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简介英文:大国崛起外交战略之法英争霸（中）

           外交战略中地缘政治处境的关键作用

          法英两国相比，谁的外交战略谁更高明，似乎世人对此早有定见，那肯定就是英国高明。但外交战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交战略本身高明与否，或者外交决策者是天纵英明还是天生鲁钝，也不在于民族性格优劣和道德智力高下。在这些皮相之见上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在于外交战略是否切合本国的地缘政治处境。一个国家的居民可以重组，信仰可以改变，制度可以变更，但是最难改变的就是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环境。把法英两国人民对等交换，异地而置，这两国的外交战略和民族命运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在哈布斯堡帝国极盛的年代，从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和莱茵河流域四面八方包围着法国。因此法国不仅仅是像英国那样仅仅反对罗马教会的干涉就可以保持国家独立，法国需要的是直接走上战场去捍卫国家独立。由宗教改革运动引发的欧洲三十年战争成了塑造欧洲政治格局和政治观念的一场国际大混战，法国通过在这场混战的决定性作用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教随国定和主权至上的国家主义原则，使得德国分裂的局面确定了下来，使得法国的地缘政治优势更加突出了。但是法国不安于这种现状，路易十四下令成立“失地收复法院”，对法国在历史上的争议领土锱铢必较，到处树敌。路易十四是法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君主，给法国带来伟大荣耀的同时，也给法国带来了巨大错误影响。外交决策者如果把国家力量集中在无休无止的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中，往往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因为这意味着外交战略要根据周围突发情势的变化来进行应变，不利于本国以从容超脱的心态掌控外交斗争的主动权和塑造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外交格局。
 
         路易十四在外交上的决策错误有其客观必然性。法国是个大陆国家，在地缘政治上诱惑过多，插手意大利是一端，插手德意志又是一端，插手尼德兰又是一端，插手西班牙又是一端。与法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对应，法国的外交战略就显得太复杂，超出了常人的把握。法国的势力大扩张，很少是属于深思熟虑的长期计划，而是依赖于一波又一波的动乱推进与激情爆发。因此法国外交一刻都不能缺少天才决策者的领导。由于黎塞留时期法国还没有成为欧洲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因此他隐藏在幕后借力打力，乱中取利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划时代的成功。但是在黎塞留之后，法国的外交就马上面临着进退失据的困境，这是因为法国顺理成章的取代了神圣罗马帝国成为了欧洲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从此以后，受制于地缘政治环境，处四战之地的法国就再也没有能够在任何一场欧洲大战中置身事外而从中牟利。因此对于法国来说，久战国衰，兵强则灭的命运也是先天注定，即便是路易十四与拿破仑这两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客观情势。
  
        英国早期与欧洲大陆也有着割不断的政治联系，公元8世纪以来，随着北欧维京人的不断入侵，英国一度成为跨北海的丹麦帝国的统治中心，早期的英国公元1066年诺曼底贵族征服英格兰以来，英国实际上是一个跨英吉利海峡的封建君主国，在百年战争中失败以后，英国才放弃了对欧洲大陆的领土觊觎。十七世纪中期，英国斯图亚特复辟王朝为了争取法国的支持放弃了敦刻尔克。这表面上看是丧权辱国，但从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纠纷中彻底脱身，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纠缠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地缘政治的斗争焦点上斤斤计较，难免成为一个流血的伤口，最终将所费不赀。
  
        英国关注的仅仅是英吉利海峡，它的主要对手就是控制海洋的海上霸主。自英国合并苏格兰，占领爱尔兰，打败荷兰获得海上霸主的地位后，它的外交战略就一直相当简单。那就是在保持英国本土免遭欧洲大陆强权的入侵，为此，需要保持欧洲大陆不被单一强权掌控。英国合并苏格兰与占领爱尔兰。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归于一个国家，避免了苏格兰和爱尔兰与法国结盟或受法国操纵。使得英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更加优越，不用担心后院起火。苏格兰作为法国的世代盟友曾经长期给英格兰造成麻烦，而在大革命时期，督政府为了给英国直接打击，有过直接登陆爱尔兰，支援爱尔兰暴动的计划。在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全欧国际战争中，爱尔兰的天主教会则号召所有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祈祷上帝保佑无神论的法国革命军队打败英国军队。
  
