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周作人无疑是公认的散文大师，他以欠激烈的笔调写作欠激烈的文章，辅之以超常的学养和清雅的趣味，往往给人以恬淡高明的感觉。他提倡“人的文学”，乐意为妇女和儿童说话，同情因和平请愿而不幸死难的学生。至于水乡的乌篷船、江南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希腊的哲人、苍蝇的传说和平安的接吻，他都能涉笔成趣，触手成春。
身为作家，他思想深刻。身为学者，他腹笥丰赡。僻居于北平八道湾十一号宅院里，在乱世久不消停的苦雨时节闲饮苦茶，做个万人如海一身藏的隐士，自由自在地读书会友，这是周作人向往的理想境界。然而，苛刻的时代不容许他善始善终。好端端的隐士一不小心弄了个“汉奸”标签贴在额头上，由身安名泰到身败名裂，被人唾其面而批其颊，于周作人而言，这真是生生世世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一往而不复的蜕变过程比他熟稔的任何一幕古希腊悲剧更加不折不扣。审决者主张疑罪从有，向来就不喜欢留下商量的余地，他们只管猛拍几记惊堂木，抛出一个不容申辩的考题：“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这八个字原本是专为汪精卫这等好身段好功架的角色量身定制的，用于周作人是否同样合乎卯榫？汪精卫素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炎炎大话自欺欺世，周作人也曾有维护北方教育舍我其谁的法庭辩解，表面看去，他们似乎是气味相投的同路人，但彼此合作时并未言欢，“蜜月期”短之又短。不少黉门学者和职业评论家喜欢枕着“公论”呼呼酣睡，这个懒他们可真是偷定了，而且偷得心安理得。
近年来，铁案不铁、掘开史墓启棺重论的事情屡有发生，此案的疑点也逐渐水落石出，新旧史料值得有心人去仔细研寻和甄别。“文化汉奸”这个定性对周作人算不算过于严厉？竟弄成仁者见“智”、智者见“仁”的别扭局面，趋于公允的结论恐怕永难从官方的判断和民间的认识里轻松娩出。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温源宁执教北大西语系，与北平名流旦夕过从，多有交往，他的英文短传结集《不够知己》颇能活画出众位传主的样貌、行为和性格。《周作人先生》就不乏得体传神的描绘：“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窃窃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然而，他有那么一种超脱之态，（是不够亲切呢，还是暗中藐视呢，很难说。）人们在他面前，便难以无拘无束，他冷眼旁观，也许不免窃笑。他清谈对客，文质彬彬，正是这种文质彬彬，叫人无法对他亲亲热热。他呵呵一笑（或者不如说，他微笑得出了声）的时候，他那形如枪弹的头一上一下地摆动起来，这就是表示着，你可以跟他亲近，却不要太随随便便。当然，谁也不能对他毫不客气。刚跟他会面的时候，大家总是尊敬他，这尊敬，若是来自敌手，就会转为害怕，若是来自朋友，就会转为亲近，亲近得如兄如弟，互有好感，不过绝不会到热诚相与的地步。……他大有铁似的毅力。他那紧闭的嘴唇，加上浓密的胡子，便是坚决之貌。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就满够了。”最绝的是，温源宁联想到周作人做过海军学院的学员，因此认定“周先生确实像一只装甲军舰，因为他有钢铁的风姿”。但不同的人对周作人的印象会有不小的出入，在谢兴尧看来，周作人“一切举动斯文有礼，说话嚅嚅，如妇人女子，柔巽有余，刚毅不足”。依据周作人长期惧内的表现来推断，温源宁称之为“装甲军舰”，恐怕不够精准，夸张的成分偏大了些。
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皆有交情，他的《记周氏兄弟》率先提出了“热”和“冷”的鲜明对比，半点不含糊：“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有天才，而冷不如热。……冷热以感情言也。两人都是绍兴师爷，都是深懂世故。鲁迅太深世故了，所以为领袖欲所害。作人太冷，所以甘当汉奸。”张中行在《再谈苦雨斋》一文中对周氏兄弟的评价也沿用了林氏“热”和“冷”的尺度：“关于世道，兄是用热眼看，因而很快转为义愤；弟是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想热而热不起来。”
