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思考：“社会企业”让环保组织春心萌动

2010-03-25 11:08:58 来自: Ms Chen@乐创益(同心土变金，牵手做大事)

冯永锋



2010年02月03日14:27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

不知道有没有文字算命师给“社会企业”四个大字占过卜看过相拆过字，当对公益有热望的人们，眼巴巴地盼望着社会上的各种企业有那么几家转型为“社会企业”的时候，查遍中国的国企私企民企党企乡镇企业村办企业，似乎尚未有一家去闯这道天关。

　　倒是环保组织们的屁股坐不住了，既然无法让大山走到跟前，那么我们就走到大山前面去；既然搬不动石头，那么我们就揪着头发，试试能否搬动自己。

　　著名环保人士廖晓义踌躇满志地坐在北京地球村的办公室里，与来宾们畅想地球村成为“公益投资公司”的可能性。她相信北京地球村是个有足够品牌知名度的机构，而品牌在这个社会是值钱的，既然值钱，就可以用来投资。

　　她的经验或者说源动力来自于2008年6月份起在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山建设“乐和家园”。廖晓义把“乐和家园”叠加在大坪村时，一开始想到的只是趁受灾房屋重修之机实现一下哲学理想；时间长了，不知道是由于项目太成功还是由于项目过度“计划经济性”，导致大坪村村民表现出了一种外形上的依赖，让廖晓义百般难舍。于是就想在村庄未来的产业发展上施展一下拳脚。

　　“乐和家园”是廖晓义参与民间环境保护以来舍身投入资源最多的项目。所有认识她的人都知道，虽然做任何她认定的项目她都会舍命投入，但为了乐和家园，廖晓义把几十年来积累的所有资源全都激发起来参与了“乡村建设”，偶尔在夜深人静时还抚额幻想“大坪村模式救中国”，一度声称“乐和家园模式要为新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切实的经验”。廖晓义此前几乎没有农村生活经验，更很少实质意义上的“乡村社区工作经验”，但她相信自己正在建设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理想乡村模型，她确实也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勇于投入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自我信任，廖晓义或者说北京地球村像照顾一个没有任何能力的人那样持续扶持大坪村。村民要发展产业，廖晓义就为此配套了绿手绢项目，村民加工手绢，北京地球村负责销售，这些手绢从四川运到北京，大量库存在地球村的北京办公室里，用出了几乎所有可能的办法将其“高价出售”。她又想帮助村民发展“绿色土鸡”，花了4.6万元的成本，雇了一群年轻人加工烧鸡，最后卖回来了四五万元，“基本拉平或者稍有盈余”。

　　绿手绢和绿色土鸡的经验并没有当成教训和警示，而被当成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北京地球村发现，如果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授权做的项目结束后如期撤走，大坪村民将可能像没娘的孩子一样成为无着无落的生态孤儿，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丧失站稳脚跟的机会。因此，带着极大的“不忍人之心”，地球村与大坪村签订了一个为期15年的经济发展合作协议。这一次，北京地球村用的不是红十字基金会的钱，用的是自己的国际声望和社会资源。北京地球村与大坪村之间的协议中，这一次，北京地球村用的不是红十字基金会的钱，用的是自己的国际声望和社会资源。北京地球村与大坪村之间的协议中，北京地球村占有51%的控股的份额以成为经营主体，同时把其中3%让给村民做公益基金，村民成为实际上的利益主体，双方经营所获得的收益会如数分配，北京地球村所能的利润将用来投资“其他的公益事业”，因此，北京地球村实质上是家“公益投资公司”。

　　想得很美很顺畅，甚至乐和家园项目已经无法满足北京地球村的野心。廖晓义渴望北京地球村一夜之间转变“经营性质”，她开始要求员工一切按照“社会企业”的思路去考虑北京地球村的未来，经营北京地球村的现在。

