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英雄传图文攻略:毛泽东笔下两大文化汉奸的最后结局

周作人
文章摘自《民国大腕》 作者：刘继兴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社
核心提示：周作人等人“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被打伤的日军官兵，还两次为他们养伤捐款。他的这些丑行令人匪夷所思，国人也永远无法原谅他。
毛泽东笔下的两大文化汉奸
1944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第六版上刊登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简介，内中一段：“这些自以为是为自己或为全人类而创作的作家，其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地表现了他们正是为了某一些人某一个阶级而创作的。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
重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文化人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毛泽东的这段文字首次在国统区公开发表，两大文化汉奸立刻在全国名声大噪，被进步人士所共同鄙夷与唾弃。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四岁，生于1885年，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他于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的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群星灿烂，有两颗星最璀璨：南有鲁迅，北有周作人。以他哥俩为代表的京派与海派对峙，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俨然是北方文坛盟主。刘继兴考证，1934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当时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钱玄同、林语堂、沈尹默等)均争相唱和。鲁迅曾评价这一势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君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但由此可见周作人其时在中国文化界的显赫地位。不过，真正能和鲁迅极尽阳刚之气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涩回甘、外柔内刚的小品文。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炉火纯青，苍老遒劲的地步。西有长庚，东有启明。在中国现在文学史上，会稽周氏兄弟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人，语言天赋超人，未正经进过什么专门语言学校，他却先后学会了英语、古希腊语、梵文，而日语几乎和母语一样熟练，并以上面几种语言翻译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时，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鲁迅笔译完成的。他自小读书极多，博闻强识，对科举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县考成绩把鲁迅远远抛在后面。但给人感觉，他与鲁迅相比，创造性思维却要差很多，真知灼见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而他自己的主张要透过字缝去找。这是考试性人才的通病，其实现在也是如此。鲁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国介绍的当时中国著名作家中，第一个就是周作人。鲁迅临去世时，枕边还放着周作人的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步入歧途，居留在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从此戴上了文化汉奸的“帽子”。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段经历成了他一生的污点。1941年4月，周作人率团赴日本参加会议，“百忙”中特意去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招魂。4月15日国内的《庸报》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被打伤的日军官兵，还两次为他们养伤捐款。他的这些丑行令人匪夷所思，国人也永远无法原谅他。
抗战胜利后，群众对惩处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傅斯年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本人为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遂以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出狂言连带警告性地说：“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傅斯年当即挥毫泼墨，在回复中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1945年12月6日，即周作人饮罢最后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的小品，又“闻巷中驴鸣”的第四天，他就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刑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绝响。
1949年出狱后，周作人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烈焰正炽时，周作人在北京辞世。他比哥哥鲁迅多活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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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毛泽东斥为另一个文艺汉奸的张资平，也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出自他的手。
张资平是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是“创造社”中最多产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有众多的读者，在文坛上影响深远。著名作家张爱玲自己就曾明确说过，她曾迷恋于张资平的小说并深受其影响。在当时上海滩，贵妇人在闲聊时以手捧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和张爱玲反映市民生活的散文为时髦。
