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过河广场舞:大国崛起外交战略之法英争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5:15:03
大国崛起外交战略之法英争霸 法国与英国，这两个欧洲强国作为一对冤家继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崛起之后几乎同时走上世界舞台。两国自建立民族国家起就开始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长期较量。从百年战争到反路易十四战争，从七年战争到反拿破仑战争，法英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正像历史巨人戴高乐将军所总结的那样，英国的成功就是法国的失败，英国的获益就是法国的受损。因此本篇把英法两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外交斗争和外交战略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符合欧洲近代大国崛起和外交斗争历史的真实进程。
与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的国家力量和声望开始于大航海时代不同，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法国和英国在欧洲有着较长时期并且较为清晰的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其国家力量的强盛并不仅仅依赖于海外殖民与商业势力的突然扩张与爆发。相比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法、英两国的国家实力更为强盛、均衡和全面，大国历史教训和国际政治经验更为丰富，因此它们留在世界大国舞台上的时间比前三个国家长得多。法、英两国到今天虽然国势已衰，但是根本没有主动走下世界权力舞台的意思。法、英两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之所以特别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爆发的一场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一场经济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塑造了近现代世界的面貌。这两场革命虽然都在造福人类和改变世界，却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格，一场是暴风骤雨，人仰马翻；一场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这两种风格也一直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各自外交战略的风格。
地理环境、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
法国的人种主要有三部分组成。最初的土著是高卢人，其性格轻浮，天性狂热，“胜利时傲气凌人，失败时垂头丧气”。第一批征服者罗马人带来了高度发达的古典文明并与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高卢—罗马文化，其民间语言是一种土著化了的拉丁语（即后来的法语）。第二批征服者法兰克人便被这种文化所同化，接受了被征服者的语言，并形成了法国主要的贵族阶级。这个阶层的特征是骁勇好战，荣誉感极强，这也成了法国日后的典型民族特征。高卢地区原有的罗马—高卢贵族和罗马教会则在法兰克人国家的框架内得到了保留并在日后法国的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政治、文化上，法国人除了受到罗马教会宗教精神以及法兰克贵族封建主义习俗的影响外，主要继承了罗马帝国兼善天下的文化普世主义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国家主义传统。法国人总是对法兰西的辉煌文化无比自信，愿意普渡世人，较少狭隘的种族主义传统。对莱茵河（罗马帝国的西部疆界）彼岸的那个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人的看法一贯就是，它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潜台词便是，只有法兰西民族才是罗马帝国和罗马文化的真正继承人，这一民族意识在拿破仑帝国时代达到了巅峰。拿破仑自认为是在欧洲大陆行使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勒令奥地利解散了那个假冒伪劣的“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自己的继承人还被封为“罗马王”。
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在早期也曾经被罗马帝国跨海征服。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不列颠岛成为了西北欧种族斗争的中心。日耳曼语各民族在大迁徙的压力和浪潮下，纷纷渡海到了那个布列吞人的土地上。与法国的高卢罗马文化同化了入侵者法兰克人不同，在英国，入侵者在一番种族清洗之后，原有的土著文明和罗马文化只剩下几道浅浅的痕迹了。在中世纪北欧维京人的第二次蛮族征服高潮中，又融合进了北欧人的文化与血统。1066年，同时征服了法国诺曼底地区并被法国化了维京人登陆英国后，英国才最后告别了入侵时代。多次残酷的海上种族入侵和种族清洗，使英国人在民族性格上趋向于冷酷无情与精明势利，所谓“心计精密，胆气坚忍豪壮”，在外交战略上更是唯利是图与不动感情。在政治文化上，英国人也能对自身民族各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兼收并蓄，值得注意的是，北欧民族的个人主义原则——生产时，自力更生；打仗时，团结一心——对英国人的民族性格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对英国日后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法国的地缘政治处境相对较为复杂，作为一个半海半陆，同时兼跨大西洋与地中海的国家，法国算得上欧洲的一个海陆交通中心，地处传统的香槟商路，天然具有成为欧洲大国的潜力。在北欧维京大征服期间，法国的诺曼底地区成为了维京人的领地，仅在名义上向法国国王称臣。日后诺曼底贵族征服了英国，造成了法英两国数百年纠缠不清的领土与主权纠纷，并由此促使了法英两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苏醒。英法百年战争结束，法兰西民族国家形成后，虽羽翼未丰，但当仁不让地进入亚平宁半岛介入意大利城邦纠纷，对近在咫尺的尼德兰和莱茵河流域更是念念不忘。作为第二批海上强国，法国在海外商业和殖民活动中也不甘人后，海盗、海外贸易与海外殖民活动也是有声有色。地缘政治上的多种压力和诱惑，使得法国的大国崛起之路总是显得异常激烈。
与法国相比，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地缘政治相对简单而优越，因此维持其地缘政治优势、保持欧洲大陆外交权力结构多元化格局以及争夺海上霸权是其外交战略的中心。这三大战略目标一环套一环，有着极强的逻辑联系，统一于英国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因此相比法国，英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外交战略总是显得更有连续性和前瞻性。早在1385年，当时还是蕞尔小邦的英格兰就与葡萄牙签订了盟约，保护葡萄牙的独立。这一盟约一方面是葡萄牙寻求外来助力保持自身独立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英格兰介入欧洲大陆事务，保持欧洲权力多元化和欧洲各国政治独立与自由的一种最初的尝试，英国的欧洲大陆外交战略就此埋下了伏笔。
英伦三岛并非单一的政治实体，1254年英格兰与威尔士组成君合国，而威尔士保留了自己的法律体系。直到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之前，在较长的时间里，英格兰还不得不面对法国的世代盟友苏格兰的挑战。在处理威尔士和苏格兰以及后来的爱尔兰问题上，英国统治者灵活而富有弹性，善于以形式上的让步来求得实质性的收益，通权达变，一国多制，与一贯崇尚中央集权和整齐划一行政制度的法国统治者大异其趣。这种内政外交政策的创新和经验积累，有利于日后以同样灵活而富有弹性的手段来维持大英帝国的存在和有秩序的解体。而法国人则把中央集权制度以一贯之，从黎塞留到路易十四，从雅各宾专政到拿破仑帝国，中央集权的程度越来越高，甚至在法兰西海外殖民帝国中也是尽量如法炮制。这种中央集权体制虽然有利于集中法国和殖民帝国的国力，但有其利弊有其弊，由于事事听命于中央，法国国内的政治争端马上就会干扰到殖民帝国的某一部分。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兰西帝国解体的时候，每一块殖民地的脱离都会对法国本土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冲击。且不说形成有效的、连续性的外交战略，连政府本身能否在这种冲击下存在都是一个问号。
经济基础、财政体制与创新精神
法国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幅员辽阔（以西欧的水平衡量），因此法国作为大国的先天条件较为优越。直到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还是欧洲仅次于俄国的第二人口大国。法国人在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制造方面有独到的天分，因此法国的经济总量也曾长期在欧洲独占鳌头，这是法国在民族国家形成后长期参与欧洲争霸行动的物质基础。英国则长期是一个西欧小国，株守于不列颠岛东南一隅，人口较少，相对法国而言，渔业和海外贸易相当发达。法国和英国地理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区别上升到民族性格和外交行为模式的区别就是集中体现在农民与水手的区别，也就是大陆民族与海洋民族的差别。
作为海洋民族的英国人体现出了水手—海盗—商人—海军等多重角色性格与气质的综合，这需要相当全面的实践知识和综合素质。在大海上航行、经商和抢劫，对海洋气候、洋流和航路要有准确认识；对各国货物与货币的比价和得失换算要计算清楚；对货物运输方式和保险责任的利害关系要成竹在胸；对各地居民点是武力抢劫还是和平交易要根据力量对比进行利益最大化的决断；对世界各地千变万化的风土人情要入乡随俗，多伪善变和尽量掌握当地语言；最关键的是，在一个经常性脱离陆地政权管辖的临时团体中，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契约精神、生死与共的团队精神和建立在利益与尊严相一致基础上的服从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协调。大海让人自由、理性和视野宽广，也让人善于在协商的基础上合作和在自立的基础上服从。这使得英国人不像大陆的农民一样，对变化无常的天气、专横的官吏、狂热的教士和狡诈的商人只能抱一种听天由命和逆来顺受的消极态度。
在法国，一个安分守己，勤劳勇敢的农民就可以顺利地成为一个合格的陆军士兵。精英阶层的贵族军官，指挥着一支由农民士兵组成的陆上大军，在欧洲大陆战争中，这样的组合常常是所向无敌的。由于法国的相对富庶，更加使得法国农民安土重迁，很少愿意离开法国这个安乐窝到海外去殖民经商，因此法国早期开拓的殖民地总是不能利用移民人口数量上的优势牢固地占领。在几次跟英国争夺海外殖民战争中，法国军队离开了欧洲大陆就一事无成。尽管也有一些天才的外交政治人物，可是与英国军队中大量涌现出来的才智之士相比，法国海外军队和外交领军人物总体上显得墨守陈规，只知道唯巴黎之命是从，缺乏战略的明智和战术上的主动，因此总是在与英国殖民军队的较量中一败涂地。
法国在大国崛起和海外争霸过程中的不利之处还在于，法国财政严重依赖于包税人体制，结果是贪污腐化横行，财政效率低下。两个特权等级教士和贵族拒绝纳税义务，最大税负由最穷困群体负担。法国落后的财政体制几次中断了法国在战争和外交上的胜利。1557年，在与西班牙进行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法国和西班牙同时宣布国家破产。而倾全国之力援助美国独立战争以削弱英国的结果，就是法国背上了沉重的国家债务，为此不得不增加苛捐杂税和召开三级会议讨论财政改革，结果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爆发，作为法国外交和军队精英的贵族阶级随即在这场革命中被彻底消灭。法国旧政权削弱英国的国家外交行动在战术上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旧政权本身却一败涂地了，这在战略上完全是得不偿失。
英国长期参与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主导的国际贸易，从中学会了不少行之有效的贸易经验和制度。1688年，来自荷兰的威廉入主英国后，把在荷兰的一些银行和证券制度移植到了英国。英国财政依赖于发行公债，股票，有赖于议会的长期监督，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外交、政治与经济秩序。正是英国在广泛的国际贸易中，在受到议会制约的财政税收体制中，孕育出了相对先进有效的财政和金融体制，这不仅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最关键的，这在英国在英法争霸的长期外交战略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英国用充足的资金源源不断的资助大陆上一切反对法国霸权的国家，最终在拿破仑战争中大获全胜，彻底消除了法国对英国的海上霸权取而代之的可能性。
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内部社会活力的表现。由于法国相对丰富的土地和气候类型和开放多元的人种文明，法国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创新极为大胆，但这种创新终归要受人性与传统所制约，最终不免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而相对于在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上的花样翻新，尤其是相对于领先的英国人，法国人在工程技术上尤其是在财政金融制度上的创新力度相形见绌。商人和银行家、科学家和冒险家在法国从来没有得到过在盎格鲁国家里常有的那种尊重和关注。大众钟爱的公共英雄是那些文学家和艺术家，这种风气甚至使得贵族和科学家也以自身活动的文学化和艺术化为荣。
英国的精英阶层总体上求真务实，在大局上能求同存异，必要时会纡尊降贵假装与下层阶级同舟共济。法国贵族抱着不可救药的虚荣心拒绝从事有辱斯文的工商实业，英国贵族却讲求实际利益，并不以经营实业为耻。法国贵族教士和文人作家，整体上狂热、轻浮、虚荣与僵化，偶有的特立独行的外交天才如黎塞留，与同侪格格不入，只能够以反潮流和独裁专制的面貌出现，因此常常曲高和寡、人亡政息。就英国贵族阶层来说，红白玫瑰战争中两派贵族间的狂热屠杀，很及时地消灭了那些顽固守旧的旧贵族，使那些头脑灵活，善于与时俱进的新贵族们登上了政治舞台。“光荣革命”以后，英国人在政治与文化上的相对保守和谨慎，同时在技术和财政金融方面的大胆创新，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内政因素对外交战略的冲击，一方面给英国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并有效地加强了英国的国家力量使之在与法国的较量中屡占上风。
以弱抗强、扶弱制强和由弱转强
