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探微

陈寒鸣
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在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在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这里，我们着重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对朱德思想略作探微。
（一）戎马一生的朱德，绝非一介武夫，而始终是位有着明确、坚定的远大志向和理想追求的革命军人。1909年，他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同盟会，投身到资产阶级民族主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但如其自谓：“由于辛亥革命及其后的讨袁战争、护国革命、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先生和一切仍然忠诚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探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亲身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之目的的朱德，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1922年，他“在德国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1）成为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且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这样一种历程表明朱德的一生是在明确而又坚定的理想驱使下不断探索、不断前进的革命的一生。
朱德不仅个人有着明确、坚定的远在大志向和理想追求，而且，他还十分重视以科学理想来指导和激励他所统率的革命军队。这在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以后表现得最为明显。早在1931年，他就把“确定红军的阶级性”作为“怎样创造铁的红军”的六个基本条件中的第一条，指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也可以说是一切劳动群众的军队。红军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工农自己的劳维埃政权，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劳动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得到解放。为要达到这一历史任务，红军的组织万分必须有充分的阶级性，就是工农劳苦群众才能资格来当红军。”（2）他又很提倡“革命的英雄主义”，说：
革命的英雄主义，是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以革命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赤胆忠心，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而不是斤斤于作个人打算；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革命是为群众的事业，又是群众自己的事业，因而革命的英雄主义，必然是群众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作所为都是为群众的利益，而个人的利益则无条件地服从群众的利益；一是相信群众力量、集体力量才是创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个人的力量只是这个伟大力量中的“沧海一粟”。他认为，人民军队中的这种新英雄主义和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有着严格的本质区别。“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是把个人的名利权位放在第一位，而不去首先分辨革命与反革命的严格界限；是一人至上，个人突出，轻视与脱离群众，甚至愚弄与奴役群众。其结果，必然为群众所唾弃，为历史所嘲笑！”而“新英雄主义是新时代新社会的产物，是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只有具备共产党的高尚品质和伟大气魄，才能具有彻底的革命观点和群众观点，才能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一切自私自利的剥削阶级，都没有勇气面向革命、面向群众，不知埋没与葬送了几多的真正英雄，反而使许多害人的毒虫披上了‘英雄’的外衣。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切人们都可在为革命为群众的事业中，尽量发挥自己的天才和创造性，在革命事业的宝库中放进自己的更多的力量和更大的成就；而所有杰出的群众英雄，也都会会被赏识，被表扬，将和伟大的革命事业一道永垂不朽！”（3）毫无疑问，只有在以共同的理想为凝聚力的人民革命军队里，才能形成、发展起这种新型的、革命的、群众的英雄主义。而这种英雄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新英雄主义运动的展开，又有助于加强和深化革命军人共具的理想。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建以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朱德谆谆告诫革命军人一定要树立好革命的人生观，绝不能害怕流血牺牲：“我们参加共产党的第一天，就决定了要为革命牺牲。既然有决心参加共产党干革命，为什么还要顾虑生死？为革命牺牲，正是死得其所，是最光荣的。”（4）他又要求人民军队的指挥员们切不可居功自傲，因为“我们现在打的是阶级的战争，是向敌对阶级战斗，功是谁的？是战士和工人、农民的。领导人不经过他们，就一点功也没有。中国的工人、农民在革命战争中流了许多血，世界上晓得中国的工人、农民英雄，但不晓得他们那样多名字，那样多详细的事迹，有时就记住了他们的领导人。这是以领导人来代表中国的工人、农民。比如我是总司令，有时把我当作他们的代表，把他们的功挂在我的名字上，如果我因此就夸功，那岂不可笑！不经过工农群众，哪里来的功！”（5）
（二）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坚定信念的朱德，深知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还只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革命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夺取政权，更重要的还在于发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主义历史传统，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不高的国家，是难以跨越式地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迈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而必须经历一个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所以他不仅完全赞同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而且对这理论还做了一定引申性的阐发。如其在1949年7月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6）中提出了这样几个主张：其一，必须“认清工人阶级今天所处的地位”。朱德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已获得解放，……他们已不是被统治阶级，而是统治阶级，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中的领导阶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人翁。”这是首先须予确认的基本政治原则。其二，在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既存在着处于主导地位的国营企业，又存在着处于附属、补充地位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在现阶段，在政治上，工人阶级要联合愿意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中国经济落后，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就使得“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和实行劳资两利的方针，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完全必要的。”其三，一方面，应该认识到“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存在和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是当前整个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之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不仅应该把国营经济看做是自己的财富，也应该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看做是自己领导的国家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既“必须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使之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向着有益于而不是有害于国民生计的方向走”，更应认识到“工人阶级不仅在政治上领导着资产阶级，而且在经济上也经过它所领导的国家政权与国营经济来领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其四，工人阶级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这是就整体而言的，至于具体到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则应进行分析：“新民主主义国家国营企业的职工，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获得了解放，他们已不再受人剥削，已不是为资本家做工，而是为国家，为人民，为工人阶级自己做工了。因为国营企业是国家的，是人民的，首先也就是工人阶级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他们在经济上还没有获得完全解放，他们还受着资本家剥削，这种剥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只能够受到限制，而不能够消灭。”这样，在私营企业中，就“存在着两大对立的阶级，资本家和工人”。那末，在这种状况下，作为职工群众组织的工会又应如何作为呢？朱德指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应该坚定不移地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不等于无限制地增加工资、无限制地改善生活。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经济主义者的路线，是落后工人的情绪，而不是真正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会，也必须教育工人，使之懂得工人阶级长远的根本利益，而在劳资两利的原则下发展生产，并在生产中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当然，在私营企业中，要实现劳资两利，光靠政府的法令和监督是不够的。资本家是有种种办法力求克扣工人、加重剥削的，要经过工人一定的适当的斗争，才能实现劳资两利，在工人与资本家的这种斗争中，工会应该是坚决代表工人的。”
