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贵阳联通招聘信息:郭铁成：“不毁乡校”何以成绝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1:32:44
郭铁成：“不毁乡校”何以成绝响？
每读《左传》中的《子产不毁乡校》，都会心有所动。故事说的是春秋时郑国有一乡校（一种民间聚会的场所），人们经常到那里聚会，纵论时政，品评官吏，郑国大夫然明唯恐祸乱国家，就向国君子产建议毁掉它。但子产却说：“他们工作之余议论一下时政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就推行，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啊！我为什么要毁乡校呢？我听说尽量做好事以减少怨恨，没听说倚仗权势来防止怨恨。如果执政者只是一味的压制舆论，使人民的怨气不断地积累，一旦爆发，就如同洪水泛滥，无法解救。”于是，“不毁乡校”。
子产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他在当郑国国君时实行了很多改革，其中的“铸刑书”即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布出来，成为我国第一部将法公之于众的成文法。法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使所有人都能明了什么行为犯了罪，什么行为没有犯罪，什么罪该受到什么处罚，其最重要意义就在于使统治者的权力受到了一定限制，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人，体现了一种平等的法理精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子产的“铸刑书”遭到了贵族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晋国的贵族叔向就给子产写了一封信，认为子产公布成文法，使“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子产的改革开始曾受到郑人的抵制，但子产义无返顾，最后使郑国面貌大变。公元前552年，子产去世，“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唐朝的大散文家韩愈更是给子产以高度评价，还专门写了一篇《子产不毁乡校颂》，从子产的“不毁乡校”联想到周朝的情况，强调周初兴盛，是因为奉养老成有德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而后来周厉王衰败，是派人监视有意见的人的结果。特别强调了子产“川不可防，言不可弭”的思想。周厉王的事情，《国语·周语上》有很明确的记载：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莫敢言”，最后终于败亡。
子产的故事是为国人所熟知的，古汉语课、古文选课，《子产不毁乡校》也常作名篇选讲。人们总是感叹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子产竟然有如此宽容的精神、开明的思想，这与秦以后的历史相比较，真是有天渊之别。感叹过后，也不免生出某种疑惑不解：既然我国的春秋时代曾经有过这样的精神、思想，还受到儒家的称赞，也为后世所缅怀，何以竟没有形成我们的文化传统呢？
我对《子产不毁乡校》也很感兴趣。但我认为，子产“不毁乡校”其实已经超出了时下一般人所理解的“宽容”，而是内含了对他者、异见价值的认识和肯定，跨入了认识论领域，并非简单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通常所讲的恕道、宽和、大度、有涵养之类道德风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宽容”，前提是自己高高在上，“绝对正确”，“异见”、“他者”是错误的，自己宽大为怀，不予计较，也即“大人不记小人过”，属“仁者”的胸怀，这与认识论中对“异见”、“他者”的价值肯定，是有本质区别的。“子产不毁乡校”应该说是太不寻常了。即使是唐太宗的“听言如响”、“从谏如流”也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就是“乡校”的意义。春秋时期决不像现在这样，思想有多种交流的渠道和传播机会。统治者可以通过“朝会”审时议政，也可通过书简传递思想，一般子民就很少有这种条件。郑人自发地会集于“乡校”，纵论时政、品评官吏，其实是营造了一种民间聚会和“社会舆论”，确是一种不平常之举，而子产的“不毁乡校”也就有了另一层意义：有意识地为民间保留一个进行思想交流的场所，实质也就是自觉地保障民间的“舆论阵地”。肯定他者、异见的价值，又有意识地为民间议政创造言论空间，这就与制度、体制搭上了边。我想，如果子产这种思想和实践，能获得价值上的支撑，形成一定的理论，并能在他的“铸刑鼎”上体现出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可能就非比寻常了。
