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教改的”中国困境“

韩国的教育改革现状与中国非常相似，一方面基础教育非常成功，但高等教育竞争力不足。到底要精英教育还是普惠教育，韩国非常纠结。

不久前，韩国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地位相当于韩国“清华大学”的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接连发生四名大学生和一名教授自杀事件，震动了整个韩国。

尽管死因各不相同，但韩国舆论普遍将此归咎于该校校长徐南杓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指出过度竞争和学业压力是导致连环自杀事件的根本原因。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发展很快，位列亚洲四小龙之一，但韩国教育却没有取得与经济成就相匹配的地位：无人问津诺贝尔奖，大学鲜少进入国际大学排名前100位。

KAIST是韩国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几乎囊括了韩国各地每年高考的理工科状元，国家也不惜投入重金，考入该校的学生都可享受全额奖学金。在韩国，KAIST就是“天之骄子”的同义词。

但即使是这样的顶尖大学，在国际大学排名中仍默默无闻，这一点让骄傲的韩国人一直耿耿于怀，决心推行改革。而故事正要从这里说起。

徐氏教育改革之五帖“猛药”

为提升KAIST在国际大学排名中的地位，借以给韩国大学改革提供一个范本，韩国政府积极支持KAIST朝国际化、先进化方向改革。早在2003年前后，就曾聘请过一位接近于获诺贝尔奖水平的美国学者出任校长，但因为“水土不服”，效果并不好。

2006年7月起，KAIST聘请了自高中就在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大学(MIT)获得博士学位的韩国人徐南杓回国出任校长。徐南杓本人曾任MIT机械系主任及美国科学财团副总裁，不但有学术专长，对教学和管理也很有经验。

徐南杓决心以美国MIT作为韩国KAIST的改革蓝本。他认为，如果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韩国人引人为豪的KAIST的教育科研环境只能说是惨不忍睹--- KAIST学生总人数为MIT的70%，但教授人数和预算分别只有后者40%和20%。

于是，他一上任，就制订了“将KAIST办成世界顶级大学”的目标，提出“学习的学生、研究的教授”这一口号，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强化学生英语水平。除了韩国历史和韩国语外，所有课程实行全英语授课。

其次，不拘一格选录人才。以前KAIST都是从全国重点理科高中招收高考高分学生。徐南杓决定，从2010年起，要求招生人员从全国注意选拔虽非重点高中毕业、但确有专长个性的人才入校。

第三，学费等级缴纳制。KAIST是国立大学，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学生在校四年可以享受全额奖学金，不用交学费。对此徐南杓认为，“无偿教育”并不可取，会导致学生怠慢学业。他规定，如果学生的平均学分达不到3.0分(满分为4.3)或者未能按时完成学业、在校期间超过9学期，必须缴纳部分学费。

如此一来，每年有大约10%~20%的学生达不到目标学分，被迫缴纳学费。在最坏的情况下，成绩不达标的学生每学期最多要支付7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5万元)的高额学费。

第四，严进严出。韩国大学与中国情况非常类似：即“严进宽出”，学生为考入名牌大学竞争异常激烈，但只要进去了，极少有毕不了业的。

徐南杓任校长后，规定KAIST学生考试不及格再经补考后仍有三门课未过关的，就要令其退学。

第五，加强教授任期审查，旨在打破教授铁饭碗和终身制。在韩国大学，只要当上了教授，基本上就是终身的。KAIST此举一下子破除了“教授=退休保障”的社会共识。在2007年9月的任期审查中，35名教授申请者有15名被淘汰。

巨大压力导致“爱迪生型人才”陨落

应该承认，徐南杓改革推行以来，确实为KAIST带来了新气象和数据上的明显进步。KAIST在英国《泰晤士报》和大学评价机构QS2009年10月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名列工学和信息技术领域(IT)世界第21名，这是韩国大学在国际排名的最好成绩。在2010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的全球前100所理工大学中，KAIST列第37位。KAIST的专利申请件数也达733件，在韩国大学中位列最多。

但与此同时，改革措施带来的副作用也是巨大的。

8年前，笔者曾在韩国某大学讲学一年，知道韩国大学生的英语读写水平并不低，但听说能力比较差。即使在顶尖大学，全英语授课对学生和老师都是很难办到的。

今年KAIST刚刚有学生自杀，就有人在校内公告栏上写道：“英语授课只是在单方面传达，教授与学生无法沟通。”还有学生说：“难道徐校长真的认为MIT用英语授课，我们因此也要用英语授课吗？”

KAIST以前招收的都是理科重点高中的优才生，近年“不拘一格选人才”后，有一个毕业于文科高中但对研制机器人有特殊偏好的学生被特招进去。但他数理化基础知识差，微积分课挂科，更无法适应全英语授课，在重视“面子”的韩国社会，他觉得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于是选择了自杀的不归路。韩国媒体悲叹：一个“爱迪生型人才”陨落了！

