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料深加工付汇:“以阶级斗争为纲”

1957年10月，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把对彭德怀的批判，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他在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自1957年之后，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些对阶级斗争夸大化、绝对化的提法，一度成为流行口号。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断然否决。
“大跃进万岁”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现象，提出“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同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要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12月，刘少奇向全国公布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口号。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会议还调整了“二五”计划的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会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农业提出“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进一步夸大了2倍。随后全国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浮夸风”，以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口号。作为一场运动，“大跃进”错误直到1960年才得以有效地纠正，而作为一个口号和工作思考方式在20多年后才得以最终纠正。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对此做了解释，认为总路线的精神表明，党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技术和文化革命。他还就经济发展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作了说明。总路线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它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身规律。尤其是宣传工作重在“多”和“快”上，轻视了“好”和“省”，客观上推动了“大跃进”盲动行为。“总路线”由于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很快为群众掌握，很长时间内成为动员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口号。
“文化革命”、“技术革命”
“文化革命” 作为一个口号，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原意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扫除文盲、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他在《论合作制》中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但“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1956年1月24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说：“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并确定了“文化革命”、“技术革命”的具体任务。“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一度成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流行口号。“文化革命”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含义完全不同。
“人民公社好”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赴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工作，多次与当地的负责同志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许多当地的负责同志在汇报工作情况时也都强调办“大社”的优越性和迫切性。在河南，当地方领导汇报他们对“大社”的名称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公社”而用“人民公社”的原因时，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他还对“人民公社”的特点作了概括，“一曰大，二曰公”。在山东视察工作时，当地负责人请示“大社”叫什么名称时，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万岁！”在60年代之后成为巩固农村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基层无产阶级政权的典型口号。
“反对修正主义”
60年代初，由于苏共领导人挑起中苏两党论战，并把两党论战扩大为两国之间的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经济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得不对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行径展开斗争。但在对苏共理论的意识形态界定上，中共认为是“修正主义”，因而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并以此在党内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其实当时对什么是“修正主义”中共并无准确的解释，反而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东西当做“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来批判，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领导干部指责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各类政治和思想斗争均是围绕着“反修防修”这个命题展开的，它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希望与会者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随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致信，并附上1930年毛泽东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信中指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全会之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湘、粤农村进行调研。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分别到农村调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深入基层。形成了一股浓烈的调查研究风气，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后来成了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句著名口号。
“向雷锋同志学习”
雷锋，解放前是一名孤儿。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入学读书。参加工作后，多次当选为劳动模范。1960年参军，两年多的时间里，立功三次，还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和节约标兵。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1963年初，他的优秀事迹公开报道。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分别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品质。从此，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展开，而且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变化，雷锋精神却经久长存。“向雷锋同志学习”逐渐成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动员口号。
“工业学大庆”
1963年底，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我国石油战线的工人阶级通过自身的努力，开发了大庆油田，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而且还培养、锻炼出一支有一定技术素质、有组织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涌现出了象“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先进典型。石油部从9个方面总结了大庆石油会战的经验。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其他部门学习大庆油田的经验。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兴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大庆也成了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工业学大庆”的口号从此在全国传播。
“农业学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其中也被极“左”思潮利用过。
“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4年5月之后，由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对我国国民经济作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对东部(“一线”)和中部(“二线”)经济建设项目实行“停”、“压”、”搬”、“帮”，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三线”、“战略后方”)。对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加以概括。他说：“第一是战备，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这个口号后来多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联在一起使用，成为冷战时期我国国际战略防御构思的总概括。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是贯穿10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指导口号。1967年11月6日，在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以“两报一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第一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错误观点作了理论形态概括。其内容要点有：1.必须用马列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4.要把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还把这一理论称为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它的基本观点还被写进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事实上，这一理论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也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常轨道，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1966年《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在文章结束的最后口号用语中第一次使用这个口号。后来在一些文章和群众集会中，这个口号曾广为流行。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时表示对“四个伟大”“讨嫌”，这个口号遂停止使用。它与“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以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是“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宣扬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典型口号。
“抓革命，促生产”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大多数工矿交通企业，甚至农村的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干扰，有的企业的生产陷于完全停顿状态。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指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要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并提出了由群众选举产生的领导班子负生产责任。但是，《规定》在现实生产活动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虽然如此，“抓革命，促生产”却从此成了“文革”中的一个主要口号，后来还发展成“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及“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等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