子产正处于春秋后期。与他处于一个时代的孔子，曾特别感叹于那个时代的“礼坏乐崩”，“礼乐征伐”不是“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从家族宗法制发展而来的传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受到了挑战。各诸侯国为争霸天下，都在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和强大。子产的改革和开明政治也正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应该说，中国历史似乎到了一个转型期，转向哪里也就有了相当的变数。如果子产的改革得到广泛认同，各国纷纷效尤，如果这种改革受到当时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士子的特殊关注，并能就此形成一定的思想或理论，我上面所说的，就不一定是“假想”了。但是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其实是微乎其微：尽管当时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危机，“礼制”受到了挑战，但“礼制”固有的思维却没有触动。诸侯争霸，争的还是“天子”席位，一旦谁当上“天子”，“礼乐征伐”无疑还是要“自天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也还是要守护的。这就是说，“礼制”作为一种结构，并没有被动摇，只是周天子的大权旁落而已。子产的“不毁乡校”一方面固然体现了子产个人非凡的认识能力、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但在另一方面，还基本属于“开明政治”，与体制的精神并无太大的不协调，因而也只能产生一定的政治时效，最后必然会落入“人亡政息”。
最耐人寻味的是孔子及其弟子对子产的态度：孔子曾指责子产的“铸刑鼎”，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但他对子产“不毁乡校”的行为却很称赞：“人谓子产不仁，我不信也。”甚至夸奖子产有“君子之道”：“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子产去世，孔子还流下了眼泪，说子产“惠人也”，“古之遗爱也”。子贡也称赞子产：“独不闻子产之相郑乎？推贤举能，抑恶扬善，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给人足，囹圄空虚。”
非常清楚，孔子和子贡都没有进入子产的政治实践，从那里去把握意义，而是站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政治立场上，很轻率地把子产纳入到了“礼制”和自己“仁”的伦理学说，于无形中解构了子产“不毁乡校”的另类意义。
孔子儒家学说的最大意义是他在诸侯纷争、周天子大权旁落时，为固有的礼制创建了一个完整的学说。这个学说并不能恢复周的统治，但却为未来的“天子”提供了一个王权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即以“仁”为核心为固有的礼制提供了强有力的价值支撑。秦始皇完全不懂得这种价值支撑的意义，以为凭着“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就可以创造永久的秦王朝，结果到了“二世”就垮了。但秦始皇却使王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得到了强化。此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孔子的学说完成了体制的意识形态建设，使王权专制主义完全巩固下来。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深深领悟了孔子学说的意义，牢牢地把住了它的意识形态关，致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权专制主义体制不坠。即使不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道路以目”、“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也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样，子产“不毁乡校”所蕴含的精神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绝响。
孔子的“仁”学不但把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礼制”道德化，也以“仁”为核心，几乎把人类一切真善美的伦理精神都纳入“仁”的范畴，并使之成为体制的价值支撑。就拿子产的“不毁乡校”来说吧。“不毁乡校”无疑体现了子产的“宽容”，但“宽容”像孔子那样仅以“仁”、“惠”、“义”这样的伦理精神来概括，显然又不能说明它的真价值，甚至有所曲解。“宽容”首先是针对“异见”而说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的各种思想、异见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存在，一种不容抹杀的意义和价值，属于一种自然权利，所以也不存在对之“宽容”不“宽容”的问题。质言之，你不可以不宽容，你没有权利没有资格不宽容，你不宽容就是你对自然生命的一种压迫，对他者存在和价值的抹杀。在子产对“不毁乡校”的论说中，就包含了这一意识。但孔子的“仁”、“惠”、“义”却纯粹是道德精神，成了人、特别是统治者的“德行”。“宽容”也由此成了可以被夸耀的行为，成了统治者向被统治施予的“恩惠”。不用说，经孔子的诠释，子产“不毁乡校”的另类意义就完全被曲解、也被化解了。
千万不要简单地以为这是孔子的“言不及义”，其实这正是他思想的一种进路。他以“仁”为核心，把一切真善美全部囊括其中，无一不让它们成为一种“伦理”，不论主观上他怎么想，客观上都必然是抹杀了其他思想的独立意义，因而也使那思想无法成为一种独立学说的生长点。“子产不毁乡校”寓含的深刻意蕴遭遇的就是这种被孔子“仁”学吞噬的噩运。这种以“囊括百家”为手段的“思想大一统”，是让“百家”无形中“尽入吾彀中”，实在厉害得很。
