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销售:陈平原: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 大学故事

　 中国教育在线首页>>校园频道>>校园大讲堂>>学术讲坛时间：2005-09-13

　　前些天，我回广州参加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所见所闻，大有感触。好多问题，大家提出来了，希望我解答。我不是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但这些问题凸显了中国大学目前面临的困境，必须认真面对。先说说到底哪些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第一，不断有回来参加庆典的校友询问校长，我们学校排行第几？校长明知这种问法不科学，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尽量挑最好的排名来答复。大家知道，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的排名榜上，位置不一样。不仅校长，各个院系的主任，都说排名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大学排名，如今成了各大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甚至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不例外。

　　第二，前些天报纸上说，英国的《泰晤士报》推出全球最佳大学排名，北大排名第十七，清华名落孙山。我的第一感觉是，有没有搞错，是不是周星驰版？因为，第一，北大没那么好；第二，清华没那么差。北大清华，伯仲之间，如果强行拉开距离，那肯定这评判有问题。

　　第三，2001年，中大校方在校园里发起关于“中大精神”的讨论，据说效果很好。大家希望听听我的意见，即，你怎么看待这场大讨论？

　　第四，开完庆典会，我顺便到一所师范院校演讲，谈大学精神。开放提问时，有学生希望我谈谈陈寅恪先生，如何评价他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主张。我问：你读过陈寅恪的书没有？回答是“没有”。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也都喜欢谈陈寅恪，这是我关注的一个问题。

　　第五，老同学见面聊天，有幸灾乐祸的，也有忧心忡忡的，他们问我：为什么大学老出事？一会儿北大博士生录取有争议，一会儿北航招生大舞弊，一会儿南师大女生陪舞，一会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嫖娼。虽然大学毕业20多年了，但说起大学，他们都有一种青春想像，觉得大学里的教授们应该很纯洁、很崇高的。怎么现在变得乱七八糟的，这让他们很难接受。

　　好吧，就这些。这么多问题，你说该怎么回答？大学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下面我就试着略作解释。当然，好些是说开去，不是直接针对这些提问。

　　一、关于大学排名

　　对于大学排名，我相信，很多大学都是又爱又恨。不同的排名，提供了自由解说的无限空间，你不妨各取所需；但反过来，总有让你感觉很尴尬的时候。目前中国的大学排名，主要有三类：一、民间的排名，比如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的排名；二、教育部的排名，比如一个月前出台的一级学科排名；三、外国媒介，比如《泰晤士报》的排名。这其中最滑稽的，还属《洛杉矶时报》的排名。

　　前不久，很多报纸都登了这么一则消息，说是美国人评出中国十所“最受尊敬的大学”和十位“最受尊敬的校长”。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学是清华、北大、浙大、复旦、南京大学等，第十名是西安翻译学院。最受尊敬的大学校长呢，第一名是北大校长许智宏，第二名是西安翻译学院校长丁祖诒。西安翻译学院这几年广告做得很凶，而且经常制造大众关注的话题。比如宣称他们的学生如何“畅销”，还没毕业就被定购一空，而且月薪极高等。后来记者深入调查，没那回事。现在这个排名，同样使大家很惊讶。清华北大哪个排在前面，大家都能接受，复旦、浙大、南大也都是好大学，但西安翻译学院怎么可能跟它们并列在一起？这实在让人震惊。后来，经有心人核查，发现这个“中国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学”排名，是刊登在《洛杉矶时报》的广告版上，负责排名的“美国50州高等教育联盟”，不是美国的教育管理机构，而是一个美籍华人今年5月份刚在美国加州注册的公司。报纸上，除了排名，还有西安翻译学院的照片。在广告栏里出现了某所学校的照片，大家纷纷追问，到底是谁花的钱？西安翻译学院说他们没花，是人家主动跑来送获奖证书的；但再一问，北大没有收到这个证书，清华也不知道他们得奖了（《大学排行榜疑似付费广告》，《北京晨报》2004年11月17日）。这个排名，我相信学术界、教育界都不会当真；可问题在于，此举的广告效果极好，起码吸引了众多眼球，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排名这东西，信也不行，不信也不行。不要说局外人，就连我们这些在大学里教书的人，也都看不懂。形形式式的大学排名，犹如万花筒，稍一晃动，马上变出新的花样，是很有娱乐性；可看着大学也像商品一样被炒卖，心里很难受。