周氏兄弟性格的形成与周家的一场大变故密不可分。光绪十九年（1893年），为了给翌岁慈禧太后六旬万寿预热，全国举行癸巳恩科乡试，周氏兄弟的祖父周福清受绍兴几位乡绅之托，向浙江副主考周锡恩贿买关节，因仆人粗心大意，将信件和银票误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而东窗事发。依照大清律例，科场舞弊属于重罪之列。尽管万寿年刑部循例特赦死囚，各地不兴大狱，周福清还是被判为“斩监候”，即死缓徒刑。周家为了捞救一家之主的性命，只得倾尽囊橐，花费大笔银钱上下打点，四处求人，遂至于家道中落，周氏兄弟的父亲周用吉忧病交煎，不久就撒手宾西了。遭此悲惨家变，周氏兄弟过了一段寄人篱下、横遭白眼的生活，因此身心大受刺激，造成了鲁迅偏激负气、周作人孤傲冷峭的性格。
周氏兄弟的才华和成就与苏氏兄弟（苏轼和苏辙）有得一拼，苏氏兄弟的性格也是大的偏热小的偏冷。若论手足情深，急难相扶，二周与二苏比较，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周氏兄弟因琐屑家事而反目，历来挺兄者多，挺弟者少。周作人有季常惧内之疾，夫人羽太信子将父母弟妹悉数接到北平，东洋妻党在八道湾十一号作威作福，势焰熏天。鲁迅被盘剥一空而遭到驱除（鲁迅一度以晏之敖为笔名，即用拆字法暗示他被家里的日本女人放逐），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周作人也并不好过，他饱受东洋小舅子的欺压。后来，周作人失足落水，晚节不终，有人指出：从家变即可看清眉目，东洋妻党尚且可以轻轻松松地制服他，使之兄弟失和，萁豆相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诱使他背叛父母之邦，他又怎能抖擞余勇抗拒得了？这个结论未免失之简单。
周作人对政治兴趣不浓，但他对从事政治的朋友尚能尽心，最典型的例子是他想方设法帮助过李大钊的遗属。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造成血腥恐怖的气氛，周作人不仅出面保存李大钊的遗稿，为李家代卖书籍，还收留李葆华（李大钊的长子）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并且与沈尹默合计经营，将李葆华（化名杨震）送往日本留学。1940年，周作人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帮助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次子李光华办妥通行证，使之顺利投奔延安。对于他的这些功德，李大钊的女婿贾芝曾撰写专文予以翔实地证明。
“七·七”事变前，日寇虎视鹰瞵，周作人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华北危局，强调“第一句话不许说，第二句话说也无用”。他远避是非，洁身自好，尚知爱惜羽毛。其时，他已没有谈龙谈虎的兴致，文章不再关注现实，而是专抄古书，越抄越冷僻。1934年初，周作人苦中作乐，吟成两首《五十自寿》诗：
（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此时，周作人正值人生巅峰期，俨然是北方文坛领袖。《五十自寿》诗二首在林语堂主编的刊物《人间世》上发表后，南北名流（蔡元培、胡适、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和郑振铎）纷纷唱和。群公笔墨酣饱，意态闲适，与其时国难当头的危急局势形成鲜明的反差，因而招致一些左翼爱国人士的痛剿。周作人自然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巴人“刺周作人冒充儒释丑态”，有“充了儒家充释家，乌纱未脱穿袈裟。既然非驴更非马，画虎不成又画蛇”的严厉指责，廖沫沙也有“不赶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和“误尽苍生欲谁责？清谈娓娓一杯茶”的愤怒抨击。“清流误国”的罪名已经呼之欲出。
周作人“五十自寿”以快惬始，而以烦恼终，给外界留下一种自取其辱、自贻伊戚的印象。此后，他的下坡路就走得有点像是泥丸落峻坂了，一发而不可收拾。