此外，不少学生还强烈要求废除惩罚性的“学费等级交纳制度”---三科补考不及格就要退学，是这些天之骄子想来就头痛的噩梦。

“终身教授”审批难度增加，也被指加重了教授的心理负担。继四位大学生自杀后不久，还是在KAIST，一名教授也于重重压力下自杀了。

校长的错，还是学生的错

其实，大学生自杀在韩国并不算新鲜事。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不只是KAIST，韩国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国立首尔大学平均每年也有1~5名学生死于自杀，仅在2010年就有5名学生自杀身亡。

而整个韩国已成为一个“高自杀率国家”。韩国是富国俱乐部经合组织(OECD)30个成员国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近年来，上至前总统卢武铉这样的政要，再到演艺圈明星、学术科技名流、商界巨子等纷纷走向了自杀的不归路。

但KAIST由于久负盛名而更受关注，校长徐南杓因为连环自杀事件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有媒体直言不讳地批评说，徐校长为了他的“世界第一”的目标，把学生当成了学习机器，“过分重视学业一边倒的‘精英教育’”，而在人性教育方面明显不足。

更多的舆论则大力抨击“学费等级缴纳制度”，认为有必要进行公开讨论---把成绩和学费相联系的制度究竟是否妥当？

当然，也有舆论指出，学生和教授本身心理的脆弱也是重要原因。现在的学生因为富裕的成长环境和父母过多的保护，缺乏坚韧的毅力。而同样作为科学领域精英的KAIST教授稍微遭受挫折就走上不归路，恐怕也不能全怪在校长头上。

面对连环自杀，徐南杓校长的改革是否应该继续下去？韩国国内还在争论不休。但减轻改革力度的措施已经在讨论中了：把需要缴纳学费的最低学分标准从3.0分降至2.5分；考虑增加学生的选课权、缩减英语授课范围等等。

一方面是对基础教育水准的极度自负，另一方面是对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焦虑，韩国人对于自己的教育体制非常矛盾、非常纠结、非常想有所突破，这大概是KAIST学生连环自杀事件的真正社会根源

韩国与中国一样，都是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东方国家，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类似“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观念，在韩国比在中国贯彻得更彻底、更极端。“学历是门面，是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这样的观念已经深入了韩国社会的DNA。

填鸭式教学、死记硬背式学习、复习考试时的题海战术、一场高考定终身、片面追求名校学历、极度重视英语教育可高中毕业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英语---这些被中国人不断诟病又无可奈何的教育体制弊病，在韩国同样司空见惯，甚至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平均教育”与“精英教育”之辩

从基础教育体制的弊病上来看，韩国与中国如出一辙：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课务负担过重，为了取得好成绩，学生放学后还要去课外辅导班补课。补习班费用(在韩国称作“私教育费”)很高，导致很多贫困家庭不堪重负。结果是，家境好的学生能够上得起补习班，成绩也往往优于家境贫寒的学生，这又导致了教育不均等引起的阶层分化现象。

鉴于此，1974年，韩国推行了“教育平均化”政策，口号是“公共教育正常化，减少私教育费”，“教育让大多数人满意”。

其具体做法是：教育统一化，强调“整齐划一性”。每个阶段所有的学生使用统一的教科书，取消“公、私立”学校之分，取消初高中入学考试，废除重点学校、中小学生就近入学(学生可报志愿上居住地附近的几所学校，最后抽签决定，类似于中国一些大城市实行的电脑派位录取中小学生)。一年一度的高考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划定录取分数线，各名牌高校再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新生录取分数线等等。

这其中，严格实行“三不政策”：即“不允许高校自主举行入学考试、自主招生；不允许各高中学校按高考成绩划分重点非重点校；不允许私人捐款入学(类似中国交赞助费上学)”。

“教育平均化”政策推行几十年来，拥护者和批评者比例相当。拥护方认为，该政策对防止基于教育不平等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有积极的作用，符合“不患寡患不均”的儒教伦理。批评方则认为，“教育平均化”政策剥夺了学生“选择教育”的权利，人为拉平学生天赋的优劣差距，是用“标准化教育扼杀学生个性化”，一定程度上导致“学好学坏一个样”、“学习无用论”。

应该说明的是，韩国实行教育平均化政策30多年以来，并不是各届政府都不折不扣地贯彻实行的。大体来说，主张公平高于一切的进步派左翼政府执政期间，推行平均化政策更积极一些，而宣扬效率优先的保守派政府上台就会多少有些变通。