相对于率先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海权大国尤其是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法、英两国当时还都是弱国。大国崛起的标志，就是是否敢于以弱抗强。只有具备了与霸权国家坚决抗争的勇气，才能够真正走向大国崛起之路。法国和英国在早期对葡西两大帝国宰制海洋的反抗、对尼德兰独立的援助和与西班牙帝国的抗争，客观上都是维持西欧国家维持外交均势大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利于西欧各国家保持政治自由和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竞争与活力。法、英两国长期争夺世界霸权与欧洲霸权，不管孰强孰弱，孰是孰非，谁是霸权者，谁是反抗者，谁是革命者，谁是镇压者，的确也避免了世界霸权或欧洲霸权落入某一国手中，从而演变为单极世界的外交权力格局。
法国大国崛起也是积百年之力才得到的辉煌。百年战争之后，法国崛起所要抗争的对象首先是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自从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开始，法国就开始向意大利诸邦进行扩张。为此与强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屡次发生重大战争，法国军队跟强悍的西班牙军队屡次交手。法国外交战略的风格也由此形成传统，那就是从不畏惧跟任何强敌进行对决，虽屡败屡战，但从不言败，不计经济代价，毫无政治禁忌。法国为反对哈布斯堡帝国称霸欧洲，成为了一切反对哈布斯堡帝国势力的资助者，不惜与新教国家瑞典和异教国家奥斯曼土耳其联合反对同为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帝国。为了报复英国和削弱英国的海上霸权，不惜派遣王家军队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分裂分子并肩作战。
法国在三十年战争后，如愿以偿的获得了欧洲大陆霸权。但福兮祸所倚，当法国取代哈布斯堡帝国的欧洲霸主地位之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欧洲外交斗争的焦点和其他国家联合削弱的对象。一般而言，为避免成为众矢之的，最强者只有愿意自我损抑，愿意以大事小，厚往薄来，才能天下归心。但显然法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没有这样的政治经验，因此法国就只能和他们的先辈高卢人一样，在路易十四、援助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大帝的短暂胜利中趾高气扬，在奥格斯堡联盟战争、七年战争和滑铁卢战役以后长期垂头丧气了。
英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是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毁灭。英、法、西三国在16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朝秦暮楚，和战无常。英国曾经因为法国与苏格兰的联盟关系而联合西班牙来反对法国，但最终英西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其间的矛盾跟西班牙利用天主教势力插手英国内政以及英国援助尼德兰独立和插手葡萄牙事务有关。从英西关系的始乱终弃可以看出英国外交战略的连续性的特点就是维护英国的独立、保持英国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反对欧洲大陆上的首屈一指的霸权。欧洲大陆落入到一个单一强权下，英国的独立也不可能继续保持。因此先是西班牙，然后是法国，最后是德国，成为了英国外交竭力反对的对象。法英两国在早期反对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帝国称霸欧洲大陆的努力都有效地维护了欧洲大陆的均势。但三十年战争后，法国迅速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势的国家，其鲸吞蚕食已经危及了欧洲的均势。英国出于对本国地缘政治处境和欧洲外交权力结构的深刻理解，迅速调整外交战略，以维护尼德兰工商业中心的独立和保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为宗旨，加入到了反对法国称霸欧洲大陆的外交阵线中去了。从此，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成为了一切反法国家的后盾，一如黎塞留时期的法国是一切反对哈布斯堡帝国势力的后盾一样。
以弱抗强，扶弱抑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自身要由弱转强。英国与荷兰虽然在三次英荷大战中为海洋霸权和商业利益杀得你死我活，但是一旦看出外交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英国统治者倒也能够不计前嫌，与昨日的对手握手言欢，对昨日的盟友翻脸无情。这就是英国外交的特征，那就是冷静评估外交利害关系和国际权力结构，一切以英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从来就不把荣誉和意识形态认真看待，对感情和友谊更是逢场作戏。甚至后人津津乐道英国的均势外交政策维护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自由，英国人实际上也是执行双重标准毫不含糊的。在欧洲大陆的确要维持均势格局，但在欧洲以外的世界上，英国对掌控海洋霸权毫不放松，决不会为捍卫全世界各国的政治自由而搞世界各国的势力均衡。倒是法国以及俄国在海外与英国的激烈争夺，在某种意义上保持了世界各国的政治自由和缔造了世界各国势力均衡的格局。
比法国人眼光远大的是，英国人能够认识到英国的世界霸权是建筑在欧洲大陆各国势力均衡的基础上的，因此英国的世界霸权并非绝对可靠和高枕无忧。战胜拿破仑之后，英国在海外与法、俄两国的进行争夺还是有所节制，小心控制这种争夺的烈度，不愿意让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争端影响到欧洲均势。英国在西半球默认了美国提出的“门罗主义”，以放弃俄勒冈地区为代价安抚美国，以保护英属加拿大的安全。英国更小心翼翼地维护欧洲大陆的均势，以免欧洲外交格局大变动而导致英国本土遭受威胁。
国家本位、国家利益与国家荣耀
欧洲各国曾长期处于罗马教廷的精神权威和宗教世界主义的熏陶下。葡萄牙与西班牙相当尊重教皇权威，葡、西两国甚至在海外殖民地争端中请教皇仲裁。法、英两国成为独立的政治大国标志性事件也都与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有关。但是与葡、西两国相反，法、英两国对罗马教廷在政治上抱一种国家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需要时尊崇之，冲突时贱视之。中世纪时期，罗马教皇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较量中，善于挑拨离间，借力打力，借助帝国内部诸侯反对派的力量而屡占上风。但到了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的时代，面对生机勃勃，国内相对统一的法英两国，罗马教皇一筹莫展。
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的法国国王美男子菲力普因为囚禁法国帕米耶地区主教，与罗马教皇发生了严重的神权与政权的冲突。罗马教皇故技重施，威胁罢黜法国国王的王位，法国国王则针锋相对唆使与教皇家族有仇的罗马贵族绑架教皇并最终导致其愤懑而死。法国国王还另立了法国红衣主教克莱门特为教皇，在法国的阿维尼翁成立教皇国，史称“阿维尼翁之囚”。这一举动造成了天主教世界的大动荡和大分裂。七十年后天主教会虽重获统一，但教廷权威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不能有效地对抗世俗政权而日益沦为了世俗政权的附庸。罗马教廷势力的衰落，标志着宗教本位已经在欧洲失势，国家本位正在为各国统治者和民众所接受，那些昧于大势的宗教统一妄想从此不再具有号召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十六世纪初宗教改革运动和随之而来的罗马教廷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展，欧洲各国的外交斗争不可避免的带上了教派冲突的色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又超越了民族情感和国家本位。新教徒势力之间同声相应，旧教徒势力之间也是同气相求，从而形成了以宗教信仰决定外交阵线的时代特征。在这种大势下，能够同时不受旧的天主教世界主义大一统观念和新的宗教派别认同观念束缚的外交大师就能够利用他人在观念上的迂腐固执和战术上的被动挨打获从而得最大的成功。十七世纪早期的现实主义均势外交大师，近代国家观念和外交观念的缔造者法国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黎塞留的一系列主张彻底打破了意识形态对国家利益的遮蔽，完全是从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衡量法国的国家利益，把法国的内政外交大计建立在彻底的地缘政治解析和外交利害关系分析之上。黎塞留夫子自道，个人也许有灵魂，可以求得救赎，但是国家没有来生，一次重大错误就会亡国灭种，万劫不复。哈布斯堡帝国虽然与法国属于同一信仰的国家，但这个帝国已经包围了法国，如果借助反宗教改革运动其内部更进一步统一，那对法国绝对是大大的不利，只有击败以及分裂它，才能为法国崛起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大国创造条件。当时法国国内也有新旧宗教争端，信仰加尔文教的胡格诺教徒是法国内部的一支分裂性力量，为了集中全国力量对付哈布斯堡帝国，黎塞留宁愿又打又拉，暂时给胡格诺教徒以安抚。黎塞留大力支持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新教造反派诸侯，与信仰新教的瑞典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结盟以反对哈布斯堡帝国，最后在三十年战争的最关键时刻派遣法国军队走上战场与天主教军队厮杀，身为红衣主教的黎塞留丝毫不觉得有何良心不安。
英国的亨利八世则因为废黜了来自西班牙的凯瑟琳王后，与教廷和西班牙势不两立。最终英国教会自罗马教廷独立，英国国王兼任英国教会首脑，是为英国国教。从此反对罗马教廷干涉英国内政成为英国外交斗争的重心。英国国教会实际上是一个怪胎，教义与仪式与天主教大同小异，仅仅是首脑由教皇变成了国王。英国国教的这一特征说明，英国当权者不沉溺于理论问题，对国内天主教会并不当作一股思想势力，而是当作一股觊觎国家政权和威胁国家独立的政治势力。英国国内三种精神力量国教、天主教和清教（在英国的加尔文教）的共处与错综复杂的长期斗争，在造成社会动荡的同时也造就了统治者相对明智平衡的宗教政治观念。这种内部宗教多元化的政治格局造就了一种平衡感与大局观，使得英国外交很少去纠缠什么意识形态的外衣，而专注于外交斗争的实质，那就是赤裸裸的国家利益。
法国的崛起进程并不一味是扩张，其中也有合理自卫的成分。问题在于经过三十年战争法国在欧洲大陆确立优势后，路易十四以一种矫揉做作的夸张风格，把这一场基于地缘政治理性追求的国家行动，看起来成为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大扩张。在此过程中，法国所得有限，所费不赀，而且引发了针对法国霸权的国际大围堵。黎塞留的政治遗嘱中有言，我所关注的，首先是国王崇高，其次是王国荣耀。尽管黎塞留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和外交家，但其遗嘱中罗列的这两大目标，本身却暴露了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国家利益与君主尊严和国家荣耀并不是天衣无缝的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是经常会互相干扰从而打乱明智的外交部署。君主尊严和国家荣耀这一类目标总的来说虚多于实，名多于利，形式大于内容，情感多于理智，把这两者当作外交战略制定的依据，难免会因小失大，任情任性，最终镜花水月一场空。
相比之下，英国在英法百年战争失败退出欧洲大陆后，再也不以需要以国家荣耀或者君主尊严作为外交战略决策的依据。英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依据的完全是赤裸裸的国家利益，那就是维护英国的国家独立和保持英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反对欧洲大陆被单一军事强权掌控。外交决策者这种对地缘政治环境和国家利益的冷静评估既不需要诉诸情感与荣耀，更不需要诉诸意识形态，一切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像昼夜交替那样不证自明。最终这种对国家利益的深刻认识感染到了英国国内的每一个阶层，从而获得了全民认同的效果，英国的外交战略自此以后就没有过全盘性的调整和根本性的争论。 外交战略中地缘政治处境的关键作用
法英两国相比，谁的外交战略谁更高明，似乎世人对此早有定见，那肯定就是英国高明。但外交战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交战略本身高明与否，或者外交决策者是天纵英明还是天生鲁钝，也不在于民族性格优劣和道德智力高下。在这些皮相之见上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在于外交战略是否切合本国的地缘政治处境。一个国家的居民可以重组，信仰可以改变，制度可以变更，但是最难改变的就是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环境。把法英两国人民对等交换，异地而置，这两国的外交战略和民族命运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在哈布斯堡帝国极盛的年代，从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和莱茵河流域四面八方包围着法国。因此法国不仅仅是像英国那样仅仅反对罗马教会的干涉就可以保持国家独立，法国需要的是直接走上战场去捍卫国家独立。由宗教改革运动引发的欧洲三十年战争成了塑造欧洲政治格局和政治观念的一场国际大混战，法国通过在这场混战的决定性作用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教随国定和主权至上的国家主义原则，使得德国分裂的局面确定了下来，使得法国的地缘政治优势更加突出了。但是法国不安于这种现状，路易十四下令成立“失地收复法院”，对法国在历史上的争议领土锱铢必较，到处树敌。路易十四是法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君主，给法国带来伟大荣耀的同时，也给法国带来了巨大错误影响。外交决策者如果把国家力量集中在无休无止的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中，往往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因为这意味着外交战略要根据周围突发情势的变化来进行应变，不利于本国以从容超脱的心态掌控外交斗争的主动权和塑造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外交格局。