1936年1月27日，平、津文化界名流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书”，先于政府公开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觊觎华北的愤慨，强烈呼吁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两方面改弦易辙。当时，在这篇救国宣言上署名的中国北方文化界人士多达一百零四位，兼具名望和血性的知识精英差不多悉数登场，这个集体亮相举世瞩目。然而鲁迅留意到，连他最不待见的钱玄同、顾颉刚都署了名，周作人的名字却遍寻不着。他生怕自己看漏了眼，又回过头反复检查，仍旧空无所获。因此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心里颇有些着恼：遇到如此重大的题目，他怎能这么退后？
一年多前，钱天起在《人间世》发表《隐士》一文，完全罔顾人间何世的事实，极力称赞周作人“隐于文采风流”，较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快惬自得不遑多让。鲁迅读罢此文，甚感不屑，随即撰写了一篇同题杂文，讥刺道：“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周作人要做隐士，确实选错了时间和地点，他的种种做派，且不管外人如何评说，即使在其兄长的眼中也是可笑而不堪的。对于鲁迅的讥嘲，周作人针锋相对，撰《老人的胡闹》一文，讽刺鲁迅“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周作人将文敌拉到与自己平齐的水准，就万事大吉了，这个策略并不高明。
1936年，周作人在《再谈油炸鬼》一文中有个明确的表态：“关于秦始皇、王莽、王安石的案，秦桧的案，我以为都该翻一下，稍微奠定思想自由的基础……。这里边秦案恐怕最难办。盖如我的朋友(未得同意暂不举名)所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 (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这段文字容易被人忽略，却是周作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与日伪政权合作的思想基础。他讲求“伦理之自然化”和“道义之事功化”，对此乐于言说，勇于践行，不怕人唾，不惧人骂。
“七·七”事变后，北大举校南迁，留下来的教授只有周作人、马裕藻、孟森、冯汉叔四人。周作人以“家累重”、“老母寡嫂要奉养”为借口，执意留在北平，不肯南下。害怕麻烦，害怕拖累，害怕舟车劳顿和风餐露宿，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他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妻族是东洋人，想必日本军方不会为难他；八道湾的宅院虽然苦雨，但有书可读，有茗可品，无论如何苦撑苦住，较之南渡的颠沛流离，仍要好得太多。
1938年8月4日，胡适远在英伦，仍惦记着国内的朋友，他写信敦劝周作人南下，可谓爱人以德。胡适的信其实不是信，而是一首别致的白话诗：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茶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可惜这真的只是胡适的一个梦。周作人以诗为答，婉谢了好友的厚意。他并未识得对方强调的“重与轻”，所谓“关门敲木鱼念经”的寂寞他耐不住，为家中老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只算借口，“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也更像是忽悠。
郑振铎曾当面敦劝周作人离开北平，周作人却摇头说中国的国力根本不足以抵抗日本，这仗打不起来，中国不媾和，就只有灭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南方去与留在北方又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郭沫若在南方发表《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其中有“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浩叹，他认为周作人是东瀛敌国尚知敬重的中国文化大师之一，他若能南来，“用不着要他发表什么言论”，就是对日本人的一服“镇静剂”。