张资平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广东梅县。1910年考入广东高等巡警学校，1912年到日本留学，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2年回国后，任武昌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随着他的《梅岭之春》《晒禾滩畔的月夜》《约伯之泪》《苔莉》《最后的幸福》《明珠与黑炭》《爱力圈外》《青春》《糜烂》《爱之涡流》《上帝的女儿们》《群星乱飞》《跳跃着的人们》《时代与爱的歧路》《爱的交流》《恋爱错综》等恋爱小说一版再版，便专门从事小说创作了，并用稿费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岁小农居”的精致别墅。张资平所写的都是恋爱小说，他的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都是描写恋爱的作品。由此，张资平成为公认的“恋爱小说家”。鲁迅曾辛辣地嘲讽张资平小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一个“△”。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题材，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1930年出版的长篇《天孙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鄙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又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糟蹋、蹂躏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说以日本军人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孙之族”的神话。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总共印行一万一千册，被翻译到日本去。由此，张资平也惹来了麻烦。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现代文学评论》中“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一栏里，刊登了《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则消息：“张资平自写了《天孙之女》后，被日人译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报》上按日发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剧烈的反感。现在，张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孙之女》是一本极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小说，他里面叙述日人的蛮横，可谓淋漓尽致。日人本来都褊狭异常，而有高度的爱国热，于是便认为莫大的耻辱。一方面译成日文，并刊登张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国人都对张先生有不好的认识；一方面则拔剑张弓，大有向张先生下哀的美敦书之势了。据张先生自己说：‘我最痛心的是在自己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的不讲道理。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并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们酗酒滋闹的水兵，一向视中国人如鱼肉，倘使一旦狭路相逢，给你一个伤害，或竟把你一刀结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段话，使我们感喟到著作家没有保障，怕将来连说话的自由也要受外国人的干涉了。”
张资平于1933年初夏写作的短篇小说《红海棠》，描写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小说主人公被称为“红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后给穆蔚英、海沼猪三郎、小桥当仆人，并且还当了三四个日本商人的情妇。“一·二八”的战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砾中，吉弟跟着丈夫终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参加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同年7月，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1941年1月创刊的《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汉奸杂志。一年后，他又辞去出版组主任之职，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保存整理岩矿标本。
最早指责张资平被敌人收买之事的，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于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达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从这一张同人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
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1948年3月20日张资平连去两封信给胡适，并附上他的辩明书，要求胡适为他辩白，请求胡适将他的《我之辩明》转送给陈立夫。
胡适并没有为他申辩，所以1948年4月国民党上海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张资平不服，提出上诉。1949年1月，国民党上海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裁决：撤销原判，发还上海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张资平最后虽未被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判为“汉奸罪”，但在上海无业可从，只好靠翻译一些东西来维持生活。
1949年10月后，张资平因“汉奸文人”的臭名声，难于寻觅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曾是创造社成员，由潘汉年介绍到上海市振民补习学校(现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书。1955年6月，因潘汉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审查他的“汉奸文人”罪行后，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厅，12月2日病死在劳改农场。

张资平（1893——1959）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我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有众多的读者。他是“创造社”中最多产的一位作家。