如2003~2008年卢武铉执政期间，就坚决反对所谓精英教育，尤其反对重点大学垄断优秀生源。他说，“重点大学别要想选拔千里挑一的人才，能对百里挑一的英才加以培养就很好了”。他甚至主张大学也要“平均化”，他的幕僚甚至建议取消名牌大学原来的名称，改称国立第一大学、第二大学、第三大学等。反对派则批评卢武铉之所以这样“仇视”名牌大学，是因为他自己从未上过大学。

2008年李明博上台后，则主张大胆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建议从平均化的教育体系转变为“以自主和竞争，强调效率为基础教育先进化体系”，其核心是“培养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型人才”，重点是高考的正常化，认为高考应由各大学主导，政府只是提供协助。

“教育平均化”几十年，“私教育”人数却大幅增加

但即使是在推行教育平均化最严格的年代，韩国仍然有精英教育的领地。在全国有一定数量的特殊目的的高中，比如英语高中、数学高中、科学(物理化学)高中等，师资水平高，学费贵，个别顶尖的学校除了韩语和韩国历史课外，都用英语直接授课。

家长为了让自己孩子将来考上名牌大学，想方设法让孩子进入这些特殊目的的高中。而学生在正规学校接受的是平均化教育，很难考进这些门槛很高的高中。增加竞争力的唯一办法就是课后进入辅导班补课，为此要付出昂贵的私教育费和精力。

因此韩国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实行“教育平均化”几十年来，接受私教育的人数却在大幅增加：1980年，13%的小学生、20%的初中生、26%的高中生接受了课外教育；而到了2003年，这一数字分别上升到83%、75%和56%，现在恐怕还要更高。

为了釜底抽薪，根本做到学生减负、降低私教育费，各届政府多次设想过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如不以高考分数为录取惟一标准，还要根据学生的才能和专长决定是否录取。

为了改变“一张考卷定终身”，韩国从2008年起实行高考“内申制”，即高校录取新生时，除高考成绩外，更多地要参考考生在高中时的学习成绩。但出现的结果是，各高中为了让自己学生能考进理想大学，都给学生打出不合实际的高分。

自从1974年“教育平均化”实施以来，韩国的高考考试和录取制度变化了15次，弄得老师学生家长都无所适从，最后又退回到“一张考卷定终身”的老路上来。

教育部也是韩国各政府机构中最费力不讨好的部门。金大中执政5年，头3年就换了6个教育部长；卢武铉当总统5年，换了4个主管教育的副总理。

基础教育成绩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差

从更大的方面来看，韩国是一个非常看重国际评价和“要面子”的国家，而国际上对韩国教育水准却褒贬不一，甚至有天渊之别。

不少机构对韩国基础教育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5年称，韩国与新加坡一样，堪称“教育模范国”，40年间(从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开始至今)从教育水平偏低的国家发展成为教育高水平的国家。

2004年，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以全球41个国家(30个OECD成员国加11个非成员国)的15岁少年(高一学生)为对象，对其学业成绩进行了评估。结果，韩国学生在解决问题方面排名首位，在阅读方面居第二位，数学和科学(物理化学)分别居第三、四位。中国和日本学生排名也同样靠前。

韩国最大的报纸之一《朝鲜日报》不无得意地评论说，“韩、中、日这几个东亚国家的填鸭式教育展示了实力和优势”。

在每年举办的各种国际奥林匹克知识(诸如数学、物理、化学、信息、计算机等等)竞赛中，中、日、韩三个东亚国家的中学生也总是能分享金银铜牌。

另一个数据或许可以说明这项成绩背后的原因：韩国学生在校时间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学生都要长，支付的教育费用占GDP的比率(达8%)最多。

据韩国媒体报道，2007年在美国有10.34万名韩国留学生，占在美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4%，这个数字只是近两年才被中国和印度略为超过。但考虑到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是韩国的二三十倍之多，韩国人接受西方教育的积极程度仍然是极为惊人的。

但另一方面，每年由瑞士国际经营学院(IMD)公布的《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中，韩国整体教育竞争力一直仅被列在发达国家中的中下游：2004年44位(60个国家参评)，2005年40位(60个国家)，2006年42位(61个国家)，2007年29位(55个国家)，2008年35位。

其中的一项指标“大学教育与竞争社会要求的符合度”上，2007年，韩国在总共55个国家中排位第53，属于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度之间落差极大的国家。可以为佐证的是，韩国大学升学率虽然非常高，可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却很低，多年来在OECD成员国中位居倒数二三位。

而且迄今为止，无论是哪一种世界大学排名，韩国大学至多有两三所能入选前200名。

一方面是对基础教育水准的极度自负，另一方面是对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焦虑，韩国人对于自己的教育体制非常矛盾、非常纠结、非常想有所突破，这大概是KAIST学生连环自杀事件的真正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