1938年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抗战文艺》上刊登了茅盾、老舍、郁达夫等十八位作家联名的《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劝其“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周作人对此呼吁置若罔闻，未予理睬。1938年夏，周作人离开北平的最佳时机（也是最后时机）突然出现了，中央研究院和国立西南联大委派叶公超到北平敦促陈垣和周作人前住昆明，路途上可有照应，但周作人依旧坚执初衷，决意留在北平，不愿拖家带口间关数千里远赴西南边陲。他回绝的借口并无新意，其中一项是他要养活“鲁迅的母亲和女人（朱安）”，这句话让在场作陪的常风听去，感觉十分刺耳。嗣后，叶公超叹息着对常风说：“苦雨斋将来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了！”
1939年元旦，周作人与弟子沈启无在八道湾家中聊天，猝然遭到入户的刺客枪击，沈启无虽起立声明“我是客”，但还是吃了一粒“花生米”，车夫和仆人闻声来救，结果一死一伤。周作人倒真是福大命大，子弹击中他的毛衣纽扣，仅仅擦破了皮。这次刺杀行动是平津一带“抗日杀奸团”的爱国青年下的手，周作人则将矛头直指日本军部，一口咬定是日本宪兵所为。遇刺之后，周作人开始考虑何去何从，在抉择个人命运的关口，怯懦占了上风，屈服成了主调。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及时察觉苗头，曾奉劝周作人“清名不要毁于一旦”。可惜这句忠告只不过是秋风射马耳。此后两年间，周作人觍然接受伪职，为日寇效犬马之劳，身着和服与戎装的照片相继登上了敌占区的报纸，故交好友的期望全然落空。值得一提的是，周建人的儿子周丰三是热血的爱国青年，他住在八道湾十一号，察觉伯父周作人有附逆的迹象，竟以死谏的方式开枪自杀，年仅二十岁。周作人非但没有吸取这个血的教训，对此也从未有过文字忏悔，周丰三白白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当初，为了回应外界的规劝和质疑，周作人的姿态摆得蛮高，他在写给陶亢德的信中强调：“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他若真能做抗节不屈的苏武当然不赖，可惜他最终做的仍是李陵，甚至远不如李陵，李陵毕竟是杀敌过当，矢尽援绝，才降入匈奴，周作人却没有进行过任何必要的抵抗，就入幕为僚，做了日伪政府的高官。泉壤之下，不仅苏武要为他犯羞，李陵也肯定对他着恼。
周作人是留日出身，对东洋文明抱有不可替代的好感和敬意。1933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初践热河，在国内，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即如同病毒漫延，当时的文化名流趴下认输者并非个别。汤尔和赋诗《哀热河寄黄任之上海》三首，其一是：“国到将亡百事哀，惯从沙上筑楼台。谁令朽木支危屋？早识庸医种祸胎。只恐人心今已去，料应天意久难回。老瞒命断黥彭醢，降格犹无乱世才。”汤尔和一早弹出亡国调，有此预期，后来他沦为汉奸也就少了些令人吃惊的成分。说起来，汤尔和肺癌死后，周作人为其接班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监督），落水的时间可谓前后脚。汤与周都是铁杆的亲日分子，周作人起始就坚持“日本必胜，中国必败”的陋见，视当时的国势如同晚明，大有颓厦欲倾、昏灯将灭之感。因此他内心原本就不炽盛的民族大义和爱国热忱统统被眼前愈演愈烈的危局狠狠地打压下去，被蹂躏得不成样子。认识主导行为，他对出任伪职的后患也就不可能产生足够的怵惕和顾虑，何况此时在他背后，还有另一只幕后之手很是给力。
许宝骙在《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一文中写得明明白白：
1940年11月初，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病死，这个职位出了缺。我当时在伪组织的高层政治圈中活动，消息比较灵通，得知一些情况。缪斌当时在日方一派力量的牵线支持下，钻营此缺甚力，颇有相当的呼声。另一方面，在伪政权中也有人（如王揖唐）属意于周作人，这当是出于日方另一派力量的授意。在我们的一次“三人碰头会”上（那时王定南同志和我还有张东荪约每半月总要聚会一次，多数在弘通观四号我的家里，汇集情报，研究工作），我报告了这些情况，提出问题并商讨如何运用如何应付的对策。我们认为，缪斌这个国民党党棍、现新民会混混儿，若任其抓住华北教育肆行奴化，那毒害青年真不知伊于胡底，所以应该把他排掉，不能让他得逞。