（三）朱德认为“革命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7）故其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冷静、理性地思考，提出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观念或意见。早在战争年代，他就提出：“经济建设是基础。我们打仗为了什么呢？为的是生产建设。……战争是暂时的，生产是永久的。”他尤其强调要搞好解放区的公营经济：
群众经济要好好发展，公营经济也要好好发展。……目前我们所有的公营企业都应当实行发展壮大的方针，做买卖要赚钱，工业要扩大，这不仅眼前对人民有好处，并且是将来向社会主义发展、战胜私人资本主义最有力的保证。如果只有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公营事业停滞不前或日益消弱，怎么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前途呢？当然，“在发展公营工业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扶持私人工业的发展，银行也可根据需要贷款扶持它们。”（8）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德认为：“现在摆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这个目的，一方面，我们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这是更加巨大和更加困难的工程。”（9）他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曾做过专门论析，如指出：“手工业者一方面是劳动者，同时又是私有者，如果不对他们进行改造，就有可能向资本主义发展。但并不是每个手工业者都可以成为资本家的，而只是极少数人发了财，大多数人破产失业。这就说明手工业者向资本主义发展是没有前途的。”因此，“实现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而“把为国计民生所需要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有计划地指导他们生产，提高生产力，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会起很大的作用。”（10）朱德更大力提倡勤劳节俭精神，指出：
我们正处在创立社会主义家业的时期，我们要怎样才能把我们的家业创立起来呢？要靠勤劳，还要靠节俭。勤俭是我国劳动人民固有的美德。“克勤克俭，成家立业”的格言，现在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必须时刻牢记和贯彻执行的原则。党中央一向要求我们全党的同志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并且多次领导全党开展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运动。这些运动，虽然每一次都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但遗憾的是，铺张门面、讲究排场、随便挥霍老百姓的金钱的严重现象，仍然时有发现。我们必须动员全党来抵制这种不良的倾向。（11）又说：“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但也是一个经济技术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的国家。为了改变我国这种落后状态，几年来，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作了极大的努力，使生产和建设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总的说来，我们的国家还是落后和贫穷的。要想在这样的基础上建成一个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依靠全国六亿人民的一致努力，发挥一切积极因素，切实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才能达到这个伟大的目的。”（12）此外，朱德在强调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优势，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总结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他不主张“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认为“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提出在我国目前农村“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保留一点私有制“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一点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13）朱德的这些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思想认识，对于纠正20世纪50年代经济建设中“左”的偏向是起了一点作用的。
（四）朱德非常关注执政党自身的建设，1950年即指出：
由于我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成为这一政权的领导党，因此，党在非党群众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同时，党和党外人士合作的范围一天天广泛起来，合作的事务一天天增多起来。正因为这样，所以党的一言一行，对于全国人民的影响就很大。如果有一部分甚至是很少数的党员有不好的言行，那就会破坏党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因此，坚持铁的纪律，加强党的纪律性，在今天就更有特殊的重大的意义。（14）这实际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向全党提出在党由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成为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党以后，如何切实加强自身建设的重大课题。他谆谆告诫尽管“几年来，我们的党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整党、‘三反’、‘五反’等运动的锻炼，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并清除了一部分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出党，大大地巩固和纯洁了党的组织。但是，敌人还未完全消灭，帝国主义及国内被打倒的阶级还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还要利用一切机会，采用各种方法来破坏我们的事业，破坏我们党的团结，企图在中国复辟。而且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处在同资产阶级又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因此我们仍应时刻提高革命警惕性，并进一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又指出：
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当我们党处在同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党员干部就容易犯“左”倾冒险的错误；相反，当我们党处在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党员干部就容易犯右倾麻痹的错误。……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对党的腐蚀，将是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他还很郑重地指出：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注意巩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反对党内任何破坏这种联系的现象。我们的党只有在受到广大群众拥护和监督的条件下，才是强有力的，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阻力，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15）总之，朱德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有的问题都必然地会最后“归结到我们党的领导和党本身团结的问题”上，“只要我们党能够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而不犯重大的错误，只要我们党能够保持自己队伍本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巩固的统一和团结，我们党一定能够团结六亿人民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16）他的这些思想，至今仍很有意义。
朱德并未遗留给我们专门的理论著作，他似乎也无意于构筑思想体系，但由上述简析不难看出，他对于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这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的。

[注释]
（1）《辛亥革命回忆》，《朱德选集》第385、38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上书第1页。
（3）《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上书第117、117、117—118页。
（4）《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上书第239页。
（5）《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上书第224页。
（6）《关于工会工作的几个问题》，见上书第261—266页。
（7）同上，上书第266页。
（8）《对冀中经济工作的意见》，上书第213、214、215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9）《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上书第337页。
（10）《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上书第321页。
（11）《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上书第340页。
（12）《勤俭持家》，上书第367页。
（13）《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上书第371、371—372、372、373、377页。
（14）《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上书第280页。
（15）《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上书第315、315—316、316页。
（16）《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上书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