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太基必须毁灭:项英与新四军的集结

  项英与新四军的集结
 作者：胡居成
 　　率领军部移驻南昌
　　新四军筹备处1937年10月底在武汉成立。项英12月23日从延安抵达武汉，在新四军筹备处一共12天，除和5个红军游击队的负责人或代表商谈改编、集中事宜外，还多次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给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张闻天、中共中央三次发电报请示汇报新四军编制与干部配备问题，催调来新四军的干部。纷繁的军务、党务，使项英废寝忘食，忙得不可开交。　　1938年1月4日，项英等率领新四军军部、政治部、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医务处的大部分人员离开武汉移驻南昌，在那里组织指挥各省红军游击队向蒋介石指定的皖南歙县岩寺集中改编，开往抗日前线。
　　叶挺仍留在武汉，继续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新四军的编制、经费、干部任命等问题。
　　6日，项英抵达南昌，听取“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负责人涂振农的工作汇报。他不顾旅途劳顿，同赣南、福州、崇安等红军游击队办事处的同志洽谈工作直至深夜。　　接连3天，项英召集主要干部陈毅、周子昆、赖传珠、李子芳等人商讨军政干部的分配问题。1月9日，在30架敌机的扫射、轰炸声中，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在南昌正式办公。
　　早在离开武汉的5天前，项英就给去皖南勘察新四军集中地的陈毅，闽西的张鼎丞、邓子恢，皖浙赣边区的王丰庆，浙南的刘英、粟裕，闽北的黄道，闽东的叶飞，湘赣边的谭余保等主要游击区负责人发了电报，要他们于1月10日前，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开会，听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传达。但直到1月上旬最后一天，除陈毅、黄道、叶飞赶到外，其他游击区均未来人。项英十分焦急。当时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敌机几乎天天轰炸南昌。如果皖赣沦陷，新四军的集中整训就可能成问题了。项英决定不再等待，来几个人传达几个人，然后军部领导再分头下去传达，动员部队快些集中。　　1月11日，项英传达的重点是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作的长篇报告第三部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
　　当晚，陈毅夹着铺盖来到项英住处，一看只有一张帆布行军床，睡不下两个人，就把铺盖向木地板上一放，说：“今晚与你同住，同意否？”
　　正在看干部登记表的项英抬起头来：“行李都搬来了，不同意也得同意啊！”说着走过来，把自己的铺盖搬到地板上，把陈毅的铺盖搬到床上。陈毅也不客气，向床上一躺，拉过被子往身上一盖。
　　项英笑了笑，也不多问，重新坐下来看干部登记表。　　最后，还是陈毅沉不住气，掀开被子坐起来说：“老项，你知道我来要说啥子事？”
　　项英说：“你不说，我咋会知道嘛！”
　　陈毅说：“你从延安回来，我们也没有好好聊聊，今晚是特来跟你聊天的。”　　项英说：“奉陪，从哪里聊起？”
　　陈毅说：“不聊远的，就从你今天传达的王明报告聊起吧？你说，明天讨论，我这个军分会副主席如何发言？”　　“什么意思？”项英问。　　“意思嘛——”陈毅故意拉长声音说，“是和王明唱一个调呢？还是唱反调？”
　　项英沉默好一会说：“现在就谈谈你的看法。”
　　陈毅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我的看法三句话二十四个字，王明是只讲统一，不讲独立；只讲服从，不讲对抗，只讲团结，不讲批评。王明在和党中央、毛泽东唱对台戏！”　　项英笑笑说：“真诗人也，多会提炼概括！如果是唱‘对台戏’，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不反驳？参加会议的同志为什么会赞成？”　　陈毅沉思一会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暂不回答你的问题。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王明报告之后，毛泽东同志有没有发言？”　　项英说：“日程上没安排发言，即席讲了一下要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游击战的方针。”　　陈毅变得严肃了：“那你为什么只传一家之言？”　　项英郑重地说：“12月18日，我和彭德怀一起由延安去西安，彭德怀说，毛泽东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让它在实践在去证明吧。我们可否效仿？”
　　陈毅说：“这要看你用谁的方法去实践？”
　　项英说：“暂不管它谁的方法，当前团结抗日是大局，集中部队是中心。我们全力以赴，把部队集中起来再说，如何？”