……这时我们要抵制缪斌，很自然地就想到同时也有所酝酿的周作人。但我们又考虑到，以周作人的清望而出任伪教育督办，竟是为日伪捧场，这又是不好的一面。我们继而又转念想到，反正周作人已经当上了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用我们当时的话说就是他一条腿已经下了水（至于他之出任伪文学院长一举又是与蒋梦麟的托付有关，那是另一码事，我当时也不知道），那么我们就无妨顺水推舟，让他进一步出任伪督办，以抵制为祸最烈的缪斌。权衡利害，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这事是可以做应当做的。……
“三人碰头会”既经谈出结论，当然是由我去找周作人进行游说。我设身处地为周作人着想，在打谈话腹稿中想出了两句话。我对周作人说：尔叟（指汤尔和）去世，督办出缺，逐鹿者大有人在，而缪斌呼声颇高，其人如何，士所不齿（周听至此，插话问了一两句，我便告诉他，缪斌原是国民党党棍，现为新民会会匪），若任其得逞，则毒化教育，奴化青年，为害不堪设想（周听至此，似乎动容）。为文化教育计，为青年学子计，先生（指周）若以文学院长进而出仕，只要排掉了缪斌，就是一种功德（周听至此，表情倾注，似乎微笑颔首）。我更接着说：如果出仕，则在日方督迫下，在职责上当然不免有些要积极去做的事，我方对此可以尽量保持消极——这是积极中的消积；而这种消极正起着抵制奴化的积极作用——这又是消极中的积极（周听至此，又频频颔首，似乎有所理会）。以上所述就是我游说周作人的大意和谈话的情景。我现在完全回忆不起周作人当时对我说过些什么话，此时自然是一句也不敢以己意作想当然的编写。我却记得一点：周作人当时曾表示，书生做官，性格不宜；且当局诸公都不熟识，也恐落落难合（这也只是大意）。……
几个“转念”使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变得顺理成章了，许宝骙的游说非常成功，周作人见猎心喜、跃跃欲试也是事实。华北伪政府的主脑王克敏不待疏通，乐得选择温文尔雅、易于掌控的对象，何况周作人的名望能给华北伪政府的脸面贴金。周作人上任后一段时间，见到许宝骙，曾苦笑着说过一句话：“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离戏台近，看得更清楚，好处也就只有这一桩，至于那台戏由谁主演，怎么个唱法，他是做不了主、定不了调的。
我们该怎样看待“三人碰头会”推动周作人出任伪职这件事呢？王定南是中共北方特委的负责人之一，他行使决策权，这算不算中共党组织的决定？对此，许宝骙说“我不清楚”。他也不知道王定南是否向上级党组织汇报过。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运作就是这样的，大家的口风很紧，不该说的绝对不说，不该问的也绝对不问。许宝骙游说周作人时，他为自身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着想，并没有亮出底牌，这完全可以理解，因此也就不能坐实周作人出任伪职是由中共直接授意。然而许宝骙的回忆文章几乎被王定南全盘否定了，王定南发表严正声明，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既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更不可能交待给委托人任伪职的两句话：‘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如果说我说过两句话，就是我写给华北伪政权头子的两句话：‘依附敌人既为当代人所不齿，也贻后代子孙羞。’”这件事至此又成悬案，谜团反而越滚越大。究竟是记忆之误，还是赤裸裸的谎言？许与王各说各话，读者就只能凭感觉（而非理性）去作出自己的判断了。
1943年春，周作人随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联名请辞而解职下台，许宝骙和张东荪（此时王定南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了）故伎重演，用伪北大工学院院长王谟顶掉了他们十分反感的政客何庭流。王谟在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任上仅待了两年多时间，并未干过祸国殃民的坏事，光复后，却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处决了。这件事一直令许宝骙耿耿于怀。与王谟的死于非命相比，周作人只被国民党政府判处十年徒刑，应该说是冰火两重天了。