张资平是梅县人，他的文学生涯是在日本读书时开始的。那时，张资平学的是地质，郭沫若当初学医、郁达夫当初学经济、成仿吾当初学兵工，共同的文学兴趣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策划筹建了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创造社”。1922年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科，获取理学学士学位。
1924年张资平和熊淑琴结婚，夫人是梅县泮坑熊屋人毕业于广益女子师范学校。回国他后先后在武昌师范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广西大学任教授，讲授《地理学》、《地质学》。1928年，他曾受聘上海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还开书店出版刊物《乐群》（月刊）。数十年来坚持文学创作，他的小说好像工厂生产的产品。他由创作之日起10年之中，先后出版了18部长篇小说。为应付出版商的约稿，据说他还雇请了几位穷大学当助手。不久，他便在城郊建了一幢“望岁小农居”别墅，这是靠小说稿费建造起来的房子。张资平所写的都是恋爱小说，他的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都是描写恋爱的作品。由此，张资平成为公认的“恋爱小说家”。鲁迅概括张资平小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一个“△”。
张资平的作品反映“五四”时期青年男女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热烈追求，以及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和金钱势力对他们的束缚。他以客观平实的写作态度，清新流畅的笔调，再加上甜熟柔婉的情致，使张资平的作品很快一纸风行。为此张资平恋爱小说拥有众多青年读者，常常是一本书刚刚出版便被抢购一空，如《苔莉》则共印九版之多。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贵妇人在闲聊时以手捧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和张爱玲反映市民生活的散文为时髦。
张资平是个历史复杂和频有争议的一位作家。他曾在伪日政权任职是个汉奸。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在文坛上消失了。张资平是著名的作家，其作品有众多的读者，在文坛上影响深远。著名作家张爱玲自己就曾明确说过，她曾迷恋于张资平的小说2并深受其影响。
我初读张资平的作品是中学时代
在梅县五十岁左的人，1980年以前是极少有人知家乡了出了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张资平。原由是中国大陆在建国初的二十多年因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因张资平的小说是写三角恋爱为主题，而被定为黄色书籍出版社不敢再版，故书店里找不到他的书，书图书馆即使有他的书也不能上架。大图书馆里张资平的书都被“冷冻”在藏书室里，一般人是难于看到的。
我是个钟情文学的人。鉴于张资平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成就，我抱着“人可废，文不可废”的态度去评价张资平的。
在那资变色的极左年代，张资平被人们谈忘了。在梅县除了解放前老一辈读书人外，青年人极少有人读过了张资平的作品，也很少有人知道张资平是梅县人。
我是解放初期出生的人，虽然从小喜欢看书，直至读中学时我还没有读过张资平的文章。那时的语文老师也不敢向学生谈及张资平，图书馆里也没有张资平的书。
我初读张资平的作品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秋。那时全国学生停课闹革命，破四旧，揪斗资产阶级当权派，红卫兵大串连。文物古迹属“四旧，发狂的红卫兵们把图书馆和私人藏的旧书，名人字画搜出来烧。我的家乡是个人文荟萃的客家山村，红卫兵在那些“臭知识分子”家中搜出一万多本被喻为“毒品”书 。搜出的书堆放在村中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开批判会的那天在操场上当众烧掉。我们几个爱看书的中学生在书堆里“偷”了数百本书，其中有一本是1932年出版的《现代中国小说乙选》，书中有一篇张资平写的小说《梅岭之春》。
《现代中国小说乙选》是清末举人民国年间县长梁杏果家中搜出的。历史给我开了个玩笑，30年后我是一个中学历史教师，也成了个热衰于爬格子的“业余自由撰稿人”，《梅县文史资料》第30辑里有一篇文章<梁杏果生平事迹>的作者就是我。
《梅岭之春》是张资平1924年的作品，主人公段保瑛不满意童养媳的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受不住性的苦闷和压迫，勇敢地叛变封建宗族的法规和教会学校的校规，大胆和比她年纪大17岁的吉叔结含。但段保瑛的斗争最后仍是失败的。这是我最早读的一篇爱情小说，使我大开眼界。书中黄的程度令人吃惊，书在我们几个同龄文友中传阅。最后这本书“失踪”了。
那时我抱着好奇心去探问一位解放前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梁老师， 张资平是怎样的人？他说：“张资平是个写黄色小说的作家又是个汉奸，你们中学生不宜看他的作品······”梁老师是个学识渊博的人当然了解张资平在中国近代文学上的地位，在那极左的年代里他是不敢向学生公正评价张资平的。
几十年来没人敢宣传张资平，他被人们“谈忘”了几十多年。
逐步了解张资平
改革开后迎来科学的春，文化界百花齐放。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文化界才有人研究张资平。由20世纪90年代初起《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报刊杂志和大专院校的学报先后刊载评论、介绍张资平的文章。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才真正看到比较详细介绍张资平的文章。
1992年春，我阅读了丘立才的《张资平其人其作》，该文入选1991年出版的《梅县文史资料》第19辑。这是我第一次阅读介绍张资平的文章。
丘立才，1946年生，梅县西洋镇人，中文硕士，广东省党校中文系教授。《张资平其人其作》介绍了张之平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文学创作过程。我读了丘教授的文章后，特专程参观了张之平的故居“留余堂”。从此以后我留意收集有关张资平的作品。
1995年春，我在梅州市江南书店购到一部《张资平小说选》，这部书68万字分上下册由李葆琰选编1994年花城出版社首次出版。
张资平的书还是有人看的，《张资平小说选》首印8000册不久就售完。1996年有人想购《张资平小说选》，我告知梅州新华书有售，后来他告知我书此书己售完。不久他托人在广州的天河书城书买到《张资平小说选》时已是再版本了。
上世纪90年代我参与客家历史文化研究，有文章在报刊发表，写有反映地方历史人物的文章，还为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撰写了数万字“客家民俗田野调查”资料及。1999年10月我应邀出席“99嘉应大学客家学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来自国内1`0多间大学的专家学者外，还有部分是研究地方文史的人。当时我是以“县政协文史委员”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
