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奥凝脂粉底液哪款好:红军过草地专设野菜识别委员会:1碗青稞1银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4 14:34:29


8月19日,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到达若尔盖草地时,蒋桂花(左)为他们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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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回族老人讲,当年他拉了一袋粮食,路上遇到红军。红军没有吃的,但有银元,就用银元换粮食,一袋粮食平时也就是卖5到10银元,但红军愿意付几十块银元。到后来粮食快没有了,一碗青稞一银元。”
人物简介
蒋桂花
女,四川省若尔盖县党史研究室主任,从1996年开始,研究红军长征在当地的历史,迄今已10年。
2005年,她和县委的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历时大半年,走遍红军三过草地的几乎所有地点,包括78个村寨,9个寺院,以及大量的经堂、渡口、古道等。收集红军在当地的史料,完成《三军过后》一书。
长征揭秘
红军电文透露
长征缺粮状态
红军数万人马,在仓促脱离根据地,被迫进行远征的过程中,就一直被粮食问题困扰着。
1935年6月20日,红军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给各军团发电:“戊、每天改为两餐一干一稀;辛、抛弃和浪费粮食者严罚……”红军总司令部认为通过草地的时间为7天,因此电文规定“携带干粮除每人须指定七斤外,可雇人及使用骡马背”,以确保每天能有1斤粮食。电文还特别指出“牛羊肉不作菜,应烤成肉干代替干粮”,且“每一斤鲜肉作半斤(干粮)算”。
1935年7月2日,中央军委在《关于保障松潘战(役)的胜利携带粮食的决定》中,要求红军想办法尽可能多地携带粮食,如果“米袋不足应用衣服装……”为了筹集粮食,红军组织了便衣队到村庄附近的山上,寻找逃跑的群众。红军的另一份电文上称“如寻到群众,不论人多少,都应呼来鼓动”,希望通过宣传动员老百姓把粮食卖或借给红军。
据新华社
蒋桂花,除了四川省若尔盖县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身份外,还是当地的讲解员兼形象大使。每次有客人到若尔盖参观,都是她讲解,有时实在忙不过来,就让丈夫客串。她说,最希望来过的每一个客人多停留一会儿,听听这段历史,了解真正的草地和若尔盖。
红军过草地
为何如此困难?
首先是天气条件恶劣,其次过草地时都是雨季,还有就是向导并不熟悉草地情况新京报:很多人重走长征路时,发现草地水草丰美,牛羊成群,没有令人恐怖的沼泽地,这与红军当年描述的情景有很大区别,这是怎么回事啊?
蒋桂花(以下简称“蒋”):确实是这样,经常有人问,这么美的草地,为什么会有那么凄惨的历史?不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是无法理解当年红军的艰难和选择的。这里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天气,上世纪30年代中期,也就是1935年、1936年红军三过草地时,气候自然条件与现在有很大区别。
这一片草原的平均海拔3400米左右,1950年,四川军区情报站勘查人员第一次测量草地的气温,年平均温度只有0.7摄氏度。到2000年再测量,年平均温度已经上升到1.3摄氏度。所以,这50年以来气温上升很多。
而当年红军过草地的时候,根本没有气象资料,无从得知气温到底低到什么程度。
但可以肯定的是,比现在要低多了。看看红军的回忆录、百姓的回忆,当时草地风雨交加,有时还下雪,红军衣裳单薄,加上高原缺氧,根本无法适应。
第二个因素,红军三过草地都是7、8月份,这是草原的雨季。我们当地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在这个季节过草地,一般选择开春的3、4月,甚至是冬天。
新京报:为什么选在冬天?
蒋:冬天比夏天好走。因为沿途人烟稀少,7、8月下雨,没有燃料,当地人去松潘做生意,都是带着干粮,烧水,但不做饭。
据当地老人的回忆,中央红军过草地的1935年,雨水特别大,天天下雨,没有停过,嘎曲河水暴涨。有个红军将领写的回忆录《6天过草地》,6天没有一个晴天。天天淋着雨,睡在泥地,这是怎样的惨况啊。
还有一个情况,因为没有火,所以很多红军战士只能生吃原粮,这对以南方人为主的红军战士来说,是很难受的。
加上没有油盐,整天吃粗粮,如玉米、青稞等,还都吃不饱。即使当地人,也不是以这些为主食,而是牛羊肉、奶、酥油等。
第三个因素是向导,我们都知道红军请了向导,实际上,当年红军找的向导并不熟悉若尔盖等草地的情况。这些人熟悉松潘一带,但多数没有来过若尔盖,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走。
我们去调查时,发现当年右路军先头部队插的木板上面的地名,很多和当地百姓的称呼都不一样,红军走了很多冤枉路,条件恶劣的路。
沼泽地是
避不开的难关?
沼泽一般都分布在山丘两侧,即使走在山丘上,上下山时还是躲不开沼泽新京报:现在看到草地实际上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有很多山丘,连绵不绝。因此很多游客都问,为什么红军当年不走山丘上,而是一定要走下面危险的沼泽地呢?