　　你问我大学排行榜好不好，这取决于评价标准的设计，取决于获得数据的方式，也取决于具体操作时是否严谨。教育部做一级学科排名，要求各大学填表，算是最认真的了，可也颇多非议。我开玩笑说，以后大学里应开设一“填表”专业，教导大家如何“恰到好处”地公布各种相关数据。排名根据各大学填报的表格，可谁来核实这些数据呢？这么说来，填表的技术很关键。当然，表格的设计更关键。比如，科研经费和学术声誉，二者各自所占比例的大小。注重前者还是注重后者，决定了北大、清华哪个在前。按国内的大排名（即不考虑理工院校和综合大学的区别），清华在北大之上；但如果在外国，北大在清华之上。这其实是评价标准设计的问题。如果像上回公布的那样，北大文科所占分数，只等于清华理科所占分数的四分之一，这就必然出现工科院校排名普遍在综合大学之上的情况。照这样算，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中国科技大、华中科技大等，排名都在很多很好的综合大学之前。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硬件指标，即国家拨给或企业资助的经费；其次，院士数目，文科没有院士，而“著名学者”又不是可以准确把握的概念。综合大学里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你可能人才济济，但无法量化为“有效指标”，再加上科研经费少，难怪不能跟理工科院校比。

　　在大学评价指标里，还有一项是学术声誉。所谓的学术声誉，也就是学界以及社会对于这所大学的认可程度。不靠统计，凭印象、凭直觉、凭口碑来下判断。相对来说，外国人更看重学术声誉，而中国人呢，更相信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堂而皇之拿出来的数字。于是，差异出现了。那个让北大人欢欣鼓舞的《泰晤士报》大学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十七；在我看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据说，这次排名主要依据五项指标：第一，国际教师比例，第二，国际学生比例，第三，教师与学生比例，第四教师科研成果的引用——这四个指标，北大都很一般；但第五项指标——学术声誉，北大居然高达322分，单项全世界排名第10，一下子提升了北大的排名（《〈泰晤士报〉推出最佳高校排名，北大跻身全球前20名》，《中华读书保》2004年11月10日））。在我看来，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国在崛起，而且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在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非要一个中国代表入围不可，那就上北大吧。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大学发展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联这一设想，使大家认定北大非常重要。北大在现当代中国的政治史上，曾发挥很大作用，这一点，给各国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排名时大大加分。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中国大学排名，外国人做的偏“虚”，中国人做的偏“实”；太虚太实，在我看来，都不太可靠。按照目前中国的趋势，大学排名越来越倾向于避虚就实，也就是强调“数字”而忽略“影响”。所以，我才需要努力为玄虚的、可以感知但无法量化的“社会声誉”辩护。

　　常听人互相吹嘘，说我们学校、我们院系如何了不得，说的基本上不是建筑，也不是仪器，而是著名人物，或者说“名教授”。这个思路，其实是回到了七十年前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讲的一段话：“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故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就职演说》）名教授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思想，凝聚为一句通俗易懂的格言：大学的关键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这段名言，现在常被喜欢谈论教育的朋友引用，影响极大。

　　其实，在此之前20年，即1912年，马相伯在严复辞职后，短暂代理了北京大学校长，在他的就任演说中，也有类似的比喻，只是着眼点不一样，针对的是大学生：“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这段话，刊载在《申报》1912年10月29日，题目是《代理大学校长就任之演说》，北大出版社2000年刊行的《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有收录，可以参阅。这里强调大学之“大”，不在于校舍，也就是梅贻琦说的不在大楼，而在于师生的学问境界。对于大学来说，“人”是最重要的；这里所说的“人”，包括校长、教授，也包括学生。因此，我对于目前大学排名的过分重“物”而轻“人”，很不以为然。