儒家思想这种“兼容并包”的特点彻底模糊了国人的思想，也让国人产生了错觉。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让中国进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受冲击最厉害的与其说是王权专制主义体制，毋宁说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传统。但是中国士大夫并没有看到儒家传统与西方思想有什么大不同，甚至觉得西方思想的很多元素，早就为中国的“纲常名教”囊括净尽。这听来好像挺可笑，然而想一下也确有几分道理，比如，“民本”了，“民贵君轻”了，“与民同乐”了，“民为邦本”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了，“不患寡，患不均”了，“天下为公”了，“仁而爱人”了，“和为贵”了，“君子成人之美”了，“有教无类”了，“泛爱众”了，“和而不同”了，“人皆可以为尧舜”了，“宽”、“恕”、“惠”、“义”、“信”等道德精神了，无不可以与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多元、宽容、人道这诸多价值构成某种联系，而它们在中国竟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可见中国的人文思想不知高出西方多少。然而，这些士大夫却没有问一下，何以这样发达的早期文明竟没有被我们发展出先进的现代文明呢？这问题也许太大，一时难以说得清，但有一点我们却看得很清楚：这被囊括和统一在“仁”学和“礼制”中的早期文明，尽管看似与现代文明近在咫尺，却实在是隔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那所有的“价值”都被困守在一个道德体系中，用来支撑王权专制主义体制，不但失去了独立的价值意义，也不可能发展为独立的价值。也许正是因此吧，中国三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尽管王朝更迭、治乱相循、颠连祸结，各种以“腹诽”、“谤讪”、“邪说”、“淫词”煅造的“文字狱”接连不断，今天看却都是“冤、假、错案”而没有一桩是为反对儒家的意识形态禁锢所作的斗争。争取思想自由的问题，竟是一个空白。这既是儒家文化的真义所在，也是它最致命的地方。
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成为中国历史的绝响，实在并非偶然。
——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http://guotiechengbk.blog.163.com/blog/static/126226528201032925759702/
附：《子产不毁乡校》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
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每读《左传》中的《子产不毁乡校》，都会心有所动。故事说的是春秋时郑国有一乡校（一种民间聚会的场所），人们经常到那里聚会，纵论时政，品评官吏，郑国大夫然明唯恐祸乱国家，就向国君子产建议毁掉它。但子产却说：“他们工作之余议论一下时政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就推行，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啊！我为什么要毁乡校呢？我听说尽量做好事以减少怨恨，没听说倚仗权势来防止怨恨。如果执政者只是一味的压制舆论，使人民的怨气不断地积累，一旦爆发，就如同洪水泛滥，无法解救。”于是，“不毁乡校”。
子产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他在当郑国国君时实行了很多改革，其中的“铸刑书”即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布出来，成为我国第一部将法公之于众的成文法。法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使所有人都能明了什么行为犯了罪，什么行为没有犯罪，什么罪该受到什么处罚，其最重要意义就在于使统治者的权力受到了一定限制，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人，体现了一种平等的法理精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子产的“铸刑书”遭到了贵族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晋国的贵族叔向就给子产写了一封信，认为子产公布成文法，使“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子产的改革开始曾受到郑人的抵制，但子产义无返顾，最后使郑国面貌大变。公元前552年，子产去世，“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唐朝的大散文家韩愈更是给子产以高度评价，还专门写了一篇《子产不毁乡校颂》，从子产的“不毁乡校”联想到周朝的情况，强调周初兴盛，是因为奉养老成有德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而后来周厉王衰败，是派人监视有意见的人的结果。特别强调了子产“川不可防，言不可弭”的思想。周厉王的事情，《国语·周语上》有很明确的记载：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莫敢言”，最后终于败亡。