路易十四在外交上的决策错误有其客观必然性。法国是个大陆国家，在地缘政治上诱惑过多，插手意大利是一端，插手德意志又是一端，插手尼德兰又是一端，插手西班牙又是一端。与法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对应，法国的外交战略就显得太复杂，超出了常人的把握。法国的势力大扩张，很少是属于深思熟虑的长期计划，而是依赖于一波又一波的动乱推进与激情爆发。因此法国外交一刻都不能缺少天才决策者的领导。由于黎塞留时期法国还没有成为欧洲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因此他隐藏在幕后借力打力，乱中取利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划时代的成功。但是在黎塞留之后，法国的外交就马上面临着进退失据的困境，这是因为法国顺理成章的取代了神圣罗马帝国成为了欧洲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从此以后，受制于地缘政治环境，处四战之地的法国就再也没有能够在任何一场欧洲大战中置身事外而从中牟利。因此对于法国来说，久战国衰，兵强则灭的命运也是先天注定，即便是路易十四与拿破仑这两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客观情势。
英国早期与欧洲大陆也有着割不断的政治联系，公元8世纪以来，随着北欧维京人的不断入侵，英国一度成为跨北海的丹麦帝国的统治中心，早期的英国公元1066年诺曼底贵族征服英格兰以来，英国实际上是一个跨英吉利海峡的封建君主国，在百年战争中失败以后，英国才放弃了对欧洲大陆的领土觊觎。十七世纪中期，英国斯图亚特复辟王朝为了争取法国的支持放弃了敦刻尔克。这表面上看是丧权辱国，但从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纠纷中彻底脱身，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纠缠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地缘政治的斗争焦点上斤斤计较，难免成为一个流血的伤口，最终将所费不赀。
英国关注的仅仅是英吉利海峡，它的主要对手就是控制海洋的海上霸主。自英国合并苏格兰，占领爱尔兰，打败荷兰获得海上霸主的地位后，它的外交战略就一直相当简单。那就是在保持英国本土免遭欧洲大陆强权的入侵，为此，需要保持欧洲大陆不被单一强权掌控。英国合并苏格兰与占领爱尔兰。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归于一个国家，避免了苏格兰和爱尔兰与法国结盟或受法国操纵。使得英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更加优越，不用担心后院起火。苏格兰作为法国的世代盟友曾经长期给英格兰造成麻烦，而在大革命时期，督政府为了给英国直接打击，有过直接登陆爱尔兰，支援爱尔兰暴动的计划。在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全欧国际战争中，爱尔兰的天主教会则号召所有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祈祷上帝保佑无神论的法国革命军队打败英国军队。
相对于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国际战争，英国的内战和弑君没有引起国际反应和干涉。首先是在于当时正处在欧洲三十年战争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没有哪股势力会对英国的内战感兴趣。其次，英国内战具有内敛的风格。由于英国在十七世纪还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国家，在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上无足轻重。克伦威尔革命政权除了与苏格兰有纠葛，征服爱尔兰以外，对欧洲大陆无非分之想，主要精力集中在与荷兰的海洋霸权争夺上，由此分化了欧洲大陆国家，甚至可以利用法国来牵制荷兰。最后一个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英国本身所处的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其他欧洲强国要想获得制海权对英国进行军事干涉最大的障碍就是英吉利海峡。自诺曼征服以后，英吉利海峡庇护了的英国历次内政变动不受外部强权的干涉，这与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全欧干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外交战略的基石在于准确评估对手
明智的外交战略除了清醒认识本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并且自觉顺应天意，因势利导，还在于准确评估对手，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在十九世纪以前，法国在国力上一直相当雄厚，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上的动员和号召能力足够强大，所以英国一直视法国为欧洲均势的破坏者，为此，英国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任何与法国作对的大陆强国。来自荷兰，率领英国反对路易十四欧洲大陆霸权的英国国王威廉一世死后二十年，英国的一位反对派报纸指出，维护欧洲均势是“英国政治最具创见的、最持久的原则”之一，而欧洲大陆的和平“对以贸易为主的岛国的繁荣极为重要，因此应当由某个英国部门长期负责加以维护，并在和平遭到破坏或干扰时设法予以恢复。” 这样的言论意味着国家地缘政治处境和外交利害关系的正确认识已经深入到了社会共识中。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才可以说是成熟清醒的，才不会被偶然的事变和一时的冲动把外交战略搞得一团糟。
与此相反，法国却一直没能确立一个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在大国崛起和捍卫霸权的过程中，法国的对手到底是西班牙还是奥地利？是俄国还是英国？普鲁士以及德意志到底是友是敌？法国一直处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中心，海陆都有利益扩张方向。法国的问题在于自身的定位，要成为欧洲霸主还是成为海洋之王必须作一个选择。在此过程中依靠谁，安抚谁，壮大谁，削弱谁，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对于法国来说，由于地缘政治上的对手太多，因此评估工作相当复杂。十七世纪西班牙和英国的联合是被成功拆散了，在英法联合下，西班牙被削弱，但是英国却成了法国最大的对手；十八世纪利用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其他一些中等邦国对抗奥地利，弱化神圣罗马帝国也是成功了，但普鲁士还在相对弱小的时候就屡次成了法国的强劲对手，后来的德国更是法国的梦魇；至于在十九世纪相距遥远，利益纠葛较少的法、俄两国的两度交恶，一方面是法、俄两国的独霸野心和滥用武力的作风不知自我克制，另一方面足见英国的借力打力，坐山观虎斗的长远目光。
在法兰西帝国的鼎盛时期，拿破仑在东方战略上也存在着致命的失误。他对普鲁士太宽容，对波兰太吝啬，对俄国又太掉以轻心。拿破仑在俄国与波兰间的取舍犹豫不决，当初他希望利用波兰来遏制俄国，但是却有没有给波兰足够的支持。他未能体察到一些老谋深算的波兰政治家的良苦用心，尽量扩大波兰，一石三鸟，让它承担遏制俄国和奥地利以及监视普鲁士的责任。拿破仑本来应该在维斯瓦河上以逸待劳等待着俄国军队的到来，避免到地广人稀的苦寒之地去搞战略决战。在俄国，拿破仑军队在欧洲富裕地区屡试不爽的那种以战养战，就地供给的战略完全行不通。
在反拿破仑战争的最后关头，均势大师梅特涅看出，如果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被彻底打垮，那么在此过程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就是那个掌握了海权，因而无法制约的英国。他曾经微服私访，与拿破仑谈话，要求拿破仑体面和谈，接受自然边疆内的领土，但是拿破仑处于自卑与高傲的双重原因拒绝了这个体面收场，败而不亡的建议。在向法国进军的途中，俄国元帅库图佐夫也也要求他的军队放聪明一些，慢一些向巴黎进军。他的意思很明白，俄国的过分卖力，是在为英国作嫁衣裳。俄国承担了在欧洲大陆维持政治秩序的责任，却由于本国的经济结构无法从中获益，英国人却不费分文大发和平经商的之财。由于欧洲政治秩序的稳定，因此英国根本不必再花费财力来资助自己的盟友来对付挑战者，因此英国在欧洲的经济优势越来越大。
在维也纳和谈中，英国以一种虚情假意的风格，参与到了神圣同盟，却完全是为了利用俄国的虚荣心与奥地利的恐惧感来免费为英国的欧洲大陆战略服务。与法国相比，英国并没有出过像黎塞留那样的天才外交家。英国外交家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从本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出发来制定外交政策，准确评估对手和自身的利害关系。而且英国外交决策圈向来以集体智慧见长，并不推崇鹤立鸡群的个人风格。这也使得英国外交政策具有连续性的优点，避免了法国外交那种天才爆发，人亡政息的弱点。
英国外相卡斯雷尔是1815年欧洲均势体制的缔造者和灵魂人物。在促成德意志联盟的建立，同时承担遏制法国和俄国的任务时，表现出了绝佳的外交洞察力。但是，由于当时的英国外交决策圈并不同意其定期参与神圣同盟协商制度以实现大国共治以保卫欧洲均势和遏制法国的主张，因此自觉曲高和寡，世人皆醉。可深刻分析当时的外交权力结构，可以发现，当时欧洲面对的是又一个虚荣自负的俄国来不计成本地维护号称欧洲“正统原则”的基本秩序，由一个精明狡诈的均势大师梅特涅领导的奥地利来作为缓冲和利用，保证沙皇俄国不会为所欲为脱离神圣同盟的大原则，还有一个被刻意壮大又被刻意四分五裂的普鲁士，被推上了在莱茵河反对法国的第一线，离开了大国的支持就寸步难行，自然不会到处惹事生非，一般是视情况附和俄国或者奥地利。针对这种外交权力结构和国际利害关系，帕麦斯顿有言——上帝已经把牌摆在那里了！既然如此，英国就可以按理出牌，保持自身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何必多此一事，要搞什么纠缠不清的协调机制和叠床架屋的国际组织呢？早在维也纳会议时，英国由于对俄国倚仗军力妄图称霸欧洲的态度极为不满，于是联合奥地利与刚刚被打败的法国签订秘密条约，共同遏制俄国。有这种铁面无私，翻脸无情的作风足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又何必在乎那些叽叽喳喳讨价还价的国际会议的形式呢？
外交大师梅特涅对此总结得好，帕麦斯顿时期的英国外交作风是，“他向法国表示，英国强大无比，根本不在乎法国有何反对行动；又向普鲁士和法国表示，英国无求于这两个国家，有俄国的援助就足够了；最后向俄国表示，英国即将与法国联合以对付俄国，如此俄国就将自觉克制其行动。”
外交战略应该追求具体和有限的目标
法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外交战略上的矛盾在于，多端而寡要，多冲动而少思量，追求的目标虽然宏伟，但是却违背了外交战略的追求具体和有限目标的原则。由于强烈的荣誉感，奔放的想象力，普世主义的情感和充当人类救世主的心态，法国一会儿想要建立一个在法国君主领导下的欧洲联邦；一会儿要输出法国大革命的各项观念，把整个欧洲改造成为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人间天堂；拿破仑时代又要模仿欧洲传统王族建立波拿巴家族对全欧洲的统治。凡属此端，都属于那种志大才疏，意淫过度，无法精确判断利害关系和清晰定位国家利益，因此也无法确定具体有限的外交战略目标，最终得不偿失，劳而无功。
法国大国崛起进程中的自然边疆问题一直是欧洲国际矛盾的焦点，获得自然边疆是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三代君王的外交目标，法国为此进行了长期争斗。这个目标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法国获得由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脉围绕的自然边疆，有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和简化地缘政治环境的双重合理性，而且追求自然边疆也是一个具体和有限的目标。鉴于法国文化的吸引力和新制度的优越性，自然边疆内部的其他民族并没有什么抱怨。值得注意的是，自然边疆既然是扩张的目标，也应该是扩张的终结。在督政府时代，借助于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冲击力，法国完全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接下来的拿破仑帝国却大大突破了这一目标，拿破仑越过自然边疆把荷兰、北德意志和北意大利和中意大利的一部分，达尔马提亚部分地区纳入帝国范围内。在拿破仑自俄国溃退以后，反法联盟鉴于拿破仑超群绝伦的军事能力，对彻底战胜他并无把握，因此愿意在承认法国自然边疆的基础上进行和谈。而拿破仑却拒绝了这一相当优厚的条件，最终法国在欧洲大陆的边界退回到了1790年的边界。法国外交决策者既然不能把外交目标与本国的外交能力和国际权力结构中的恰当地位相匹配，因此就只能事倍功半，对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得而复失了。
拿破仑为给以神圣罗马帝国为核心的传统欧洲政治格局以最后的打击，鼓动欧洲各民族以法国为榜样，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这样的政策只能说是是为全人类的利益或者上帝本人服务而不是为法国本国利益服务的，属于典型的无限和抽象的外交目标。这一外交政策对法国本国国家利益扩张最要命的是，追随在法兰西道路上的那些现代民族国家最终往往都成为了法国的利益竞争者。虽然这种政策有助于多元化国际权力格局的形成，但很少能为法国所用，更不利于法国的势力扩张。因为这种格局虽然限制了单极霸权国家，但更加限制了法国这样的实力稍逊一筹的挑战者国家。
在大国崛起进程中，英国自有一以贯之的外交原则——外交战略应该建立在对人性、外交利害关系、外交权力结构和地缘政治处境以及历史经验有充分的了解的基础上。英国的整个外交战略的原则是，保持自身的外交独立性，促进欧洲大陆的权力多元化，追求海洋霸权。这三大原则都有具体有限的目标可以操作——反对罗马教廷的对英国政局的干涉，反对欧洲大陆上出现单一的强权，在海外争霸中击败竞争对手。在英国的大国崛起之初，伊丽莎白把个人的婚姻问题作为外交舞台上的剧目，与各国势力频繁周旋，为的是使英国成为各大势力拉拢的对象，而不是一边倒地加入到队里的阵营中。英国的欧洲大陆政策集中在保护低地国家的独立与和平发展，反对欧洲大陆军事强权掌控这一地区从而对英国形成威胁，不管这种军事强权是西班牙，法国还是德国。英国的这一长期外交目标一直是有具体和有限的，对于欧洲各大势力有针对性和宣示性的效果，从而能使这些强权能就事论事，自我克制。如果英国不是推出具体有限“低地国家政策”，而是以一种法国式的浮夸态度声称要把全欧洲的外交权力格局按照英国的意志和原则塑造，估计其他强权都会惴惴不安，难免走上共同反英以求削弱英国的道路。这一欧洲大陆国家联合反英的格局曾经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出现过一次，英国如果轻举妄动的话难免又会重蹈覆辙。
英国在欧洲持之以恒推行均势外交政策，是为了使欧洲大陆国家互相牵制，有利于英国攫取世界霸权。英国在与荷兰、法国与俄国的世界争霸中，在具体的外交纠纷上极有节制，从不记恨，因此既不会为了报复而耿耿于怀，更不会因为犯罪而戚戚于心。英国在海外争霸战争中给荷兰和法国以毁灭性的打击的时候，总不忘留有余地，让对手体面退出。在与法国争夺印度的斗争中胜利后，给法国留下了殖民据点本地治理。在美洲，英国在大获全胜之余也给法国留下了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两个富庶的小岛。对荷兰也是如此，在可以利用的时候，即便击败荷兰也极有节制，以防荷兰在欧洲彻底倒向法国共同反对英国。在十九世纪中期后，因普鲁士崛起，原由荷兰承担遏制法国的战略任务被取代的时候，英国便在东南亚对荷兰势力大打出手。英国在胜利时对失败的敌人慷慨仁慈，并不需要诉诸人道主义和普世主义情感，英国在决裂时对曾经的盟友铁面无情，也不需要诉诸仇恨和偏见。唯有这样不动感情，专注利益，才能真正关注于具体有限的外交目标，使国家利益在具体有限的领域得到积累，使本国的外交优势获得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内政意识形态与外交战略的复杂关系
