奈，道光十二年（1832年），总督卢坤始裁巡船，而水师积习已不可挽。

道光十七年（1837年），总督邓廷桢复设巡船，而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与洋船约，每万箱要送数百箱给水师，以供水师向政府报功，其它的自由买卖，甚至韩的水师船都代洋人运送鸦片进口。更滑稽的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人人先富起来，鸦片烟进口每年增至四五万箱。后来林则徐到广州禁烟，第一步就是以禁烟事宜策问书院士子，书院士子们在自己的无记名试卷中皆答曰：水师包庇贩私。于是林公奏革水师总兵韩肇废之职。但林公没有成功，这一点连林公的好朋友魏源都乐意承认：“终以邓廷桢所保，不能尽正其罪”。一些中国学者，据此为林公不够正直的证据之一。据我猜测，邓廷桢估计就象现在的领导一样，给林公打招呼、写条子，也算爱护下属吧！

第二，还得给中国官员做翻译。比如琦善大人雇佣的与夷人通信的使者鲍鹏就是个大汉奸。这是没办法的事。大清臣民从上到下，有几个人屑于学鸟语又有几个人有权学鸟语或者说敢于学鸟语的？凡是学鸟语的，肯定不是好鸟，至少算是汉奸吧。何况鲍鹏还被人怀疑是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的同性恋同志。虽然中国古代特别流行同志关系，但是给夷人做同志，那就是双料的汉奸啦。

第三、贩卖鸦片、给夷人做向导探路，跑到台湾替夷人煽风点火，在城内放火给夷人做内应不说，有时还直接参加英夷队伍作战，最后一不小心就被中国政府干掉了。

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里，这类故事很多的。游击马辰“生擒奸民十余”、林则徐遣兵船于磨刀洋外洋“擒获汉奸十有三”、“汉奸两千余梯山后攻其背，陈连升于后山埋地雷，机发轰死百余贼”。当然这些数字也不能全信，单说最后这个数字，乃是虎门口外的大角沙角炮台之役，据麦天枢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载：此次战役，中国官兵阵亡292人，负伤463人，而英军无死亡只有38人负伤。但在中国官方的奏报中，打死夷人汉奸数十名。而魏源的《道光洋洋艘征抚记》载，“陈连升於後山埋地雷，机发轰死百馀贼，而不能再发。贼後队復拥上，众五倍於我。我兵以扛炮前後歼二三百”。所以，汉奸给英人做炮灰，我们也不能估计得很高，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汉奸还没有那样高的国际主义精神。除此之外，汉奸有时候还要替无能的清军将领背黑锅，比如长溪岭之战，参赞大臣文蔚自知敌不过英夷，就一溜烟的跑了。跑的时候，轻装上阵，把所有的辎重都扔了，回头却说营盘被汉奸烧毁了云云。当然政府不知道，文蔚是晚上跑的，且一边跑一边赏钱给轿夫和船夫，催他们快些再快些。而且跑得真是太快了，英军第二天天黑时才赶到文蔚的阵地！

第四，如果做汉奸，成了糊口的饭碗，那就更糟了。因为有时候不是你想做汉奸就能做成的，其间有着各种不可抗的因素。夷人虽然羡慕中国的财富，又极具侵略意识，但遗憾的是，夷妇们很不争气，既没有多子多福的概念，又没有养儿防老的意识，肚子时常是瘪的，导致夷人人口老是上不去，于是夷人就相中了中国的劳动力。夷人生活与普通商业运转中，也少不得要雇佣中国人，于是中国人想做个小汉奸，还是有市场的。但林则徐一上任，就开始发传单，张榜文，鼓励敌方阵营内的汉奸们弃暗投明：每杀白洋人者赏银二百圆，黑洋人半之，斩首逆义律者银二万圆。其下领兵头目，以次递降。获兵艘者，除火药炮械缴官外，其余的都归你自己。虽然林公这告示不尽是发给汉奸的，也含有让中国的好百姓自动组织起来杀敌致富的意思，但被吓着的，却是洋船上的夷人。他们对中国这些汉奸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咋看咋不象铁杆汉奸，所以，不待他们架敌船、掂人头的投诚去，就先把他们全解雇了。这帮职业汉奸一下子全下岗了，史无记载，不知他们恨不恨林公。假设人家本想做汉奸到底，没有投诚的意思，他这么一诈唬，弄得人家道德上一下由黑暗走向光明，物质上却由小康一下跌入了特困！一句话，汉奸做不成了，干些啥营生好呢。总不能给他们放一首刘欢的“重头再来”吧？