　　陈毅想想项英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就点头表示同意了。
　　12日，大家对王明的报告只讨论半天，项英就宣布讨论结束，布置以后的工作。项英说：“中央及长江局给东南分局、新四军军分会的任务，主要是传达中央新政策，广泛开展统一战线，迅速集中部队，开往前线抗战。”他宣布，他自己去赣南传达，陈毅、张云逸、曾山、黄道、叶飞等分别到其他主要游击区传达。　　13日下午，机关开党支部大会，项英做报告。他指出，从山沟到城市，有些干部随环境变化而变化，花几角钱洗个澡，几块钱买双皮鞋，下馆子吃饭，居然表现出一派军官样儿；还有个别干部对分配的工作不满，嫌小怕难。这是堕落的开始，必须进行艰苦奋斗教育，杜绝这些不良现象。项英从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苏区的土地革命，讲到三年游击战争，用工人忍饥挨饿坚持罢工、农民节衣缩食支援红军、游击队风餐露宿坚持斗争的感人事迹，教育机关干部要发扬十年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不忘本，为部队做出好榜样。
　　14日，湘鄂赣抗日游击第一支队参谋长江渭从湖南平江嘉义赶来，向项英汇报湘鄂赣红军游击队集中后的军政训练情况。15日一大早，项英带着几个军政干部和电台、警卫人员，冒着雨雪去赣南几支游支队视察，传达中央新政策。　　　勇斗国民党顽固派　　
　　项英一行首先来到湘赣边抗日游击支队。部队正在村外冒着雨雪操练。他们还都穿着破破烂烂的老百姓衣服，项英见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默默地安慰自己说：集中起来就好了，国民党答应发给一万套棉军装呢。　　到了支队部，项英问谭余保为什么未去南昌开会，谭余保说未接到通知。项英明白了，一定是国民党莲花县政府把电报扣下了。早在项英到南昌的当天夜里，赣南、闽西办事处来人就曾向他反映，当地国民党政府不希望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想就地分化瓦解。莲花县政府扣压电报，也可能就是出于这一目的。项英要谭余保通知国民党莲花县政府，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到此视察部队，请他们前来相见。　　莲花县县长听说新四军副军长到达，不敢怠慢，于当天下午率县党部书记、保安团长、警察局长等前往迎接，执意要请项英去县衙下榻，项英婉言谢绝，告诉他湘赣抗日游击支队乃红军游击队改编，现已和南方诸省县红军游击队一样，正式编入新四军，不日即开赴抗日前线，希望他们给予大力支持。县长知道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得连声说：“一定尽力相助。”
　　第二天上午，项英就给支队党员干部传达中央12月政治局会议决议和新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项英没有像在南昌那样照本宣科传达王明的报告，而是把毛泽东的即席讲话和王明的报告综合起来，用自己的话进行传达。但由于王明的报告对他影响大、烙印深，什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啦，“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啦，等等，他都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出来。
　　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完以后，项英又一个一个地找大队干部谈话，了解思想情况，征求改编意见。经过项英艰苦细致的工作，湘赣抗日游击支队做好一切出发准备，等军部命令一到，就立即向皖南岩寺集中。　　湘赣边之行的任务完成后，项英于1月21日晚来到赣州新四军办事处。刚到，闽赣特委陈副书记急忙前来报告，说瑞金出事了。
　　原来，1月15日，闽西红军游击队接项英的电报后，即派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等7人从龙岩出发，19日傍晚到达汀瑞红军游击队办事处。当晚，谭震林召集游击队连以上干部、办事处负责人及地方党负责干部等40余人开会，传达闽西军政委员会关于贯彻中央统战工作的指示和研究北上留守问题。会议开到深夜1时结束，正当大家准备回住所休息时，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十三旅把办事处包围起来，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拦住去路。汀瑞抗日游击支队支队长钟民质问：“你们想干什么？”一个领队军官蛮横地说：“你们这么多人进城，聚在一起秘密开会，事先也不给我们报告，是非法的。奉上司命令，要对你们进行检查。”谭震林沉着冷静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同胞们！我们不能打内战。所有中国人民和抗日同胞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要联合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要消灭一切汉奸卖国贼……”   　谭震林的一席话，使一触即发的局面有所缓和。为了顾全大局，谭震林、钟民一面指挥警卫战士和干部在门口集中，一面与国民党军继续说理。但他们仍强行检查扣押，把枪支、弹药、钱物等搜去，将谭震林、钟民等领导干部和十几个警卫战士分别关在两间房子里。办事处干部肖全忠从后门逃出，想去龙岩报告，不幸惨遭杀害。