在外交斗争中，比地缘政治环境更容易遭到忽视和歪曲，但是往往起到不可估量作用的便是意识形态因素。长期以来，反拿破仑战争被盎格鲁学术集团认为是自由民主反对专制集权的战争，是进步力量反对落后势力的战争。事实上，拿破仑称帝是由全法国全体成年男性全民公决通过的，支持率高达90%以上。因此就拿破仑的统治而言，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它无疑是具有革命性、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在拿破仑的统治下，由于法国式土地改革和以拿破仑法典为核心的法国新制度的推行，法国和法国占领地以及法国附庸国人民的权利与民生有了相当大的保障和提高。至于英国，自从1640年内战和1688年宫廷政变，英国的政治体制走上了一条渐进演变之路。英国政治的长处是一支拥有一个较稳定和未经中断的代议制传统，其优点是贵族精英集团长期执政，内部协调，无须理会民意，因此能够使外交战略不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就在法英争斗的最高潮拿破仑战争中，英国议会政治操纵在一小撮土地贵族手中，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全部选民只占全体成年男子人口的2%。因此英国在英法争霸中获胜与民主专制优劣论毫无关系。
法国大革命得到了欧洲各国进步知识界和中下层人民的普遍同情，法国的文化在欧洲一向也是极具魅力，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法国一直是欧洲革命的中心和欧洲各国革命者和进步势力寄予希望的国家。不过这种建立在意识形态号召力和文化感染力上的国家威力，必须有一个谨慎精明的统治集团才能在外交斗争中善加利用。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内政环境，那种谨慎精明，目光长远与手段灵活的统治集团是不可能产生的。大革命以来，法国恰恰就是缺乏这样一个长期稳定有连续性的统治集团。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引爆了的全欧大革命，这是法国革命意识形态影响欧洲的最高峰。其后由于法国国内社会主义激进势力与资本主义保守势力的激烈斗争，鹬蚌相争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盗版和弱化的拿破仑帝国。这个盗版拿破仑帝国就改造旧世界的威力和热忱来说，远不如正版拿破仑帝国那么雷厉风行。盗版帝国在军事上败亡引发了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这是一场比1789年法国大革命更为激进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把作为一向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资产阶级吓得魂飞魄散，在镇压了这场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已经丧失了用大革命观念和共和国原则改造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雄心壮志了。
从大外交的角度来看，内政是外交的组成部分，内政要为外交战略服务。因此，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对法国的崛起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局。被大革命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国获得了一个梦寐以求的稳定制度后，问题也接踵而来，拿破仑帝国的意识形态究竟该如何与法国大革命的各项观念在形式上进行协调呢？为了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局面，而不陷入无休无止的继续革命中，拿破仑帝国不得不与旧制度相妥协，与欧洲旧贵族势力相妥协，这就自我削弱了它的革命性与号召力。由于革命普世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发生了矛盾，那么为保卫拿破仑帝国而战究竟是为了谁和依靠谁呢？也许法国人的困惑较少，但这些问题对于那些在欧洲各国普遍存在的亲法革命派和进步人士来说一直是个较大的困惑。
法国大革命释放出来意识形态的冲击力和建立新世界的热情虽然对法国势力的扩展有所裨益，欧洲各国革命人民尤其是各国国内激进的雅各宾主义者虽然一直都是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乐意为法国的革命军队效劳。但就社会权力结构而言，人民群众在政治上一贯是分散软弱和消极被动的，对法国的支持，分散在各个不起眼的基层组织和地域中，难以实现有效的联合和采取决定性的行动。除非愿意被法国合并，否则那些比较弱小的进步国家在大国环伺下根本不能存在。但是一旦这种合并格局形成，法国一方面是走上了进步意识形态大旗下无限扩张的不归路，从而没法与其他大国进行现实利益妥协；而一旦在现实政治的基础上与敌对势力进行利益妥协，那么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基于那种进步意识形态的道义基础。大革命观念和大革命冲击力对拿破仑帝国外交利益的促进、制约和影响，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如果法国不采取合并政策，那些国家自身又不够强大，那么法国未必就能够保护他们走上发展的康庄大道。拿破仑战争后，阿里埃及试图在法国的保护和援助下试图走上进步道路，结果阿里埃及的资本主义自主发展进程被英国用武力终结，而拿破仑失败后的法国根本无力也无胆援助。至于美国，当初如果不是法国军队的支援，美国独立将功亏一篑，如果不是拿破仑慷慨出让路易斯安那，美国也休想成为一个能独立存在抗衡英国的北美陆地强权。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可以说是一对真正的难兄难弟，但是美国政治家对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全欧革命战争袖手旁观，从未有过对法国知恩图报的念头。在盎格鲁政治传统中，意识形态一向就是敌不过种族情感与国家利益的考量，更何况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并非天下一统，美国自有其“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的独家专利。
相比法国在意识形态的狂风暴雨中经常性的进退失据和最终意气消沉，英国政治家对于任何意识形态攻势一贯是任他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从来就不会为抽象原则动感情费心思，从来就是为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而战。英国政治家从来就不会把资产阶级革命排头兵、资本主义领头羊或者工业革命先锋队等等诸如此类的炭火篓子戴在头上烧昏脑子而罔顾实际利益。贩毒、贩奴是为了英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反对法国大革命围攻拿破仑法国是为了打垮英国霸权的挑战者，镇压美国独立革命和1812年美英战争是为了保住北美殖民地市场和阻止美国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以武力为后盾输出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为了阻止其它国家采纳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脱离英国经济体系的掌控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自主发展道路，英国政治家从来就不会觉得这些外交行为有任何逻辑矛盾，用英国式外交诡辩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这些问题不涉及理论而涉及实质”。没有永恒的原则，也没有永恒的正义，因此英国政治家从来就不会让任何意识形态的问题来损害干扰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
法英崛起和两大革命深刻改变了世界
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不仅深刻塑造了近现代世界，而且是法英两国大国崛起进程中的伟大助力。表面上看起来是法国大革命更加轰轰烈烈，民心所向，有助于法国革命外交在天下大乱中，发动群众，争取人心，乱中取利，但就是现实效果而言，英国工业革命对英国外交的支撑作用更为持久和稳健。因为法国大革命积极性的一面有利于所有愿意接受它的国家，但法国自身也深受其消极性一面之害。法国大革命和近代国家体制模式的在战争中的长处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总体战很短时间内就可以被其它国家模仿。其中尤以法国的对手普鲁士学习最为成功，最终大大不利于法国。英国工业革命则首先单独有利于英国本身，坏处则全部由其它国家分享，而且其它国家必须老老实实纳入英国自由贸易体系和外交战略框架才能共享工业革命的利益。落后国家学习英国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进程要看到成效，所花费的时间少则半个世纪，多则永无出头之日。
法国大革命催生出来的种种观念和制度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缔造了现代民族国家的面貌。这些观念和制度是普世性的，因此每个国家，只要愿意学习，便能够改变本国的面貌。这些观念和制度也是实质性的，每个民族只要愿意模仿，便能够使社会获得真正的进步。法国大革命的种种先进观念和进步制度一向都是公开的，所谓由理性制定，以自由担保，为全人类的福祉服务，每个国家与民族都可以公开的学习借鉴它。法国传播的先进观念和进步制度的真诚，在欧洲各国进步知识分子和中下层阶级中激发出了热烈的亲法情绪。尽管如此，这些善行往往不能对法国在外交利益上有所裨益。在大国外交斗争中，民意一贯就是被忽视的，各国统治者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意向才是决定性的。那些冷酷无情的国家统治者们在整体上一贯是唯利是图的，与英国进行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利益交换与利益纠葛，其吸引力要远远大于法国文化、法国先进观念和进步制度的特殊魅力。何况采纳法国的先进观念和进步制度一般而言总是有利于国家民族本身，有利于中下层阶级的民权扩展和福利改善而往往不利于统治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
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和拿破仑征服改造有为法兰西帝国扩张势力和谋取利益的一面，但事实上，法国的征服、改造和统治对那些地区利大于弊。正是在法国的统治、改造和影响下，比利时、荷兰、德国莱茵联盟各地区、北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瑞士等国家和地区最终都成为了生机勃勃的新欧洲的一部分，在欧洲大陆和各自国家中领先实现了新制度转型，从而有利于这些国家与法国一起走上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路。在那些激烈反对和抗拒法国大革命影响和拿破仑征服改造的国家中，照样涌动着学习法国先进制度的热潮和暗流。普鲁士如果不是采纳和借鉴了法国的新制度，早就会被彻底灭亡。西班牙和俄罗斯是两个抗拒法国大革命影响最典型的落后国家，这两个国家以一种反动版本的群众运动和人民战争方式反抗法国大革命的各项先进观念和进步制度。结果一个照样屈服于旧制度的统治，最后在二十世纪爆发了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雅各宾革命，这场革命因全面内战而功败垂成，最终西班牙形成了一个拿破仑体制倒退版本的弗朗哥体制。而另一个甘愿当英国工业经济的垫脚石和英国外交战略的免费打手，然后这个旧王朝在二十世纪的一场法国大革命升级版本的俄国大革命中被彻底覆灭。
英国具备领先优势的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体系带给欧洲各国的则完全不是同样的福音。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在英国首先获得成功，并不是理论先进而是经验积累，需要的不是观念进步而是技术适用。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体系当然也是普世性的，当然也能够被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模仿，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必定是经验和技术不断积累和传承的结果而不能指望短时间内用休克疗法来个幡然转向。宪法、公民权利和新社会制度可以由一个议会或者一支军队宣布更新或者慷慨赐予，群众可以在爱国热忱或进步观念的宣传鼓动下短时间内就应者如云，组成一支人民军队，进行革命或反革命战争。可是熟练的劳动者、精明的经营者却不能够在在短时间里就培训出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种种复杂精巧的交易制度和装腔作势的法律体系更加不可能用群众运动和人民战争的方式催生出来。
英国工业革命所累积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一向就是秘不示人，专利保护。要学习英国工业革命技术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经验，资本和技术可媲美英国的如法国就跟英国真刀真枪地抢市场，争原材料，大搞贸易保护和殖民地竞争。目光短浅或者本钱不足的如俄国、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北欧国家就老老实实地与国际接轨，与英国进行“双赢互利”的自由贸易，以商品换资本，以市场换技术。至于那些在经济权力结构中处于下层的殖民地半殖民国家军事上被管制，政治上被操纵，经济上被盘剥，战略上被遏制，那是这种交易模式的应有之义。英国的工业金融力量、市场经济体制和航海贸易优势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如此的强大，按照英国国家利益最大化模式设计出来的全球自由贸易制度几乎将全世界都囊括在内，因此它可以无所顾忌地推行“光荣孤立”的外交战略，一方面保持行动自由与心态超脱，一方面对本国的利益扩展，战必胜攻必克无往不利。英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为英国获得了几乎长达一百年的全球外交优越地位，由于经济优势与地缘政治优势的和谐共振，这种优越地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
英国常常宣称是英国的存在使欧洲大陆免予被单一强权所控制。事实上，从法英大国崛起和大国争霸的历史进程来看，法国更有资格宣称，正是法国的抗争才使全世界免予被英国的单一强权所控制。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为标志，法国首先在英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进行了应战，开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多元格局，从而为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自由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世界免予被单极霸权所主宰。正是因为法国在欧洲以及全世界的强势存在和积极抗争，所谓的英国统治海洋，英国主宰世界的神话才仅仅是神话而没有变为不可改变的现实。法国和英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龙争虎斗，在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等人类社会几乎所有的领域中开创了近现代大国争霸的范式，给后世留下了深远和积极的影响。在二十世纪的美苏大国争霸中，无论是在国家战略定位还是意识形态斗争上，都可以看作是英法争霸模式的继续、深化与扩展。