第五，做个带官衔的汉奸也不容易，我说的是奸相琦善！骂琦善是奸相的，乃是粤民。看来粤民不简单，政府官员骂他们人人皆汉奸，他们就回骂政府大官员琦善乃是奸相，起因还是由于抗英。因为粤民时间长了，发现洋人军队与政府军队一样不是好东西，所以纠众闹了回三元里抗英，却被政府官员劝退了。而在洋人退走的过程中，粤民乘机发起了敌退我追的战术，用火攻袭搁浅到沙滩中的英船，乘涨潮偷袭虎门的洋船，佛山义民还发明了最早的生化物器，在上风头放毒烟迷洋人的眼睛。义律气得不行，大骂粤人非良民，粤民回骂得最有意思：“尔自谓船炮无敌，何不於林制府任内攻犯广东？尔前日被围时，何不能力战自效，而求救於首府？此次由奸相受尔笼络，主款撤防，故尔得乘虚深入。倘再犯内河，我百姓若不云集十万众，各出草筏，沉沙石，整枪炮，截尔首尾，火尔艘舰，歼尔丑类者，我等即非大清国之子民。”看粤民的意思，这次大清战败，全是因为主战派的林被革了职，而主和派的琦善上了场。典型的技术不够道德凑，国力不行，还是道德凑！也不怪百姓说话没水准，“大清子民”嘛，离公民的距离还差千年呢！

而琦善虽然铁了心要做奸相，与英夷和谈。但是在他可怜的认识中，他以为夷人不过受了林则徐的气，我们这边撤了林则徐的职，再赔尔等俩小钱，这事就过去了。打死他他也想不到，此时的英夷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且拥有全球最多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大帝国，人家才是真正的老大，所以提出的条件很牛，比如开放好几个港口不说，还要求他们可以带老婆前来同住。中国之所以不准洋女人登陆中国，就是暗地里希望夷人做光棍，熬不住后就会纷纷回国的，现然居然要携妻带子的过来，不反了天吗？琦善没法，只好矛盾上交，可夷人等不及，就开了张。弄得琦善大人很伤自尊。琦善最后的结果是革职查问，查问的过程中，还被府宪怀疑作汉奸：听说你跟义律关系特亲密？他还给你送过东西？当然了，最伤琦善自尊的不是这个，而是与英夷在谈判桌上的平起平坐。

有人说，琦善是大清第一个对着英夷称“贵国”、“贵特使”的官员，在此之前，我们一直称他们为“尔国”、“尔特使”，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好似酒桌上的两人猜拳，原先一直是爷俩好来着，却突然变成哥俩好了，爷心里很不是滋味的，尽管他被百姓骂作了奸相，但是再奸也不反对做永久的爷啊！更重要的是，这位爷之所以主和，乃是由于他比林则徐清醒多了。免职之后的林则徐曾给皇上上奏，希望戴罪立功，并言因贸易为英人所阻，各洋人都准备回国带兵，来与英人决战呢。而我们呢，正好以敌攻敌。还说“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问题是曾经跟着林公一块儿亢奋过的道光再也不相信林公了，没给林公回贴。相形之下，琦善的看法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当是清醒之言，他说：“地理则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交锋，实无把握”。说得多实在多坦白啊，好象有先见之明似的。至于民情不坚，就是政府自身一直在源源不断的制造汉奸的一种委婉说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