子产的故事是为国人所熟知的，古汉语课、古文选课，《子产不毁乡校》也常作名篇选讲。人们总是感叹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子产竟然有如此宽容的精神、开明的思想，这与秦以后的历史相比较，真是有天渊之别。感叹过后，也不免生出某种疑惑不解：既然我国的春秋时代曾经有过这样的精神、思想，还受到儒家的称赞，也为后世所缅怀，何以竟没有形成我们的文化传统呢？
我对《子产不毁乡校》也很感兴趣。但我认为，子产“不毁乡校”其实已经超出了时下一般人所理解的“宽容”，而是内含了对他者、异见价值的认识和肯定，跨入了认识论领域，并非简单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通常所讲的恕道、宽和、大度、有涵养之类道德风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宽容”，前提是自己高高在上，“绝对正确”，“异见”、“他者”是错误的，自己宽大为怀，不予计较，也即“大人不记小人过”，属“仁者”的胸怀，这与认识论中对“异见”、“他者”的价值肯定，是有本质区别的。“子产不毁乡校”应该说是太不寻常了。即使是唐太宗的“听言如响”、“从谏如流”也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就是“乡校”的意义。春秋时期决不像现在这样，思想有多种交流的渠道和传播机会。统治者可以通过“朝会”审时议政，也可通过书简传递思想，一般子民就很少有这种条件。郑人自发地会集于“乡校”，纵论时政、品评官吏，其实是营造了一种民间聚会和“社会舆论”，确是一种不平常之举，而子产的“不毁乡校”也就有了另一层意义：有意识地为民间保留一个进行思想交流的场所，实质也就是自觉地保障民间的“舆论阵地”。肯定他者、异见的价值，又有意识地为民间议政创造言论空间，这就与制度、体制搭上了边。我想，如果子产这种思想和实践，能获得价值上的支撑，形成一定的理论，并能在他的“铸刑鼎”上体现出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可能就非比寻常了。
子产正处于春秋后期。与他处于一个时代的孔子，曾特别感叹于那个时代的“礼坏乐崩”，“礼乐征伐”不是“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从家族宗法制发展而来的传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受到了挑战。各诸侯国为争霸天下，都在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和强大。子产的改革和开明政治也正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应该说，中国历史似乎到了一个转型期，转向哪里也就有了相当的变数。如果子产的改革得到广泛认同，各国纷纷效尤，如果这种改革受到当时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士子的特殊关注，并能就此形成一定的思想或理论，我上面所说的，就不一定是“假想”了。但是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其实是微乎其微：尽管当时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危机，“礼制”受到了挑战，但“礼制”固有的思维却没有触动。诸侯争霸，争的还是“天子”席位，一旦谁当上“天子”，“礼乐征伐”无疑还是要“自天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也还是要守护的。这就是说，“礼制”作为一种结构，并没有被动摇，只是周天子的大权旁落而已。子产的“不毁乡校”一方面固然体现了子产个人非凡的认识能力、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但在另一方面，还基本属于“开明政治”，与体制的精神并无太大的不协调，因而也只能产生一定的政治时效，最后必然会落入“人亡政息”。
最耐人寻味的是孔子及其弟子对子产的态度：孔子曾指责子产的“铸刑鼎”，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但他对子产“不毁乡校”的行为却很称赞：“人谓子产不仁，我不信也。”甚至夸奖子产有“君子之道”：“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子产去世，孔子还流下了眼泪，说子产“惠人也”，“古之遗爱也”。子贡也称赞子产：“独不闻子产之相郑乎？推贤举能，抑恶扬善，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给人足，囹圄空虚。”
非常清楚，孔子和子贡都没有进入子产的政治实践，从那里去把握意义，而是站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政治立场上，很轻率地把子产纳入到了“礼制”和自己“仁”的伦理学说，于无形中解构了子产“不毁乡校”的另类意义。