与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的国家力量和声望开始于大航海时代不同，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法国和英国在欧洲有着较长时期并且较为清晰的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其国家力量的强盛并不仅仅依赖于海外殖民与商业势力的突然扩张与爆发。相比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法、英两国的国家实力更为强盛、均衡和全面，大国历史教训和国际政治经验更为丰富，因此它们留在世界大国舞台上的时间比前三个国家长得多。法、英两国到今天虽然国势已衰，但是根本没有主动走下世界权力舞台的意思。法、英两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之所以特别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爆发的一场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一场经济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塑造了近现代世界的面貌。这两场革命虽然都在造福人类和改变世界，却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格，一场是暴风骤雨，人仰马翻；一场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这两种风格也一直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各自外交战略的风格。
地理环境、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
法国的人种主要有三部分组成。最初的土著是高卢人，其性格轻浮，天性狂热，“胜利时傲气凌人，失败时垂头丧气”。第一批征服者罗马人带来了高度发达的古典文明并与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高卢—罗马文化，其民间语言是一种土著化了的拉丁语（即后来的法语）。第二批征服者法兰克人便被这种文化所同化，接受了被征服者的语言，并形成了法国主要的贵族阶级。这个阶层的特征是骁勇好战，荣誉感极强，这也成了法国日后的典型民族特征。高卢地区原有的罗马—高卢贵族和罗马教会则在法兰克人国家的框架内得到了保留并在日后法国的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政治、文化上，法国人除了受到罗马教会宗教精神以及法兰克贵族封建主义习俗的影响外，主要继承了罗马帝国兼善天下的文化普世主义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国家主义传统。法国人总是对法兰西的辉煌文化无比自信，愿意普渡世人，较少狭隘的种族主义传统。对莱茵河（罗马帝国的西部疆界）彼岸的那个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人的看法一贯就是，它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潜台词便是，只有法兰西民族才是罗马帝国和罗马文化的真正继承人，这一民族意识在拿破仑帝国时代达到了巅峰。拿破仑自认为是在欧洲大陆行使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勒令奥地利解散了那个假冒伪劣的“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自己的继承人还被封为“罗马王”。
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在早期也曾经被罗马帝国跨海征服。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不列颠岛成为了西北欧种族斗争的中心。日耳曼语各民族在大迁徙的压力和浪潮下，纷纷渡海到了那个布列吞人的土地上。与法国的高卢罗马文化同化了入侵者法兰克人不同，在英国，入侵者在一番种族清洗之后，原有的土著文明和罗马文化只剩下几道浅浅的痕迹了。在中世纪北欧维京人的第二次蛮族征服高潮中，又融合进了北欧人的文化与血统。1066年，同时征服了法国诺曼底地区并被法国化了维京人登陆英国后，英国才最后告别了入侵时代。多次残酷的海上种族入侵和种族清洗，使英国人在民族性格上趋向于冷酷无情与精明势利，所谓“心计精密，胆气坚忍豪壮”，在外交战略上更是唯利是图与不动感情。在政治文化上，英国人也能对自身民族各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兼收并蓄，值得注意的是，北欧民族的个人主义原则——生产时，自力更生；打仗时，团结一心——对英国人的民族性格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对英国日后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法国的地缘政治处境相对较为复杂，作为一个半海半陆，同时兼跨大西洋与地中海的国家，法国算得上欧洲的一个海陆交通中心，地处传统的香槟商路，天然具有成为欧洲大国的潜力。在北欧维京大征服期间，法国的诺曼底地区成为了维京人的领地，仅在名义上向法国国王称臣。日后诺曼底贵族征服了英国，造成了法英两国数百年纠缠不清的领土与主权纠纷，并由此促使了法英两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苏醒。英法百年战争结束，法兰西民族国家形成后，虽羽翼未丰，但当仁不让地进入亚平宁半岛介入意大利城邦纠纷，对近在咫尺的尼德兰和莱茵河流域更是念念不忘。作为第二批海上强国，法国在海外商业和殖民活动中也不甘人后，海盗、海外贸易与海外殖民活动也是有声有色。地缘政治上的多种压力和诱惑，使得法国的大国崛起之路总是显得异常激烈。
与法国相比，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地缘政治相对简单而优越，因此维持其地缘政治优势、保持欧洲大陆外交权力结构多元化格局以及争夺海上霸权是其外交战略的中心。这三大战略目标一环套一环，有着极强的逻辑联系，统一于英国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因此相比法国，英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外交战略总是显得更有连续性和前瞻性。早在1385年，当时还是蕞尔小邦的英格兰就与葡萄牙签订了盟约，保护葡萄牙的独立。这一盟约一方面是葡萄牙寻求外来助力保持自身独立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英格兰介入欧洲大陆事务，保持欧洲权力多元化和欧洲各国政治独立与自由的一种最初的尝试，英国的欧洲大陆外交战略就此埋下了伏笔。
英伦三岛并非单一的政治实体，1254年英格兰与威尔士组成君合国，而威尔士保留了自己的法律体系。直到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之前，在较长的时间里，英格兰还不得不面对法国的世代盟友苏格兰的挑战。在处理威尔士和苏格兰以及后来的爱尔兰问题上，英国统治者灵活而富有弹性，善于以形式上的让步来求得实质性的收益，通权达变，一国多制，与一贯崇尚中央集权和整齐划一行政制度的法国统治者大异其趣。这种内政外交政策的创新和经验积累，有利于日后以同样灵活而富有弹性的手段来维持大英帝国的存在和有秩序的解体。而法国人则把中央集权制度以一贯之，从黎塞留到路易十四，从雅各宾专政到拿破仑帝国，中央集权的程度越来越高，甚至在法兰西海外殖民帝国中也是尽量如法炮制。这种中央集权体制虽然有利于集中法国和殖民帝国的国力，但有其利弊有其弊，由于事事听命于中央，法国国内的政治争端马上就会干扰到殖民帝国的某一部分。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兰西帝国解体的时候，每一块殖民地的脱离都会对法国本土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冲击。且不说形成有效的、连续性的外交战略，连政府本身能否在这种冲击下存在都是一个问号。
经济基础、财政体制与创新精神
法国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幅员辽阔（以西欧的水平衡量），因此法国作为大国的先天条件较为优越。直到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还是欧洲仅次于俄国的第二人口大国。法国人在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制造方面有独到的天分，因此法国的经济总量也曾长期在欧洲独占鳌头，这是法国在民族国家形成后长期参与欧洲争霸行动的物质基础。英国则长期是一个西欧小国，株守于不列颠岛东南一隅，人口较少，相对法国而言，渔业和海外贸易相当发达。法国和英国地理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区别上升到民族性格和外交行为模式的区别就是集中体现在农民与水手的区别，也就是大陆民族与海洋民族的差别。
作为海洋民族的英国人体现出了水手—海盗—商人—海军等多重角色性格与气质的综合，这需要相当全面的实践知识和综合素质。在大海上航行、经商和抢劫，对海洋气候、洋流和航路要有准确认识；对各国货物与货币的比价和得失换算要计算清楚；对货物运输方式和保险责任的利害关系要成竹在胸；对各地居民点是武力抢劫还是和平交易要根据力量对比进行利益最大化的决断；对世界各地千变万化的风土人情要入乡随俗，多伪善变和尽量掌握当地语言；最关键的是，在一个经常性脱离陆地政权管辖的临时团体中，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契约精神、生死与共的团队精神和建立在利益与尊严相一致基础上的服从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协调。大海让人自由、理性和视野宽广，也让人善于在协商的基础上合作和在自立的基础上服从。这使得英国人不像大陆的农民一样，对变化无常的天气、专横的官吏、狂热的教士和狡诈的商人只能抱一种听天由命和逆来顺受的消极态度。
在法国，一个安分守己，勤劳勇敢的农民就可以顺利地成为一个合格的陆军士兵。精英阶层的贵族军官，指挥着一支由农民士兵组成的陆上大军，在欧洲大陆战争中，这样的组合常常是所向无敌的。由于法国的相对富庶，更加使得法国农民安土重迁，很少愿意离开法国这个安乐窝到海外去殖民经商，因此法国早期开拓的殖民地总是不能利用移民人口数量上的优势牢固地占领。在几次跟英国争夺海外殖民战争中，法国军队离开了欧洲大陆就一事无成。尽管也有一些天才的外交政治人物，可是与英国军队中大量涌现出来的才智之士相比，法国海外军队和外交领军人物总体上显得墨守陈规，只知道唯巴黎之命是从，缺乏战略的明智和战术上的主动，因此总是在与英国殖民军队的较量中一败涂地。
法国在大国崛起和海外争霸过程中的不利之处还在于，法国财政严重依赖于包税人体制，结果是贪污腐化横行，财政效率低下。两个特权等级教士和贵族拒绝纳税义务，最大税负由最穷困群体负担。法国落后的财政体制几次中断了法国在战争和外交上的胜利。1557年，在与西班牙进行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法国和西班牙同时宣布国家破产。而倾全国之力援助美国独立战争以削弱英国的结果，就是法国背上了沉重的国家债务，为此不得不增加苛捐杂税和召开三级会议讨论财政改革，结果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爆发，作为法国外交和军队精英的贵族阶级随即在这场革命中被彻底消灭。法国旧政权削弱英国的国家外交行动在战术上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旧政权本身却一败涂地了，这在战略上完全是得不偿失。
英国长期参与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主导的国际贸易，从中学会了不少行之有效的贸易经验和制度。1688年，来自荷兰的威廉入主英国后，把在荷兰的一些银行和证券制度移植到了英国。英国财政依赖于发行公债，股票，有赖于议会的长期监督，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外交、政治与经济秩序。正是英国在广泛的国际贸易中，在受到议会制约的财政税收体制中，孕育出了相对先进有效的财政和金融体制，这不仅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最关键的，这在英国在英法争霸的长期外交战略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英国用充足的资金源源不断的资助大陆上一切反对法国霸权的国家，最终在拿破仑战争中大获全胜，彻底消除了法国对英国的海上霸权取而代之的可能性。
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内部社会活力的表现。由于法国相对丰富的土地和气候类型和开放多元的人种文明，法国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创新极为大胆，但这种创新终归要受人性与传统所制约，最终不免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而相对于在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上的花样翻新，尤其是相对于领先的英国人，法国人在工程技术上尤其是在财政金融制度上的创新力度相形见绌。商人和银行家、科学家和冒险家在法国从来没有得到过在盎格鲁国家里常有的那种尊重和关注。大众钟爱的公共英雄是那些文学家和艺术家，这种风气甚至使得贵族和科学家也以自身活动的文学化和艺术化为荣。
英国的精英阶层总体上求真务实，在大局上能求同存异，必要时会纡尊降贵假装与下层阶级同舟共济。法国贵族抱着不可救药的虚荣心拒绝从事有辱斯文的工商实业，英国贵族却讲求实际利益，并不以经营实业为耻。法国贵族教士和文人作家，整体上狂热、轻浮、虚荣与僵化，偶有的特立独行的外交天才如黎塞留，与同侪格格不入，只能够以反潮流和独裁专制的面貌出现，因此常常曲高和寡、人亡政息。就英国贵族阶层来说，红白玫瑰战争中两派贵族间的狂热屠杀，很及时地消灭了那些顽固守旧的旧贵族，使那些头脑灵活，善于与时俱进的新贵族们登上了政治舞台。“光荣革命”以后，英国人在政治与文化上的相对保守和谨慎，同时在技术和财政金融方面的大胆创新，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内政因素对外交战略的冲击，一方面给英国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并有效地加强了英国的国家力量使之在与法国的较量中屡占上风。
以弱抗强、扶弱制强和由弱转强
相对于率先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海权大国尤其是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法、英两国当时还都是弱国。大国崛起的标志，就是是否敢于以弱抗强。只有具备了与霸权国家坚决抗争的勇气，才能够真正走向大国崛起之路。法国和英国在早期对葡西两大帝国宰制海洋的反抗、对尼德兰独立的援助和与西班牙帝国的抗争，客观上都是维持西欧国家维持外交均势大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利于西欧各国家保持政治自由和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竞争与活力。法、英两国长期争夺世界霸权与欧洲霸权，不管孰强孰弱，孰是孰非，谁是霸权者，谁是反抗者，谁是革命者，谁是镇压者，的确也避免了世界霸权或欧洲霸权落入某一国手中，从而演变为单极世界的外交权力格局。