        相对于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国际战争，英国的内战和弑君没有引起国际反应和干涉。首先是在于当时正处在欧洲三十年战争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没有哪股势力会对英国的内战感兴趣。其次，英国内战具有内敛的风格。由于英国在十七世纪还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国家，在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上无足轻重。克伦威尔革命政权除了与苏格兰有纠葛，征服爱尔兰以外，对欧洲大陆无非分之想，主要精力集中在与荷兰的海洋霸权争夺上，由此分化了欧洲大陆国家，甚至可以利用法国来牵制荷兰。最后一个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英国本身所处的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其他欧洲强国要想获得制海权对英国进行军事干涉最大的障碍就是英吉利海峡。自诺曼征服以后，英吉利海峡庇护了的英国历次内政变动不受外部强权的干涉，这与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全欧干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外交战略的基石在于准确评估对手 

         明智的外交战略除了清醒认识本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并且自觉顺应天意，因势利导，还在于准确评估对手，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在十九世纪以前，法国在国力上一直相当雄厚，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上的动员和号召能力足够强大，所以英国一直视法国为欧洲均势的破坏者，为此，英国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任何与法国作对的大陆强国。来自荷兰，率领英国反对路易十四欧洲大陆霸权的英国国王威廉一世死后二十年，英国的一位反对派报纸指出，维护欧洲均势是“英国政治最具创见的、最持久的原则”之一，而欧洲大陆的和平“对以贸易为主的岛国的繁荣极为重要，因此应当由某个英国部门长期负责加以维护，并在和平遭到破坏或干扰时设法予以恢复。” 这样的言论意味着国家地缘政治处境和外交利害关系的正确认识已经深入到了社会共识中。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才可以说是成熟清醒的，才不会被偶然的事变和一时的冲动把外交战略搞得一团糟。
 
        与此相反，法国却一直没能确立一个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在大国崛起和捍卫霸权的过程中，法国的对手到底是西班牙还是奥地利？是俄国还是英国？普鲁士以及德意志到底是友是敌？法国一直处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中心，海陆都有利益扩张方向。法国的问题在于自身的定位，要成为欧洲霸主还是成为海洋之王必须作一个选择。在此过程中依靠谁，安抚谁，壮大谁，削弱谁，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对于法国来说，由于地缘政治上的对手太多，因此评估工作相当复杂。十七世纪西班牙和英国的联合是被成功拆散了，在英法联合下，西班牙被削弱，但是英国却成了法国最大的对手；十八世纪利用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其他一些中等邦国对抗奥地利，弱化神圣罗马帝国也是成功了，但普鲁士还在相对弱小的时候就屡次成了法国的强劲对手，后来的德国更是法国的梦魇；至于在十九世纪相距遥远，利益纠葛较少的法、俄两国的两度交恶，一方面是法、俄两国的独霸野心和滥用武力的作风不知自我克制，另一方面足见英国的借力打力，坐山观虎斗的长远目光。
  
        在法兰西帝国的鼎盛时期，拿破仑在东方战略上也存在着致命的失误。他对普鲁士太宽容，对波兰太吝啬，对俄国又太掉以轻心。拿破仑在俄国与波兰间的取舍犹豫不决，当初他希望利用波兰来遏制俄国，但是却有没有给波兰足够的支持。他未能体察到一些老谋深算的波兰政治家的良苦用心，尽量扩大波兰，一石三鸟，让它承担遏制俄国和奥地利以及监视普鲁士的责任。拿破仑本来应该在维斯瓦河上以逸待劳等待着俄国军队的到来，避免到地广人稀的苦寒之地去搞战略决战。在俄国，拿破仑军队在欧洲富裕地区屡试不爽的那种以战养战，就地供给的战略完全行不通。
  
        在反拿破仑战争的最后关头，均势大师梅特涅看出，如果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被彻底打垮，那么在此过程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就是那个掌握了海权，因而无法制约的英国。他曾经微服私访，与拿破仑谈话，要求拿破仑体面和谈，接受自然边疆内的领土，但是拿破仑处于自卑与高傲的双重原因拒绝了这个体面收场，败而不亡的建议。在向法国进军的途中，俄国元帅库图佐夫也也要求他的军队放聪明一些，慢一些向巴黎进军。他的意思很明白，俄国的过分卖力，是在为英国作嫁衣裳。俄国承担了在欧洲大陆维持政治秩序的责任，却由于本国的经济结构无法从中获益，英国人却不费分文大发和平经商的之财。由于欧洲政治秩序的稳定，因此英国根本不必再花费财力来资助自己的盟友来对付挑战者，因此英国在欧洲的经济优势越来越大。
  