　　于是，一个叫“公平贸易联盟”的项目雏形出现了。“我们致力于中游服务——为诸多上游乡建项目苦于无路销售而导致的项目持续性降低进行服务，当然也包括消费者服务。联盟核心成员中我们负责上游产品的选择和要求，原乐施会公平贸易官员李艳负责中游组织，原绿网成员、乡土乡亲公司老板赵翼负责将产品搭接在他自己的渠道内销售。我们仍在不断探索和修改，现在只为地球村大坪山的鸡猪手绢、戴特芒景的古茶、彩禾家李艳的工艺品进行代卖，可能今年会开拓糯稻。我们希望能够将市场做得稍微稳定一些再推出更多的项目。”

　　虽然当着廖晓义的面，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席杨鹏仍旧直率地指出，北京地球村根本算不上社会企业；做社会企业，也许是其他人的事。北京地球村的长入不在经营企业，做失败会制造危机，做成功也可能暗藏着风险。当前，中国缺乏社会企业方面的制度，北京地球村应当利用其自身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去倡导一些政策建议，以便注册、工商、税务、监管、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能够有所突破，否则，盲目投入，有可能适得其反。廖晓义的价值不在于经营企业，她的才能也可能不适合经营企业，以短搏长，肯定潜伏着危机。

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与廖晓义几乎同一年创办环保组织，也几乎在同一年涌出了类似的理想。2010年1月17日下午，她在达尔问环境研究所公众环保课堂主持一个乐水行的讲座。来讲的人是从河南沈丘来的著名环保人士“淮河卫士”霍岱珊。霍岱珊讲的是“莲花模式与环保组织的出路思考”。整个讲的是淮河卫士十来年间与莲花味精厂之间的爱恨情仇。霍岱珊感叹环保组织要具备与社会各界合作共赢的能力。环保组织要监督污染者，但一味的监督可能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提出能让污染者动心的改良建议。他盼望淮河卫士苦心冶炼出来的莲花模式能够扩展为沙颖河模式，能够推广为淮河模式，能够成为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推进企业走“绿色诚信”之路的通用模式。

　　霍岱珊讲完，汪永晨生怕注意力像泼在地上的水一般分散，紧急邀约大家讨论一个核心问题：像淮河卫士这样给莲花味精公司做了如此重大贡献的环保组织，应当从莲花味精公司中得到什么样的回报？

　　自1996年以来，汪永晨一向是以“环保斗士”的形象被媒体广泛描述。此前她对环保过错企业一向抱坚决抵制的态度，金光集团想买她几本书，她都不卖给人家；她可以说很少与企业有过利益瓜葛。而中国的环保组织此前也很忌讳与企业来往，哪怕企业无偿捐赠的公益资金也要掂量再三，生怕里面夹带着“为企业洗绿”的清洁剂。而虽然环保组织很希望影响企业，但又不想沦落为企业的“环保服务商”，成为为了挣几块工资而在企业面前低三下四的“环保公关公司”。

　　因此，汪永晨提出的动议让满座听众疑虑重生。大家不知道是该依照老风格坚决反对“淮河卫士”从莲花味精公司收受一定的环保服务报酬——还是该摸索新角度，努力探讨环保组织的公益行为帮助企业获得新生和良好经济效益之后，应当获得多大比例的提成或回扣。

　　有人说，公益组织就是帮助社会花钱的，但问题的钱的来源不能那么直白和短距离，至少应当拐上几个弯，潜上几次水，把钱身上所有的身份标记全都洗清了再纵情使用。环保组织之所以需要向公募或者私人基金会申请项目，就是要让钱的来源“无法查到源流”，面相上公益十足，从理论上根除了某笔钱控制环保组织逼迫其为“本姑娘”淫威提供义务服务的可能。因此，无论淮河卫士给莲花味精公司谋得了多少利益，它都不能向莲花味精伸出“碧绿的双手”。

　　但也有人说，莲花味精在淮河卫士的催化下，肯定也会想做点超出企业公益之外的环保活动，而他们又高度信任淮河卫士的能力，双方合作做一些项目总是可以的。尤其是做一些与莲花味精公司直接利益不太相关的项目，比如森林保护，比如野生动物保护。但是，淮河卫士如何在合作中保持必要的贞洁，仍旧会频繁被公众查验。