法国大国崛起也是积百年之力才得到的辉煌。百年战争之后，法国崛起所要抗争的对象首先是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自从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开始，法国就开始向意大利诸邦进行扩张。为此与强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屡次发生重大战争，法国军队跟强悍的西班牙军队屡次交手。法国外交战略的风格也由此形成传统，那就是从不畏惧跟任何强敌进行对决，虽屡败屡战，但从不言败，不计经济代价，毫无政治禁忌。法国为反对哈布斯堡帝国称霸欧洲，成为了一切反对哈布斯堡帝国势力的资助者，不惜与新教国家瑞典和异教国家奥斯曼土耳其联合反对同为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帝国。为了报复英国和削弱英国的海上霸权，不惜派遣王家军队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分裂分子并肩作战。
法国在三十年战争后，如愿以偿的获得了欧洲大陆霸权。但福兮祸所倚，当法国取代哈布斯堡帝国的欧洲霸主地位之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欧洲外交斗争的焦点和其他国家联合削弱的对象。一般而言，为避免成为众矢之的，最强者只有愿意自我损抑，愿意以大事小，厚往薄来，才能天下归心。但显然法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没有这样的政治经验，因此法国就只能和他们的先辈高卢人一样，在路易十四、援助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大帝的短暂胜利中趾高气扬，在奥格斯堡联盟战争、七年战争和滑铁卢战役以后长期垂头丧气了。
英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是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毁灭。英、法、西三国在16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朝秦暮楚，和战无常。英国曾经因为法国与苏格兰的联盟关系而联合西班牙来反对法国，但最终英西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其间的矛盾跟西班牙利用天主教势力插手英国内政以及英国援助尼德兰独立和插手葡萄牙事务有关。从英西关系的始乱终弃可以看出英国外交战略的连续性的特点就是维护英国的独立、保持英国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反对欧洲大陆上的首屈一指的霸权。欧洲大陆落入到一个单一强权下，英国的独立也不可能继续保持。因此先是西班牙，然后是法国，最后是德国，成为了英国外交竭力反对的对象。法英两国在早期反对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帝国称霸欧洲大陆的努力都有效地维护了欧洲大陆的均势。但三十年战争后，法国迅速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势的国家，其鲸吞蚕食已经危及了欧洲的均势。英国出于对本国地缘政治处境和欧洲外交权力结构的深刻理解，迅速调整外交战略，以维护尼德兰工商业中心的独立和保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为宗旨，加入到了反对法国称霸欧洲大陆的外交阵线中去了。从此，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成为了一切反法国家的后盾，一如黎塞留时期的法国是一切反对哈布斯堡帝国势力的后盾一样。
以弱抗强，扶弱抑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自身要由弱转强。英国与荷兰虽然在三次英荷大战中为海洋霸权和商业利益杀得你死我活，但是一旦看出外交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英国统治者倒也能够不计前嫌，与昨日的对手握手言欢，对昨日的盟友翻脸无情。这就是英国外交的特征，那就是冷静评估外交利害关系和国际权力结构，一切以英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从来就不把荣誉和意识形态认真看待，对感情和友谊更是逢场作戏。甚至后人津津乐道英国的均势外交政策维护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自由，英国人实际上也是执行双重标准毫不含糊的。在欧洲大陆的确要维持均势格局，但在欧洲以外的世界上，英国对掌控海洋霸权毫不放松，决不会为捍卫全世界各国的政治自由而搞世界各国的势力均衡。倒是法国以及俄国在海外与英国的激烈争夺，在某种意义上保持了世界各国的政治自由和缔造了世界各国势力均衡的格局。
比法国人眼光远大的是，英国人能够认识到英国的世界霸权是建筑在欧洲大陆各国势力均衡的基础上的，因此英国的世界霸权并非绝对可靠和高枕无忧。战胜拿破仑之后，英国在海外与法、俄两国的进行争夺还是有所节制，小心控制这种争夺的烈度，不愿意让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争端影响到欧洲均势。英国在西半球默认了美国提出的“门罗主义”，以放弃俄勒冈地区为代价安抚美国，以保护英属加拿大的安全。英国更小心翼翼地维护欧洲大陆的均势，以免欧洲外交格局大变动而导致英国本土遭受威胁。
国家本位、国家利益与国家荣耀
欧洲各国曾长期处于罗马教廷的精神权威和宗教世界主义的熏陶下。葡萄牙与西班牙相当尊重教皇权威，葡、西两国甚至在海外殖民地争端中请教皇仲裁。法、英两国成为独立的政治大国标志性事件也都与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有关。但是与葡、西两国相反，法、英两国对罗马教廷在政治上抱一种国家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需要时尊崇之，冲突时贱视之。中世纪时期，罗马教皇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较量中，善于挑拨离间，借力打力，借助帝国内部诸侯反对派的力量而屡占上风。但到了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的时代，面对生机勃勃，国内相对统一的法英两国，罗马教皇一筹莫展。
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的法国国王美男子菲力普因为囚禁法国帕米耶地区主教，与罗马教皇发生了严重的神权与政权的冲突。罗马教皇故技重施，威胁罢黜法国国王的王位，法国国王则针锋相对唆使与教皇家族有仇的罗马贵族绑架教皇并最终导致其愤懑而死。法国国王还另立了法国红衣主教克莱门特为教皇，在法国的阿维尼翁成立教皇国，史称“阿维尼翁之囚”。这一举动造成了天主教世界的大动荡和大分裂。七十年后天主教会虽重获统一，但教廷权威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不能有效地对抗世俗政权而日益沦为了世俗政权的附庸。罗马教廷势力的衰落，标志着宗教本位已经在欧洲失势，国家本位正在为各国统治者和民众所接受，那些昧于大势的宗教统一妄想从此不再具有号召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十六世纪初宗教改革运动和随之而来的罗马教廷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展，欧洲各国的外交斗争不可避免的带上了教派冲突的色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又超越了民族情感和国家本位。新教徒势力之间同声相应，旧教徒势力之间也是同气相求，从而形成了以宗教信仰决定外交阵线的时代特征。在这种大势下，能够同时不受旧的天主教世界主义大一统观念和新的宗教派别认同观念束缚的外交大师就能够利用他人在观念上的迂腐固执和战术上的被动挨打获从而得最大的成功。十七世纪早期的现实主义均势外交大师，近代国家观念和外交观念的缔造者法国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黎塞留的一系列主张彻底打破了意识形态对国家利益的遮蔽，完全是从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衡量法国的国家利益，把法国的内政外交大计建立在彻底的地缘政治解析和外交利害关系分析之上。黎塞留夫子自道，个人也许有灵魂，可以求得救赎，但是国家没有来生，一次重大错误就会亡国灭种，万劫不复。哈布斯堡帝国虽然与法国属于同一信仰的国家，但这个帝国已经包围了法国，如果借助反宗教改革运动其内部更进一步统一，那对法国绝对是大大的不利，只有击败以及分裂它，才能为法国崛起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大国创造条件。当时法国国内也有新旧宗教争端，信仰加尔文教的胡格诺教徒是法国内部的一支分裂性力量，为了集中全国力量对付哈布斯堡帝国，黎塞留宁愿又打又拉，暂时给胡格诺教徒以安抚。黎塞留大力支持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新教造反派诸侯，与信仰新教的瑞典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结盟以反对哈布斯堡帝国，最后在三十年战争的最关键时刻派遣法国军队走上战场与天主教军队厮杀，身为红衣主教的黎塞留丝毫不觉得有何良心不安。
英国的亨利八世则因为废黜了来自西班牙的凯瑟琳王后，与教廷和西班牙势不两立。最终英国教会自罗马教廷独立，英国国王兼任英国教会首脑，是为英国国教。从此反对罗马教廷干涉英国内政成为英国外交斗争的重心。英国国教会实际上是一个怪胎，教义与仪式与天主教大同小异，仅仅是首脑由教皇变成了国王。英国国教的这一特征说明，英国当权者不沉溺于理论问题，对国内天主教会并不当作一股思想势力，而是当作一股觊觎国家政权和威胁国家独立的政治势力。英国国内三种精神力量国教、天主教和清教（在英国的加尔文教）的共处与错综复杂的长期斗争，在造成社会动荡的同时也造就了统治者相对明智平衡的宗教政治观念。这种内部宗教多元化的政治格局造就了一种平衡感与大局观，使得英国外交很少去纠缠什么意识形态的外衣，而专注于外交斗争的实质，那就是赤裸裸的国家利益。
法国的崛起进程并不一味是扩张，其中也有合理自卫的成分。问题在于经过三十年战争法国在欧洲大陆确立优势后，路易十四以一种矫揉做作的夸张风格，把这一场基于地缘政治理性追求的国家行动，看起来成为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大扩张。在此过程中，法国所得有限，所费不赀，而且引发了针对法国霸权的国际大围堵。黎塞留的政治遗嘱中有言，我所关注的，首先是国王崇高，其次是王国荣耀。尽管黎塞留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和外交家，但其遗嘱中罗列的这两大目标，本身却暴露了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国家利益与君主尊严和国家荣耀并不是天衣无缝的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是经常会互相干扰从而打乱明智的外交部署。君主尊严和国家荣耀这一类目标总的来说虚多于实，名多于利，形式大于内容，情感多于理智，把这两者当作外交战略制定的依据，难免会因小失大，任情任性，最终镜花水月一场空。
相比之下，英国在英法百年战争失败退出欧洲大陆后，再也不以需要以国家荣耀或者君主尊严作为外交战略决策的依据。英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依据的完全是赤裸裸的国家利益，那就是维护英国的国家独立和保持英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反对欧洲大陆被单一军事强权掌控。外交决策者这种对地缘政治环境和国家利益的冷静评估既不需要诉诸情感与荣耀，更不需要诉诸意识形态，一切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像昼夜交替那样不证自明。最终这种对国家利益的深刻认识感染到了英国国内的每一个阶层，从而获得了全民认同的效果，英国的外交战略自此以后就没有过全盘性的调整和根本性的争论。 外交战略中地缘政治处境的关键作用
法英两国相比，谁的外交战略谁更高明，似乎世人对此早有定见，那肯定就是英国高明。但外交战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交战略本身高明与否，或者外交决策者是天纵英明还是天生鲁钝，也不在于民族性格优劣和道德智力高下。在这些皮相之见上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在于外交战略是否切合本国的地缘政治处境。一个国家的居民可以重组，信仰可以改变，制度可以变更，但是最难改变的就是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环境。把法英两国人民对等交换，异地而置，这两国的外交战略和民族命运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在哈布斯堡帝国极盛的年代，从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和莱茵河流域四面八方包围着法国。因此法国不仅仅是像英国那样仅仅反对罗马教会的干涉就可以保持国家独立，法国需要的是直接走上战场去捍卫国家独立。由宗教改革运动引发的欧洲三十年战争成了塑造欧洲政治格局和政治观念的一场国际大混战，法国通过在这场混战的决定性作用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教随国定和主权至上的国家主义原则，使得德国分裂的局面确定了下来，使得法国的地缘政治优势更加突出了。但是法国不安于这种现状，路易十四下令成立“失地收复法院”，对法国在历史上的争议领土锱铢必较，到处树敌。路易十四是法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君主，给法国带来伟大荣耀的同时，也给法国带来了巨大错误影响。外交决策者如果把国家力量集中在无休无止的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中，往往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因为这意味着外交战略要根据周围突发情势的变化来进行应变，不利于本国以从容超脱的心态掌控外交斗争的主动权和塑造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外交格局。
路易十四在外交上的决策错误有其客观必然性。法国是个大陆国家，在地缘政治上诱惑过多，插手意大利是一端，插手德意志又是一端，插手尼德兰又是一端，插手西班牙又是一端。与法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对应，法国的外交战略就显得太复杂，超出了常人的把握。法国的势力大扩张，很少是属于深思熟虑的长期计划，而是依赖于一波又一波的动乱推进与激情爆发。因此法国外交一刻都不能缺少天才决策者的领导。由于黎塞留时期法国还没有成为欧洲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因此他隐藏在幕后借力打力，乱中取利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划时代的成功。但是在黎塞留之后，法国的外交就马上面临着进退失据的困境，这是因为法国顺理成章的取代了神圣罗马帝国成为了欧洲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从此以后，受制于地缘政治环境，处四战之地的法国就再也没有能够在任何一场欧洲大战中置身事外而从中牟利。因此对于法国来说，久战国衰，兵强则灭的命运也是先天注定，即便是路易十四与拿破仑这两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客观情势。