孔子儒家学说的最大意义是他在诸侯纷争、周天子大权旁落时，为固有的礼制创建了一个完整的学说。这个学说并不能恢复周的统治，但却为未来的“天子”提供了一个王权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即以“仁”为核心为固有的礼制提供了强有力的价值支撑。秦始皇完全不懂得这种价值支撑的意义，以为凭着“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就可以创造永久的秦王朝，结果到了“二世”就垮了。但秦始皇却使王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得到了强化。此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孔子的学说完成了体制的意识形态建设，使王权专制主义完全巩固下来。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深深领悟了孔子学说的意义，牢牢地把住了它的意识形态关，致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权专制主义体制不坠。即使不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道路以目”、“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也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样，子产“不毁乡校”所蕴含的精神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绝响。
孔子的“仁”学不但把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礼制”道德化，也以“仁”为核心，几乎把人类一切真善美的伦理精神都纳入“仁”的范畴，并使之成为体制的价值支撑。就拿子产的“不毁乡校”来说吧。“不毁乡校”无疑体现了子产的“宽容”，但“宽容”像孔子那样仅以“仁”、“惠”、“义”这样的伦理精神来概括，显然又不能说明它的真价值，甚至有所曲解。“宽容”首先是针对“异见”而说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的各种思想、异见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存在，一种不容抹杀的意义和价值，属于一种自然权利，所以也不存在对之“宽容”不“宽容”的问题。质言之，你不可以不宽容，你没有权利没有资格不宽容，你不宽容就是你对自然生命的一种压迫，对他者存在和价值的抹杀。在子产对“不毁乡校”的论说中，就包含了这一意识。但孔子的“仁”、“惠”、“义”却纯粹是道德精神，成了人、特别是统治者的“德行”。“宽容”也由此成了可以被夸耀的行为，成了统治者向被统治施予的“恩惠”。不用说，经孔子的诠释，子产“不毁乡校”的另类意义就完全被曲解、也被化解了。
千万不要简单地以为这是孔子的“言不及义”，其实这正是他思想的一种进路。他以“仁”为核心，把一切真善美全部囊括其中，无一不让它们成为一种“伦理”，不论主观上他怎么想，客观上都必然是抹杀了其他思想的独立意义，因而也使那思想无法成为一种独立学说的生长点。“子产不毁乡校”寓含的深刻意蕴遭遇的就是这种被孔子“仁”学吞噬的噩运。这种以“囊括百家”为手段的“思想大一统”，是让“百家”无形中“尽入吾彀中”，实在厉害得很。
儒家思想这种“兼容并包”的特点彻底模糊了国人的思想，也让国人产生了错觉。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让中国进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受冲击最厉害的与其说是王权专制主义体制，毋宁说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传统。但是中国士大夫并没有看到儒家传统与西方思想有什么大不同，甚至觉得西方思想的很多元素，早就为中国的“纲常名教”囊括净尽。这听来好像挺可笑，然而想一下也确有几分道理，比如，“民本”了，“民贵君轻”了，“与民同乐”了，“民为邦本”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了，“不患寡，患不均”了，“天下为公”了，“仁而爱人”了，“和为贵”了，“君子成人之美”了，“有教无类”了，“泛爱众”了，“和而不同”了，“人皆可以为尧舜”了，“宽”、“恕”、“惠”、“义”、“信”等道德精神了，无不可以与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多元、宽容、人道这诸多价值构成某种联系，而它们在中国竟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可见中国的人文思想不知高出西方多少。然而，这些士大夫却没有问一下，何以这样发达的早期文明竟没有被我们发展出先进的现代文明呢？这问题也许太大，一时难以说得清，但有一点我们却看得很清楚：这被囊括和统一在“仁”学和“礼制”中的早期文明，尽管看似与现代文明近在咫尺，却实在是隔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那所有的“价值”都被困守在一个道德体系中，用来支撑王权专制主义体制，不但失去了独立的价值意义，也不可能发展为独立的价值。也许正是因此吧，中国三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尽管王朝更迭、治乱相循、颠连祸结，各种以“腹诽”、“谤讪”、“邪说”、“淫词”煅造的“文字狱”接连不断，今天看却都是“冤、假、错案”而没有一桩是为反对儒家的意识形态禁锢所作的斗争。争取思想自由的问题，竟是一个空白。这既是儒家文化的真义所在，也是它最致命的地方。
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成为中国历史的绝响，实在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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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子产不毁乡校》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
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