        在维也纳和谈中，英国以一种虚情假意的风格，参与到了神圣同盟，却完全是为了利用俄国的虚荣心与奥地利的恐惧感来免费为英国的欧洲大陆战略服务。与法国相比，英国并没有出过像黎塞留那样的天才外交家。英国外交家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从本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出发来制定外交政策，准确评估对手和自身的利害关系。而且英国外交决策圈向来以集体智慧见长，并不推崇鹤立鸡群的个人风格。这也使得英国外交政策具有连续性的优点，避免了法国外交那种天才爆发，人亡政息的弱点。
  
        英国外相卡斯雷尔是1815年欧洲均势体制的缔造者和灵魂人物。在促成德意志联盟的建立，同时承担遏制法国和俄国的任务时，表现出了绝佳的外交洞察力。但是，由于当时的英国外交决策圈并不同意其定期参与神圣同盟协商制度以实现大国共治以保卫欧洲均势和遏制法国的主张，因此自觉曲高和寡，世人皆醉。可深刻分析当时的外交权力结构，可以发现，当时欧洲面对的是又一个虚荣自负的俄国来不计成本地维护号称欧洲“正统原则”的基本秩序，由一个精明狡诈的均势大师梅特涅领导的奥地利来作为缓冲和利用，保证沙皇俄国不会为所欲为脱离神圣同盟的大原则，还有一个被刻意壮大又被刻意四分五裂的普鲁士，被推上了在莱茵河反对法国的第一线，离开了大国的支持就寸步难行，自然不会到处惹事生非，一般是视情况附和俄国或者奥地利。针对这种外交权力结构和国际利害关系，帕麦斯顿有言——上帝已经把牌摆在那里了！既然如此，英国就可以按理出牌，保持自身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何必多此一事，要搞什么纠缠不清的协调机制和叠床架屋的国际组织呢？早在维也纳会议时，英国由于对俄国倚仗军力妄图称霸欧洲的态度极为不满，于是联合奥地利与刚刚被打败的法国签订秘密条约，共同遏制俄国。有这种铁面无私，翻脸无情的作风足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又何必在乎那些叽叽喳喳讨价还价的国际会议的形式呢？
  
        外交大师梅特涅对此总结得好，帕麦斯顿时期的英国外交作风是，“他向法国表示，英国强大无比，根本不在乎法国有何反对行动；又向普鲁士和法国表示，英国无求于这两个国家，有俄国的援助就足够了；最后向俄国表示，英国即将与法国联合以对付俄国，如此俄国就将自觉克制其行动。”
  
        外交战略应该追求具体和有限的目标
 
         法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外交战略上的矛盾在于，多端而寡要，多冲动而少思量，追求的目标虽然宏伟，但是却违背了外交战略的追求具体和有限目标的原则。由于强烈的荣誉感，奔放的想象力，普世主义的情感和充当人类救世主的心态，法国一会儿想要建立一个在法国君主领导下的欧洲联邦；一会儿要输出法国大革命的各项观念，把整个欧洲改造成为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人间天堂；拿破仑时代又要模仿欧洲传统王族建立波拿巴家族对全欧洲的统治。凡属此端，都属于那种志大才疏，意淫过度，无法精确判断利害关系和清晰定位国家利益，因此也无法确定具体有限的外交战略目标，最终得不偿失，劳而无功。
 