英国早期与欧洲大陆也有着割不断的政治联系，公元8世纪以来，随着北欧维京人的不断入侵，英国一度成为跨北海的丹麦帝国的统治中心，早期的英国公元1066年诺曼底贵族征服英格兰以来，英国实际上是一个跨英吉利海峡的封建君主国，在百年战争中失败以后，英国才放弃了对欧洲大陆的领土觊觎。十七世纪中期，英国斯图亚特复辟王朝为了争取法国的支持放弃了敦刻尔克。这表面上看是丧权辱国，但从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纠纷中彻底脱身，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纠缠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地缘政治的斗争焦点上斤斤计较，难免成为一个流血的伤口，最终将所费不赀。
英国关注的仅仅是英吉利海峡，它的主要对手就是控制海洋的海上霸主。自英国合并苏格兰，占领爱尔兰，打败荷兰获得海上霸主的地位后，它的外交战略就一直相当简单。那就是在保持英国本土免遭欧洲大陆强权的入侵，为此，需要保持欧洲大陆不被单一强权掌控。英国合并苏格兰与占领爱尔兰。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归于一个国家，避免了苏格兰和爱尔兰与法国结盟或受法国操纵。使得英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更加优越，不用担心后院起火。苏格兰作为法国的世代盟友曾经长期给英格兰造成麻烦，而在大革命时期，督政府为了给英国直接打击，有过直接登陆爱尔兰，支援爱尔兰暴动的计划。在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全欧国际战争中，爱尔兰的天主教会则号召所有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祈祷上帝保佑无神论的法国革命军队打败英国军队。
相对于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国际战争，英国的内战和弑君没有引起国际反应和干涉。首先是在于当时正处在欧洲三十年战争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没有哪股势力会对英国的内战感兴趣。其次，英国内战具有内敛的风格。由于英国在十七世纪还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国家，在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上无足轻重。克伦威尔革命政权除了与苏格兰有纠葛，征服爱尔兰以外，对欧洲大陆无非分之想，主要精力集中在与荷兰的海洋霸权争夺上，由此分化了欧洲大陆国家，甚至可以利用法国来牵制荷兰。最后一个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英国本身所处的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其他欧洲强国要想获得制海权对英国进行军事干涉最大的障碍就是英吉利海峡。自诺曼征服以后，英吉利海峡庇护了的英国历次内政变动不受外部强权的干涉，这与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全欧干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外交战略的基石在于准确评估对手
明智的外交战略除了清醒认识本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并且自觉顺应天意，因势利导，还在于准确评估对手，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在十九世纪以前，法国在国力上一直相当雄厚，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上的动员和号召能力足够强大，所以英国一直视法国为欧洲均势的破坏者，为此，英国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任何与法国作对的大陆强国。来自荷兰，率领英国反对路易十四欧洲大陆霸权的英国国王威廉一世死后二十年，英国的一位反对派报纸指出，维护欧洲均势是“英国政治最具创见的、最持久的原则”之一，而欧洲大陆的和平“对以贸易为主的岛国的繁荣极为重要，因此应当由某个英国部门长期负责加以维护，并在和平遭到破坏或干扰时设法予以恢复。” 这样的言论意味着国家地缘政治处境和外交利害关系的正确认识已经深入到了社会共识中。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才可以说是成熟清醒的，才不会被偶然的事变和一时的冲动把外交战略搞得一团糟。
与此相反，法国却一直没能确立一个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在大国崛起和捍卫霸权的过程中，法国的对手到底是西班牙还是奥地利？是俄国还是英国？普鲁士以及德意志到底是友是敌？法国一直处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中心，海陆都有利益扩张方向。法国的问题在于自身的定位，要成为欧洲霸主还是成为海洋之王必须作一个选择。在此过程中依靠谁，安抚谁，壮大谁，削弱谁，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对于法国来说，由于地缘政治上的对手太多，因此评估工作相当复杂。十七世纪西班牙和英国的联合是被成功拆散了，在英法联合下，西班牙被削弱，但是英国却成了法国最大的对手；十八世纪利用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其他一些中等邦国对抗奥地利，弱化神圣罗马帝国也是成功了，但普鲁士还在相对弱小的时候就屡次成了法国的强劲对手，后来的德国更是法国的梦魇；至于在十九世纪相距遥远，利益纠葛较少的法、俄两国的两度交恶，一方面是法、俄两国的独霸野心和滥用武力的作风不知自我克制，另一方面足见英国的借力打力，坐山观虎斗的长远目光。
在法兰西帝国的鼎盛时期，拿破仑在东方战略上也存在着致命的失误。他对普鲁士太宽容，对波兰太吝啬，对俄国又太掉以轻心。拿破仑在俄国与波兰间的取舍犹豫不决，当初他希望利用波兰来遏制俄国，但是却有没有给波兰足够的支持。他未能体察到一些老谋深算的波兰政治家的良苦用心，尽量扩大波兰，一石三鸟，让它承担遏制俄国和奥地利以及监视普鲁士的责任。拿破仑本来应该在维斯瓦河上以逸待劳等待着俄国军队的到来，避免到地广人稀的苦寒之地去搞战略决战。在俄国，拿破仑军队在欧洲富裕地区屡试不爽的那种以战养战，就地供给的战略完全行不通。
在反拿破仑战争的最后关头，均势大师梅特涅看出，如果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被彻底打垮，那么在此过程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就是那个掌握了海权，因而无法制约的英国。他曾经微服私访，与拿破仑谈话，要求拿破仑体面和谈，接受自然边疆内的领土，但是拿破仑处于自卑与高傲的双重原因拒绝了这个体面收场，败而不亡的建议。在向法国进军的途中，俄国元帅库图佐夫也也要求他的军队放聪明一些，慢一些向巴黎进军。他的意思很明白，俄国的过分卖力，是在为英国作嫁衣裳。俄国承担了在欧洲大陆维持政治秩序的责任，却由于本国的经济结构无法从中获益，英国人却不费分文大发和平经商的之财。由于欧洲政治秩序的稳定，因此英国根本不必再花费财力来资助自己的盟友来对付挑战者，因此英国在欧洲的经济优势越来越大。
在维也纳和谈中，英国以一种虚情假意的风格，参与到了神圣同盟，却完全是为了利用俄国的虚荣心与奥地利的恐惧感来免费为英国的欧洲大陆战略服务。与法国相比，英国并没有出过像黎塞留那样的天才外交家。英国外交家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从本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出发来制定外交政策，准确评估对手和自身的利害关系。而且英国外交决策圈向来以集体智慧见长，并不推崇鹤立鸡群的个人风格。这也使得英国外交政策具有连续性的优点，避免了法国外交那种天才爆发，人亡政息的弱点。
英国外相卡斯雷尔是1815年欧洲均势体制的缔造者和灵魂人物。在促成德意志联盟的建立，同时承担遏制法国和俄国的任务时，表现出了绝佳的外交洞察力。但是，由于当时的英国外交决策圈并不同意其定期参与神圣同盟协商制度以实现大国共治以保卫欧洲均势和遏制法国的主张，因此自觉曲高和寡，世人皆醉。可深刻分析当时的外交权力结构，可以发现，当时欧洲面对的是又一个虚荣自负的俄国来不计成本地维护号称欧洲“正统原则”的基本秩序，由一个精明狡诈的均势大师梅特涅领导的奥地利来作为缓冲和利用，保证沙皇俄国不会为所欲为脱离神圣同盟的大原则，还有一个被刻意壮大又被刻意四分五裂的普鲁士，被推上了在莱茵河反对法国的第一线，离开了大国的支持就寸步难行，自然不会到处惹事生非，一般是视情况附和俄国或者奥地利。针对这种外交权力结构和国际利害关系，帕麦斯顿有言——上帝已经把牌摆在那里了！既然如此，英国就可以按理出牌，保持自身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何必多此一事，要搞什么纠缠不清的协调机制和叠床架屋的国际组织呢？早在维也纳会议时，英国由于对俄国倚仗军力妄图称霸欧洲的态度极为不满，于是联合奥地利与刚刚被打败的法国签订秘密条约，共同遏制俄国。有这种铁面无私，翻脸无情的作风足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又何必在乎那些叽叽喳喳讨价还价的国际会议的形式呢？
外交大师梅特涅对此总结得好，帕麦斯顿时期的英国外交作风是，“他向法国表示，英国强大无比，根本不在乎法国有何反对行动；又向普鲁士和法国表示，英国无求于这两个国家，有俄国的援助就足够了；最后向俄国表示，英国即将与法国联合以对付俄国，如此俄国就将自觉克制其行动。”
外交战略应该追求具体和有限的目标
法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外交战略上的矛盾在于，多端而寡要，多冲动而少思量，追求的目标虽然宏伟，但是却违背了外交战略的追求具体和有限目标的原则。由于强烈的荣誉感，奔放的想象力，普世主义的情感和充当人类救世主的心态，法国一会儿想要建立一个在法国君主领导下的欧洲联邦；一会儿要输出法国大革命的各项观念，把整个欧洲改造成为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人间天堂；拿破仑时代又要模仿欧洲传统王族建立波拿巴家族对全欧洲的统治。凡属此端，都属于那种志大才疏，意淫过度，无法精确判断利害关系和清晰定位国家利益，因此也无法确定具体有限的外交战略目标，最终得不偿失，劳而无功。
法国大国崛起进程中的自然边疆问题一直是欧洲国际矛盾的焦点，获得自然边疆是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三代君王的外交目标，法国为此进行了长期争斗。这个目标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法国获得由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脉围绕的自然边疆，有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和简化地缘政治环境的双重合理性，而且追求自然边疆也是一个具体和有限的目标。鉴于法国文化的吸引力和新制度的优越性，自然边疆内部的其他民族并没有什么抱怨。值得注意的是，自然边疆既然是扩张的目标，也应该是扩张的终结。在督政府时代，借助于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冲击力，法国完全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接下来的拿破仑帝国却大大突破了这一目标，拿破仑越过自然边疆把荷兰、北德意志和北意大利和中意大利的一部分，达尔马提亚部分地区纳入帝国范围内。在拿破仑自俄国溃退以后，反法联盟鉴于拿破仑超群绝伦的军事能力，对彻底战胜他并无把握，因此愿意在承认法国自然边疆的基础上进行和谈。而拿破仑却拒绝了这一相当优厚的条件，最终法国在欧洲大陆的边界退回到了1790年的边界。法国外交决策者既然不能把外交目标与本国的外交能力和国际权力结构中的恰当地位相匹配，因此就只能事倍功半，对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得而复失了。
拿破仑为给以神圣罗马帝国为核心的传统欧洲政治格局以最后的打击，鼓动欧洲各民族以法国为榜样，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这样的政策只能说是是为全人类的利益或者上帝本人服务而不是为法国本国利益服务的，属于典型的无限和抽象的外交目标。这一外交政策对法国本国国家利益扩张最要命的是，追随在法兰西道路上的那些现代民族国家最终往往都成为了法国的利益竞争者。虽然这种政策有助于多元化国际权力格局的形成，但很少能为法国所用，更不利于法国的势力扩张。因为这种格局虽然限制了单极霸权国家，但更加限制了法国这样的实力稍逊一筹的挑战者国家。
在大国崛起进程中，英国自有一以贯之的外交原则——外交战略应该建立在对人性、外交利害关系、外交权力结构和地缘政治处境以及历史经验有充分的了解的基础上。英国的整个外交战略的原则是，保持自身的外交独立性，促进欧洲大陆的权力多元化，追求海洋霸权。这三大原则都有具体有限的目标可以操作——反对罗马教廷的对英国政局的干涉，反对欧洲大陆上出现单一的强权，在海外争霸中击败竞争对手。在英国的大国崛起之初，伊丽莎白把个人的婚姻问题作为外交舞台上的剧目，与各国势力频繁周旋，为的是使英国成为各大势力拉拢的对象，而不是一边倒地加入到队里的阵营中。英国的欧洲大陆政策集中在保护低地国家的独立与和平发展，反对欧洲大陆军事强权掌控这一地区从而对英国形成威胁，不管这种军事强权是西班牙，法国还是德国。英国的这一长期外交目标一直是有具体和有限的，对于欧洲各大势力有针对性和宣示性的效果，从而能使这些强权能就事论事，自我克制。如果英国不是推出具体有限“低地国家政策”，而是以一种法国式的浮夸态度声称要把全欧洲的外交权力格局按照英国的意志和原则塑造，估计其他强权都会惴惴不安，难免走上共同反英以求削弱英国的道路。这一欧洲大陆国家联合反英的格局曾经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出现过一次，英国如果轻举妄动的话难免又会重蹈覆辙。
英国在欧洲持之以恒推行均势外交政策，是为了使欧洲大陆国家互相牵制，有利于英国攫取世界霸权。英国在与荷兰、法国与俄国的世界争霸中，在具体的外交纠纷上极有节制，从不记恨，因此既不会为了报复而耿耿于怀，更不会因为犯罪而戚戚于心。英国在海外争霸战争中给荷兰和法国以毁灭性的打击的时候，总不忘留有余地，让对手体面退出。在与法国争夺印度的斗争中胜利后，给法国留下了殖民据点本地治理。在美洲，英国在大获全胜之余也给法国留下了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两个富庶的小岛。对荷兰也是如此，在可以利用的时候，即便击败荷兰也极有节制，以防荷兰在欧洲彻底倒向法国共同反对英国。在十九世纪中期后，因普鲁士崛起，原由荷兰承担遏制法国的战略任务被取代的时候，英国便在东南亚对荷兰势力大打出手。英国在胜利时对失败的敌人慷慨仁慈，并不需要诉诸人道主义和普世主义情感，英国在决裂时对曾经的盟友铁面无情，也不需要诉诸仇恨和偏见。唯有这样不动感情，专注利益，才能真正关注于具体有限的外交目标，使国家利益在具体有限的领域得到积累，使本国的外交优势获得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内政意识形态与外交战略的复杂关系