　　为了引导听众往主旋律方向讨论，汪永晨举了可口可乐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妙合作的例子。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专家教授们，帮助可口可乐节约了大量的生产用水，尤其是在种甘蔗这样的高耗水环节，更是抠得非常精细，使得一杯可乐的“水足迹”大大减轻。可口可乐佩服备至，因此也极其大方地拿出一大笔钱，资助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自然保护项目。

　　于是有人马上就问：古代人都说“上赶的不叫买卖”，环保组织如果贴身紧逼着向企业要回报，交易能否做成不说，机构的尊严还可能在索求过程中大掉身价。何况，中国有几家像样的环保组织，能够提供像世界自然基金会出手的“高端环保服务”？如果没有，凭什么让企业认同自身经营的武器库里，有你环保组织的几杆刀枪呢？何况，即使真的是环保组织的业绩，难道就一定需要“当事企业”给你回报吗？如果是这样，环保组织与社会上最常见的各种服务型公司有什么不同？

　　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也在做一个类似于“社会企业雏形”的小项目，这个叫“自然体验营”的项目是要收费的；它的项目负责人甚至设计出了颇为翔实的营收计划。它们希望这样的项目能够为“自然之友”造几滴鲜血。

　　北京延庆的著名“民间护林英雄”张娇，正琢磨着在乡里成立一个“大自然家园协会”。她刚刚听到“社会企业”这个词，就觉得这非常符合她的理想。“我以企业的方式自由挣钱，但我把我挣来的钱全部投入环境保护事业。我过去其实就是这样做的，有人说我做得不成功，但将来如果可能，我仍旧要这样做。”

　　多家环保组织想办“社会企业”的原因，也许是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一直得不到中国民间社会的高度支持，以至于环保组织一直无法得到与其社会价值相匹配的“经济价值”。许多环保组织的项目申请是非常困难的，申请到的费用往往无法支撑机构的正常运转，于是只能靠压缩人手、降低工资来艰难维持，于是某种程度上让环保组织内心里暗暗涌起了自我生长的欲望。

　　某种程度上说，商业企业与环保组织完全奔流在两个频道，生活在两个营地，归属于不同的“物种”。这两个营地也许有个中间地带，但这个地带也许生来就是个“停火地带”而不是尚未开发的“商业地产”。因此，当人们发明出“社会企业”这个词，颇有点像希望龙凤杂交，生出一个兼具二者的优美与勇敢，兼失二者的不足与缺憾的新图腾来，似乎有人类野心膨胀的嫌疑。

　　然而企业的运行思维和方式恰恰又不是环保组织的特长，有人说，如果廖晓义想让北京地球村做成社会企业，暗藏着两重风险，第一重是做成功后，其获得收益的分配和走向会备受社会质疑；而更可能出现的现象是经营失败，因为商业性的种植、养殖、销售、转运、倒卖、推广，都是环保组织的天然弱势。环保组织放弃自身优势，拼命宏扬光大自身劣势，前景如何，估计很容易判知。

　　之所以世界上有非常少的社会企业，就是企业主们也在担心，如果一家企业一门心思想着做公益，那么企业身上与生俱来的创新能力和无孔不入地钻营的竞赛基因就会被格式化。而社会需要企业的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企业有着无所不为的能力。因此，当数量最庞大的企业主都不敢涉足社会企业，而数量远不到企业量“九牛一毛”的环保组织，居然想率先在“社会企业”的招牌下勇于成事，确实除了让人心生敬佩，还是让人心生敬佩。

　　不是说环保组织不能去收费和挣钱，也不是说环保组织不能去自由地设计自身的运营模式，我唯一担心的只是环保组织会在社会企业的悄然引诱中，丧失了原先的立足之石，而此时，它可能发现，这边失足落水之日，正是那边沙雕垮塌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