　　二、关于大学精神

　　我发现，现在中国的大学，“大师”难得一见，“大楼”却都很辉煌，这都是托校庆的福。大学不是不要大楼，而是更需要大师——这样解读，才不至于将真经念歪。自1998年北大成功举办百年庆典以来，各大学的校长们，都懂得利用校庆的机会，好好地树立自己学校的形象，同时获得诸多实际利益，包括“大楼”。借助校庆的宣传，使得学校大名远扬，这很重要。向内，凝聚学生和老师们的共识；向外，扩大声誉，让校友们感到骄傲，也让外界了解这所大学。这是校庆最最重要的工作，古今中外，盖莫例外。

　　回到关于大学精神的话题。那天我到广州，刚下飞机，就被拉去参加广东电视台的“前沿对话”，那是专门为中山大学校庆做的节目，作为校友，我不能不尽力。事先没沟通，突然被问及对于2000年中大校园里开展“中大精神”大讨论的看法，真的很狼狈。我知道有这么一场讨论，也见过那本《凝集中大精神——“中大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大讨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可说实话，当时只是翻翻而已，并没认真对待。稍微迟疑了片刻，我做了如下答复：

　　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也在讨论“北大精神”，我不太赞成这样的提法。所有的精神都在建构中，没有不变的精神，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所大学的精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国外著名的学府，哈佛和耶鲁等都有校训，但都不曾有什么“哈佛精神”、“耶鲁精神”。为什么中国人就喜欢这样概括？我想，是因为大家都想用一句话，一个口号来记住中大、北大。我可以理解这样的愿望。

　　这种讨论可以进行，准不准确、能不能概括，都无所谓，关键在于它可以凝聚人心，畅想未来。因此，与其争辩什么是“中大精神”，不如直面中大目前的现状，怀着虔诚、期待的心情参与到新的学术传统的创造中，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场“南北学者对话”，被在场的记者记录整理，刊载于2004年11月12日的《南方日报》上（参见《南北学者康乐园里共话“中大精神”，中大最可贵在“中”不在“大”》）。我下面要说的大概意思没变，只是略做发挥。

　　第一，我不太相信能够用一句话来概括十几万人近百年的努力，除非你说的是“爱国”、“民主”、“科学”那样的大话。可如果上升到这个层面，各大学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对这所大学的历史及传统有所阐释，引起某些权威人士的不满，于是，校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讲北大，还是要讲爱国。我的答复是：这话说了等于没说，难道其他大学的师生就不爱国？这样来谈论某某大学精神，很危险，容易简单化，而且上纲上线。

　　不管是“北大精神”，还是“中大精神”，如果真的需要提炼，也应尽量避免“定于一尊”的思路。不妨各说各的，百花齐放。因为，用一句话来概括几万乃至十几万师生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只能高度抽象，那样，弄不好就成了另一种校训。大家知道，“校训”是主事者对于未来的期待，不是历史总结。半年前，互联网上曾流行各大学的校训，我仔细看了，觉得大同小异，文字表达不同，但意思都差不多。很多大学校长及校史专家，都特别爱提校训，似乎这东西真的就像魔咒，有旋转乾坤之力。在我看来，校训没那么重要，它只是表达了一种愿望而已。就像口号，喊得多了，大家记忆很牢靠。至于是否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只有天知道。百年校庆期间，我们讲了很多“北大精神”，事后，外国留学生问我，是不是中国高等教育比较落后，大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大家自我感觉太好，才会以一所大学来命名某种精神。想想不无道理，当每个大学都在努力发掘并积极提倡自己的“大学精神”时，确实是有点夸张。而且，很容易变成一种变相的政治口号。

　　第二，我不相信有凝定不变的大学精神。如果说真有“北大精神”、“中大精神”的话，那也是经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大学存在，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有大致的发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砖加瓦；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对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说大学传统，她比大学精神更实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说传统，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过程中的，是没有定型的，还在不断发展。第三，虽然不相信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大学精神”，但我还是很欣赏关于“大学精神”的讨论。在我看来，这既是在总结历史，更是在畅想未来，是一件“可爱”但“不可信”的工作。说“可爱”，是因为此举可以凝聚人心，珍视传统，发奋图强；说“不可信”，是因为此举更多地是表达一种愿望，不能作为一个历史学命题来认真对待。