许宝骙的证词极具史料价值，许多人正是据此推论周作人不该定性为汉奸，而应平反为打入敌伪政府高层的进步人士。周作人对许宝骙的地下党员身份是否知情？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但他帮助过李大钊的遗属，知道此事的人比较多，这是他手中紧握的一根救命稻草。于浩成的《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证实了这一点：日军战败投降之初，周作人为避祸计，曾有意投奔解放区，他委派伪北大教授赵荫棠到张家口与于力（于浩成的父亲，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接洽，算是投石问路。此事被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成仿吾一口否决，毫无通融的余地。赵荫棠有辱使命，就留在张家口的一所中学教书，没有及时返回北平。解放区不肯接纳周作人是不愿沾惹包庇汉奸的嫌疑，以免授人以柄，在舆论上处于被动地位，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周作人帮助过李大钊的遗属是实，但功不抵罪，资不抵债。
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有何作为？外界盛传，日本人将进步青年关在北大沙滩大楼，夜半拷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周作人装聋作哑，漠然视之。此说最令人切齿寒心。事实如硬币，当然还有另外一面。据《庸报》记者郭健夫（中共地下党员，与周作人私交不错）证实，周作人营救过中共地下党员高炎和一些因抗日活动被捕的国共人士。这当然是周作人手中的政治本钱。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日军迅速进驻燕京大学，将代校长陆志韦和教授张东荪、赵紫宸、邓之诚等人集中起来，准备治以“通敌”之罪，将他们打入大牢。陆志韦急中生智，赶紧叫人去通知周岂明（周作人），请他援手施救。周作人在敌占区的缓冲和维护作用显然被不明真相的外界低估和抹煞了。
抗战胜利之初，周作人理应杜口防嫌，闭门思过，他却抱有幻想，希望国府文教部门的接收大员沈兼士派他到东瀛去接收被日本军方劫掠的珍稀文物。如此天真确实令人啧舌。当时，胡适尚未归国，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他对北平学界的汉奸（尤其是在伪北大任职的教授）深恶痛绝，务为驱除，周作人即被傅斯年亲手开除教职，因此他对傅胖子恨之入骨，多年后笔下仍要肆其楚毒，鞭尸而后快。国民党军队撤离南京之前，蒋梦麟、叶公超等人念及故交情谊，曾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去探望周作人，并未因为后者遭到举世唾骂而置之不理，弃之不顾。不争气的朋友毕竟还是朋友。
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写了将近六千字的长信，为自己洗刷罪名，他踌躇良久，迟至翌年才付邮寄出。唐弢看过周作人的那封亲笔信，有关苦茶先生的“丑表功”，他在《关于周作人》一文中是这样叙述的：“周作人为自己辩解的最根本的一条，便是说自己反对‘说空话’、‘唱高调’，主张‘道义之须事功化’。因此与其‘跑到后方去，在那里教几年书，也总是空话，不如在沦陷中替学校和学生做得一点一滴的事，倒是实在的。我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只觉得做点于人有益的事总是好的。名分上顺逆是非不能一定，譬如受国民政府的委任去做戡乱的特务工作，决不能比在沦陷区维持学校更好’。”周作人在信中列举了自己的多项功劳：出面保全了北大理学院的房子，收回了北大图书馆、文史研究所以及北平图书馆。似乎忠实践履了他的“勿怕死是要拼命做事”的一贯主张。最可见他四两拨千斤之功力的辩解是关于自己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一职的那段文字：“及汤尔和病死，教育总署一职拟议及我，我考虑之后终于接受了。因为当时华北高等教育的管辖权全在总署手里，为抵制王揖唐辈以维护学校起见，大家觉得有占领之必要。”好一个“占领”，简直就有“灭此朝食”的气概。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信中引出儒家的三大叛徒——汉朝的王充、明朝的李贽、清朝的俞正燮——来为自己辩护，他说这三人都反对封建礼教，“疾虚妄”，“离经叛道”，与自己的思想十分合拍。他的意思不言而喻，所谓“贞士守节”，那只是封建糟粕，他既然是儒家的叛徒，不守节又有何不可，有何不妥呢？太奇怪了，周作人是淹通群学的文化精英，对中国人的心理痛点不会不清楚，国难当头，归附外寇，即使是将以有为，事后也绝对不可能得到国人的原宥和宽恕。他要做儒家的叛徒，却变成国民的公敌。这样的逻辑推导一点也不复杂，倒是他的自我辩解在主流文化背景下显得过分苍白。