蒋:纠正一点,草地的山丘不是连着的,长期在草地生活的人就知道,沼泽一般都分布在山丘两侧,尤其是阴面,有山的地方,沼泽特别多。所以上山下山之后,还得走沼泽,沼泽是绕不过去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年的向导并不是熟悉每一片草地的情况。
新京报:那红军过草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蒋:是粮食问题。整个长征,红军休整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毛尔盖,也就是从那里准备过草地。中央红军(右路军)在毛尔盖休整了一个多月,为什么?最主要就是筹粮。
草地一直不产粮食,到现在还是如此,当地主食是畜牧产品,很少有青稞等面食。当年的毛尔盖很偏僻,只有几个村寨,2000多人,粮食根本不够,加上当时7月初,粮食还没有成熟。所以筹集的粮食不够。
为什么红军三过草地多选择从巴西乡(现属若尔盖县)这一带出去,因为这里是农区,产粮食。就在班佑战斗后,红军意外地发现了巴西乡,那里有78个自然村寨,比毛尔盖大很多,刚好粮食成熟,到处金灿灿的粮食。对刚走出草地,饥肠辘辘的红军来说,是雪中送炭。
新京报:据说红军来后,百姓都跑光了?
蒋:是的。红军想付钱找不到人,又急需粮食,只有打借条借牌,留下征粮的凭据,如布币、银元等,有的在田头插上木制的借牌。红军当年的宣传确实做得很好,纪律也很好。
新京报:这些借条借牌解放后兑换了吗?
蒋:几乎没有,很可惜,借条、标语都是汉文,藏民都不认识,以为没有用。藏区一直到1957年才有第一所小学,接触汉语教育,所以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批人长大,才逐渐明白那些东西是红军的宣传标语和借牌等,但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
能不能找些
野生动物充饥?
草地的水质很差,很多红军回忆草地上“连鸟都没有”新京报:那时草地上应该有很多野生动物吧?
蒋:确实有,如野兔什么的,但红军的人数太多了,前面的部队过一趟,后面的部队连野菜都没得挖了,哪里还会有野生动物?而且这么多人过来,动物也吓跑了,所以,很多红军回忆草地上“连鸟都没有,”这是真实的。
新京报:但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牦牛、马什么的,那时候没有吗?
蒋:你问的好,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草地的水质。就是今天,草地的水质都是很差的,不能直接喝。现在我们若尔盖县城还是从巴西等地买水喝,草地上尽管有很多水,但都不能喝。
记得小时候,沼泽水面上漂着一层彩色的油花,那是地下涌上来的,类似石油。水里面还有很多虫子,细菌病虫很多,喝了这样的水,就像得血吸虫病一样,肚子鼓得很大,动物也是一样。所以,1950年代以前,草地上的牛羊很少,那时候一家有三五只绵羊都是很了不起的。
一直到1950年解放后,藏区一位很有名的医生,研制了一种药,撒在水里,才改善了水质,牛羊才多起来,但人还是不能直接喝。
三过草地
做了哪些准备?
部队专门成立“野菜识别委员会”,还收集了大量羊毛羊皮,备战士和伤病员保暖新京报:很多人以为红军是一支部队、一次通过草地?
蒋:不是,1935年,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分左右两路过草地。右路军就是以中央红军为主,毛泽东、 周恩来等人带领,从毛尔盖经若尔盖到班佑;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等人带领,从上阿坝、下阿坝到巴西。分布很广。
巴西会议后红军分裂,张国焘带着部队从草地南下,南下失败后,1936年再次折回草地北上。所以,右路军是一次过草地,而四方面军的大部分是三过草地。
新京报:红四方面军一部分1936年再次过草地北上,情况是不是好一点?
蒋:恰恰相反,1936年红四方面军过草地是最惨的,尤其是殿后的二方面军,损失惨重,比1935年时要严重。
新京报:为什么?
蒋:首先是时间问题,1935年红军过草地只用了7天左右,最长的10多天。因出发地不一样,1936年四方面军是从甘孜出发的,终点仍在巴西一带,只有这里有粮食,所以路线要长。平均走了一个月,补给跟不上。
新京报:又一次过草地,红军应该做很多准备吧?
蒋:确实做了很周密的准备,譬如,战士们的米袋中都灌满了青稞,可以吃半个月,部队专门成立了“野菜识别委员会”,教战士哪些蘑菇野菜是没有毒可以吃的;而且还在甘孜收集了大量羊毛羊皮,备战士和伤病员保暖,有的部队甚至准备了帐篷。
新京报: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大损失?
蒋:关键是时间太长,补给跟不上。半个月20天后,粮食都吃完了,吃野菜。
有记载的是在一个地方,晚上下雪,红军一个晚上冻死140多人。到阿坝后,粮食基本都没有了,一天上百人倒下。
红军找补给
为何那么困难?
国民党当时宣传把红军称作“土匪”,百姓都跑了新京报:红军在长征途中有一个秘诀,就是搞好和当地武装或者少数民族的关系,尽量减少战斗并得到补给,为什么在草地及周边效果不明显?
蒋:首先没有时间,红军长征是为了生存,一天到晚行军走路,不可能花长时间搞统战。到解放时,情况就好多了,解放军花长时间搞“草原情报站”,建立统一战线,减少很多阻力,但在当年不现实。
国民党当时宣传把红军称作“土匪”,让藏民叫红军“吃兵”,所以,红军一到,百姓跑了,根本找不到人宣传。
红军过草地为什么那么艰难,就是缺少了百姓的支持。老百姓能明白红军的主张,但不是一下就能做到。
红军以汉民为主,在南方汉族聚集区可以打土豪,分田地,百姓会把红军当作自己的军队。但到藏区就不一样了: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悉,生活方式不一样。红军被认为是外来的军队,困难可想而知。这是真实的历史,我们应该尊重。
采写:本报记者 李立强
摄影:张天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