　　也正因此，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试图将关于“北大精神”的讨论，转化为“北大故事”的讲述。表面上境界不高，其实大有深意在焉。下面我就来谈谈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三、关于大学故事

　　讲述大学故事，可以有高低、雅俗之分。1993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做研究的时候，翻阅了好些东京大学百年校史资料，也读了其他各国大学校庆的出版物，对此很感兴趣。几年前，我的《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出版，因其中谈及我对校庆出版物的兴趣，不断有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给我寄此类东西；上海有位朋友，还专门帮我收集世界各国大学的校庆纪念邮票。这当然是后话了。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了《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写了《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其共同特点是，将我所理解的北大传统，或者说北大精神，借助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呈现出来。这种编撰策略，效果不错，于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紧接着组织了一套“老大学故事丛书”；而辽海出版社的“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华学府随笔”丛书，还有好多谈论大学的丛书，也都是这个路数。这几年，谈论大学的书籍，纷纷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跟我的“开风气”之作，不无关系。以致现在各大学编校庆读物，都会格外关注“大师”的表彰，以及“大学故事”的讲述。可以这么说，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很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一时间成为出版时尚。可书一多，鱼龙混杂，做滥了，也会讨人嫌。

　　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关于大学研究的著作，比如2001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共十二种，除了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想》稍微涉及人物，其他人讲的，大都是大学该如何管理这样的问题。就学校的组织及管理者来说，他们会觉得，我这个研究，虽然也有意思，但不算教育学。好在我也不想挤进教育学家的行列，我讲的是人文，涉及文学、史学、教育等。换句话说，我理想中的教育，不是专业化的、只能由教育学家说了算的“小教育”，而是所有知识者都必须面对的、也都有权利插嘴的“大教育”。我希望做人文研究的，还有做其他专业研究的学者，都来关心教育问题，介入到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里面来。这两年，也有不少教育学教授认可了我的研究，说我的文章写得有趣，不像他们谈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的那样坚硬。不仅仅是文章有趣，希望有一天教育学家也能同意：“大学故事”同样可以成为大学史乃至教育学研究的课题。

　　我这样提问，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突兀：在大学里，谁最关心、而且最能影响大学传统的建构以及大学精神的传递？是管理者，还是大学生？我认为是后者。如果承认学生们在承传大学精神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话，你就能体会到我所讲的大学故事的重要性。现在很多大学都建立了校史馆（室），校方有意识地建构历史、表彰自己的光荣传统。但真正的校史教育，不是靠校长、院长、系主任来讲的；真正承当如此重任的，是学生宿舍里熄灯后的神聊。这种颇具学术色彩的聊天，没人强制，纯属自发，带有自娱性质，但褒贬之间，大有讲究。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学精神、大学传统，很大程度上是靠这种“神聊”而得以延续的。任何一所大学，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流传过程中，被赋予了很多感情色彩。大学四年，即便没有专门的校史教育，单是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也能让你对这所学校有所了解，有所认同。假如你在首师大、华师大或北京大学念了四年书，还没听到过此类有趣的故事，要不是学校太刻板，要不是你读书太不灵活。