在外交斗争中，比地缘政治环境更容易遭到忽视和歪曲，但是往往起到不可估量作用的便是意识形态因素。长期以来，反拿破仑战争被盎格鲁学术集团认为是自由民主反对专制集权的战争，是进步力量反对落后势力的战争。事实上，拿破仑称帝是由全法国全体成年男性全民公决通过的，支持率高达90%以上。因此就拿破仑的统治而言，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它无疑是具有革命性、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在拿破仑的统治下，由于法国式土地改革和以拿破仑法典为核心的法国新制度的推行，法国和法国占领地以及法国附庸国人民的权利与民生有了相当大的保障和提高。至于英国，自从1640年内战和1688年宫廷政变，英国的政治体制走上了一条渐进演变之路。英国政治的长处是一支拥有一个较稳定和未经中断的代议制传统，其优点是贵族精英集团长期执政，内部协调，无须理会民意，因此能够使外交战略不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就在法英争斗的最高潮拿破仑战争中，英国议会政治操纵在一小撮土地贵族手中，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全部选民只占全体成年男子人口的2%。因此英国在英法争霸中获胜与民主专制优劣论毫无关系。
法国大革命得到了欧洲各国进步知识界和中下层人民的普遍同情，法国的文化在欧洲一向也是极具魅力，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法国一直是欧洲革命的中心和欧洲各国革命者和进步势力寄予希望的国家。不过这种建立在意识形态号召力和文化感染力上的国家威力，必须有一个谨慎精明的统治集团才能在外交斗争中善加利用。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内政环境，那种谨慎精明，目光长远与手段灵活的统治集团是不可能产生的。大革命以来，法国恰恰就是缺乏这样一个长期稳定有连续性的统治集团。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引爆了的全欧大革命，这是法国革命意识形态影响欧洲的最高峰。其后由于法国国内社会主义激进势力与资本主义保守势力的激烈斗争，鹬蚌相争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盗版和弱化的拿破仑帝国。这个盗版拿破仑帝国就改造旧世界的威力和热忱来说，远不如正版拿破仑帝国那么雷厉风行。盗版帝国在军事上败亡引发了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这是一场比1789年法国大革命更为激进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把作为一向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资产阶级吓得魂飞魄散，在镇压了这场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已经丧失了用大革命观念和共和国原则改造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雄心壮志了。
从大外交的角度来看，内政是外交的组成部分，内政要为外交战略服务。因此，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对法国的崛起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局。被大革命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国获得了一个梦寐以求的稳定制度后，问题也接踵而来，拿破仑帝国的意识形态究竟该如何与法国大革命的各项观念在形式上进行协调呢？为了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局面，而不陷入无休无止的继续革命中，拿破仑帝国不得不与旧制度相妥协，与欧洲旧贵族势力相妥协，这就自我削弱了它的革命性与号召力。由于革命普世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发生了矛盾，那么为保卫拿破仑帝国而战究竟是为了谁和依靠谁呢？也许法国人的困惑较少，但这些问题对于那些在欧洲各国普遍存在的亲法革命派和进步人士来说一直是个较大的困惑。
法国大革命释放出来意识形态的冲击力和建立新世界的热情虽然对法国势力的扩展有所裨益，欧洲各国革命人民尤其是各国国内激进的雅各宾主义者虽然一直都是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乐意为法国的革命军队效劳。但就社会权力结构而言，人民群众在政治上一贯是分散软弱和消极被动的，对法国的支持，分散在各个不起眼的基层组织和地域中，难以实现有效的联合和采取决定性的行动。除非愿意被法国合并，否则那些比较弱小的进步国家在大国环伺下根本不能存在。但是一旦这种合并格局形成，法国一方面是走上了进步意识形态大旗下无限扩张的不归路，从而没法与其他大国进行现实利益妥协；而一旦在现实政治的基础上与敌对势力进行利益妥协，那么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基于那种进步意识形态的道义基础。大革命观念和大革命冲击力对拿破仑帝国外交利益的促进、制约和影响，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如果法国不采取合并政策，那些国家自身又不够强大，那么法国未必就能够保护他们走上发展的康庄大道。拿破仑战争后，阿里埃及试图在法国的保护和援助下试图走上进步道路，结果阿里埃及的资本主义自主发展进程被英国用武力终结，而拿破仑失败后的法国根本无力也无胆援助。至于美国，当初如果不是法国军队的支援，美国独立将功亏一篑，如果不是拿破仑慷慨出让路易斯安那，美国也休想成为一个能独立存在抗衡英国的北美陆地强权。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可以说是一对真正的难兄难弟，但是美国政治家对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全欧革命战争袖手旁观，从未有过对法国知恩图报的念头。在盎格鲁政治传统中，意识形态一向就是敌不过种族情感与国家利益的考量，更何况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并非天下一统，美国自有其“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的独家专利。
相比法国在意识形态的狂风暴雨中经常性的进退失据和最终意气消沉，英国政治家对于任何意识形态攻势一贯是任他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从来就不会为抽象原则动感情费心思，从来就是为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而战。英国政治家从来就不会把资产阶级革命排头兵、资本主义领头羊或者工业革命先锋队等等诸如此类的炭火篓子戴在头上烧昏脑子而罔顾实际利益。贩毒、贩奴是为了英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反对法国大革命围攻拿破仑法国是为了打垮英国霸权的挑战者，镇压美国独立革命和1812年美英战争是为了保住北美殖民地市场和阻止美国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以武力为后盾输出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为了阻止其它国家采纳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脱离英国经济体系的掌控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自主发展道路，英国政治家从来就不会觉得这些外交行为有任何逻辑矛盾，用英国式外交诡辩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这些问题不涉及理论而涉及实质”。没有永恒的原则，也没有永恒的正义，因此英国政治家从来就不会让任何意识形态的问题来损害干扰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
法英崛起和两大革命深刻改变了世界
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不仅深刻塑造了近现代世界，而且是法英两国大国崛起进程中的伟大助力。表面上看起来是法国大革命更加轰轰烈烈，民心所向，有助于法国革命外交在天下大乱中，发动群众，争取人心，乱中取利，但就是现实效果而言，英国工业革命对英国外交的支撑作用更为持久和稳健。因为法国大革命积极性的一面有利于所有愿意接受它的国家，但法国自身也深受其消极性一面之害。法国大革命和近代国家体制模式的在战争中的长处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总体战很短时间内就可以被其它国家模仿。其中尤以法国的对手普鲁士学习最为成功，最终大大不利于法国。英国工业革命则首先单独有利于英国本身，坏处则全部由其它国家分享，而且其它国家必须老老实实纳入英国自由贸易体系和外交战略框架才能共享工业革命的利益。落后国家学习英国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进程要看到成效，所花费的时间少则半个世纪，多则永无出头之日。
法国大革命催生出来的种种观念和制度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缔造了现代民族国家的面貌。这些观念和制度是普世性的，因此每个国家，只要愿意学习，便能够改变本国的面貌。这些观念和制度也是实质性的，每个民族只要愿意模仿，便能够使社会获得真正的进步。法国大革命的种种先进观念和进步制度一向都是公开的，所谓由理性制定，以自由担保，为全人类的福祉服务，每个国家与民族都可以公开的学习借鉴它。法国传播的先进观念和进步制度的真诚，在欧洲各国进步知识分子和中下层阶级中激发出了热烈的亲法情绪。尽管如此，这些善行往往不能对法国在外交利益上有所裨益。在大国外交斗争中，民意一贯就是被忽视的，各国统治者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意向才是决定性的。那些冷酷无情的国家统治者们在整体上一贯是唯利是图的，与英国进行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利益交换与利益纠葛，其吸引力要远远大于法国文化、法国先进观念和进步制度的特殊魅力。何况采纳法国的先进观念和进步制度一般而言总是有利于国家民族本身，有利于中下层阶级的民权扩展和福利改善而往往不利于统治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
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和拿破仑征服改造有为法兰西帝国扩张势力和谋取利益的一面，但事实上，法国的征服、改造和统治对那些地区利大于弊。正是在法国的统治、改造和影响下，比利时、荷兰、德国莱茵联盟各地区、北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瑞士等国家和地区最终都成为了生机勃勃的新欧洲的一部分，在欧洲大陆和各自国家中领先实现了新制度转型，从而有利于这些国家与法国一起走上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路。在那些激烈反对和抗拒法国大革命影响和拿破仑征服改造的国家中，照样涌动着学习法国先进制度的热潮和暗流。普鲁士如果不是采纳和借鉴了法国的新制度，早就会被彻底灭亡。西班牙和俄罗斯是两个抗拒法国大革命影响最典型的落后国家，这两个国家以一种反动版本的群众运动和人民战争方式反抗法国大革命的各项先进观念和进步制度。结果一个照样屈服于旧制度的统治，最后在二十世纪爆发了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雅各宾革命，这场革命因全面内战而功败垂成，最终西班牙形成了一个拿破仑体制倒退版本的弗朗哥体制。而另一个甘愿当英国工业经济的垫脚石和英国外交战略的免费打手，然后这个旧王朝在二十世纪的一场法国大革命升级版本的俄国大革命中被彻底覆灭。
英国具备领先优势的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体系带给欧洲各国的则完全不是同样的福音。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在英国首先获得成功，并不是理论先进而是经验积累，需要的不是观念进步而是技术适用。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体系当然也是普世性的，当然也能够被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模仿，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必定是经验和技术不断积累和传承的结果而不能指望短时间内用休克疗法来个幡然转向。宪法、公民权利和新社会制度可以由一个议会或者一支军队宣布更新或者慷慨赐予，群众可以在爱国热忱或进步观念的宣传鼓动下短时间内就应者如云，组成一支人民军队，进行革命或反革命战争。可是熟练的劳动者、精明的经营者却不能够在在短时间里就培训出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种种复杂精巧的交易制度和装腔作势的法律体系更加不可能用群众运动和人民战争的方式催生出来。
英国工业革命所累积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一向就是秘不示人，专利保护。要学习英国工业革命技术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经验，资本和技术可媲美英国的如法国就跟英国真刀真枪地抢市场，争原材料，大搞贸易保护和殖民地竞争。目光短浅或者本钱不足的如俄国、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北欧国家就老老实实地与国际接轨，与英国进行“双赢互利”的自由贸易，以商品换资本，以市场换技术。至于那些在经济权力结构中处于下层的殖民地半殖民国家军事上被管制，政治上被操纵，经济上被盘剥，战略上被遏制，那是这种交易模式的应有之义。英国的工业金融力量、市场经济体制和航海贸易优势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如此的强大，按照英国国家利益最大化模式设计出来的全球自由贸易制度几乎将全世界都囊括在内，因此它可以无所顾忌地推行“光荣孤立”的外交战略，一方面保持行动自由与心态超脱，一方面对本国的利益扩展，战必胜攻必克无往不利。英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为英国获得了几乎长达一百年的全球外交优越地位，由于经济优势与地缘政治优势的和谐共振，这种优越地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
英国常常宣称是英国的存在使欧洲大陆免予被单一强权所控制。事实上，从法英大国崛起和大国争霸的历史进程来看，法国更有资格宣称，正是法国的抗争才使全世界免予被英国的单一强权所控制。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为标志，法国首先在英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进行了应战，开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多元格局，从而为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自由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世界免予被单极霸权所主宰。正是因为法国在欧洲以及全世界的强势存在和积极抗争，所谓的英国统治海洋，英国主宰世界的神话才仅仅是神话而没有变为不可改变的现实。法国和英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龙争虎斗，在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等人类社会几乎所有的领域中开创了近现代大国争霸的范式，给后世留下了深远和积极的影响。在二十世纪的美苏大国争霸中，无论是在国家战略定位还是意识形态斗争上，都可以看作是英法争霸模式的继续、深化与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