建国后，新政府该如何对待周作人？这个问题，胡乔木和周扬都请示过毛泽东，伟人的意见是：“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有了最高领袖的这句话，周作人如获大赦，一度槁木逢春。据文洁若（周作人译稿的责任编辑）回忆，周作人着手翻译古希腊的经典著作，定期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稿费（起初是每月二百元，后来提至每月四百元），但出版时只准署名周遐寿或周启明，不许署名周作人，这一刚性规定令周作人的自尊心很受伤害，他认为官方对他实施了默杀的手段。周作人的生活待遇可算优厚的了，比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强出一大截，但他仍将自己收藏的文物字画寄到香港去售卖，与海外友好通信，也多半是叹老嗟悲，诉苦道穷，自谓“乞食为生”。他还用“长年”（绍兴称地主家的长工为长年）的笔名在小报上发表文章，暗示外界他只不过是在做一份苦工而已。周作人是鲁迅的胞弟，他吃鲁迅饭的优势举世无双，无人可望其项背，他撰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结集出版，仰仗生前失和的兄长又找回了昔日文豪的一点落日余晖。他回忆从前兄弟反目，有过这样的表白：“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周作人应该清楚，伤口一旦形成，别人牢牢盯住的就永远只是那道刺目的疤痕。尽管从客观上来讲，他所提供的原始回忆和独到见解价值远远超过许多鲁迅研究专家所做的无用功，但他的角色却是最为尴尬的。
林语堂在《两个鬼》一文中说，每个人的心头都住着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流氓鬼会占据优势，有时绅士鬼会抢得上风。周作人的口头禅是“怪好玩的”，因此得诨名“怪好玩先生”。有两个鬼时不时在心中绊嘴和打架，他是否也觉得怪好玩的？绅士鬼终究敌不过流氓鬼的胡闹，经不起它的怂恿，而至于一同堕落，一齐跳入粪坑，那就半点也不好玩了。周作人素来痛恨奴化，而甘心去做日伪政权的傀儡，最终还是让流氓鬼抢得先机，敲响了得胜鼓。
在《泽泻集》的自序中，周作人说过类似的话：“戈尔特堡批评蔼理斯，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叛徒的角色似乎比汉奸更周正些许，但也是极其危险的，俟周作人看清隐士和叛徒都不可高调去做时，他已经丧失资格扮演这两个角色中的任何一个。
南宫博的《于〈知堂回忆录〉而回想》一文中颇有回护周作人并为之开脱的意思，他这样写道：“要知政府兵败，弃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个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敌伪统治下，为谋生而做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汉奸目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何况，平常做做小事而谋生，遽加汉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这样的辩护于普通人确实有用，而且通情达理，可是周作人不是普通人，其影响力之大超乎寻常，他也不是“做做小事而谋生”，他出任的是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周作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是百年身，他敝屣气节，趋奉敌寇，始终无法取谅于仇日憎日情绪异常炽烈的国人。我们回头细看这幕悲剧，可以肯定的是，周作人的文化理想与主流价值观发生了不可调和的致命冲突，一介书生，当然是处于弱势的一方，他不成齑粉谁成齑粉？儒家讲求恕道，但真能慈悲为怀的恻隐者和大度者永远只是相对沉默的极少数。胡适是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者，其多所包容的海量举世公认，沈兼士曾出面求情，希望他为周作人的汉奸问题向全社会发出谅解的呼吁，对于这个不情之请，他回复的并非“Sorry”，而是一声断然否定的“No”。