　　21日，国民党瑞金县当局又扣押了新四军第二支队秘书长温仰春和十几名干部。
　　项英听完关于“瑞金事件”的汇报后，立即对前来办事处汇报工作的汀瑞抗日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彭胜标说：“你马上回瑞金，通知驻兰田、武阳游击队立即撤离，迅速转移到大余县池江镇集中。”　　项英考虑一下又说：“也许游击队已遭袭击或转移。不过你一定设法找到他们。我在赣州营救被扣押人员，事情一有眉目，我即去池江。”　　第二天，项英驱车来到国民党赣州专署，警察专员马葆珩亲自出衙迎接。项英询问瑞金事件的经过，马葆珩为难地说：“第三十三旅直属南昌行营管辖，请项副军长能否与省主席熊式辉直接通话，请他裁决？”
　　项英说：“话虽如此，但瑞金乃是贵署领属，还望葆珩兄多多相助才是。”马葆珩说：“德隆兄请放心，此乃敝人分内之事。”马葆珩亲自要通南昌熊式辉电话递给项英，项英要求熊式辉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和如数交还物资，不要影响国共合作抗日。熊式辉知道项英是共产党中央要员，名义上是新四军副军长，实为主脑，军部又设在南昌，因此，也不敢轻视，表示要亲自饬查。此时马葆珩也要通了瑞金县长谢寿如的电话，要他从中周旋，尽早放人归物。接着，项英又在赣州发动各界进步人士进行声援。
　　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十三旅和国民党瑞金县政府，在各方压力和社会舆论的批评之下，不得不在23日中午把谭震林、钟民、温仰春等人释放，交还电台、枪支弹药和钱物等。谭震林获释后，立即率警卫人员赴南昌新四军军部办理有关整编集结事宜。　　1月底，汀瑞抗日游击支队360余人撤离瑞金，北上龙岩整训。赣粤边的几支游击队和湘南游击支队，也陆续集中到大余县板棚下和池江一带。这两支游击队都被编入新四军，并做好北上准备。　　2月6日，项英接军部电报：“接蒋、顾令，限部队2月20日集中歙县岩寺一带。”　　
　　指挥部队集结　　　　项英一行，经过三天两夜的不停奔波，终于来到了皖南屯溪，与陈毅会面，对陈毅初步选定的军部和各支队团营驻地作进一步的踏勘。　　2月11日，项英接军部电报，说叶挺军长9日从武汉动身赴赣，要他速回。　　项英等人12日午后回到南昌。
　　项英把军部迁驻南昌以来和各部队下山整训等情况向叶挺作了介绍。
　　晚上，军部召开军人大会，叶挺宣读了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核定”的任命：项英为副军长、中将；张云逸为参谋长、中将；周子昆为副参谋长、中将；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中将；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全军10个团，1个教导营，4个游击支队，共计10300人，6000支枪。至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组建完成。　　叶挺宣读命令完毕，项英又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讲了话。他就徐州危急、汉口紧张、亲日派活动频繁，以及日本的军事、政治、财政、士气等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号召机关全体指战员，要全力以赴组织部队集结，力争早一天投入军政训练。
　　3月16日，项英针对三支队六团在集结途中300多人逃跑一事，给分途开进的各团发出指示，实事求是地指出部队存在的弱点：不熟练正规军的行动；军事技能和战斗素养都较落后；政治工作不健全，文化水平低；游击主义的习气重；新成分增加，逃亡现象不断发生。项英在指示中写道：“为了完成我们在抗战中的伟大任务，必须以最大努力和斗争，迅速地克服我们的弱点。”他提出：首先是做好巩固部队的工作，加强党内和部队中的政治教育，提高政治觉悟；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迅速建立部队的政治工作，加强部队教育；提高军事技能和战术素养。最后，他提出五个反对：“反对一切不正确思想和意识，反对忘记了自己把统一战线曲解为自己与人家一样，反对一切腐化堕落行为，反对自高自大认为劳苦功高，反对个人自由主义。”项英亲笔写下的这一个指示，对从深山老林走向平原乡村、城镇的红军游击队来说，是非常及时、很有针对性的。
　　从新四军组建到集结，项英的指挥是正确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的威信也因此越来越高。同时，项英也产生了骄傲情绪和个人说了算的家长作风。他对延安未同他商量就派来干部持有异议，对叶挺2月27日未经他同意就致电朱德、彭德怀，向八路军要干部更为不快。他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央向新四军派干部须征得他同意，并定为一条原则。3月18日，毛泽东复电说：“前电谓派干部须得你同意，此事未便定为原则，且中下级干部你处亦无法明了其底细。”对项英策略地进行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