事有巧合，在“99嘉应大学客家学研讨会”期间我认识了三个研究张资平的学者徐肖楠、巫小黎、丘立才，他们都曾在报刊发表了评论张资平的文章。学术研讨会在嘉应大学新建的学术讲座大楼召开，离的张资平故居“留余堂”约100米，不少外地来的专家学学者前往参观。徐肖楠等人提出成立“张资平研究会”。我读过张资平的作品，对徐肖楠教授的见议极感兴趣。后来在嘉应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巫小黎副教授把他的论文《 客家文化对张资平早期小说的影响》复印给我。
2001年11月我到广州开会时在广州天河书城购了一本《张资平自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这套“名人自传丛书”入选了我国当代25位著名作家张资平名列其中。从而可知张资平在中国文学界的知名度。
参与张资平研究
“人可废，文不可废”这是文艺评论界众多人士对张资平的评价。张资平在文学上的成就却不容抹杀。
而今，报刊中也频频出现肯定张资平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地位的文章。
在2006年春发行的《梅州客研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的序言中就有如下一段话：现当代以来,客家文人更是群星灿烂，张资平、李金发、钟敬文、陈国凯、程贤章等均在中国文坛上具有相当的地位········
而今，大专院校中文系有人选张资平的作品为题材作学士、硕士、博士论文。下面是众多论文中的选录：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林春美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海派都市小说作为流行与先锋的读本：从张资平到张爱玲》、丘立才《中国现代言情小说的开山祖张资平》、徐肖楠《从张资平看基督教传教》、刘发清《小议周作人与张资平》、赵艳花《张资平恋爱小说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等数百篇。在网上可看到很多有关张资平的论文、文章、评论等资料近千个。从而可说明张资平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知名度。
在近10年间，我因参与客家历史文化研究而先后出席了“海峡两岸客家文化研讨会”、“文化梅州发展战略研讨会”等学术研讨会，认识了很多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学者中对张资平有研究的人有十多个，如谭元亨教授就是张资平研究的佼佼者，他的文章《“归而不归”的张资平》在南方日报发表后被多家刊物转载。谭教授鼓励我积极研究客家文化，他参曾为我著的两本写序。我们也交谈过张资平的作品，他要我写一些研究张资平的文章。
近年来我阅读了部分张资平的作品，读了书要写书评。下面我对张资平的恋爱小谈作评论。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涌现了一大批写男女自由恋爱的作品在更大量的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将女性视作性工具性对象的女性观却更是司空见惯的，尤以贾平凹的《废都》最典型。《废都》描写的是西京城著名作家庄之蝶和形形色色女子的性关系。这些美女一听说庄之蝶是“著名作家”，便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想方设法与他上床，以能将自己的身体贡献给他泄欲为莫大的荣幸。张资平的小说至少描写的还像是“恋爱”，尽管在当年的社会舆论看来颇有些不正常，而《废都》里不要说“恋爱”，就是连“做爱”都没有，有的只是“删去××字”的“性交性交”！鲁迅曾讥讽张资平的恋爱小说里只有“△”。
依我的见解。张资平的恋爱小说与贾平凹的《废都》相比，真是相形见绌。
也许我是张资平的家乡人的原因。近年来，外地有多家报刊、网站向我约稿介绍张资平的文章。我为家乡出了个大作家张资平而自豪，也想参与张资平研究。
【张资平主要著译书目】
[创作书目]
冲积期限化石（长篇小说） 1922年，上海，泰东书局
爱之焦点（小说集） 1923年12月，上海，泰东书局
飞絮（长篇小说） 1926年6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
苦莉（长篇小说） 1927年3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
不平衡的偶力（长篇小说） 1927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最后的幸福（长篇小说） 1927年，上海，现代书局
欧洲文艺史纲（理论） 1929年11月，上海，联合书店
爱力圈外（长篇小说） 1929年11月，上海，乐华图书公司
长途（长篇小说） 1929年11月，上海，南强书店
爱之涡流（长篇小说） 1930年5月，上海，光明书店
天孙之女（长篇小说） 1930年7月，上海，文艺书局
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小说集） 1930年，上海，泰东书局
跳跃着的人们（长篇小说） 1930年，上海，复兴书局。1939年8月中华书局再版时书名改为《恋爱错综》
红雾（长篇小说） 1930年11月，上海，乐华图书公司
明珠与黑炭（长篇小说） 1931年1月，上海，光明书局
紫云（长篇小说） 1931年2月，上海，文艺书局
上帝的儿女们（长篇小说） 1931年7月，上海，光明书局
北极圈里的王国（长篇小说） 1931年12月，上海，现代书局
黑恋（长篇小说） 1932年，上海，现代书局
资平自传（传记） 1933年，上海，第一出版社
无灵魂的人们（长篇小说） 1933年2月，上海，晨报社出版部
资平小说集（共三卷） 1933年3月，上海，现代书局
资平自选集 1933年8月，上海，乐华图书公司
新红A 字（长篇小说） 1945年7月，上海，知行出版社
冲积期化石.飞絮.苔莉（小说集） 1988年4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爱之焦点（小说集） 1989年5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红雾（长篇小说） 1993年6月，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本书为该出版社以“张资平情爱小说作品系列”为总题再版的张资平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同时再版的还有《黑恋》、《长途》、《苔莉》、《青年的爱》’《天孙之女》、》《最后的幸福》、《青春的悲哀》等八部
性的等分线（小说集） 1993年10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帝的儿女们（小说集） 1994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资平自传达室 1994年9月，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再版
张资平小说选（上、下册） 1994年10月，广州，花城出版社
[译著书目]
别宴（日本短篇小说集） 1926年3月，武昌，时中全合作书社
压迫（日本短篇小说集） 1928年6月，上海，新宇书店
平地风波（长篇小说） 与人合译。1928年9月，上海，乐群书店
草丛中（日本短篇小说集） 1928年10月，上海，乐群书店
文艺新论（理论） 日本藤森成吉原作。1930年3月，上海联合书店
资平译品选（翻译小说集） 1933年，上海，现代书局
衬衣（日本小说集） 1933年，上海，光华书局
人兽之间（长篇小说） 日本佐藤红绿原作。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编者说明：
张资平自然科学方面的著译这里没有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