相比于“汉奸”的刺眼标签，也许我们称周作人为“叛徒”更为稳妥。叛徒的下场又能比汉奸好到哪儿去呢？“文革”之初，正值周作人生命的暮晚时分，他含垢忍耻，欲求“安乐死”而不可得，遭到非人的折磨（八旬老翁挨红卫兵皮带抽打），爱子致残，图书被毁，手稿被抄，八道湾的大宅院被瓜分，困毙于自家的小杂屋，骨灰下落不明，他所付出的代价足够高昂和惨痛了。钱谦益卑躬降清，后悔无及，早已成为翻不了身的咸鱼。周作人觍颜事寇，自作聪明，盖因心太冷，对国家的前途极度看灰，对日军的战斗力过于迷信。这就很难说他是一位智者。“读书太多，结果脑袋不是自己的了”，用这话去形容他，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从感情上讲，周作人极端亲日。钱钟书的中篇小说《猫》中有个人物叫陆伯麟，影射的笔触百分之八十指向周作人，“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这样的写照画皮还画骨。周作人至死也没弄明白，日本那么“明净直的民族”何以对中国总拿不出善意，只拿出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鲁迅一字以骂之“昏”，还真是没骂错。但无论如何，周作人罪不该死，更不该是那种受尽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惨死。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依附纳粹，为希特勒捧场，虽在欧洲臭名远扬，为人所不齿，二战后一度失去教职，但他并未受过任何肉体的折磨，安然活足八十七岁，寿终正寝。两相比较，周作人遭遇之惨，令人叹息。
周作人留下的遗嘱中有一句断言：“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但对于他来说，肉体的死亡仍不是终结，他长留在世间的精神生命将受到无休无止的拷问，这才是未竟的悲哀。极左的“法官”主张因人废文，极右的“法官”甚至称赞他为瑕不掩瑜的“圣哲”，似乎施施然到孔庙去吃冷猪肉也完全够资格。钱穆治史，主张对古人对前人多表两三分同情。说白了，就是要讲点恕道。耶稣死前完全宽恕了那些加害于他的恶人，恕道之难就在于需要这种大悲悯大宽容的宗教情怀作为基石。哪怕他开门揖盗了，认贼作父了，你也要能够宽恕他。因此在周作人的“汉奸问题”上，今人肯用点恕道才行，因人废文大可不必。钟叔河先生在《知堂集外文》序言中写道：“陈婆虽有麻子，所烧的豆腐固未尝不好吃也。”此论堪称公允。然而众口难调，世间也有高手认为周作人的文章并不给力，掉书袋太多，追求趣味而事与愿违。钱钟书曾用小说家而非学者的尖刻笔锋酷评过周作人，可谓极尽揶揄之能事：“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可惜他写的又像中文又像日文的‘大东亚文’，达不出他的风趣来，因此有名地‘耐人寻味’。……读他的东西，只觉得他千方百计要有风趣，可是风趣出不来，好比割去了尾巴的狗，把尾巴骨乱转乱动，办不到摇尾巴讨好。”钱钟书谑而至于虐，这个“狗摇尾巴骨”的新奇比喻用得是否高明？读者的意见恐怕也不会一边倒吧。
“悲歌自觉高官误，读史应知名士难。”在中国历史上，“半截人”（前半生誉满天下，后半生谤满国中）的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周作人无疑是其中的典型。盛名之累不可小视，过得了生死关的人竟过不了舆论关，强悍的舆论何尝不是起落无情的断头台，根本不由分说。历史的“公正”绝对可靠吗？在若个谜题面前，它也是大犯躇踌的，难下其准确判断。
我想，周作人纵然具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惊天勇气，也过分高估了自己清空地狱的能力。一旦身心堕入阿鼻之中，再想挣扎着爬出生天，挺直身架，洗净污点，就是去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周作人常在人前和文中自称“我是和尚转世的”，这也无济于事啊，毕竟他不是地藏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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