        法国大国崛起进程中的自然边疆问题一直是欧洲国际矛盾的焦点，获得自然边疆是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三代君王的外交目标，法国为此进行了长期争斗。这个目标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法国获得由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脉围绕的自然边疆，有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和简化地缘政治环境的双重合理性，而且追求自然边疆也是一个具体和有限的目标。鉴于法国文化的吸引力和新制度的优越性，自然边疆内部的其他民族并没有什么抱怨。值得注意的是，自然边疆既然是扩张的目标，也应该是扩张的终结。在督政府时代，借助于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冲击力，法国完全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接下来的拿破仑帝国却大大突破了这一目标，拿破仑越过自然边疆把荷兰、北德意志和北意大利和中意大利的一部分，达尔马提亚部分地区纳入帝国范围内。在拿破仑自俄国溃退以后，反法联盟鉴于拿破仑超群绝伦的军事能力，对彻底战胜他并无把握，因此愿意在承认法国自然边疆的基础上进行和谈。而拿破仑却拒绝了这一相当优厚的条件，最终法国在欧洲大陆的边界退回到了1790年的边界。法国外交决策者既然不能把外交目标与本国的外交能力和国际权力结构中的恰当地位相匹配，因此就只能事倍功半，对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得而复失了。
  
        拿破仑为给以神圣罗马帝国为核心的传统欧洲政治格局以最后的打击，鼓动欧洲各民族以法国为榜样，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这样的政策只能说是是为全人类的利益或者上帝本人服务而不是为法国本国利益服务的，属于典型的无限和抽象的外交目标。这一外交政策对法国本国国家利益扩张最要命的是，追随在法兰西道路上的那些现代民族国家最终往往都成为了法国的利益竞争者。虽然这种政策有助于多元化国际权力格局的形成，但很少能为法国所用，更不利于法国的势力扩张。因为这种格局虽然限制了单极霸权国家，但更加限制了法国这样的实力稍逊一筹的挑战者国家。
 
        在大国崛起进程中，英国自有一以贯之的外交原则——外交战略应该建立在对人性、外交利害关系、外交权力结构和地缘政治处境以及历史经验有充分的了解的基础上。英国的整个外交战略的原则是，保持自身的外交独立性，促进欧洲大陆的权力多元化，追求海洋霸权。这三大原则都有具体有限的目标可以操作——反对罗马教廷的对英国政局的干涉，反对欧洲大陆上出现单一的强权，在海外争霸中击败竞争对手。在英国的大国崛起之初，伊丽莎白把个人的婚姻问题作为外交舞台上的剧目，与各国势力频繁周旋，为的是使英国成为各大势力拉拢的对象，而不是一边倒地加入到队里的阵营中。英国的欧洲大陆政策集中在保护低地国家的独立与和平发展，反对欧洲大陆军事强权掌控这一地区从而对英国形成威胁，不管这种军事强权是西班牙，法国还是德国。英国的这一长期外交目标一直是有具体和有限的，对于欧洲各大势力有针对性和宣示性的效果，从而能使这些强权能就事论事，自我克制。如果英国不是推出具体有限“低地国家政策”，而是以一种法国式的浮夸态度声称要把全欧洲的外交权力格局按照英国的意志和原则塑造，估计其他强权都会惴惴不安，难免走上共同反英以求削弱英国的道路。这一欧洲大陆国家联合反英的格局曾经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出现过一次，英国如果轻举妄动的话难免又会重蹈覆辙。

         英国在欧洲持之以恒推行均势外交政策，是为了使欧洲大陆国家互相牵制，有利于英国攫取世界霸权。英国在与荷兰、法国与俄国的世界争霸中，在具体的外交纠纷上极有节制，从不记恨，因此既不会为了报复而耿耿于怀，更不会因为犯罪而戚戚于心。英国在海外争霸战争中给荷兰和法国以毁灭性的打击的时候，总不忘留有余地，让对手体面退出。在与法国争夺印度的斗争中胜利后，给法国留下了殖民据点本地治理。在美洲，英国在大获全胜之余也给法国留下了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两个富庶的小岛。对荷兰也是如此，在可以利用的时候，即便击败荷兰也极有节制，以防荷兰在欧洲彻底倒向法国共同反对英国。在十九世纪中期后，因普鲁士崛起，原由荷兰承担遏制法国的战略任务被取代的时候，英国便在东南亚对荷兰势力大打出手。英国在胜利时对失败的敌人慷慨仁慈，并不需要诉诸人道主义和普世主义情感，英国在决裂时对曾经的盟友铁面无情，也不需要诉诸仇恨和偏见。唯有这样不动感情，专注利益，才能真正关注于具体有限的外交目标，使国家利益在具体有限的领域得到积累，使本国的外交优势获得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