　　这些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比那些确凿无疑的口号、校训更实在，也更有用。它经过一代代教师学生的选择、淘洗以及再创造，必定有其存在的道理。说“再创造”，那是因为，大学的故事，日夜都在生长，都在起伏与变形。我在北京大学教了20年书，经常有学生问，老师，听说你有什么什么事情，是真的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讲给我听听。不能说毫无踪影，但想象发挥的成分很大。如今，我们也成了学生编造故事的对象。我相信，这些故事，日后有少数传下去，绝大部分则很快被遗忘。其实，常被提及的关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黄侃等人的故事，也都是这样产生并传播开去的。人的“记忆”并不简单，有很大的选择性，我们只记得我们愿意记得的。我做校史研究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校园里广泛传播的故事，都有影子，但都不太真实。如果没有影子，胡乱编，传不下去；编一个跟这人性格完全相反的故事，更传不下去。别小看“口耳相传”，就像民间文学一样，它也有一套自我保护以及甄别真伪的技巧。传得下去的故事，往往是跟我们所认定的这所大学的传统比较吻合，也跟这个人物的性情比较接近。或许形不似，但神似。所以，每当人家要我讲什么是“北大精神”时，我总是掉转话头，给他们讲几个北大的故事。听完故事，学生明白了。明白什么？明白老师心目中的北京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常有人要我举一个例子，最能体现北大特点的，那种情况下，我通常举蔡元培。今天我们纪念蔡元培的时候，会强调他执掌北大十年的各种贡献，比如扶持新文化运动，还有他在北大组织进德会等。除此之外，我特别关注他的一个观念：“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所谓兼容并包，就是对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同时包容。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能记得辜鸿铭的故事，还有林纾的故事。虽然“逸事”与“正史”之间，有不小的缝隙（参见《老北大的故事》28—3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但大致的精神没错。另外，他请没上过大学的梁漱溟到北大来教书，也是大家乐于传诵的。这些事情，体现了一个大学校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这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原故。一定要说北大和其他大学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包容性比较大，包括对各种各样“主义”的提倡。今天我们提到新文化运动，往往只强调“新”的一面，尤其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实，当时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政治思潮同时在北大出现，任由学生自主选择。大学不同于中学，就在于它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通过自由竞争，有一些被淘汰，有一些留下来，就在这选择的过程中，学生成长了。尽可能让学生们接触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这是大学的任务。像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故事，在北大很多，而在蔡元培校长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所以，我认为围绕蔡元培先生的一系列故事，最能体现所谓的“北大精神”。

　　现编的故事也好，流传久远的传说也好，学生们听了，明白其中的奥秘，这就行了。有趣，耐读，让人浮想联翩，虽然不能完全证实，但这样的故事和传说，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重要的文化财产。当然，讲述大学故事，必须经得起听众的考验，不能做成纯粹的广告。在这一点上，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编出有趣而且传神的故事。对于大学而言，积累资产，积累大楼，积累图书，同时也积累故事。对于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来说，“积累故事”其实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代代学生记忆里最难忘怀的。几十年后，诸位重新聚会，记得的，很可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以及校园里有趣的人物，而不是老师们讲授的具体课程。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里，鲁迅回忆当年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学：所讲的《说文解字》，一句也记不得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我想，关于大学、关于大学生活，日后大家记住的，很可能都是你们喜欢的故事，以及你们热爱的教授的音容笑貌，而不是具体的课程知识。

　　各种有关大学的书籍，都会涉及到大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但有一点，我说的这种“音容笑貌”，这些有趣的故事，大都属于已经去世的，或早已退休的。我们这一代学者，有没有故事值得你们传颂，这对我们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曾大发感慨：我们这代人，因为自身的努力，也因为时代的关系，可能留下一些比较精彩的专业著作；但能不能像我们的长辈那样，同时也给大家留下一批美丽的传说，以及有趣的故事，这一点我没把握。当年我进北大，在未名湖边散步，人家给我指点：这是朱光潜，那是王力，这是吴组缃，那是王瑶。不好意思跟他们闲聊天，只是凑上去，点点头，表示敬意，然后很知趣地走开。虽然接触不是很多，但未名湖边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更何况校园里流传着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传说，我们觉得，跟他们离得很近。请记得，我们进入大学，既读书，也读人，读那些我们心存敬畏与景仰的师长。再过几十年，未名湖边还有没有这样动人的故事在流传？再过几十年，今天这些顶着各种“伟大”头衔的教授们，能否给学生们留下一些值得永远追怀的故事？如果没有，那就是现在的教育者未能尽到责任。

　　谈论大学故事，我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人。下面，就让我们转入大学教授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